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红

秦邦宪，字则民，1907年6月出生于江苏无锡，在苏联留学时又名博古诺夫，回国后多用博古之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46年4月8日，秦邦宪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系“四八”烈士之一。

1926年11月，在上海大学读二年级，同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做宣传干事的秦邦宪，作为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第二批学生，用中共上海区委给市党部的3个名额之一，从上海上船出发，用7天时间到达了海参崴，再经12天的火车到达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编入四班读书。在他的入校履历表中，俄文名字用另外颜色的笔被加上，Погорелов成为秦邦宪正式的俄文名。这个词根是燃烧的意思——博古诺夫，简称博古，开始伴随他之后的人生。

秦邦宪入校第一年的重点是学习俄文。“因为是新学生想读俄文，不大预闻校内斗争。所以教务派与支部派斗争时，我是站在局外的，反因与顾谷宜有些来往而被指为接近教务派的。”秦邦宪当时对中大校园内的派系斗争表现出的似乎暧昧的态度，张闻天也曾提及。

努力学习俄文的秦邦宪进步很快。1927年上半年，他就转入了用俄语授课的俄文班读书。1927年9月开学时，他已经成了教学翻译，开始拿做翻译的补助。1927年10月中旬，为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向忠发率领的中国工人代表团到了莫斯科。他们需要日常生活方面的翻译，中大翻译局的“大翻译”被派去做了几天却不肯再做，学校秘书长就派秦邦宪前往服务。纪念活动結束后，秦邦宪的翻译能力与勤勉认真的态度获得了中国工人代表团与全苏工会领导的肯定。当代表团要去外埠参观时，全苏工会又向中大借调了秦邦宪陪代表团访问苏联各地。直到1928年二三月他才回中大，紧接着又被派至国家保卫局去列宁格勒审讯华侨反革命案两三星期。

在秦邦宪陪同代表团的半年时间里，反托派与“江浙同乡会”的事件，在莫斯科与中大校园内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告状信如雪片般投向中大、联共（布）、共产国际。回校后的秦邦宪恰恰因离校日久与斗争无关，随即被少共支部选为支部局的候选人，并任支部的组织部部长，开始担负起中国学生少共支部的主要工作，并受中大第二任支部局书记伯尔曼领导。到暑假前，秦邦宪成为了职工编制的教学翻译，在5月与刘群先结婚，还与张闻天、郭绍棠等5人一起成为了联共（布）正式党员。在这期间的中大大事“江浙同乡会”事件中，他的态度也是暧昧的，有人怀疑他同“江浙同乡会”有关系，因为他同“江浙同乡会”的成员顾谷宜走得比较近。

外出几个月后的秦邦宪俄文发音进步很大，渐入中大“大翻译”之列。他先是进入了翻译班列宁主义小组，开始翻译一般的列宁主义著作，暑假时翻译下学期材料。回校后，更是成为了教务处的翻译，开始受时任中大教务主任库丘莫夫的影响，“召学生谈话，译学生意见书等”。

至此，秦邦宪的身影开始出现在中大教务处与支部局两大关键部门中，有时还会被学校领导带到联共（布）中央的特定会议上发言，在学校大会上他亦开始参加翻译。在中大的各项冲突中，秦邦宪再也难以“暧昧”了，无论是以翻译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还是被他们思想所引导，实质上，他再难以摆脱环境的影响了。

1929年的中大充斥着激烈的斗争。

秦邦宪出国前，在国共合作的上海市党部做了一年宣传工作，看到的党内文件，只是上海区委所发文件，所写文章主要刊登在非党刊物《无锡评论》上。在中大学习仅两年后的1929年春天，他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党中央的文件——中共六大文件，而且不只是学习，还要参与其中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二九年春交，六大文件在学校印发之后（六大开会我是不知道的，文件印发及有些参加六大的人回校传开之后才知道的），对于文件上有一个眉批‘联合富农’，翻译班中对此已有议论。在列宁主义组（我是参加这组的）讨论中，有主张对的，有主张不对的。教员结论谓：联合全体农民不等于联合富农，以联合富农单独提出，作为一个策略口号是不对的，引经据典的说了一番。在翻译班讨论时，我就将教员的结论贩卖了一番。富农问题提出来后又在墙报上写文章鼓吹反对富农。三营垒讨论时，我亦是积极反对三营垒说。”

