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

关键词：《寒夜》 漂泊感 巴金

随着传统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现代文化的冲击，人开始对原生地产生一种排斥感，向外寻找精神家园。在此过程中，一批异乡人产生，由此带来的漂泊感不仅体现在人的身体上，更是体现在精神上。再加上家庭和工作的不相容，使人具有更加强烈的漂泊感。在汪文宣、曾树生的心里，名存实亡的家并没有带给两人一个温馨的记忆，家庭的破裂反而加深了两人的漂泊感。本文从家庭破碎和工作异质两方面来分析作品中人物身上的漂泊感。

一、家庭破碎的漂泊感

汪文宣的家充满了争吵和冷漠，婆媳之间的矛盾无时无刻不在发酵，儿子汪小宣回家之后更是冷漠和老成。加之，时不时停电带来的黑暗和压迫感，此种环境毫无传统意义上“家”所拥有的热闹和亲切。“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呵！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暗示着汪文宣在家中感受不到温暖。曾树生作为受过新思想熏陶的现代女青年，她没有选择安静地在家相夫教子，而是频繁地参加社交活动。汪文宣靠校对可怜的工资苟活，在妻子面前毫无尊严，甚至受到曾树生的嘲笑。而汪母经常嘲笑曾树生是自己儿子的姘头，没有经过明媒正娶，而汪文宣听着这些，心里想“为什么不让我安静？既然你愛我，为什么不也爱她呢？你知道我是多么离不开她”。汪文宣可谓是两面受敌，妻子嘲笑他，他默不作声;母亲使他难受，他不敢声张。在这种状况下，汪文宣的心是孤寂的，精神是被蹂躏的，从工作岗位漂泊到所谓的“家”。汪文宣拖着无比虚弱的身体回到“家”，汪小宣在望着他的父亲发愣，仿佛家中不存在这个孩子。“正是因为小宣这种无意或者有意的缺席，使这个家的家庭结构并不完整，一个完整的家应该有一个孩子。”汪文宣在家中的三重身份，即作为曾树生的丈夫身份、作为汪母的儿子身份、作为汪小宣的父亲身份，他不能从三重身份中得到一丝最起码的安慰。

在这个家庭中，曾树生体会不到丈夫对自己的爱，丈夫只是一个“老好人”，不断地受别人的欺负，也体会不到婆母的在乎，婆母整天给曾树生找茬。而汪小宣对母亲也是极其的冷漠，当曾树生要带儿子出去的时候，儿子反问一句“不带婆出去吗”，可以看出在汪小宣的心里，汪母比曾树生重要。同时汪小宣总是一幅“少年老成”的脸孔，使曾树生对这个家庭失去了希望。曾树生的三重身份，汪文宣的妻子、汪母的儿媳妇、汪小宣的母亲，都没有给她带来感情寄托。所以，当汪小宣真正从曾树生的世界消失的时候，曾树生表现出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态度。她身体漫无目的地寻找，看不到希望的未来必然让她的精神时刻处在漂泊之中。曾树生从兰州飞回寻找原有的家，也暗示着身处兰州的她内心思念着汪家，身心不同位时，精神上强烈的漂泊感毋庸置疑。

汪母原本的家在昆明而并非处在战火中的重庆。“我离开云南二十多年了。我二哥他们不晓得老到什么样子……她的眼睛里开始闪着泪光。”从汪母的三重身份来看：死掉丈夫的寡妇、远离姊妹的孤身、争吵不断的婆婆，同样无法给汪母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温暖。汪母精神上的不断漂泊，才导致其需要一个精神寄托，而这个寄托正是自己的儿子。同时，“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伦理中，涉及经济管理权方面，媳妇历来被看作婆婆权力的法定继承者，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婆婆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把媳妇当作自己权力的直接威胁者”。曾树生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收入甚至超过汪文宣，因此，在汪母的心里，这个媳妇不仅对她婆婆的地位产生威胁，甚至对儿子产生威胁。而且媳妇在家中的存在给她带来焦虑感，这种焦虑感使她仇恨这个媳妇。内心的焦虑带来精神上的不自由，从而产生了内心的漂泊感。

二、工作异质带来的漂泊感

精神漂泊有一种明显的特征：无所归依，或者说没有成就感和归属感。人在面对所从事的职业时，个人的价值感无从体现，从而产生厌烦感和劝退心理，工作的异质即偏离理想不得不苟且于现实生活中的失败感。

“单调的工作又开始了。永远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那些用法奇特的字句。他没有权修改它们，他必须逐字校读。他坐下不过一点多钟，就觉得背上发冷，头发烧。”汪文宣极其讨厌这份工作，但是为了生活他无能为力，只好苟且偷生。况且“经济上的困窘导致了精神上的自卑，也使他失去了面对家庭矛盾时强有力的话语”，汪文宣极其可怜的工资实在难以在家庭日常开销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公司中，汪文宣基本是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同事对他有一种排外的倾向。一起参加周主任的宴会时，他被丢弃在角落里，一直默默地喝酒，就像漂泊在这一堆同事身边，没有归属感，内心十分孤寂和焦虑。“他在公司里就只有钟老这么一个朋友。钟老死去以后，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间的联系，现在可以说公司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了。”若这些只能说明汪文宣受欺负的话，那真正让他在公司产生漂泊感的就在于可怜的薪水与工作量之间的偏差，他的薪水让他失去了作为男人的尊严。“作为父亲，他有溺爱之心却无助学之力，他愧疚自己完全无力承担小宣上贵族学校的费用，他所能做的，就是不使孩子辍学，别无他法。”汪文宣对工作失去了希望，行尸走肉般漂泊在岗位上。

