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王朝鼎革，旧朝士人面对易代之际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念、人生理想、利益取向做出迥然不同的政治选择。他们当中，有的人马革裹尸、杀身成仁被赞为“忠义”，有的人改换门庭、效力新朝被讥为“贰臣”，还有的人保全节义、遁居山林被称为“遗民”。历代史家常以此来评价人物，对“忠君”和“行道”的不同选择褒贬不一。比较来看，由于戏曲、小说、影视作品等的渲染，人们一般对“忠义”与“贰臣”两类形象有所了解，对“遗民”的思想和生活则相对陌生。本文我们就以元初的南宋遗民为窗口，来了解这一类特殊人群的生活世界。

宋少帝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南宋的残余势力在宋元崖山海战中全军覆没，统治中国300余年的赵宋王朝至此终结。面对宋元易代，无力回天的南宋士人五味杂陈。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有两条：要么改仕新朝，继续实践自己济世安民的政治理想；要么退隐江湖，甘当遗民，完美履行儒家君臣大义的道德规范。当时，相当一部分易代士人在忠君观念、“夷夏之防”和现实落差的支配下选择了后者。

从忠君观念来看，中国自古就倡导忠臣孝子的道德准则，有不仕二朝的政治传统。相传忠于商朝的伯夷、叔齐兄弟在周武王灭商后耻食周粟，最后饿死，这成为后世称颂的道德榜样。一部分士人就是在这样的道德感召下，以遗民自居，开始为宋守节。从“夷夏之防”来说，元朝是蒙古贵族统治的王朝，很多以中原正统自任的南宋士人在心里不愿意接受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这使他们出仕新朝变得更加困难。从现实落差来看，元朝根据征服的先后顺序，将百姓笼统地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族群，南宋故地的居民——南人的政治地位最低，加之元廷对儒学的重视程度远逊于宋朝，江南士人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巨大的反差促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故国之思，宁可骄傲地隐遁，也不愿意在新政权中为五斗米而折腰。

元初的南宋遗民按政治态度可分为激进、温和、边缘三种类型。激进型的遗民大多曾参加过宋末的抗元战争，对宋朝赤胆忠心，对元朝厌恶憎恨，心存复国之念，言行激烈，终身不仕。如南宋进士谢枋得五次被元廷征召皆不应，坦言自己“忠臣不事二君”；做过宋将李庭芝幕僚的龚开擅长画马，在其名作《瘦马图》中画有瘦骨嶙峋但姿态庄严的瘦马，以示自己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温和型的遗民多未参加过抗元活动，宋亡以后，他们心怀对宋朝的深厚情感，或居家钻研学术、寄情书画，或出家避世以求精神解脱。他们的诗文书画中充满了对故国的眷恋怀念，也有对宋朝灭亡的深刻检讨。边缘型的遗民徘徊于纲常与现实之间，虽然怀念故国，对宋朝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也不排斥元朝。如著名文人周密，宋亡后不仕，他不仅与各地遗民联系紧密，与仕元的“贰臣”、南下的各族官员也有较多交往，甚至有不少遗民通过他的介绍而出仕元廷。

怀念故国在元初的前宋官员、士人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在遗民们的精神世界里，这种情感格外强烈。元朝的民族政策很不公正，但文化政策却相对宽松，因此这些遗民可以较为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他们对现实不满、对故国眷恋，赞美宋代的风流文雅，怀念文天祥等英雄人物，对元朝的政治风气、社会风气和士人风气则多有批评。

宋朝浓厚的文化氛围、崇高的文人地位是遗民思故国的重要内容。元朝虽然也用中原典章治理天下，但制度中杂糅了很多草原的传统，对在汉代就已取得统治地位的儒学的重视远逊于前代。南宋时，参加科举乡试者每科多达40万人，约占当时成年男子的2.5%，这种情况随着元朝的统一而发生了改变。元朝的科举考试长期废罢，儒学不再是政府选取人才的主要标准，原本可以凭借诗文出人头地的士人群体政治地位严重下降，社会上对儒学的重视大不如前。这种强烈的反差，使遗民们对儒学、儒士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担心和忧虑。

