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传彬

儿歌，在许多儿童文学理论书籍中，称为“歌谣”“童谣”“儿童诗歌”“儿童歌谣”等等，众说纷纭。有人又将儿歌称为“幼儿歌谣”，这里为什么不称儿歌、童诗、童谣，而称为歌谣呢？因为“歌谣”二字，不但包含了儿歌、童诗、童谣的涵义，较为完整，而且又有古朴的味道。现代一般人，总是将“儿童歌谣”“儿歌”“童谣”等名称混淆使用，甚至选择其中的一个名称来代表。其实，“儿歌”与“童谣”并不相同，“儿歌”是歌咏与儿童生活有关的歌谣，“童谣”则是保留了“民谣”中有关政治性题材以外的部分，纯粹歌咏一般描述成人的生活、情感、福祸、成败、规谏、观念、意识、道德、见解等的歌谣。

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开宗明义说：“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儿歌是周作人新创的名词，后来的研究者，把古童谣与民歌、民谣合称为“歌谣”。

儿歌、童谣、儿童歌谣，该怎么区分？或是混为一谈？各家说法不一，莫衷一是，实有深入探讨予以厘清的必要。

在古代，“歌”和“谣”是有区别的，《诗·毛氏传》云：“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有伴奏、伴唱的是“歌”，没有合乐的歌称为“谣”。

什么是“童谣”？童谣的别称很多，例如“ 童子歌 ”“ 小 儿 语 ”“ 孺 子歌 ”“ 童 儿歌 ”“ 儿 童谣”等等，杜文澜在《古谣谚·凡例》中把“儿谣、女谣、小儿谣、婴儿谣”也归入“童谣”，各家说法各异，其内容大致相同。杨慎在《丹铅总录》卷二十五说：“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

参酌上述说法，我认为“童谣就是儿童传唱的、没有乐谱或伴奏的歌谣”。

童谣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帝尧时代的《康衢谣》：

立我蒸民，

莫非尔极。

不识不知，

顺帝之则。

这首《康衢谣》被称为最早的童谣，读起来艰涩难懂，但古代语言的字词本来就不多，《康衢谣》是用古人的日常用语写的，出自《列子》《仲尼》篇：

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曰：“立我蒸民，莫非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这段文字是说，帝尧治理天下五十年之后，并不清楚天下是否治理好了，于是，他打扮成平民深入民间了解治绩。可是，童言童语可信吗？有人就利用“童言无忌”这个护身符，写了反义思想的童谣，让儿童来传播。例如汉献帝时的太师董卓，仗着权势，作恶多端，于是就有人写了一首童谣来诅咒董卓，这首转引自《后汉书·五行志》标题为《献帝初京师童谣》带含谶语的童谣内容如下：

千里草，

何青青，

十日卜，

不得生。

这首童谣结合了离合格的字谜而成，“千里草”是“董”字，“十日卜”是“卓”字；若是按照“董卓”这两个字来拆解，顺序应该是由上而下的“草千里”“卜十日”，然而这首童谣离合顺序却颠倒了，暗示董卓以下欺上、以臣凌君的恶行；若将整首童谣翻译为白话文，是这样的：“蔓延千里的野草啊，是多么的青翠！占卜它们的命运，不过十天，它们就活不下去了。”

这首童谣巧妙地以“卜”问天，“不得生”的结果归于天意、天谴。而这首近乎诅咒的“谣”，透过童口流传于民间，让官方无法追究、禁止。中国乱世多、盛世少，古代童谣必然要承载许多政治元素，肩负着批判、预言、歌颂的使命。然而，要从童谣中找出历史的真相，那是难上加难，这也是“谣言”不可信的原因。不过，有些皇帝也会学习帝尧微服出巡，探听民隐，了解民情；也有些皇帝为了展现宽宏大量，广纳诤言，然而皇帝是否真的能接受建言，又是另一回事。

宋钦宗于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广开言路，征求建言，监察御史余应求上书建言，获得宋钦宗赞赏，奖赐他一套衣服。《大宋宣和遗事》有一首《宋钦宗时童谣》，讽刺当时的情形：

城门闭，

言路开。

城门开，

言路闭。

这首童谣的“城门”，是指边关，言路是指抗敌意见沟通的管道。全诗只有十二个字，关键在于“开”和“闭”两个字位置的调换。城门关“闭”了，言路就打“开”；城门打“开”了，言路就关“闭”了。雷群明、王龙娣在合著的《中国古代童谣赏析》中指出：“全篇四句，仅仅是这两个字的位置有所更换，却把统治者‘求言’的虚伪和平时的偷安给充分暴露出来了。”

考察以上的例子，古人所谓的“童谣”，有许多反映各个朝代社会及政治环境的“谶语”，也就是所谓的“时政歌”，是由当时关心时政的人，慨叹时局之作，故意提供给儿童吟唱，以遂行他们的政治目的。东周列国志第一回《周宣王闻谣轻杀，杜大夫化厉鸣冤》记载：“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可见古代的童谣具有广大的影响力。然而，古代的童谣留存下来的并不多，都散见于历代文史书籍里，直到明朝吕坤广泛搜集当代及古代童谣，进行改编，辑成《演小儿语》，于1593年出版，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儿歌专辑。吕坤在《演小儿语》每首歌后面都加注评语，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不符原意，却将古代童谣保存下来。经过吕坤改写之后的童谣，文字浅白，更为口语化，方便于口耳相传。

