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赤水“媲美羊碑”碑主考释

2022-06-17郜宁

名家名作 2022年5期

郜宁

碑刻作为一种无声的文字载体，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通过对碑刻的释读，可以学到很多文化知识，而这一切都基于正确解读碑刻内容。正确释读碑刻内容，必须严格遵守其客观真实性，才能予以正确释读。在复杂的碑刻材料中，重要的是主碑内容，其是整个碑刻材料的头脑，而碑主的身份信息更是重中之重，堪称整个碑刻材料的灵魂。在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大同镇天桥村，矗立着一块“媲美羊碑”，历经岁月的侵蚀，字迹斑驳，通过可辨的、有限的文字信息，尝试对其碑主身份进行考释，以求证于诸位方家。

一、何谓“媲美羊碑”

“媲美羊碑”，顾名思义，就是可以跟羊碑相提并论，故首先应当知晓“羊碑”为何。“羊碑”全名“羊公碑”，又名“堕泪碑”，位于湖北省襄阳市的岘山上，是当地人民怀念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羊祜所建立的。碑文字里行间都对羊祜进行了歌颂和赞美，是为颂德碑无疑。

“媲美羊碑”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大同镇天桥村南，坐南朝北，其所立年代为清光绪十六年（1890），因其阴面碑额题有“媲美羊碑”而得名。碑2.5平方米见方，为三门四柱结构，碑宽2.68米、通高4.41米、厚0.43米，碑座长3.26米、宽0.72米、高0.26米。碑体整体由红褐色砂石建成。碑两面有字，阳面顶额题名“紫马双旌”，上部两旁横额分别为“邱泰”和“召棠”，内联为“两个好使君间岁蒲革便远，一般贤太守何年竹马遥迎”。主碑题道：“郡侯星阁刘镜秋陈公大人去思碑”，外联为“事业直参循吏传，勋名无添大夫官”。阳面其余内容难以辨识。碑的阴面顶额题名为“媲美羊碑”，对联为“阁郡自今蒙乐利，居民那复惜锱铢”。阴面其余内容难以辨识，碑文均用楷体，据可辨识内容，此石碑属于颂德碑。

二、碑主考释

此石碑在全国文物第二次普查中被首次发现，并被命名为“刘镜秋碑”，而在全国文物第三次普查中被更名为“羊碑”，足见对于此石碑为谁所立并无定论，此石碑阴面题“媲美羊碑”，所以所颂之人当为德高望重之人，但是想要解开这个谜团，还要回到石碑本身上来。

主碑中间题“郡侯星阁刘镜秋陈公大人去思碑”14个字，其中上方“郡侯”2个字为共享，右侧“星阁刘”和左侧“镜秋陈”为并列对应，下方“公大人去思碑”6个字为共享。上方“郡侯”容易理解，“郡侯”为两晋时期官员称呼，相当于明清时期的太守一职，这也与对联中的“贤太守”相呼应。分歧主要为右侧“星阁刘”和左侧“镜秋陈”，如果与上面“郡侯”及下面“公大人去思碑”放一起解释，则为“郡侯星阁刘镜秋、陈公大人去思碑”，这样会造成歧义。首先，“星阁”作何解释？查阅相关资料，并无关于“星阁”的记载和解释，即便“星阁”是未被记载或已经不用的地名，那么与上面的“郡侯”二字也并不衔接，故将“星阁”作为地名解释并不合适。“星阁”二字是否可以解释为“郡侯”下面的属官呢？若如此，“星阁”与“镜秋”便成了对应关系，即“星阁”与“镜秋”属性一致或相近，均为“郡侯”下面的属官，但是查阅相关资料，并无“星阁”与“镜秋”作为官职的解释，即便有所未查，但是根据对联中的“两个好使君间岁蒲革便远”，可知刘、陈二位大人离任时间为“间岁”，因此，不会出现“星阁”与“镜秋”作为官职名称在历史变迁中发生变化的现象，故将“星阁”与“镜秋”作为刘、陈二位大人官职的解释也是行不通的。如若将刘姓大人的名字解读为“刘镜秋”，那么陈大人的名字直接消失，以“陈公”一笔带过，而“公”本为共享，此时上承“刘镜秋”也并不合适。

