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尚卿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是长征途中毛泽东所作的最后一篇词——《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时，毛泽东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咏怀之作。通览此词，毛泽东一展宏图的革命抱负和对革命前途的乐观心态跃然纸上。但是，如果脱离具体的时空环境来看这首词，那么这种豪迈心境与毛泽东素来就有的“超然的气概和强烈的自信心”并无二致。只有将这首词放在中央红军艰难曲折的长征全过程，特别是后半程中来加以考察对照，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毛泽东写这首词时“豁然开朗”的心境并理解其缘由。

长征前夕心情郁闷的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但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排挤和打击，在长征之前的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他处在异常艰难的境地中，心情是沉郁的。

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各项政策主张受到“左”倾路线的错误批判。从此，毛泽东的境遇开始一步步变差。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再次受到“左”倾路线的批评，会后他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虽然被“赶出了”红军，失去了指挥军队的权力，但毛泽东始终忧心战事。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面对敌人的堡垒战术，毛泽东曾几次向中央提出打破“围剿”的建议，但都石沉大海。

1933年11月，被调到福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19路军打出了反蒋抗日的旗帜，这对红军来说是一次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绝佳机会。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

1934年4月，广昌战役后，针对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瞎指挥导致的丧师失地局面，彭德怀面对李德曾有“崽卖爷田心不痛”的愤激之词。毛泽东虽然身在后方，面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危机，内心也不平静，对死打硬拼的广昌保卫战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最终也无济于事。7月，当中共中央讨论湘赣苏区红6军团的行动方针问题时，毛泽东又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红军往西边去，“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中共中央又没有采纳。

8月底，中央苏区东线和北线已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的形势也更加危急，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破灭。此前，中共中央已于广昌战役之后，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这个决定上报共产国际并得到批准，但这在当时是绝密消息，毛泽东尚不知情。9月上旬，毛泽东“因前线吃紧，日夜忧思，对战局放心不下”，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并得到同意。

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实际上将中央红军即将战略转移的决定公布于众。10月上旬，毛泽东接到有關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立即赶回瑞金布置善后工作。10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同中央纵队一道从瑞金梅坑出发向赣南省会于都集结。18日，在于都布置相关工作后，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了长征之路。

后来，毛泽东曾提到自己长征前夕的心情：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是“郁闷的”。

长征途中毛泽东心情依旧沉郁

等待多数人的“觉悟”，用很大的耐心做沟通说服工作

毛泽东后来说：“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虽然毛泽东较早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但是在长征出发前后，党内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其原因尚未形成共识。毛泽东后来说：“尽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多数人还不觉悟，还看不到，而不正确的路线却被多数人接受，正确的路线被称为是机会主义的，而机会主义的路线被称为是正确的，我们还会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能够忍耐，等待群众的觉悟。”

这种“等待”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首先，在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者的威望建立起来以前，大多数同志的觉悟可能需要在实践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会有，而这个过程就意味着革命力量的巨大损失。正如毛泽东所讲，“思想这个东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坏的东西，不适合马列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就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就要有经验，单靠讲是讲不通的”，因为人们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其次，“等待”不是主观上不做工作，以坐等“事实的教育”的到来，如同毛泽东所说，虽然人们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这也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长征开始后“用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做沟通说服工作的原因。

长征出发前后，按照既定的计划，中央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但是毛泽东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中央同意了。这就为首先在小范围内达成对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共识创造了条件。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后，毛泽东开始向张闻天和王稼祥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军事路线的错误，王稼祥首先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张闻天很快也表示赞同。毛泽东随后向中央建议，湘南地区群众基础好，且已经没有敌人的堡垒，应乘各路敌军调动之际，变被动为主动，组织力量杀一个回马枪，以扭转战局。这一方针得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但中央未予采纳。与此同时，彭德怀提出寻机歼敌一部的建议也被拒绝。在敌人已经判明红军行动方向的情况下，中央依然机械固守向湘鄂西转移的既定计划，造成了此后红军血战湘江的被动局面，全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缩减为3万余人。6ACDBDD0-D525-4ADD-905D-1CBC91BCAA89

湘江战役以最惨烈的方式把错误军事路线造成的恶果充分展现出来。刘伯承回忆：“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这种状况推动了毛泽东的复出。中央红军通过湘江后，向越城岭（即老山界）及其以西的西延地区前进。面对错误军事路线导致的严重损失，过老山界之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开始公开批评军事路线的错误，“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种批评和争论首要解决的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根据军委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敌人已在通往湘鄂西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毛泽东遂向中央建议，放弃同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接受这一建议。但是，在惨重的军事失败面前，博古、李德领导红军的权威性迅速被削弱，单纯的拒绝已经无法像以往一样平息争论。为此，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境内召开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行军方向。会上，多数人支持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的立即北上到湘鄂西去的方针。对毛泽东个人来说，这是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后，第一次参与重大军事问题的决策并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西进贵州后，中央内部关于北上和西进的分歧并未消弭。因为通道会议作出的红军西进贵州的决定，在中央负责人看来只是战术机动，最终的战略方向还是湘鄂西。为继续解决战略方向问题，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该是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还针对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对中央军事路线的批评，提出到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但在向遵义地区进军途中，争论依旧不断。为此，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召开猴场会议，再次否定了到湘西去的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