熊老夫人真名姜菊缘，与熊老同年同月生，但大熊老三天，在科学院诸夫人中很有名气，是贤妻的典范。1980年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七岁高龄。熊老夫人和熊老三岁订婚，十六岁结婚。我爹的一位好友曾经写文纪念熊老，文中也提到过熊老夫人，内容如下：“在共同生活的六十年中，夫人对他的工作十分理解，并大力协助。熊庆来三次赴法国，前后共十七年，家中全赖夫人独立支撑。”

继吕坤之后，清代康熙初年间郑旭旦辑录的《天籁集》书中，录收吴越地区48首童谣，其中两首有目无歌。作品分为两类，一类反映儿童心理和生活情趣，这类歌有成人创作、也有儿童随口编唱的，例如游戏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以及“一颗星，挂油瓶；油瓶漏，炒黑豆”。另一类作品以成人社会生活为题材，虽然也能教给儿童社会生活知识，但大部分内容要等到儿童长大后才能理解。

继郑旭旦的《天籁集》之后，又有悟痴生编辑的《广天籁集》问世。《广天籁集》共收录吴越儿歌23首，每首儿歌前后均有评语和按语。悟痴生还在按语中赞美了儿歌出于自然之音的“天籁”美，作品内容类别和形式各方面，都与《天籁集》相似。

十九世纪末许多中国学子到欧美去留学，带回来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例如思想解放、人权与女权、儿童教育问题等等，渐渐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当时社会改革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就曾论及儿童诗歌；黄遵宪也写了《幼儿园上学歌》（1902年）十章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模拟幼儿的口吻，以传统歌谣体，描写幼儿的生活画面，生动地传达了儿童快乐上学的心情，这两首儿歌清新优美，朗朗上口，流传极广。

1900年，八国联军进军中国，清廷被迫签下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唤醒了中国的民族意识。为了向年幼一代灌输爱国观念，当时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等人，也开始大量创作爱国儿歌，提供“学堂乐歌”（学校音乐课）教学之用。例如沈心工的《竹马》，写出了儿童从军的志气：

小小儿童志气高，

要想马上立功劳，

两腿夹着一竹竿，

洋洋得意跳也跳。

音乐家曾志忞对“学堂乐歌”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今吾国之所谓学校歌曲，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意指学校所教的歌曲，歌词比语文课本难十倍；他又指出“学堂乐歌”要以“适于教育之理论实际”为目标，“通俗上口又蕴涵深意”，“质直如话而又神味隽永”，要使“童稚习之，浅而有味”。他认为“学堂乐歌”的创作原则，是要“以最浅之文学，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与其填砌也甯自然，与其高古也宁流利。辞欲严而义欲正，气欲旺而神欲流，语欲短而心欲长，品欲高而行欲洁”。虽然这些是曾志忞对“学堂乐歌”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的见解，也是现今儿童文学创作应遵循的理念；我们只知道曾志忞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颇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活动家，却忘了他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先驱。在曾志忞编辑出版的《教育歌唱集》所收录的26首歌曲中，有8首是幼儿歌曲，例如《老鸦》，在当时几乎每一位儿童都会唱：

老鸦老鸦对我叫，

小鸦真正孝。

老鸦老了不能飞，

对着小鸦啼。

小鸦朝朝打食归，

打食归来先喂母，

自己不吃犹是可，

母亲从前喂过我。

这首儿童诗歌是以拟人手法写“乌鸦反哺”的情景，让幼儿在吟唱过程中了解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歌词的遣词造句是百年前上海方言的用语，现在读来虽然有点拗口，却也不难理解。

民国初年，察哈尔《阳原县志》卷十一，记录了一首宣统元年流行于民间的预言童谣：

大青灰，大青蓝，

大青黑紫，大青完。

阳原县有许多出售染料的商人，其中有大青灰、大青蓝，黑紫是不好的颜色，少有人会买。这首流传的童谣最后一个“完”字，隐喻大清将要灭亡。

1918年，正当五四白话文运动热烈时期，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沈伊默、刘半农、鲁迅等人，创办《歌谣》周刊，发表搜集各地歌谣作品，将其中的儿童歌谣称为“儿歌”，从此，“儿歌”这个专有名词被广泛使用，沿用至今。虽然，1918年是“童谣”与“儿歌”名称转换的关键年，但是，“童谣”与“儿歌”的本质还是有差异，不能混为一谈。中国幼儿文学作家郑光中在他编著的《幼儿文学》一书中说：“现在所讲的‘儿歌’，不是指民间流传的童谣，而是指作家的诗歌创作，对童谣则称为‘传统儿歌’。”郑光中将童谣与儿歌作了简单的区分，成为日后研究者依循的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