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观圣

苗族墟场作为一种集市贸易，其选址除了受到人口、交通等常规因素影响，还受到了苗族传统经济文化、政府治苗政策的影响。其选址不但解决苗人生活所需，也使得苗人观念产生变动，伴随国家权力的深入，奠定了“苗疆”现代地方行政布局雏形，汉族的深入，改变原有苗汉分布，对苗族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集市贸易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现的一种商品交换形式。在湘西地区被称为墟场，也称“赶场”，其产生的历史深远。湘西作为一个土家族、苗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清至明国时期，因为族群分布以及历史政策等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以土家族聚集的土司控制地区和以苗族聚居的化外“生苗”地区。

影响苗族墟场选址因素

市场选址布局往往受到多种因素左右，有市场选址的普遍因素，也有因历史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独特因素。湘西苗族墟场的选址有墟场选址的共性：交通、人口、资源，也有其独特性：防苗、苗汉关系、地方势力争夺。

交通线的变迁。商品贸易汇集离不开便捷的交通，墟场作为一个商品交换的场所，通达的交通是选址的首要因素。如花垣雅桥场“清朝时期苗族人民在此河面上始建石墩木桥，桥上起屋盖瓦，摆摊设点，成为墟场的中心，命名为鸦桥，解放后将鸦桥雅化为雅桥。”而环顾苗族墟场，越是繁荣的墟场，其交通线的汇集密度越大。古丈的龙鼻嘴场，“在湖南省古丈县西南，与乾城（吉首）县交界，有官道经之，”同时又至保靖大岩、葫芦的道路汇集，成为保靖古丈乾城三县交界地带最繁荣的墟场之一。而交通不便的墟场常常难以为继，吉首丹青场，1948年地方绅士倡议开设丹青场，因地处边远交通闭塞，墟场辐射面小而未成。

交通在不同时期，其发展程度有所不同，苗族墟场最初产生在沿苗族边缘临河的码头，“今永绥厅治城，临酉水上源，下流迅速，故自治城花园（花垣），开舟顺流极驶，其自下而上，虽舟行不易，而终竟一水之便，且早路使捷。”清朝后期苗族因為境内地势起伏不平，大河数量少，河运不发达，其墟场的设立主要依靠陆路交通，各种官商驿道的交汇;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公路交通修建，苗族墟场选址开始沿公路设置，如麻栗场，其原来设立在排达鲁，清末民初时期搬迁到麻连，后多次迁移，直到1937年湘川公路通车，场址才稳定在现在的麻栗场。

屯政的建立与瓦解。“十年一小乱，六十年一大乱”是湘西苗族地区在封建时代的真实写照，长期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屠杀，起义不断。为防苗，清统治者在民苗交界区修汛堡，到民国屯防松弛，许多屯防碉堡渐渐演变为墟场。保靖水银场原名水荫场，雍正年间清朝政府为了镇压苗民起义抗屯，于水田区苗族人民进出要地水荫场设有副臬台，安扎大小营盘，驻兵一百二十余人，并将水荫场立为首坝，修有右营衙门，所属千总、把总、外委均来此朝贡，人员众多，市场繁荣。墟场沿边分布，苗人生活受影响，导致苗人常常越界骚扰。政府为安抚民心、维持稳定，满足苗人日常所需，逐步放开墟场设置的限制，苗地内墟场增多。

但苗族墟场作为一个集市贸易，人流较多，成为人口信息流动中心，墟场常常成为苗人起事的联络点，而墟场上奸诈商人欺苗人不懂文书，常常对苗人进行盘剥，因此“谕旨，所以近民苗之往来而禁各寨私相接受，以防盘剥腹削意至深也，定期交易之场，仍由营屯弁兵时时鉴察弹压，以平其争。”因此苗防屯政的建立与瓦解是影响苗族墟场选址最具特色的因素。

