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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研究
——基于1159名在校大学生的实证分析

2022-06-18李济沅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2年3期
关键词:制度化意愿政治

李济沅 孙 超

(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58;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浙江杭州310027)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网络社会塑造了青年的生活方式、学习形式以及思维范式,同时青年也是网络社会的重要建构主体。以知乎为代表的社会化网络问答社区的兴起、发展和成熟,开辟了青年生活、学习、交往的崭新时空场域,同时也在网络舆情事件中扮演了愈发重要的角色,如火遍全网的“翟天临事件”在发酵过程中便有知乎深度参与、持续追踪的痕迹,也由此铸就了青年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新形态,并产生了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他们是网络公共空间中个人意志的积极表达者、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和网络舆论的积极助推者,通常以社会公共议题的新兴知识权威、网络舆情事件的意见领袖等形象出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指的是“法律及相关制度规定以外政治参与方式或行为,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或者是法律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的参与方式”[1]。伴随着网络社会的蓬勃发展,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将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界定为:网络社会中公民借由非官方组织机构提供的网络信息渠道和公共空间表达个人意志,进而对公共行政进行干预的行为。

大学生参与并诱发的高校网络舆情事件,对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大学治理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动机是行为的先导,因此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构成了重要的研究着眼点。现有关于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的研究聚焦于外部影响与内生驱动两个层面。在外部影响层面,网络环境是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冯刚、黄渊林认为,“网络媒体通过大数据、算法推荐等信息技术了解大学生的浏览习惯、挖掘大学生的信息需求、精准把握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并在此基础上强化推送大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排斥其他内容,由此为大学生构造了一个充满相似信息的网络环境”[2]。张宁、唐嘉仪以微博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偏好、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个体型和群体型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3]。在内生驱动层面,公共服务动机和自我效能感解释了青年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内生性动力。雷尼(Rainey)认为,以公共服务为信念而努力工作的人非常重视帮助他人、造福社会和自我奉献的工作[4]。佩里(Perry)通过丰富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利用政策制定吸引力、对公众利益的承诺、同情心以及自我牺牲四个维度证明了公共服务动机与政治参与之间的相关性[5]。而自我效能感通过促进人们的认知过程从而影响到政治参与的意愿及程度[6]。

综观现有研究,存在群体特征建构不清晰、内生性驱动挖掘不充分以及引导策略针对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在准确把握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典型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探究青年大学生的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及其生成原因,有助于在理论层面精准把握青年在网络社会的成长发展规律,在现实层面引导青年成为网络社会的积极建构力量,从而守护网络公共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风气,守望青年健康成长。

二、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的映像建构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研采集了2021年浙江大学在校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情况调查数据。调查对象面向当年在校生,调查主要包含了对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认知态度、行为取向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三部分内容,通过便利取样的方式共收集有效问卷1159份。根据样本特征分析(见表1),样本在性别结构、民族结构上均与总体相近,而在政治面貌结构与受教育程度结构上,样本与总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可视为样本数量较少导致的合理误差,因此可认为本研究的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此外,所用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均大于0.8,有效样本数据的KMO值均大于0.5且通过了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符合信效度要求。

表1 样本特征分析表

(续表)

(二)变量选取与测量

大学生的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是本研究的核心变量,问卷通过李克特七级量表将参与意愿量化为由“很低”到“很高”(对应分值为1-7)的有序分类变量。由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2)可得,相较于传统的制度化参与方式,如通过辅导员、班主任、各级学生组织以及校长信箱等方式参与学校决策,大学生更倾向于借助知乎、微博等公共网络平台以及校内论坛等校内平台发表观点。而此类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方式一旦与高校相关的热点事件结合便极易诱发网络舆情。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从根本上对这一现象做出有效应对。