除了对于中国问题的激烈讨论，在学校工作问题上冲突更加严重，主要是中大的教育方针要不要“中国化”，进而检讨中大支部局的工作方针是否正确。“学校中爆发了改造学校的斗争，一部分学生对学校的教育和支部的工作不满，提出批评与意见，支部方面就把问题提到每个小组去讨论支部路线是否正确。因此，路线正确不正确就成了学生中的大争论，许多学生更向联共（布）中央去告，联共（布）中央亦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考察。”

冲突在1929年6月17日的全校党员大会上总爆发。两派争论的焦点是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辩论持续了10天10晚，“最后区委书记以区委名义宣布停止大会继续讨论”，通称“十天大会”。会上，秦邦宪与杨尚昆担任了大会翻译。会议中，联共（布）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在会上讲话时，引发与会学生“强烈反对。在激愤情绪影响下，会场上发出一片讥笑嘘叫声，跺脚声震地。有两个工人出身的学员跳上讲台，想把他拉下来。担任翻译的秦邦宪等人也几乎被哄下台”。会议之混乱可见一斑。

对共产国际而言，中国学生对莫斯科教育不满，已不是第一次。中大的教学老师中，“一些到过中国并多少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先后在这里执教”。中山大学的教学方法，无论是教授讲授、学生提问教授解答、教授提问学生解答、学生自由讨论教授总结的四步法，还是党小组会上人人必须发言的思考与表达训练，加上游览、旅行和下工厂实习的实践教育，其目的都是把理论和实际有效地结合起来，学生基本是满意的。但要做到理论与各国实践的有机结合，不是想做到就能做到的。

秦邦宪

1927年底，第三批中国学生200多人入校，有一大批是工人出身的同志。他们大都经历了中国大革命的全过程，富有实际斗争经验。但许多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有的甚至近乎文盲，要他们深入学习有相当大的困难，中大也为此成立了工人预备班。1928年春，教育方针“中国化”的冲突首先在东方大学开始。东大学生认为：他们不顾万里之遥来求学，迫切要求获得适合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现在听到的却是些同中国革命实际脱离的教条，学不到更多有用的知识，自然十分失望，因而强烈要求校方改善课程。

1928年四五月间，东方大学校方拒绝了中国学生的要求后，学生与校方间的争执被激化。联共（布）中央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处理这个问题，最终决定撤销东大的中国班，在1928年秋将其并入中大。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想学习到“适合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如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中国革命发展情况和特点、中国革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等等。但这些合理要求没有被学校领导采纳”。这些合理的要求在远离中国的莫斯科，在20世纪20年代，有可能被满足吗？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对于教材中文化不足，翻译质量不高这些问题，作为翻译局主席的秦邦宪恐怕更知其解决难度。“在官厅最高官员月薪亦不过二百元”时，秦邦宪每日6小时翻译与编辑的工作，薪酬达140卢布。第一批的学生孙冶方也讲：“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有近百卢布。”可见学校对翻译工作的重视程度，再要大幅提高翻译能力也是不易。面对工人学生提出的改造学校的要求，作为学校翻译工作队伍中的重要一员，秦邦宪想必只是从联共（布）党员的角度，也是支持学校与支部局的。

1929年夏天，秦邦宪成为了出版社的一级翻译编辑，还获得了休假机会，与杨尚昆等到南俄休息。他准备考中国问题研究院，并最终考取。

1929年秋季开学，秦邦宪进入中国问题研究院做研究生，一起进入的有杨尚昆、何子述等。同时，秦邦宪又成为中大教学部门的翻译和政治学教员，还担任工人班的政治常识教员及该班党的指导员。