综上，将“星阁”和“镜秋”作为地名或者官职解释均不合适，那么似乎将二者作为刘、陈二位大人的名字解释就成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将“星阁”和“镜秋”与“刘、陈”倒过来解释，“星阁”对应刘姓大人，而“镜秋”对应陈姓大人，即刘、陈二位大人分别叫刘星阁和陈镜秋。事实上，在古代碑刻中，将姓与名颠倒过来的现象并不少见，如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板桥镇小海子村的“郑廷翰诰封碑（清光绪二十一年〈1885〉）”，主碑题道：“皇清诰封恭人晋封宜人郑母氏周”，将郑廷翰的母亲的姓氏颠倒过来，由“周氏”题为“氏周”，由此可见一斑。又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长期镇华阳村的“廖袁氏墓碑”中题道：“氏囗、氏囗、氏囗、氏囗”和“氏囗、氏陈、氏刘、氏囗”。再如，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长期镇华阳村的“杨奇椇墓碑（清光绪十三年〈1887〉）”中题道：“皇清例赠登仕郎故显考讳奇椇杨公老大人之墓”和“氏囗、氏袁、氏胡、氏囗”。上述碑刻都是清朝时期遵义市的碑刻，与“媲美羊碑”存在时空重叠，可见在当时当地，将姓和氏颠倒过来的现象并不少见。故此石碑当为纪念刘星阁和陈镜秋两位大人所立。

然查阅正史、野史和方志等各类资料，并未找到有关刘星阁和陈镜秋两位大人的任何信息，作为“媲美羊碑”的两位碑主，自当青史留名，缘何并无任何信息流传下来？至此，一个大胆的假设在脑中出现：“星阁”和“镜秋”并不是刘星阁和陈镜秋大人的正式名字，而应当是两位大人的字或者号。循着这个思路继续查阅正史、野史和方志等资料，果然有所得：“刘启瑞，字星阁，湖南湘潭甲子科举人。光绪六年（1880）到任，八年（1882），调罗斛厅，九年（1883）二月复任，时厅中寒士入学，所需教官红银，廪保贽见，必先交关清楚乃得覆试。事后措办多所困难，而教官廪保屡问无偿，至于押追。星阁睹此情形，乃集三里首事商议，提拨各庙公款，又倡捐俸银百两，并募捐得千数百两，置买田地，年租即作红银贽仪规费，至今寒士德之。”（《仁怀厅志》）又“陈沄，字镜秋，四川筠连监生。光绪十四年（1888）署仁怀厅同知。到任，因见三里地方粮务，由书役专主作弊，或浮收，或勒派，以致良民受害。又或以厘毫小数积欠，限内故为宽纵，限满请官差提籍以勒索，必偿欲壑而后已。镜秋察其弊，申明各宪，厘定章程，较前民间约输一半，当时士民颂声载道。又值买街房地基，兴修考棚，两廊暨鼓楼龙门等，规模始见完具，置备号棹，生章便之。”（《仁怀厅志》）“先任印江，惠政尤多，后升思南府。”（《印江册报》）

由上述可知，刘启瑞（字星阁）和陈沄（字镜秋）的生平事迹诸多重叠，二人于光绪年间都在仁怀厅任职，整顿三里地方事务，资助寒门士子、减免百姓赋税等，得到当地士子和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故当他们离任时，当地的士子和百姓出资为他们立功德碑。主碑中间缘何出现“有字无名姓在尾”的现象，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考释，方能自证其说。

三、“有字无名姓在尾”试析

纵观此石碑主碑，可发现此石碑中间出现了“有字无名姓在尾”的现象，缘何造成这种现象需从主客观层面进行分析。

（一）客观原因：失误说

碑刻被雕刻完成是一个纯手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失误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在不影响表意的前提下，雕刻者可能会将错就错。例如，遵义市盘县的“郑廷翰诰封碑”所题“皇清诰封恭人晋封宜人郑母氏周”中的“氏周”可能是由失误造成的，正确的就应该是“周氏”。但是在另外几通碑中，却否定了这种可能。在遵义市赤水市的“杨奇椇墓碑（清光绪十三年〈1887〉）”中题道：“氏囗、氏袁、氏胡、氏囗”，四个“氏某”接连出现，此时若还用失误来解释显然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的；再同样位于遵义市赤水市的“廖袁氏墓碑”中题道：“氏囗、氏囗、氏囗、氏囗”和“氏囗、氏陈、氏刘、氏囗”，连续八个“氏某”的出现，直接就将失误造成的这种说法推翻。另“杨奇椇墓碑（清光绪十三年〈1887〉）”中的“皇清例赠登仕郎故显考讳奇椇杨公老大人之墓”与此石碑中的“郡侯星阁刘镜秋陈公大人去思碑”有异曲同工之处：“皇清例赠登仕郎故显考讳”交代了碑主的身份，这与此石碑中的“郡侯”的地位属性是一致的，下面的“奇椇”与此石碑中的“星阁”和“镜秋”的地位属性是一致的，最后的“杨公老大人之墓”与“公大人去思碑”的地位属性也是一致的。综上，通过对两通石碑主碑内容的解构分析和解读可以得知，从客观层面上用笔误造成顺序颠倒未免武断，其主观原因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主观原因：中国古代称谓礼制的影响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以礼仪之邦享誉世界，中国古代的封建礼制更是影响深远，关乎此石碑出现“有字无名姓在尾”现象主要与中国古代的称谓礼制密切相关。

