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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

2022-06-15田庆刚车四方刘禺涵

关键词:测度宜居重庆市

田庆刚,车四方,江 源,刘禺涵

(1.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重庆 400067; 2.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重庆 400010;3.重庆理工大学 经济金融学院, 重庆 400054;4.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 重庆 401120)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多年的快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因素之一。为破解难题,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随着2020年中国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成就,乡村振兴战略也将进入新的阶段。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许多学者从多个视角对其进行了阐述。叶兴庆[1]、黄祖辉[2]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罗必良[3]、范建华[4]从战略意义视角进行了阐述;廖彩荣等[5]、刘儒[6]等从理论逻辑视角进行了阐述;张海鹏等[7]从思想渊源以及实现路径两个视角进行了阐述。从定量视角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第一,乡村振兴战略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整体来看,张挺等[8]、闫周府等[9]、上海市乡村振兴指数研究课题组[10]等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方面构建衡量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只是在具体指标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第二,指标权重选取法。各指标权重的精确测度是精准衡量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关键步骤之一。通常,指标权重的测度方法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观法,如专家打分法、等权法、德尔菲法,李才森[11]用德尔菲法测度了乡村治理绩效水平,这类方法虽简便易计算,但是难以克服主观人为因素的影响;第二类主要是客观法,如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其中李刚等[12]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安徽省乡村振兴水平,方大春等[13]用熵权法测度了中国省际高质量发展水平,这类方法虽然部分克服了主观法的人为因素,但是难以刻画各指标间的非线性性、模糊性等复杂特征;第三类主要是主观法和客观法的综合运用,如张挺等[8]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测算了乡村振兴各指标的权重,这类方法虽然继承了主观法和客观法的优点,但是依然不能避免其固有缺陷。第三,乡村振兴水平计算法。常见的计算方法主要是综合指数法、模糊评价法、灰色关联度法、因子分析法以及层次分析法,其中徐腊梅等[14]利用因子分析模型测算了2015年我国乡村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近几年学界着重从定性视角阐释了乡村振兴战略,也逐渐开始重视乡村振兴的定量评价。但是,仍有不少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如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现有指标权重选取法依然存在一定缺陷。此外,现有乡村振兴评价研究大多是针对某些省份或区域的,而针对重庆市的乡村振兴战略的评价研究尚没有。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是重庆市的典型特征,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相对于重庆市的发展更为重要。而要探寻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面临的短板,有效提升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对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精准测度和评价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进行分析,并结合重庆市乡村发展实际,定量测度和评价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贡献可能包括:(1)构建了符合重庆市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乡村振兴战略是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多维度综合作用下耦合的产物,于是本文构建了包含以上维度的完整乡村振兴战略评价体系。(2)采用了改进的熵权法对重庆市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已有研究大多采用主观法对乡村振兴各指标权重进行测度,主观法涉及的人为因素过重而导致测度水平不精确。本文采用改进的熵权法是一种客观法,且能有效克服传统熵权法的缺陷,更加精准地选取各指标权重,从而能更精确测度和评价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二、重庆市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构建

(一)理论分析与指标体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使得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进入21世纪后,中央根据社会发展实际做出新的研判,于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安排,在随后10多年发展中,中国的乡村建设经历了“新农村建设”“建设富强美丽的新农村”和“乡村振兴”等阶段。可见,乡村振兴概念的提出是对前两阶段新农村建设的继承和深化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既符合历史逻辑,也契合时代精神,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对“三农”工作进行了创新性、全面性和战略性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遵循、总目标和总要求。事实上,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体系主要包含发展目标和总体要求等方面(见图1)。

图1 乡村振兴战略理论逻辑图

从图1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目标聚焦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几方面,且“现代化”比“强富美”具有更全面和更深远的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对发展目标的实现拟定了“三步走”的时间表,即“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础和底线;生态宜居是对乡村振兴最具创新性的要求;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人文基础;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

相较而言,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视角较难科学测度乡村振兴水平。因此,本文测度和评价乡村振兴的实现主要按照总体要求进行。基于乡村振兴理论,结合重庆市乡村振兴3年行动计划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已有研究文献,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方面构建重庆市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13个二级指标,47个三级指标(见表1)。此外,表1还展示了各指标的方向,正向指标表示数值越大越有利于乡村振兴发展,反之,逆向指标表明该指标值越小越有利于乡村振兴发展。