表2 大学生对不同参与方式的参与意愿统计表

现有研究表明,公民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往往会受到内生性的双重驱动,一方面基于个人主义动机,“参与意愿会受到效能感的影响,亦即公民所感受到自身的政治参与是否能带来改变,以及结果是否受到政府重视,都会影响其政治参与的热情”[7]。另一方面基于利他主义动机,参与意愿会受到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能否服务于团体、地方、国家或全人类利益将是公民决定是否参与的重要因素[8]。基于此,本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之一为自我效能感。本研究对自我效能感的测量使用了施瓦泽(Schwarzer)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本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之二为公共服务动机。本研究对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使用了佩里(Perry)编制的四项目量表,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使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对于量表进行降维处理。

在问卷调研的基础上,本研究筛选6名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强烈并且深度参与过网络舆情事件的典型代表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3),对调研结果进行补充和完善。

表3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三)回归模型建构映像

通过对已有理论框架进行梳理,本研究将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作为因变量,将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作为自变量,将性别、政治面貌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建构起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线性回归结果

本研究在回归模型中依次加入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等解释变量以及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建构起三个回归模型。随着解释变量的不断加入,模型的Adj R2值不断上升,这意味着模型的拟合程度稳步提升。在建构模型后,为检验模型质量以及模型是否满足多元线性回归的前提条件,必须进行模型后检验。针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模型的方差膨胀系数(VIF)在1.015-1.390 之间,均小于5,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对模型进行残差独立性检验,三个模型的D-W 值分别为1.996、2.009、2.010,均在2 附近,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即样本数据之间不存在干扰关系。在残差正态性检验中,模型残差服从正态分布。而在残差方差齐性检验中,随着预测值的增加,残差值保持相同的离散程度,说明模型的方差齐。以上检验均证明,模型质量较好,可以有效开展后续的线性回归分析。

由回归模型可知,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以及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学生工作经历、奖项荣誉经历都会对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其中自我效能感的回归系数值为0.270,意味着自我效能感会对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越高,大学生越倾向于参与网络决策。公共服务动机的回归系数值为0.244,意味着公共服务动机也会对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共服务动机越强,大学生越倾向于参与网络决策。

除了自我效能感与公共服务动机两个解释变量之外,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于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较之本科生在网络决策中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参与意愿。而政治面貌、学生工作经历与奖项荣誉经历则与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即那些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或群众,且没有任何学生工作经历与奖项荣誉经历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

(四)典型特征分析

本研究从1159份样本中以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对应分值在4.0及以上)为标准筛选出253份样本,结合回归模型与半结构化访谈的分析结果,发现当前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呈现互联网依赖度强、内生性驱动力强以及圈层化符号性强等典型特征。

1.互联网依赖度强

随着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的普及,互联网已经在无形之中深度嵌入到青年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对互联网的依赖度更为显著。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人均每日上网时长为3.74小时[9]。而本研究筛选的调查样本平均每天花费4.71小时上网,其中每日上网时长在6小时以上的达27.13%,其中相当一部分时间都停留在知乎、微博等网络公共平台上。受访者大二学生小林表示:“说手机是我的‘体外器官’、网络是我的‘第二故乡’一点也不为过,现在基本上所有信息都可以在网络中获取,各种生活需要也都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如果手机没电或者连不上网络,我会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青年大学生在充分发挥各种网络平台基本的资讯与学习功能的同时,进一步挖掘并拓展了这些网络平台的娱乐与社交属性。在功能性与娱乐性的双重耦合作用下,以知乎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然而,对于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而言,在强互联网依赖度映衬之下的,却是现实生活中的弱存在感。受访者大四学生小颜表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社恐患者’,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我可以应对自如,有一种如鱼得水的自由感,但是一些线下的社交活动对我来说,就像是大型的网友见面会,身处其中我会感到局促不安。”本研究调查显示,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在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网络虚拟空间的同时,其提升自身学业成绩以及参与社会工作的意愿和能力都相对有所下降。这也直观体现在他们的学业表现以及综合素质等方面,大学期间获得过院级或校级奖学金荣誉称号的人数比例以及有过一年以上学生工作经历的人数比例均显著低于样本数据。