地方的争夺。墟场作为商品贸易的场所，势必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根据宣统《永绥厅志》记载：“上七里排大鲁场，逢一逢六，每月六场，一场能出3000、4000千余串钱生意……”保靖复兴场在民国时期有“饮食、南杂、客栈达十四家，桐油行五家，布匹、百货两家共有资金16.93万元。”吉首乾州在抗战时期“因墟场辐射面广，上市人数一般万人左右，最多达三四万人。”墟场上交易货物种类各异，交易的数目也各不相等，总体而言每场交易利润非常可观。最初墟场的设置，多是苗人的自发之举，后来渐成规模，受到政府重视，纳入官府管理。“各墟场之组织，均有‘场头管理。即场之包征员，总管税收事务。”墟场设立后官方的介入，墟场为政府所控制，每场所产生的税收成为政府重要收入。政府初期具有较强的威信，对墟场的控制力度较强。到晚清民国时期，社会混乱，政府权威旁落，基层控制出现真空。而政府长期委任的“场头”多系苗族地方豪强，有一定的势力与权威，当政府对其控制较弱，其独立性变强，墟场的发展也受这些地方势力操控，墟场税收入常常被“场头”们私吞。保靖县水田河场“系水田区苗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点，场址因各场头、寨主、官商相互争夺，曾经搬迁数次，最后定于大寨河坝即余化南（水田乡乡长）家门口，而位于永绥的麻栗场墟场其先后搬场五次，全系地方强人争夺所”。直到1936年湘川公路通车，场址迁至距麻连2公里的公路旁才稳定。

因此，清朝至民国湘西苗族墟场常常成为各种势力的争夺焦点，其墟场地选址也就变动不止。

苗族墟场选址的影响

湘西苗族地区墟场的选址受到地理条件、政府政策变动等条件的作用，存在着不同的差异，这导致了苗族内部社会产生许多变化，对湘西苗族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解决生活所需，促进经济发展。湘西苗族墟场贸易最初的形成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但苗人的生产力有限，许多生活产品自身无法产出如食盐，由此必须要和汉人进行交换。然而最初的苗族墟场多受上文所提及的防苗的影响，选址多在苗汉交界地带，但苗族地区地域广，而苗寨众多，缺少市镇，苗人居住远离沿边地区，交通的不便，造成“欲买者无地，欲卖者无方”皆是买卖困难的问题。由此恢复苗族内部墟场必不可少。

“在清代，县内墟场场地多择寨旁空坪，或搭草棚，或堆架乱石，货物杂陈。买卖人或蹲或立，日晒雨淋。民国以来，农村小集镇还渐形成，集镇店铺、街巷及空坪，便成了农贸墟场，并无公共设施。”湘西苗族墟场贸易，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是从长远看来，对于湘西苗族的社会生产生活却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墟场作为商品聚散地，既将苗族社会中剩余的劳动产品集中起来，成为商品，彼此之间进行交换或者运往外界销售。将苗人所需要的产品集中运到苗族里来，分不同的墟场将其销售给苗人，解决苗人的生活生产需求，发挥了墟场的商贸作用。同时，苗人将自己所剩余的农产品和一些家庭手工业产品，如粮食、苗布、农具等，通过墟场进行交换贸易，转化为其所需要的或者是商品，用于购买其他的生产资料，从而进行新的生产活动。由此墟场贸易满足和实现了苗族的扩大再生产，促进的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FAA73BE-D317-40C1-A203-F806241D93E4

所以，苗族墟场贸易既满足了苗人生活所需，同时也促进苗族地方经济得到发展。

奠定苗族现代地方行政中心雏形。集镇作为城市与乡村的过渡聚落，人口多以经商为主的非农业人口，其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商业居民点。湘西苗族在“乾嘉苗民起义”后，清政府为了隔开苗汉，改“以汉治苗”的流官制为“以苗治苗”。实行屯田制，理清苗汉界限，在苗族聚集区边缘设立许多防苗屯兵之地，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民寨。