表1 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

续表(表1)

(二)指标解释

第一,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根本,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按照《重庆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2018—2022年)》的目标任务,本文从3个方面选取产业兴旺的指标:农村产业结构、农业科技水平和农村市场化程度。其中,农村产业结构的衡量主要选取非农劳动力占比、非农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人均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农劳动力占比和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重越高,表明农民从事的非农产业的比例越大,产业发展具有多元性。选取农业机械总动力、大中型拖拉机数量和有效灌溉面积衡量重庆市农业科技水平;农业机械总动力体现了生产技术和工具上的现代化程度,比率越高则农业生产效率越高。同样,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数量越多,越能促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有效灌溉面积则直接反映农业科技水平的高低。此外,选取粮经作物面积比、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接待游客人次和农户信用贷款不良率衡量农村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体现。

第二,生态宜居。生态宜居是基础,要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加快打造舒适、宜居的美丽家园。本文将生态宜居分为自然生态、人工生态和社会生态宜居三方面。其中,采用村庄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优良率和年降水量衡量自然环境,村庄绿化覆盖率越高,空气质量越好,表明自然生态环境越好,也意味着自然生态更加宜居。当然,除了自然生态宜居外,人工生态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人们居住的品质,本文采用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生活垃圾处理率、村公路硬化率和安全饮用水普及率衡量人工生态宜居。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和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率都体现农村的卫生状况,且可控性较大。卫生厕所比重高能直接提高乡村的卫生水平,提升农民的舒适度和幸福感,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率高能直接减少对乡村的污染。农村公路硬化率更是体现了农户出行便利化程度,安全饮用水普及率则反映在农户的健康状况上。此外,采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保率、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城乡收入比、每千人卫生技术员数等衡量社会生态宜居。

第三,乡风文明。乡风文明是关键,要求提高农民群众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在农村形成崇尚文明、崇尚科学的良好社会风气。本文从农村文化教育水平、农村文化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描述乡风文明程度。其中,采用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6岁及以上人口识字率和上小学比较便利的比率衡量农村文化教育水平。义务教育是保障人们受教育的基本路径,也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重要基石。上小学比较便利的比率的高低反映农村教育的发展程度,6岁以上农村人口的识字率则体现了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采用农民体育娱乐消费占比、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和农村每年集中性科普次数衡量农村文化发展水平。事实上,农村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关系着乡风文明,而文化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化设施、文化能人引领和科普培训等方面。

第四,治理有效。治理有效是保障,要求依靠自治、德治、法治实现乡村善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农村发展氛围。本文从村民自治水平和乡村法治建设两方面衡量治理有效指标。其中,采用农村有村规民约的占比(村规民约作为乡村的非正式制度,对规范村民的行为、调节乡村社会矛盾、稳定乡村社会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建有综合服务站的村占比和村民参与一事一议的比重等方面衡量村民自治水平。村民参与一事一议制度体现了村民对村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是村组织号召力的体现,参与比重越高越好。村规民约对村民有一种道德约束力,对有效治理起到积极推进作用。乡村法制建设也是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每万户民事纠纷发生数、已开展村庄整治的行政村占比、村庄规划管理覆盖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密度衡量乡村法治建设水平。村庄规划管理覆盖率是评价治理有效的重要指标,刑事案件立案数和每万户民事纠纷发生数直接体现了法治水平。

第五,生活富裕。生活富裕是目标,要求保持农民收入增长,降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农民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本文主要采用农民生活质量、农民收入结构和农村贫困程度衡量生活富裕水平,具体指标包括农村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做饭燃料清洁比重、农村拥有私家车量、有卫生室的村占比、工资性收入占比、财政性收入占比、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等。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家庭收入越高,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占比就越小,因此恩格尔系数越低越好。

三、重庆市乡村振兴评价方法与步骤

选择科学合理的方法是精确评价重庆市乡村振兴水平的基本前提。熵权法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评价方法,虽然它是一种客观法且能反映评价对象间的局部差异,但存在一个突出问题,欧阳森等[15]发现当所有的熵权值都趋于1时,即便微小的差距都会引起熵权巨大的差异,使得部分指标的权重与其重要性不匹配,从而影响最终评价结果的精确性。因此,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文献选取改进的熵权法来客观反映重庆市乡村振兴水平。该方法不仅能避免传统熵权法的缺点,还能较为精确地反映指标间的重要性。改进的熵权法的具体步骤为:

第一,构造原始矩阵。由待评价的各个指标可以得到一个原始数据矩阵:

(1)

其中,n为指标,其取值为衡量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的三级指标个数;m为样本数指标,即选取的测度和评价重庆市乡村振兴水平的年数。

第二,对指标进行同趋势性变换,建立正向矩阵。评价时不同指标之间应该具有同趋势性,所以本文采用倒数法将表1中的逆向指标转化为正向指标,变换后的矩阵为:

(2)

为了消除原始指标量纲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极大极小法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指标归一化的公式如下:

(3)

第三,确定评价指标的熵权值。在进行评价时,应该考虑到每个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常用熵权法是对该指标进行赋权。在熵权法中,先获得指标的信息熵,然后得出熵权。评价指标信息熵公式为:

(4)

其中,k为调节系数,k=1/ln(m)。对于某项指标而言,其zij差异越大,H(xj)就越小,即该指标反映的信息量就越大,其熵值就越小。

第四,引入第n个指标的差异系数:dij=1-H(xj),差异系数越大,说明该指标反映的信息量越多,在指标体系中所占权重越大。

第五,确定指标的熵权值。事实上,改进的熵权法与传统熵权法的区别主要体现于此。传统熵权法计算熵权的公式为:

(5)

(6)

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指数的计算采用加权的方法,通过将各个指标归一化后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得到各个分项指数,然后由各个分类指数加权计算得出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7)

其中,ERI为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指数;l为重庆市乡村振兴评价体系中一级指标的个数,Wi表示第i个一级指标在重庆市乡村振兴指数中的权重;n代表第i个一级指标中的二级指标的个数,Wij为第j个二级指标在第i个一级指标中的权重;Zij是通过式(3)得到的归一化后的指标值。

四、重庆市乡村振兴评价结果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住户调查统计年鉴》《中国农产品加工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重庆调查年鉴》《重庆统计年鉴》、2016 年12月31日为时点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以及历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同时,部分数据还来自重庆市农委以及其他规划主管部门的政策文件或规划文本。本文主要选取重庆市2015—2019年数据,测度重庆市近些年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二)指标权重与测度

权重反映了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各指标权重的合理测度是精准测度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程度的重要环节。因此,指标权重的选取方法至关重要。据我们所知,现有指标权重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观法,如层次分析法(AHP)、专家打分法、等权重法等,这些方法简便易计算,但是人为主观因素过重导致测度结果出现较大偏差;另一类是客观法,如主成分分析法(PCA)、变异系数法和熵权法等,这些方法克服了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相较于主观法而言测度结果较为精确。本文经过对比,选取改进的熵权法作为测度重庆市乡村振兴各指标权重的方法。根据改进的熵权法步骤,利用2015—2019年重庆市乡村振兴各指标数据并结合公式(1)至(6)测算得到各指标的权重见表2。

表2 重庆市乡村振兴评价指标的权重

续表(表2)

(三)评价结果与分析

利用2015—2019年重庆市乡村振兴指标数据、表1中各指标权重,并结合公式(7),测算得出2015—2019年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值(见图2),该指数值代表重庆市2015—2019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由图2的趋势图可知,2015年至2019年间,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线性增长态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值从2015年的0.192 1逐年上升至2019年的0.777 9,平均每年的增长幅度为41.85%。由此可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庆市乡村振兴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

图2 2015—2019年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图

在前文对重庆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指标分解的视角探究引致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线性增长的原因。表3展示了2015—2019年重庆市乡村振兴各一级指标的发展水平。从表3可以发现,衡量乡村振兴的生活富裕、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和产业兴旺等指标的发展2015—2019年均呈逐年增长态势。例如,产业兴旺指标的发展水平从2015年的0.037 7增长至2019年的0.152 8;生态宜居指标的发展水平从2015年的0.042 0增长至2019年的0.170 1。可见,生活富裕、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和产业兴旺等指标的合力增长促使了2015—2019年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线性递增趋势。