遗民因情感上的共鸣而彼此亲近，在一起时经常追忆往昔，共同感怀前朝的清风霁月。张炎是宋朝名将张俊之后，宋亡后纵游江湖，常与志同道合的遗民一起“采薇餐菊，或歌或泣”，共同吟咏亡国之悲。南宋端明殿学士兼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宋末使元时被扣留而不得归。后来听说宋朝亡国，“旦夕哭泣不食饮者数月”。元廷“以其节高欲尊官之”，但他表示忠臣不事二君，坚辞不受，还曾倾囊赎出文天祥被俘虏的妹妹，助其归家。家铉翁对儒学有很深的造诣，曾以《春秋》教授弟子，“数为诸生谈宋故事及宋兴亡之故”，讲到动情处经常流泪叹息。元成宗时，他被放还南归，遗民孙潼发徒步往见，二人“握手道旧故，辄相对唏嘘泣下”。

遗民们还结成了大大小小的诗社、词社，通过结社联咏、定期聚会发挥着政治影响。如遗民吴渭、谢翱等人创立的月泉吟社曾通过大规模的诗社活动，把南方多个地区近2000名遗民志士动员起来，通过诗歌唱和号召他们坚定为宋守节的信念，拒绝元廷的征士活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遗民们在集体的诗词唱和中抒发亡国之悲、感叹沧桑变故、寻求群体温暖，把所有对故国的反思眷恋和对自身的命运感怀都寄托在了那些伤逝凄婉的绝唱中。“百花洲畔，十里湖边，沙鸥未许盟寒。早隐琴书，犹记渭水长安。”这是遗民张炎的沧桑吟咏，也是所有隐于江湖而“犹记渭水长安（此处的长安代指故都、故国）”的南宋遗民的家国之叹。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周密追忆南宋临安风貌的杂史《武林旧事》（因西湖边有武林山，故临安也被称作武林）成书，他在自序中深情地感怀道：“往昔与朋友们一起朝歌暮嬉，酣玩岁月，以为人生本就应当如此，并不知晓太平景象、承平乐事是难得的际遇。现在时移世易，忧患飘零，追忆往昔，殆如梦寐，这怎能不令人慨叹呢！”

与时移世易相伴随的往往是情随事迁。元代的遗民现象大约存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随着岁月的更易，年长的遗民相继离世，还在世的遗民对宋朝的挚爱也逐渐淡去、对元朝的统治已经适应，加之元廷征士的频繁、科举制度的恢复、贫穷生活的煎熬、权力地位的诱惑，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对元朝的态度逐渐有所亲善，甚至做出了出仕的选择。

大儒吴澄一生的进退是南宋遗民态度转变的一个缩影。吴澄自幼聪颖好学，宋末考中乡试。元军攻陷吴澄的家乡江西后，他与好友一同隐居在乐安的布水谷。在谷中，他甘于清贫，以学为业，潜心著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到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廷多次派人劝说吴澄出仕，均被他拒绝。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新君即位，诏授吴澄为国子监丞，并命江西行省敦促其赴官。次年，吳澄到任。此后他历经仁宗、英宗、泰定帝数朝，先后出任国子司业、翰林学士、经筵讲官等职，后于泰定二年（1325年）纂修《英宗实录》后告病还乡。此后元廷对其仍有征召，但吴澄未再赴任。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吴澄病逝，享年85岁，获赠临川郡公，谥号文正。吴澄从坚决不仕到为官济世的经历反映了南宋遗民对元朝从排斥到逐渐接受的心路历程，折射出这个特殊群体在王朝更替的特殊时期的别样生存状态。

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元朝统治的稳定，南宋遗民的数量开始减少，遗民思想在南方士人的诗文中逐渐消失，遗民间交游宴会的频率也在降低。至元成宗时期（1294——1307年），已经鲜有声势浩大的群体性遗民互动了。遗民时代缓缓落幕，故国的明月就这样伴随着武林旧梦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