1937年，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从左到右）在延安

会后，红军强渡乌江，1月7日袭占遵义。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首先根據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还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事实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后来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个人境遇的转折点。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开始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如同周恩来所说：“经过多次挫折，到了遵义只有三万多人。这么大的损失！这个严重的错误是血的教训。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会后，中央常委进行分工，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事实上开始重新领导中央红军。从此，中央红军一改以往呆板机械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的军事权威还没有完全建立，其战略战术还未被完全认同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向川南开进，准备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实现遵义会议确定的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为了顺利北渡长江，毛泽东等人决定利用土城附近有利地形围歼追击红军的川军郭勋祺部4个团。1月28日战斗打响，激战多时，最后发现敌人是6个团，而且敌人还有后续部队，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议召开主要领导人会议，决定红军撤出战斗，于1月29日渡赤水河西进。这就是一渡赤水。毛泽东向来主张“慎重初战”，而土城之战是毛泽东取得领导地位后指挥的首次战役，结果出师不利。博古当时就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毛泽东面临的压力陡然增加。

一渡赤水后，红军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北渡长江。但是，川军已受命封锁长江南北两岸，且已在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布防，中央红军又面临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境地，接连发生激烈战斗。为避开不利态势，中央红军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域集结。2月5日，中共中央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决定以张闻天取代博古负总的责任。同时，中革军委开始考虑如北渡长江不可能时，则留在川滇边境创造新苏区。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正式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而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同时命令各军团向扎西集中。蒋介石发现红军这一情况后，命令国民党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扎西地区“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建议转兵东进，二渡赤水，之后连克桐梓、娄山关，二占遵义城，消灭敌吴奇伟一部，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但是毛泽东等人心里非常清楚，虽然红军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敌人重兵围困之下，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并不容易。

为了作战指挥更加灵便，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胜利之下，毛泽东获得了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此后，中央红军在遵义以西地区几次调整部署寻机歼敌，但均未达目的。就在此时，林彪和聂荣臻向中央提议攻打打鼓新场，消灭王家烈部。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攻占打鼓新场的问题，与会人员大都同意打，只有毛泽东持反对意见。周恩来回忆：“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毛泽东在会上甚至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但有人发言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于是，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就任没几天的前敌政治委员被免去。毛泽东后来说，人们“没有义务一下子支持你”，“你的工作还没有成绩，他们为什么要支持你呢”，“只有胜利是多数”时，“才能得到多数人的赞成”。按照这个思路，仅凭前不久取得的胜利，再考虑到此前土城战役的失利，长征以来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还远未达到“胜利是多数”的标准。这意味着，毛泽东在党内建立起领导威望还需要一段“艰难”的历程。6ACDBDD0-D525-4ADD-905D-1CBC91BCAA89

尽管毛泽东的意见在会上被否决，但毛泽东“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半夜里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并得到他的支持，最终又说服了大家，放弃了原来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此后，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央改变了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状态下通过集体开会、民主表决的办法来领导战争的方式，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包括毛泽东、王稼祥在内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作战，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战争局势，“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为了调动敌人以跳出重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向西三渡赤水，再次摆出北渡长江姿态，把敌人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的川南地区。乘各路敌人向川南疾进之时，中央红军突然且秘密折向东进，于3月21日至22日四渡赤水河。在敵人摸不清红军意图之时，南渡乌江，直逼敌人兵力空虚的贵阳，调动滇军来援后，迅即兵锋一转直插云南，威胁昆明。滇军慌忙调动长江沿线兵力守卫昆明，结果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兵分三路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疾进。然后，中央红军经过九天九夜渡过金沙江，从此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直到今天，四渡赤水仍然是值得称道的富有想象力的军事行动。但是，当时很多人对四渡赤水很不理解，尤其是对不打仗而老是来回跑路以及由此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存在抱怨情绪。刘英回忆，当时“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着走路还是打仗。在三人小组里，稼祥对毛主席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军队里意见也不少，说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了”。林彪的“不走弓弦、尽走弓背”的埋怨也出来了。杨尚昆也提到：“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很厉害。”到最后，这种抱怨情绪甚至发展到要求再次更换军事领导的地步。这种状况直到渡过金沙江后于5月12日召开的会理会议上才得以平息。刘英后来说：“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

从长征开始到会理会议，中央红军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下“边打边走”，在“惊涛骇浪中作战”，面临着空前的危险和困难。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逐步成为作战指挥的实际负责者，但其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未曾稍减。一方面，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红军的战略方向一变再变，为了调动和迷惑敌人，行军路线不得不灵活多变，甚至要多跑很多路，即便如此，也始终不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另一方面，毛泽东领导红军后，其军事权威尚未完全建立，党内存在着对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认识分歧不时牵绊着毛泽东军事才能的发挥，这又在无形中增加了中央红军的困难。毛泽东后来提及长征途中自己的心态时有这样的话：“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毛泽东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

