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晅

围棋发源于中国，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棋类运动，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围棋文化内涵丰富。其中古往今来的围棋棋手蕴含的精神品质是围棋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章拟从历史的角度阐释围棋棋手们的精神品质，以人的精神层面剖析围棋文化，分析围棋历史上棋手表现出来的优秀品格、人生态度、棋道精神、时代精神等等。通过这些分析，文末也对围棋精神文化层面的传承问题进行了探讨。

围棋发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棋艺运动中的一种比较高级的棋艺。其起源很早，先有《世本》记载（初见于明代方以志引用），后有晋代张华《博物志》中记载“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故有“尧造围棋”之说。但据学者考证此说法仍有漏洞故而存疑。笔者无意探讨围棋起源论，不再赘述。围棋悠久的历史诱发了围棋浓厚的文化。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多聚焦于围棋本身的发展史，以及围棋作为中國哲学、政治、传统文化的符号或者象征的意义，而较少关注围棋古往今来外化于人，于棋手身上的精神品质与精神文化层面，缺乏一定的研究。文章将研究围棋历史文化中的棋手精神品质。

智慧与谋略

何谓棋手？词典上一般解释为擅长下棋的人，也有些词典上解释为下棋的人。而在文章中，棋手应为那些擅长下棋、懂得棋道、尊重围棋且对围棋有一定研究的人，这些人将作为文章的研究对象。而那些仅仅会下围棋，技艺欠缺或者道德不足的人，将不作为研究对象。历史上善弈者众多，且水平参差不齐，文章将选取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棋手作为研究对象，来发掘其身上的精神品质。

围棋棋手往往富于智慧和谋略，这是围棋的特性决定的。古时的围棋虽不及当今围棋复杂，但也有纵横十七路之多，棋手若非有出色的记忆力，以及非常人所及的理解能力与智慧，便很难悟出围棋的精妙，拥有高超的棋艺。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便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棋手。《三国志·王粲传》记载其“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他算路深厚，富有智慧，同时又博闻强记，记忆超群，在路边看到一块石碑也可以将其完整记下。《三国志》又有载曰：“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校，不误一道。”王粲可以在观看一局围棋之后丝毫不误地还原一整局棋，令旁人瞠目结舌，这也是围棋“复盘”行为的最早形式。王粲也著有《围棋赋》（今大部已佚失），其在《围棋赋序》中写道：“清宁体道，稽谟玄神，围棋是也。”其以“清”“宁”与“玄”来阐述自己对围棋的理解评价，拥有了空前的高度。王粲此种博闻强识，聪慧过人正是优秀棋手的典型特征，是围棋精神外化于人的体现。

除此之外，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马融、桓谭都是围棋棋手，二人都将军事兵法与围棋紧密联系起来，马融专门撰有《围棋赋》一文，指出：“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这体现出围棋可以作为战争军事所用的操练盘。桓谭所作《新论》中亦曰：“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这两位富有谋略的经学家赋予了棋手谋略过人的精神品质，也使围棋的精神文化得到了首创性的拓展，使围棋不再由单一的人文品格组成。在两汉之后，围棋不光以一种娱乐方式存在于民间，围棋棋盘与棋子也往往作为中国古代军事战争时模拟操练的工具使用，围棋也会被作为培训军事家的良好工具。不难发现，古代的精于谋略的将军们大都是优秀的围棋棋手。

沉着、雅量与“矫情镇物”

棋手们通过围棋的训练与培养，往往会表现出沉着冷静，淡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对弈的棋手以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示人，倘若失足粗鲁，便会认为失去了弈之雅致。这种独特品格也被称为“矫情镇物”之雅量。西晋时有一散骑侍郎裴遐，为善弈者。《晋书》记载：裴遐“尝在平东将军周馥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未即饮，司马醉怒，因曳遐堕地。遐徐起还坐，颜色不变，复棋如故。其性虚和如此。”裴遐即使在饮酒行棋的过程中被人不敬拽倒于地，也会保持其认为的棋手的优雅品质，不动怒，淡然地继续完成棋局。反之，越发体现出周馥将军司马的心浮气躁，礼节不当。事后有人问裴遐是如何做到如此沉着淡定的，裴遐答道：“只不过在忍耐没有表现出来罢了。”此可谓“矫情镇物”。所谓“矫情镇物”，即克制情绪并以此影响他人。“矫情”一词单看似乎夹带着贬低的情感，但从围棋文化的角度看，“矫情镇物”用在棋手身上并不含贬义，而是赞颂一种淡然豁达、性情雅致、意志坚强的宝贵精神品质，是棋手的“雅量”品格。