2.内生性驱动力强

自我效能感与公共服务动机共同构成了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在驱动力,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自我效能感较强,均值达到了5.902(最高值为7,下同),即其对于自身政治参与的能力有较强信心。除了利己主义的期待以外,在利他主义的驱动下,他们的公共服务动机也较强,均值为6.055。个人能力的自我肯定与奉献集体的主观意愿使得这类大学生群体相较于一般大学生拥有更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并且突出表现在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中。由图1可知,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等各类政治参与渠道,他们的参与意愿都显著高于一般大学生,尤其在公共网络平台上的政治参与意愿差异尤为突出,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的参与意愿指数为4.312,而一般大学生群体仅为2.503。受访者硕士研究生(三年级)小张表示:“我时常在网络上关注各类社会热点,尤其是看到一些不公平的现象时,内心会升腾出一种正义感和责任感,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发声,如果因为我的努力能够为事件的处置带来一些促进作用,我会很有成就感。”

图1 不同途径参与意愿对比图

当外部环境激发青年群体产生政治参与意愿后,其中部分青年会通过采取具体行动予以实践。然而,相比一般大学生群体35.96%的参与比例,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仅有45.78%实际参与到决策中。受访者大三学生小骆表示:“在网络上表达诉求容易,但是实际参与到具体事件中时间成本就比较高了,也会有一些现实顾虑。”高政治参与意愿与低实际参与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生对于传统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不适性以及对于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陌生感。

3.圈层化符号性强

大学生在网络社区彼此交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圈层化的话语符号和文字标识,并以其特有的话语风格而得以区别于其他群体。以知乎网络平台为例,在知乎创立之初实行邀请认证制度时所创造的诸如“谢邀”“刚下飞机”“博士学位”等经典表达仍然沿用至今。受访者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小刘表示:“虽然在网络社区中大家彼此都戴着面具,但透过对方在论坛发言的风格,我就可以确认是不是‘自己人’,有时即便是只言片语,当看到那些懂的人都懂的‘圈中术语’时还是会被瞬间戳中。”通过创造新的话语符号或为惯用的话语符号赋予新的内涵等方式,他们不断强化自身“精英主义”的身份认知以及圈层化的文化归属。

以网络化叙事为载体,通过发帖、点赞、评论、转发等方式表达个人意志是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在形成叙事脉络时,他们往往会在形式上运用信息拼接和观点堆砌的方式,在内容上通过客观陈述糅合主观分析甚至是使用臆测的方式凸显其看似严谨的逻辑体系,以证明自身言论的论证合理性。受访者大四学生小李表示:“关于一个热点事件,网上的声音和观点都很多,在发帖时,我会尽可能将各方观点都予以呈现,并且基于自身的理解将各种信息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陈述,当然在信息选择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主观的成分在里面。”大学生个人意志表达也蕴含着他们的价值主张,虽然他们试图将价值中立融入自己的叙事模式,但是在实际言行中难免会掺杂基于自我效能感产生的个体取向与基于公共服务动机产生的公共取向,并容易将二者混淆。

三、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生成原因

青年群体既是网络社会的重要建构主体,也是网络社会直接塑造的对象,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现象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相互耦合、共同作用的综合映像。作为网络社会“原住民”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大学生的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既受到自我效能感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内在驱动,也受到网络社会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勃兴的外在影响。