曾树生对她的工作同样排斥。她本是一位受过新式教育且拥有理想的青年，如今却在一家银行做“花瓶”。“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曾树生在银行没有归属感，也具有一种排斥心理。可是面对现实的无奈，她也只好苟且偷生在这家银行。工作岗位与理想的巨大偏差，使曾树生产生孤寂感和焦虑感，进而引发内心的漂泊感。

在汪文宣和曾树生心中，都对工作有一种异质感，一种无所皈依的感觉，个人的价值不会得到实现，缺失归属感，从而增加漂泊感。

三、《寒夜》漂泊感的来源

《寒夜》中人物身上的漂泊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来源于巴金本人的生活经历，因此本文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作品漂泊感的来源。

（一）时代背景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我有意把结局写得阴暗、绝望、没有出路，使小说成为我所谓的‘沉痛的控诉’。”腐朽的黑暗制度，导致汪文宣和曾树生这类知识分子在家庭和工作中痛苦不堪。“汪文宣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寒夜》通过小家庭、小人物的描写，探索了社会的大问题，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奋斗的艰辛历程。”“1944年7 月上旬，巴金来到重庆。他和萧珊在这里开始了小家庭的生活。他们的家，安在民国路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一间狭长的小屋子里，屋子只有七八平方米，又黑暗又潮湿。”而巴金是在1944 年秋冬之际开始写寒夜，在巴金的内心难免会产生同样的漂泊感和相应的焦虑。巴金在《关于寒夜》中提到：“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现实和往事的相互交叉，在巴金内心产生焦虑感和孤独感，进一步将这种孤独表现在了作品中。

（二）巴金的人生经历

儿童时期的双亲死亡，让巴金感觉到“家”的缺位，造成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漂泊，随着人生经历逐渐丰富，这种双重漂泊感愈加严重。跟随哥哥尧林来到上海之后，“尧林报考了苏州的东吴大学外文系，巴金则另有志向，他带着来之不易的高中毕业文凭和一本新买到的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只身去到北京，准备报考神往已久的北京大学。不料在检查身体时，发现肺部患病”，这对巴金来说无疑是一场严重的打击，在孤立无援的北京，给巴金带来沉重的压力，从而产生焦虑和漂泊感。

1927 年，巴金自费前往法国。随后在“1934 年11月到1935 年8 月，巴金先后在日本的横滨和东京住了近十个月”，这是第二次离开祖国。从1938 年开始，巴金分别漂泊和流浪在香港、广州、武汉、桂林、金华、上海、贵阳等地，直到“1944 年7 月上旬，巴金来到重庆，他和萧珊在这里开始了小家庭的生活”。巴金在漂泊途中看到因战争给人民带来痛苦不堪的生活，引发了其内心的痛苦，况且“巴金在重庆期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他在出版社的屋子也是临时居住”。此时虽然身体停止了漂泊，但是精神上的漂泊远远没有结束。

“《寒夜》动笔于1944 年，最终完成于1946 年，巴金说，在此期间他‘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这个哥哥即李尧林，而那位好友便是缪崇群。“我还有一个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出过几个集子，长期患着肺病，那时起在官方书店正中书局工作，住在北碚，1945年1月病死在医院里。”过往的经历和现实一起加重巴金内心的压抑和漂泊感。

（三）巴金的精神创伤

在《家庭的环境》中巴金提到：“常常我走进父亲的房间，看不见母亲，还以为她在后房里，便温和地叫了一声‘妈’。但是我马上就想起母亲已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了。”可以看出巴金母亲的死亡给巴金带来了沉重的创伤，巴金的“母亲死在民国三年（1914）旧历七月的一个夜里”。“父亲在一个坟墓里做好两个穴，左边的一个是留给他自己用的，三年后他果然睡在那个穴里面了”，短短三年的時间经历两位至亲的死亡。当巴金的父母双亡之后，巴金的处境便已到孤立无援的地步，只有两位哥哥能够给巴金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

经历双亲死亡之后，巴金的哥哥在其人生成长中给予很大的关怀。“去上海念书这个主意就是他想出来的，也是他向大哥提出来的。我当时还没有这个打算。离家后，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但是，“11 月22日，巴金最亲爱的兄长李尧林在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后，便静静地死去了。14 年前的春天，巴金在上海得到大哥尧枚自杀的噩耗，现在，他又在冷峻的寒冬，亲眼看见三哥尧林逝去。深爱着他也为他深爱着的两个兄长都永远离去了”，巴金三哥去世的时间是1945年。“1947 年年底，巴金在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中，写完了早在两年前已动笔的长篇小说《寒夜》。”此时的巴金，父母双亡，两位最爱的兄长也去世了，他丧失了对于家的全部感受。亲人带来“死亡”的精神创伤，从而产生的精神漂泊体现在作品人物身上。

从时代背景、巴金的成长经历和精神创伤中，可以找到巴金自身漂泊感产生的原因，进而展示出《寒夜》中人物身上的漂泊感，而《寒夜》中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漂泊感，正是巴金自身的漂泊感通过文学创作得到升华和消解。

四、结语

本文分别从家庭破碎和工作异质带来的漂泊感对《寒夜》中的人物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巴金的人生经历来阐释作品中“漂泊感”的来源。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西方人不得不在无尽的漂泊中焦虑地探寻着人类的家园与归宿究竟在何方。而中国现代作家都是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走向了创作之路，难免会受其影响。因为巴金从小所经历的精神创伤，所以“他在写作中直面疾病、直面现实、直面自己——文本写作的过程成了疗伤与救赎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