1.“有字无名”

上述考释了此石碑上当为刘、陈二位大人的字，而非二者的名，缘何会出现“有字无名”的现象，此处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字德名讳”的传统影响。“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作为世界礼仪之邦，中国古代的称谓礼制也是一门学问，在中国古代，“名”是一个人的标志符号，经常和“讳”连用，就成了名讳，除了耳熟能详的避（皇帝的）讳之外，在古代碑刻，尤其是在墓碑中较为常见，例如上文中提到的“杨奇椇墓碑”主碑题道：“皇清例赠登仕郎故显考讳奇椇杨公老大人之墓”，其中的“讳”字包含着对逝者的尊重，这是中国古代死者为大观念的产物。回到此碑刻上来，此石碑为去思碑，不同于墓碑，如果采用墓碑那套名讳的说法，明显是对刘、陈二位大人的亵渎，和感恩戴德就无半点干系，故此石碑不能如此。另外，“字以表德”正好满足此石碑的应用目的，就是感念刘、陈二位大人的恩德，故此石碑采用“有字无名”的形式寄托了对刘、陈二位大人的感念。

其二，“字尊名卑”的主客体限制。“名者，己之所以事尊，尊者所以命己；字则己之所以接卑，卑者所以称己。”刘、陈二位大人位居高官，相较于为他们立碑的士子和百姓而言，明显属于尊者，处于卑者地位的士子和百姓们为刘、陈二位大人竖立纪念碑，是为了表达对刘、陈二位大人的尊敬和爱戴，以刘、陈二位大人的字代替二位大人的名，是在刻意地表达对刘、陈二位大人的尊敬、爱戴和思念之情。如若换做二位大人的名讳，难免有轻薄之意。这也与中国称谓传统相互对应：“即敬称、尊称、下对上称字，自称、谦称、上对下称名。平辈之间一般都称字，只有在很熟悉的朋友之间才称名，否则‘指名道姓’‘直呼其名’，则是不尊重对方的无礼行为。”为刘、陈二位大人立碑本是为了歌颂两位大人的事迹，断然不会在称谓礼制上出现问题，不会言及二位大人的名讳，以“字”代“名”无疑是两全其美的选择。

2.“姓在尾”

此石碑将刘、陈二位大人的“姓”置于“字”之后，造成了释读石碑的困难，“姓在尾”现象的出现应当是以下原因。

其一，“氏尊姓卑”的传统使然。中国是礼仪之邦，对于姓氏文化也很重视，中国古代有“男人称氏，女人称姓”的传统，《通志·氏族略序》：“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男人称氏，女人称姓，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背景下，可知男人所称的“氏”，比女人所称的“姓”要高贵得多。“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上古时代，氏是姓的支系，用以区别子孙之所由出生。”从中可以看出，“氏”代表了尊贵的地位，而“姓”只是代表血统的一个参照物，“标志家族的字。如：姓名；贵姓。《说文·女部》：‘姓，人所生也。’《玉篇·女部》：‘姓，姓氏’。《诗·唐风·秋杜》：‘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毛传：‘同姓，同祖也。’”从上述可以看出，“氏”是身份和地位尊贵的象征，这与古代社会男性为主导的事实相对应。而“姓”则象征属于某个家族，有从属的意味，这也与古代社会女性悲惨的身份境遇相对应。上面提到，“氏”比“姓”重要，那么出现将“某氏”改为“氏某”的现象便不难理解了，“氏”在“姓”前，可能就是为了突出女子相较于男子而言的从属地位，这应该是雕刻者刻意为之。以此类推，在遵义赤水的“媲美羊碑”中的“郡侯星阁刘镜秋陈公大人去思碑”，应该是当作“氏”的“星阁”二字放在了作为“姓”的“刘”字前面，正确解读顺序当为“刘星阁”；同理，“陈镜秋”亦然。碑刻上出现顺序颠倒，当为刻碑者有较强的男尊女卑意识使然。

其二，尊者为“某公”的俗称。“公”是“对人（特指对老年男子）的尊称”。相较于同样可以表示尊贵的“大人”而言，“公”字更显官方，更能突出人的尊贵地位。如若按照正常顺序，则“公”上承“刘星阁”和“陈镜秋”，成了“刘星阁公”和“陈镜秋公”，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称“某公”的历史文化传统，故颠倒正常顺序，以达一举两得的目的。此外，“公”“后泛称朝中职高掌权者”。刘、陈二位大人作为为官一任的地方大员，在当地士子和百姓眼中自然属于朝廷中职高掌权者，因此被称为“某公”也是合乎古代礼制的称呼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