表3 2015—2019年重庆市乡村振兴一级指标指数值

从各指标对比来看,2015—2019年,生活富裕指标发展水平最高;生态宜居指标发展水平次之;产业兴旺指标发展水平第三,略微高于乡风文明指标的发展水平;而治理有效指标的发展水平最低。可能的原因在于,过去几年精准扶贫战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重庆市提高农民居民收入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实施,农村产业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面临脱贫攻坚的重要任务,重庆市也不忘积极贯彻落实中央针对重庆市提出的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战略目标,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此外,也说明了乡村治理水平是目前重庆市乡村振兴的相对短板。但尽管各一级指标发展水平不一样,增长趋势却保持一致水平,说明,近些年中央及重庆市制定的关于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的有关政策在现实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了进一步剖析重庆市乡村振兴线性增长的原因。本文也对2015—2019年各二级指标的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详见表4)。

表4 2015—2019年重庆市乡村振兴二级指标指数值

由表4可知,评价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二级指标指数值在2015至2019年间也呈现出增长态势。分指标来看,农村文化发展指标的指数值最大,从2015年的0.026 1增长为2019年的0.105 5;农民生活质量指标的数值次之,从2015年的0.021 9上涨为2019年的0.088 7;人工生态宜居指标的数值第三,从2015年的0.020 0上升至2019年的0.081 1。其余指标的数值也不同程度地在2015年至2019年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要说明的是,农民贫困程度的指数值也从2015年的0.009 6上升为2019年的0.388,这是因为在测算的过程中取了代表农民贫困程度的两个指标倒数值,因此农民贫困程度的指数值上涨意味着农民贫困程度逐年降低。

综上所述,2015—2019年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线性增长趋势,而各指标的合力增长是引致其呈线性递增的关键因素。分指标来看,发展水平最高的指标是重庆市农村文化,重庆市农民生活质量次之,人工生态宜居第三。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乡村振兴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后的战略重点之一。精准评价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有利于动态监测乡村振兴的发展现状,对于科学制定和完善乡村振兴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理论和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实际,构建了包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等维度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包括13个二级指标和47个三级指标),利用重庆市2015—2019年数据,选取改进的熵权法测度各指标权重并对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旨在为发展重庆市乡村振兴提供科学指导。研究表明:(1)重庆市2015—2019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线性递增态势;(2)驱动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线性递增的主要因素是各指标的合力增长,分指标来看,生活富裕指标发展水平最高,生态宜居指标发展水平次之,产业兴旺指标发展水平第三,略微高于乡风文明指标的发展水平,而治理有效指标的发展水平最低。

以上研究结论为重庆市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政策启示:第一,做好乡村振兴顶层设计,推进“五位一体建设”与城乡融合发展。坚持顶层设计,科学制定战略行动规划,强化制度供给,推进“五位一体”建设,抓住关键要素,夯实城乡融合发展基石。第二,继续强化农村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农民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现有基础上,继续加大对农村产业的扶持力度,根据各地资源禀赋,明确各地的产业特色,走产业化高端化发展道路;创新乡村产业用地政策,充分挖掘农村宅基地在乡村振兴中的潜力,适度扩大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范围,以吸引更多城市资本下乡。第三,健全乡村人才振兴政策体系,不断提高乡风文明水平。一是通过资金、税收、产业用地等多种激励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人才回流农村;二是对农业农村人才实施规范化管理,并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实施差异化且有竞争力的激励措施,并探索建立重庆市统一的农业农村人才信息平台;三是继续强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力度,探索借调部分城区优秀教师支教农村地区,不断加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投入力度;四是着重抓好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积极发挥乡贤及村规村约的模范及约束作用,逐渐提高农民居民精神文明水平,最终促使乡风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第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且稳定的实施。积极鼓励城区各单位加大对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持力度,组织更多有思想、有才华、想干事、能干事的骨干员工以挂职锻炼的形式充实到农村基层组织队伍,以提高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综合素质,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引领乡村振兴的新航向;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第五,努力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加快推进人才引领和支撑乡村振兴战略。要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打造新时代新农村,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第六,打造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建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绩效评价制度。要构建乡村振兴大数据库,深度挖掘乡村振兴数据信息;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制定乡村振兴评价标准;建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绩效评估制度,推进精准施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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