(一)内在归因:自我效能感与公共服务动机驱动

1.意识觉醒

“大学生正好处在人格和心理逐渐趋向成熟的过渡时期,自我意识发展,让他们渴望变得独立,渴望充分表达与众不同的观点主张”[10]。渴望融入集体又拒斥被集体湮没、期望被看见又逃避从众随大流等矛盾心态杂糅交织,进一步加速了青年自主意识的萌发。尤其对于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而言,主体意识的觉醒激发了个人意志表达的渴望,过往智识的累积强化了他们在网络空间建构话语权的优势,再加之对网络社会的天然适应性和胜任力,青年大学生很容易在网络公共空间占有一席之地。在海量信息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的网络社会之中,他们不愿意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也不满足于只做网络事件的旁观者或盲目从众的追随者,他们更倾向于凭借异质化的话语表达和观点输出在网络公共空间中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以标志性的话语符号建构自我并吸引他人关注、以网络化标签区隔身份彰显独特性,一些青年甚至将自己塑造成为“知乎大V”“网络红人”等形象。从表面上看,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现象的兴起是青年网络话语权的自我维护,其深层次本质在于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的自我呈现。

2.情感激励

在知乎等网络虚拟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交互突破了现实生活的时空限制,也不受传统科层制等组织形式的约束,而是一种普遍联结、自由交流的样态。对于部分大学生而言,即便他们不是现行评价标准中的佼佼者或现实世界中的强者,仍然可以绕过“现实的我”而在虚拟空间中建构“另一个我”,即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默默无闻,仍然可以在虚拟空间中成为“大神”一般的存在。在网络空间中制造“一鸣惊人”博取关注的存在感、发表“真知灼见”挑战知识权威的满足感以及引领“吃瓜群众”主导舆论走向的成就感,共同构成了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在正向情感激励机制。“网络空间是人群聚集的高地带,每时每刻都会有海量的人群借助网络交流或学习,与现实社会相比,同一网络空间的群体可能会缺少共同的心理支持或情感基础,但可以通过文字、表情包、音频、视频等文化符号唤起集体行动的关注点及情感连接”[11]。大学生在网络空间良好的情感体验也促使他们将网络公共空间视为自己表达意志的“乌托邦”,而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情感体验的落差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网络社会的依赖,这也容易加剧他们与现实世界的疏离。当在虚拟空间中戴上新的面具后,他们不再是现实生活中“孤掌难鸣”的透明人,而摇身一变成为了“众星捧月”的明星。

3.效能驱动

“当发生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时,舆论在传统媒体难以得到生长和表达的空间,网络成为人们观照现实、实现社会参与的空间”[12]。由公共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舆情构成了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鲜活场景,青年群体纷纷入场积极参与,摆脱了现实生活场景的制度束缚,不再“袖手旁观”,而是成为网络公共空间中“伸张正义”的活跃力量。他们以网络符号作为身份象征,在一些社会公共热点问题中通过网络化的话语表达彰显“文化权力”,进而对热点事件施加群体舆论影响乃至掣肘网络舆情事件的处置进程,展现出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和公共服务动机。在班杜拉(Bandura)看来,“效能信念影响思维过程、动机水平和持续性以及情感状态,所有这些都对所实现的各种行为起重要作用”[13]。通过行使网络话语权力在网络舆情事件中产生影响的成功实践也进一步提升了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制造网络舆论产生社会影响便是青年网络话语权力效应的具象化呈现。而且,由诸如“维护正义”“捍卫自由”等这些积极个人体验所激发的自我效能感构成了他们话语表达、观点输出、舆论引导等网络参与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二)外在归因:网络社会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勃兴

1.特质形塑

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构建的网络社会理论认为,“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14]。网络社会的蓬勃发展拓宽了青年成长发展的时空场域,打开了青年生活、学习以及社交的多维面向,以知乎为代表的网络问答社区的兴起进一步创新了网络社会中知识生成、传播以及共享的机制。网络问答社区“通过社会大众化参与的方式吸引同类话题爱好者发表个人观点、意见,或是分享自身经验、经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网络中的知识集聚和流动”[15]。“网络社会让基础性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加便捷,‘有事问度娘’成为青年知识学习的自发行为,‘不懂上知乎’成为青年资讯获取的首要途径”[16]。青年群体既是网络社会积极的建构主体,同时在与互联网的耦合关系由弱渐强、依赖度由低变高的过程中,网络社会也于无形中塑造着青年的生活方式、学习形式以及思维范式。青年对互联网的信任和依附会无意识地由某一个领域自然扩展到其他领域,形成“由一向多”的泛化现象。因此,当社会公共事件发生时,互联网更加容易成为青年群体观点交融、交锋的阵地,知乎等社会化网络社区也自然成为青年政治参与的合适之选。