1929年10月，中大清党，相互揭发。作为校方与支部局政策的支持者，秦邦宪成为那些对学校不满的学生群体的攻击对象。“二九年清党时，对我的结论是派回实际工作中去，在学校斗争中又以我为一个主要的攻击对象，心理上颇多反感，因而要求回国。”

在1929年的中国问题研究院研究生成分委员会的讨论记录中，记录了对9位学生的决议：对秦邦宪与李敬永的决议中有人反对，5人需要再调查，2人得到留下通过，另建议了5位工人同志上研究生。在秦邦宪的决议中，有3条原因说明：一是在中国不是党员，二是没有实际的党工作经验，三是社会地位是富农（100亩田，1间房子）。但在随附的个人材料中，写有在中国的入党时间与介绍人，家庭情况是“动产五百元、不动产没有”，党政工作包括了学生运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做工等。在李敬永的家庭情况中，有土地200亩，房屋约有10间，与对他的决议中的社会地位“地主”（10间房子，200亩田，6个雇工）的情况相匹配，但对秦邦宪的决议与附件中个人的介绍材料内容却是南辕北辙。

1929年，秦邦宪成为翻译局主席，“除大会翻译外，亦曾为支部局翻译过几次（支部局翻译主要是尚昆），并且是一个工人班的指导员”;开始接触六大文件，还在翻译组教员的影响下，对党的一些政策通过发言与写墙报文章表达观点。不知不觉间，他已深深卷入到了联共（布）与中国代表团的冲突之中。

秦邦宪申请回国，除成分不好，没有工人、群众的工作经验这些客观现实外，被认为是：政治发展良好，能很快和精确理解党的问题，有自制力，有党务工作的实际经验，对党的问题有巨大兴趣，能独立解决政治问题，守纪律，同志关系满意，是可信赖的。他的努力得到了中大的认可。

1930年初，秦邦宪向学校提出申请回国，经与联共（布）中央组织部谈话，交出联共（布）证件后，被共产国际派回国。秦邦宪完成把文件送到柏林的任務后，偷关经比利时到法国，在马赛乘船，于5月初抵达上海。

1926年至1930年的3年多留苏生涯，是秦邦宪个人政治发展轨迹中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他接触了多位日后对中共早期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一般认为，他与米夫、王明等人的私人关系对其日后在中央苏区党内政治地位的跃升密不可分，但查阅相关俄文档案及秦邦宪的回忆后，并未看到留学期间秦邦宪与米夫、王明等人关系密切的资料。恰恰相反，秦邦宪并不认为与米夫、王明相熟。

实际上，在人员关系中，秦邦宪与米夫联系甚少，与王明不熟悉，与沈泽民交往较多，与杨尚昆私交好。首先，是与米夫的关系。秦邦宪认为自己与米夫联系甚少。在学校时未曾和他有私人谈话，亦未替他当过翻译。秦邦宪至东方部后，没有参加过东方部的工作（如翻译、参加会议、起草文件等），只是回国时经过东方部派遣，与米夫简单地谈了话。4人一起谈的，并未嘱咐任何政治的或组织的任务。回国后两人从未见过，亦未通过信。其次，是与王明的关系。“在莫斯科时和他是不熟悉的”，“王明当时不大在学校的，在学校中最接近的是安徽、湖北人”。从一同学习的角度看，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与王明均为1925年入校，是第一批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与王明之间的熟悉程度会比秦邦宪高。在秦邦宪与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杨尚昆的关系中，“与沈泽民交往较多，一因他住在学校近旁，一因易接近，且他学的教条较多，所以，在学习上常常请教他。与洛甫、稼祥，交往不多;私交最好者是杨尚昆”。这与杨尚昆自己所忆相同。