渡过金沙江后，遵义会议决定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会理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懋功达维镇会师。消息传回，一时群情振奋，到处欢欣鼓舞。但是，谁也不会想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不久，就发生了因张国焘倚仗兵强马壮违抗中央方针而导致的党内空前未有的分裂。毛泽东曾简短地描述过张国焘闹分裂的过程：“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采取会议商讨、妥协让步、说理批评等各种办法来争取张国焘，但是张国焘最终还是“反了”，中共中央被迫带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后来，毛泽东认为这一时期是其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

探察历史的细微之处，可以感受到毛泽东何以把这一时期称为“最黑暗的时刻”。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的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但是，张国焘是中共一大的会议主持人，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竟然依靠枪杆子而置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集体作出的关于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以及中央多次要求北上的指示于不顾，“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私自决定带领几万红军南下。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事情，“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不能不令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人感到忧虑。

毛泽东后来说，张国焘于1935年9月9日在给统率右路军的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的电报上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这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能不考虑，中央有可能被武力强制南下。而一旦南下，中央不但地位全失，将形同傀儡被张国焘摆布，而且可能面临被“搞掉”的危险。

为了摆脱潜在的极大危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于9月10日凌晨率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秘密向俄界进发。但是，第二天一早，红四方面军部队就发现了这一情况。徐向前回忆：“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10日上午，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受命追上中央和红3军，要把原红四方面军的人员带回去，一时双方剑拔弩张。在毛泽东的冷静劝说下，一场危机才得以化解。毛泽东后来说：“当时如果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从会师时的兴高采烈发展到此时几乎兵戎相见，不能不让人感觉“黑暗”。6ACDBDD0-D525-4ADD-905D-1CBC91BCAA89

9月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红3军抵达俄界，同先期抵达俄界的红1军会合。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决定，中共中央率领红1、3军继续北上。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是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但是，从俄界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根据地，又将是一个长途行军、流动作战的局面，即便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而不同敌人硬拼，也将是艰难的过程，甚至还有被敌人打散的危险。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已经估计到这一点，并且作了最坏的打算。他说：“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南下的张国焘之所以敢另立“中央”，也与他对中共中央率领少数部队北上的前途不看好有关。陈伯钧曾说：“张国焘总以为中央红军北上时会被搞掉。”

但是，张国焘低估了毛泽东坚持原则的坚强意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这应当是毛泽东所认为的“最黑暗的时刻”的最重要原因。不过，这一“最黑暗的时刻”因为一个意外的发现，很快变得“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了。

毛泽东“豁然开朗”的心境

在俄界会议上，中共中央将所率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会后继续北上，向甘南腊子口前进。路上在穿越藏族聚居区和原始森林地带时，对红军缺乏了解的藏兵与藏民不时袭击红军。红军还要面对复杂崎岖的道路和缺衣少食的困难，又有不少减员。1935年9月16日，红军逼近天险腊子口。腊子口是通往甘南的唯一通道，不占腊子口，部队无法前进。因此本来要避免硬拼的陕甘支队不得不打这一仗。经过激烈战斗，陕甘支队付出了上千人伤亡的代价，于9月17日突破腊子口。“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此后，陕甘支队继续北进，翻越岷山。9月18日，先头部队占领哈达铺。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哈达铺召开完讨论组织工作的常委会议后，从收集到的报纸中发现一个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中共中央早在8月份的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上就曾提到红25军和红26军在陕甘地区活动，但是并不知道还有根据地存在。陆定一后来说：“我们当时连陕北还有个根据地都不知道。”杨尚昆也说：“那时我们只有八千多人出来，并不知道陕北有个根据地。”从报纸上得知根据地的消息后，9月20日当天，中共中央又召开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他说，我们“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陕北存在根据地的消息一经宣布，陕甘支队低落的精神为之一振。此后，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向陕北进发，9月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在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根据新了解的情况，改变了俄界会议上在靠近苏联边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正式决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毛泽东后来说：“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种“豁然开朗”“柳暗花明”最直接的原因莫过于过了岷山之后，在哈达铺得知在陕北还有根据地，这就避免了继续长途流动作战有可能“被打散”的风险，度过了因张国焘分裂而带来的“最黑暗的时刻”。过了岷山之后的毛泽东，此前“郁闷、沉郁”的心情不见了，《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等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诗词开始出现，从中已经可见毛泽东“豁然开朗”的心情。10月7日，毛澤东率领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主峰，经环县与庆阳之间，继续向陕北进发。六盘山上开阔的视野又触发了毛泽东的豪迈诗情，于是就有了《清平乐·六盘山》的问世。6ACDBDD0-D525-4ADD-905D-1CBC91BCAA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