“矫情镇物”的精神品质倘若在棋手裴遐的事迹中算是“小事一桩”，那么体现在东晋谢安身上便是大将风范。谢安不仅仅是东晋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名棋手。据《晋书·谢安传》记载，太元八年（383年），前秦大举进攻东晋，东晋以谢安为征讨大都督，总领朝政。双方于淝水之战前，前秦号称的百万大军与东晋不过8万人的军队差距悬殊，形势异常严峻，“京师震恐”。而此时的谢安却镇定自若，“夷然无惧色”。《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厉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这便是谢安临危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而正因为谢安如此沉着冷静，临危不惧的表现，稳定了整个军队的军心，加之其精于谋略，以少胜多的超群战术，最终晋军在淝水之战中大胜而归。而在《晋书·谢安传》中可以看到另外的记载：谢安棋局完毕回屋时，“过户限，心甚喜，不觉屐齿之折”。由此可见，谢安实际上对这场战役也不是有十足把握，其内心也很忐忑不安，才会差点被门槛绊倒。

谢安在两军决战时淡然弈棋，不将忐忑显露于色，足见其“矫情镇物”的修养，也可以看出此时作为棋手的谢安是能够做到异常淡定的，故围棋赋予谢安此种可贵精神品质是大有益处的。围棋中“矫情镇物”虽不可致人以清心寡欲之程度，但已足以证明弈棋可以控制冲动，作为排遣焦虑、紧张、激动等情绪的方式。

专注与“坐隐”

《孟子·告子》中有《弈秋》篇，中有云：“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据此可推断，弈秋为春秋时期鲁国人，是全国知名的棋手，他在教授两人围棋时，一人专心听讲，心无旁骛。一人思绪飘渺，听课敷衍。结果两人棋艺差距极大，这并不是智力的差别，而是注意力、专心程度的差别。弈秋他日另有经历：弈秋在山上指导他人下棋，在弈秋正听着苼乐出神之际，他人向他请教了一个问题，而此时的弈秋竟然未能答出来。可见即使是弈秋这种围棋大师，在下围棋时也容不得分心。围棋就是如此精妙而又锻炼人的心智，棋手弈秋表现出的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可贵精神，成为围棋运动必要的品格。89136473-F393-4D58-86EE-982894A4C18F

“坐隐”为围棋的一个别称。隐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亦是一种价值观念，精神品质。称围棋为“坐隐”意即无论身在何时何地，只要坐在棋枰之前，便只专心于棋局，能摆脱世俗的牵挂，与隐士无异。 围棋棋手“隐”的高超之处在于专心，全神贯注。可贵之处在于“心隐”。专心这一品质是人皆可言但是人非可行的，古之成大事者，必有專心之才能。往往身体肉体可归于寂静，但心仍喧嚣难以隐藏。优秀的围棋棋手们“坐隐”的精神品质构成了围棋精神文化的可贵价值。

棋道精神与时代精神

棋手的棋道精神应是围棋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与棋手的时代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棋道精神具体表现为棋手对于围棋的尊敬与热爱，对于自我棋风的坚守，对于弈棋时个人意志力与信仰的坚持。棋道精神是棋手直接作用于围棋本身的精神品质，是前文论述的各种精神品质的坚固基石。清代的围棋是围棋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中国古代的围棋在清代已趋于成熟。清代围棋高手如云，国手辈出。而其中一位棋手黄龙士凭借其高超的棋艺在棋坛执牛耳多年，并位列“国初十四圣人”。黄龙士的棋道精神在于他天资颖异，不断攀登高峰;更在于他富有创意，一反常态的自然、轻灵的棋风。棋手徐星友在《兼山堂弈谱》中称赞黄龙士的棋艺：“寄纤稚于淡泊之中，寓神俊于形骸之外。”棋手邓元穗《弈评》称赞他：“当危害存亡之际，群已束手智穷，能于潜移默运之间，益见精心妙用，空灵变化，出生入死。”黄龙士的棋风独具一格，别于常规，也正是因为他的坚守棋道，才能开创清代围棋属于他的时代。

与黄龙士棋道精神紧密相连的便是他的时代精神，即敢于变革，不囿于成局，自出新意的时代使命感与责任感。他打破了清代以往传统狭窄凝重的棋风，而异峰崛起，风格突变。要知道，黄龙士挑战的是过百龄、周东侯、盛大有等一系列清代围棋大师。他与这些国手相比更具有开拓性，不畏权威，敢于首创，这正是围棋赋予黄龙士身上的时代精神。黄龙士的围棋理论主要收录于其所著《弈括》一书，该书总结了黄龙士关于布局、攻守战术、形势判读、虚实策略等围棋战略战术。正是这些围棋思想和时代精神确定了座子制时代的序盘、定式大格局，为近代围棋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黄龙士对围棋发展的最大贡献。

围棋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不仅物质层面的围棋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以棋手为载体，作为人的精神层面的围棋历史文化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棋手精神品质中表现出来的智慧谋略、沉着雅量、专注等人生哲理与态度，棋道精神与时代精神无不是需要传承与创新的精神文化。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革之下，围棋文化也应当去传承与变革。唯有了解并深究蕴含在围棋历史文化中棋手的可贵精神品质，才能在变革中将围棋文化发扬、传承，更好地发挥其教育功能与文化功能。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89136473-F393-4D58-86EE-982894A4C1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