2.技术赋能

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铸就了一个“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手机等移动终端逐渐进化成为人们的“新器官”。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使用便捷、隐蔽性强、交互性好等显著特点造就了网络公共空间独特的文化景观。青年“一键触网”便可以做到“行动自如”,“流量自由”便可以实现“言论自由”,“戴上面具”便可以宛如“重获新生”,“敲敲键盘”便可以恣意“指点江山”。对于互联网“原住民”的青年群体而言,与在网络空间快速吸引公众关注、引导社会舆论、获得认可追捧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成的“高增益”相比,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需要投入的资质成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道德成本、风险成本等显得微乎其微,“高增益低投入”的强烈反差进一步为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值得警惕的是,“社交媒体所具有的信息环境自由开放、信息传递即时双向、信息内容海量、终端服务免费、低‘身份门槛’等导致了‘失控的信息乌托邦’”[17]。大学生既可以成为在网络舆情事件中引导舆论的“意见领袖”,也容易由于认知不够全面客观、思想不够成熟理性等原因而遭到“反噬”,被舆论误导,甚至会突破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他们当中的一部分青年被网友戏谑为“键盘侠”“键政侠”。

3.行动追随

“由于网络打破信息传播主体的一元化和垄断性地位,网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更不是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的‘应声虫’,而是集信息的挖掘者、发送者、接收者、加工者、使用者于一体”[18]。“围观即是参与”“点赞即是关切”“评论即是表达”构成了网络社会的鲜明特征。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也随之发生泛化,即便是对于自己并不熟悉的事物也可以“跨界”关注并发表观点,即便是陌生人也可以因为特定事件建立起的共同情感而催生共同行动,这使得一些原本局限于特定领域的小众话题也会因为公众的广泛关注而“出圈”,乃至随着舆论发酵逐步演化成为社会焦点问题,进而引发了一股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社会风气,其社会影响力从各领域的网络舆情事件便可见一斑。当依托网络媒介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蓬勃兴起,互联网凭借其强大的媒介记忆属性促使青年逐渐养成对社会公共事件认知和应对的思维惯性和行为习惯,这不仅对制度化政治参与模式带来一定冲击,也会为大学生形成一种示范效应,进而引发青年群体的追随和仿效,诱使青年产生“掌控舆论即占领正义”的错误认知。

四、思考与建议

本研究表明,相较于其他青年大学生群体而言,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具有互联网依赖度强、内生性驱动力强、圈层化符号性强的特点。从积极意义来看,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创新了网络公共空间知识生产、传播与共享的机制,为网络社会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形式的拓展注入了生机,对网络时代大学治理形态乃至社会治理形态的优化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和借鉴价值。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生是网络社会中各类社会思潮争夺的关键群体,易于被舆论裹挟、误导,进而在喧闹的网络社会中或堕入狂热而失去理性、或坠入迷茫而不知所踪、或陷入失落而自我放弃,不利于青年健康发展甚至会消解青年信仰主流的思想根基。因此,有必要从强化青年思想价值引领、优化青年政治参与环境、夯实青年网络基本素养等方面对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加以引导。