从研究的理论深度上看，秦邦宪是研究生而非“教授”。延安整风时，秦邦宪说他“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论战”。秦邦宪在这个时期写的文章，都是为黑板报所写，并没有留存下来。在中大学习3年的秦邦宪，比张闻天、王稼祥少了1年以上的在校学习时间，其间还外出做翻译半年，未曾像张闻天一样推掉部分校内的事务工作专心研究，也没有成为像张闻天、王稼祥般给学生讲“联共（布）党史”“中国阶级斗争史”“西方革命史”“中国问题”的“教授”。1929年时，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的张闻天是中国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而这时的秦邦宪是研究院的新学生。因为老翻译在1928年秋离开了学校，他作为1926年后入校学生中的“大翻译”，成为翻译部主任与学生辅导员，并卷入到了中大的斗争旋涡。

在中大学生的回忆录中，有部分是对1927年和1928年中大各类组织领导的回忆，包括公社领导、支委领导等，不管学生的记忆是否准确与全面，各类组织领导里面都没有秦邦宪。

从学校的正式记录上看，在中大的校务系统中，王宝礼在1928年任学生公社主席，1929年初任副校长。李竹声是1929年后任的副校长。他们应该算是在学校方面层级最高的学生。在支部局层面，组织部副部长王云程与朱阿根，宣传部副部长杨尚昆，应该是1929年党的系统中级别最高的学生党员。在1927年至1928年，秦邦宪任少共总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少共的上级单位是支部局，秦邦宪的职级比支部局的部长低一个层级以上。在翻译体系中，秦邦宪是继张闻天任翻译局主席之后，1928年秋后任翻译局主席的，这是秦邦宪在中山大学最“显赫”的职务了。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中大是由共产国际出资，以对中国的社会工作者进行社会政治教育为宗旨的高等学校。中大成立后，随着苏联斯大林派与反对派的斗争日益激烈，“靠拢党”“对党忠实”的观念不仅仅在苏联社会生活中表现得越来越强烈，中大校方对学员的控制也因之越来越紧。中大校园里阶级斗争气氛渐浓，其目的无非是把学员中对联共（布）政策和路线的认识统一到斯大林派的观点上来。秦邦宪学习努力，俄文水平逐步提高，知识面广增，各项课程学得好，在学校安排的工作中表现积极而耐劳，逐渐受到中大校方与支部方的重用，因此受中大党支部与学校管理层人员的影响逐渐增大。这也是中大教育成果的一部分。回国后的机遇使他站在了党内极为重要的位置，中大对他的思想影响在中国被放大。这也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影响的最集中体现。

中山大学的学习，使秦邦宪结识了上百位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与干部。参与创建民盟的屈武在回忆录中说道：“当年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留苏学生是中国的希望之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预言的正确性。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海峡两岸的最高决策者或党政军及经济界要人。我同他们中的许多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经久不衰。这正是我从事统战工作的一个很有利的条件。”秦邦宪的这段留学生涯，为他以后的领导地位与参与国共合作谈判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尽管最终不全是革命道路上的同行者，但曾经同行也是对当时工作的帮助。

中山大学初期的学制是2年，秦邦宪在中山大学度过了1927年上半年、1928年全年，1929年上半年4个学期，中间随中国工人代表团做翻译，之后进入中国问题研究院学习并经历“清党”。从学习俄文、学习理论到参与翻译工作，参与火热的讨论，参与对工人班的辅导，后又成为中国问题研究院的研究生，俄文达到了“大翻译”水平，秦邦宪的理论与翻译工作都得到了很大提升。虽与第一批的“红色教授”们相比，在理论研究深度上存在差距，但作為第二批的学员，秦邦宪可算是学业上的佼佼者。

秦邦宪与米夫联系甚少，与王明“在莫斯科时和他是不熟悉的，王明、博古之不可分是从回国后上海反立三路线时期起才造成的”。秦邦宪回到上海后与王明偶然“示威时在马路上遇见”，加上动荡年代中的诸多事件与因素的合力，使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并在之后成为最年轻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但这些都是在上海的机缘，有中大的影响，但不是在中大发生的。

秦邦宪从1926年11月离开上海，到1930年5月再次踏上上海的土地，重新回到了中国现实的革命斗争中，一切将从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