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涛

作为经济学领域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数字经济大致是指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其范畴。在技术层面， 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在应用层面，“新零售”、“新制造”乃至“元宇宙”等都是其典型代表。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这个新经济业态发端于二三十年前，但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今天，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实体企业发展的强大引擎。

数字经济可以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调整是当今各国发展经济的重要课题，调整和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目的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产业结构调整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后者就是升级换代，即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的概念自2015年提出至今，已经或正在进行一场革命。新旧动能转换，即通过新模式代替旧模式，新业态代替旧业态，新技术代替旧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代替旧材料、旧能源，实现产业升级，实现数量增长型向质量增长型、外延增长型向内涵增长型，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旧动能转换的实质是增长向发展转换，核心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机制的转换——价格机制向价值机制转换、交易成本降低向附加值提高转换、边际效率提高向边际效益提高转换、经济规模向规模经济转换、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转换、跟爬模式向现代化经济体系转换、GDP经济向幸福经济转换。近年来，实体经济领域里面，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就是产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业规模大，但在高端领域竞争力不强，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而非强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成本优势，要素禀赋比较单一。随着劳动力红利的逆转以及其他要素成本不断上涨，将会大大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通过数字化改造，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通过自动化生产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形成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以及智能制造优势。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能够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终形成人工智能优势。这种优势由于具有数字资源的存储应用，使得它所主导的制造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具有明显的壓制性优势。由此可见，赋能并不是简单地赋予更大的自主权和做事的空间，更是“激发潜能”，促进企业生发出发展的内生动力。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科技与实体经济的加速融合，带来新产业、新模式的无限可能。实际上，数字科技能够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拓展经济与社会生活范围，在个性化需求基础上形成新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大数据的无限可能，带来了新兴产业的无限变化、延伸和创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国企业家已经通过数字科技在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社交媒体、视频应用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在创造性方面与美国硅谷的公司并驾齐驱，不少企业已经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数字经济在需求侧产生巨大的扩大内需、升级消费和引导生产作用，创造了更多就业，同时也提高了国际竞争力。

我国数字经济的海量数据、广阔市场空间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都需要技术推广、落地才能充分激活，因此加快数字技术转化应用，推动实体经济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商业范式创新尤为重要。具体来看，需要逐步推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企业，与农业、医疗、旅游、交通等行业深入融合，加快数字企业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延伸。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要对社会资本投资进行有序引导，既要防止“赢家通吃”，形成新产业领域内的严重垄断；又要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包括各地数字经济领域一哄而上，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指出，数字经济的经济结构呈“二八”比例分布。以2020年为例，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9%，占GDP比重为31.2%；相比之下，数字产业化规模为7.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的19.1%，占GDP比重的7.3%。这就是我国数字经济结构的现状，它表明，数字产业化比重远低于产业数字化。但数字产业化包括各种新兴数字产业以及相关新业态新模式，平台经济的主体即平台企业是其重要载体。正因如此，平台经济成为数字经济的代表形态和关键一环。它通常也在民营经济的范畴中，为产业数字化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着数字技术基本设施“十四五”规划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这为加快发展“有数企业”带来新契机，可深度发挥产业互联网平台优势和科技龙头“数字连接器”作用，持续向实体经济渗透融入以科技向善引领共享创新，促进“先强带后强”。

数字经济不是类似传统的有序的迭代式进步，它往往具有突进性、偶发性特征，转瞬间改变世界，这一性征并不是神话和不可想象。在数字经济影响下，要素禀赋重新流动、集纳和创新，形成显著的比较优势。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是翅膀，更是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