民寨有军、农、商，人口来源广，位置多在交通便利的路、河旁，其商业集中、规模较大，因政府、军事等原因，逐步发展成为城镇，比如：清水江边上茶峒因“永绥协”的移入，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综合了商业、交通、文化、军事于一体的小城市;花垣河旁的花垣因为“永绥厅”的移入，成为全厅的行政中心，而后发展成为花垣的经济、文化中心。而苗寨中苗人事农无商，导致苗族有寨无城，且苗寨分散在湘西大山之中，依山靠田，方便农耕。苗寨规模小而散，聚族而居，大则不过百户，小则五六户，一般多为三五十户，固缺乏形成城镇的基础。而苗族原有苗族的行政中心，在以屯田制基础上划分的苗仓中。苗仓设有苗守备、苗千总等苗官，駐扎有苗兵若干人，用于管束约束苗民，权力极大，据史料载：“该管界内苗人，听尔约束，凡有田角细故，许尔秉公调处。如有不安分、作奸犯科者，即拿解本辖文武衙门。”因此苗族的基层行政中心为苗仓，而苗仓设置在苗寨之中。

直到苗族墟场的开设，汉人进入，形成商业聚集地，打破苗族单纯的农业聚集;苗汉交流，有苗人脱离土地，进集镇废农习商，提高了非农规模，扩大了商人力量，使得墟场开始向小城镇过渡。如永绥厅上七里的行政中心，从原来的“尖岩仓”迁入了麻栗场;民国时期，地方实行保甲制后，撤销屯兵，麻栗场成立了太平乡乡公所。乡公所作为民国基层行政机构，标志国家统治深入基层。

苗人观念的变动，改变原有苗族苗汉分布。苗人事农，汉人重商，究其原因为二者立足基础不同。苗人同姓聚族而居，多傍土地而迁，土地是其立足基础;而土地是稳定的，阻碍了苗人的交流互动，因此苗人具有保守性;加上政府的屯防限制，苗人活动范围仅限于苗族聚集区内，“只知汉，不知国”的观念根深蒂固，家族的大小影响着权力大小。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习俗与文化，造就了苗人的传统观念。而墟场汉人以技为生，他们跳脱土地限制，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加之以市场为导向，具有不稳定性，也导致其迁移频繁，需要融入和适应不同的环境;同时在过去那种狭小的市场环境，其后代不得不分居各地，导致其家族观念、亲情意识、集体概念相对淡薄，由此产生了重利的商人观念。

改土归流后，汉人入峒，花垣形成苗寨与民寨两块区域。苗族居住多以一姓或两姓聚族而居，迁移多以土地中心聚族而移，偶有其他姓氏因为婚姻等其他因素迁入苗寨，也多为聚族而居。由此整体而言，苗寨姓氏单一，民寨姓氏多元，麻栗场墟场场址确定后，经商的客民构成来自各地，他们的迁入使麻栗场的民族成分和姓氏呈现多元特征。据笔者本人调查，解放前迁入到目前仍定居麻栗场的姓氏共有23个，其中田、龙、张、秧为苗族，多为周边苗寨苗人，因位置较近，加之利益驱使，入市经商，零散分布在墟场，打破苗人居住和迁移传统。如麻栗场的张姓为上紫花迁入，田姓多为下紫花迁入;而杨、罗、周、王、邓、符、曾、邱、严、李、黄、龚、唐、陈、胡为汉族; 田、向、宋、彭姓多为土家族。他们初迁多为一人或兄弟两人，后发展到少则两三家，多则五六家的状态。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太平乡汉族达到160户 687人，花垣县率先在汉区实行重点减租，太平一保（麻栗场村）赫然在列。

由此可知汉人深入苗族，苗汉分布打破原有局面。

任何一种市场的选址都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差异的是各地的历史文化因素而产生不同的作用。苗族墟场的选址，受到苗族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影响，其对当时以及后来的苗族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社会进步。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3FAA73BE-D317-40C1-A203-F806241D93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