(一)强化青年思想价值引领

提高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在知识生产泛化、知识传播社交化、知识共享扁平化的网络社会中,青年大学生只要对特定事件或特定领域拥有话语权,便可以在特定时期或特定场域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通过对信息的结构与重构实现知识的生产,并借助社交化手段完成信息传播,在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强化青年思想价值引领,厚植青年大学生信仰主流的思想根基尤为关键。其一,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把关人”作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精准把握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所创设的宝贵时机,一方面要基于有效的信息甄别实现“去伪存真”,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为青年提供积极健康的价值滋养。另一方面要主动驳斥网络社会中的负面思潮,在正与反的交锋中赢得青年、引领青年。其二,要发挥朋辈“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效应。注重从学生党员、学生干部以及各类先进典型等大学生群体中挖掘培育“自带流量”的青年意见领袖,引导他们在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事件中客观理性思考、主动正面发声,充分激活朋辈示范引领效应,从而在高校网络舆情处置中发挥缓冲和调节的关键作用。其三,要发挥大众媒介思想价值引领的叙事主体功能。通过典型塑造、议题设置等方式在壮大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方面积极作为,纾解青年大学生在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中思想层面存在的矛盾张力,从而在多元多变中立主导、谋共识,将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形塑为网络社会的积极建构力量。

(二)优化青年政治参与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19]。实践证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人们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方式”[20]。制度化政治参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有机融合是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得以实现的重要逻辑前提。从现实运行情况来看,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者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并行(即两种方式相互支撑)、平行(即两种方式相互孤立)、逆行(即两种方式相互冲击)。显然,两种方式并行是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运行的理想状态;当两种方式发生逆行时,往往也伴随着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相较于具有“官方色彩”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而言,青年更倾向于选择便捷、自由且具有“民间色彩”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鉴于此,官方治理主体应及时应变、主动求变,积极弥合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种方式之间的缝隙,推动两种方式同向同行。如各官方机构、主流媒体进驻知乎、抖音等网络平台便是积极的尝试,治理主体通过主动深入到青年群体集聚的网络公共空间中寻找舆论线索、倾听民众声音并且在重要事件中适时发声,不仅可以为科学治理决策提供信息支持,而且在确保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还可以有效拓展青年政治参与的渠道载体,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引导青年大学生养成客观认知、沉着思考、理性发声的思维惯性,从而在青年与网络社会的正向交互中持续优化政治参与环境。

(三)夯实青年网络基本素养

网络社会中的虚拟世界无法脱离社会现实而孤立存在,日益增强的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文化景观是青年在现实社会的成长焦虑、发展需要、真实诉求在网络社会的镜像投射。“以青年为代表的现代人将社会交往、消费体验等日常生活方式从现实移植到网络社会时,却并未将相应的秩序规则同步复制到网络社会”[21]。相对于较为成熟的现实社会,网络社会的生活秩序、道德秩序和法治秩序尚处于建构完善阶段,仍然会面临多元思潮冲击、多元文化碰撞等诸多挑战。大学生作为网络社会的“弄潮儿”,对时代的感知更加敏锐,也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因此,提升青年群体的网络素养势在必行。高校不仅要立足于课堂主渠道,加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协同融通,不断拓展网络素养培育的创新载体,还要主动深入网络空间倾听青年声音、发现青年线索,并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回应青年困惑、夯实青年网络素养,从而与网络社会相适应。要通过培育青年大学生的基本科学素养,促使青年在众声喧哗中保有理性的思考和正确的判断;通过培育青年大学生的基本媒介素养,助力青年辩证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推荐的“技术绑架”,避免陷入“信息茧房”的泥沼;通过培育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法治素养,警示青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做到线上线下知行合一,成为“校园好网民”。

透过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现象可以发现,青年大学生群体在高校网络舆情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通过制造网络舆论表达个人诉求、参与高校治理、影响高校决策,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青年文化景观。“青年文化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而出现的,中国青年文化从一开始就属于我国主流文化的范畴”[22]。青年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作为青年自我效能感与公共服务动机内在驱动以及网络社会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勃兴外在影响共同作用的文化产物,蕴含着网络社会青年文化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也充分展现出互联网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对大学治理的技术赋权效应愈发凸显,学校、社会各方需要对这一现象及时适应、主动协同、有力引领,方能引导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成为社会治理的崭新形态和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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