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青年学生讲演热潮的历史考察

2022-06-15雷冰洁

档案与建设 2022年5期

雷冰洁

摘要：五四时期青年学生讲演热潮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基础，客观上发挥了启发青年革命觉悟、团结工农群众的重要作用，实现了劳动青年、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的大联合，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和组织基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经验来源，映射出近代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一幕。

关键词：青年学生讲演；五四运动；平民教育；青年运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五四”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五四”即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广义的“五四”则前后都要宽泛几年，因而有时又称“五四时期”。这一时期兴起的青年学生讲演热潮让青年们发现中国社会所蕴藏的巨大革命潜力，逐步廓清思想上的彷徨困惑，青年学生迈出了启发工农、团结工农、动员工农的关键一步，推动中国革命步入行动的时代。可以说，讲演热潮的兴起启发青年形成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重要精神品格，将青年这支新的社会力量集结起来，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和组织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思想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和后备力量。

一、 “言论时代”与晚清讲演活动的渐兴

20世纪之初科举制的废除虽然摧毁了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制度性关联，但也为他们整合国民、读书人、青年等身份，重新发现群体特征，寻找自身社会角色创造了重要条件，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自身文化习惯的调整与重构，报刊、学校、社团成为他们活动的大舞台。

维新思潮促使西书翻译出版、创刊办报蔚然成风，一时间社会上报刊林立，派报处、报馆随处可见。对走出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报刊所创设的公共空间成为他们输出身份意义和知识价值的新渠道，写作方式和思想表达逐渐迈出私人领域，一改从前“关起门来读书”的样态。梁启超直呼“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1]不过，限于普通下层民众的读写能力，在当时买书看报至多也只能是一部分人的文化享受，知识分子思想表达空间的扩张与普通民众信息渠道的有限也就成了一个相对突出的矛盾，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从“开绅智”到“开民智”的转变。这时，地方上非官方性质的教育团体和组织的出现客观上发挥了补充通俗教育、贫民教育的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讲报处。从1905年开始，全国各地私人创办的讲报处陆续出现，专门邀请有文化知识的人在特定场所给民众讲白话报。这种“口语启蒙”的方式既弥补了下层民众接触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也成为一些读书人谋生之道。一些寺院、茶馆等场所也开始举办讲报活动，有些甚至直接改为讲报处。与此同时，为了增强讲报的生动性和吸引力，比单纯讲报更加灵活的讲演、演说、宣讲也发展起来。在讲演活动中，演说者可以在讲报的同时发表个人见解，甚至融入戏曲、评弹等民间艺术形式，“那启发人的心思，感动人的力量，比善书更快十倍，功德也大十倍”。[2]

后来，官方的介入使各地讲演所、宣讲所发展成为政策宣传、道德教化和文化普及的重要平台，参加宣讲活动逐渐成了民众公共文化生活的一部分。1906年清政府学部出台《劝学所章程》，规定：“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邀请品行端方的师范毕业生、读书人、教员等宣讲，“国民教育、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浅近事理，以迄白话新闻，概在应行宣讲之列。惟不得涉及政治演说一切偏激之谈”。[3]总之，通俗讲演所、宣讲所营造的公共空间和话语表达氛围深刻影响着知识阶层的文化习惯，为五四时期青年学生讲演热潮的兴起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近代中国大学青年会讲演活动与社会服务工作

在内忧外患环境中造就的近代中国大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救国使命，加上西方高校社会服务理论在我国的传播，民国初年大学社会服务事业得到初步发展。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西方传教士在华大力宣扬社会福音理论，主张通过社会服务布道施教，创办基督教青年会以组织发动学生在底层群众中开展教育活动。

1912年秋，清华学校成立了中国公立学校中最早的青年会，之后下设社会服务部、教育部等；1915年6月，学校学生还组织西山消夏团并设社会服务部，利用幻灯片向村民讲演20余次，主题涉及中国当前之大变、交通、卫生和世界大观等内容。1916年11月26日，周诒春校长召集全校学生于礼堂作题为《社会事业申义》的演说，指出“社会事业为学生时代惟一有助于国之举”“学生从事社会事业亦即开扩己之命运也”。[4]1916年11月，学校与校内青年会试办校役教育与邻近贫民星期学校。1918年春还专门组织成立清华学校社会服务团指导社会服务工作，具体事务和内容就有开办星期日小学校、星期六学校、成府小学、通俗讲演团、白话报、工人夜学、露天学校、通俗教育车、校役图书馆等。因此，“清华自有历史以来，素以社会服务发达自矜，在北京的学校，或者可以说全中国中，关于社会服务的团体，由学生组织的，谁也不及清华”。[5]

虽然青年会的核心目的在于宣扬只有借助基督教才能把社会服务做好，后期在管理体制上也存在弊端，出现了教会化倾向，但它所开展的一系列教育活动，客观上对启发学生社会责任感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也深刻影响着20世纪初近代中国大学博施教化的具体实践，使得学生的教育活动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学生通过社会教育的方式参与社会改造运动成为中国高等学府社会服务实践的鲜明特色。

1918年蔡元培校長在北京大学“校役夜班”开学式的演说中强调，学校不仅是为学生而设，而应当为社会而设，校役夜班的开办能够让学生体悟到“社会之各人皆与社会有休戚相关之情状，且深知此社会之性质，而各尽其一责任”。[6]1919年山西省通令各校“仿照清华学校办法，就各该校情形稍加变通以组织五项运动部及社会服务团”。[7]从初期零星效仿到后来自觉地开展民众教育活动，社会服务逐渐成为大学的一项职能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1924年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国立大学校当“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应当“附设各项专修科及学校推广部”。[8]通过夜校、讲演、补习班等在民众中进行文化普及教育，就从青年会这一组织的职能逐渐发展为大学社会服务的主要内容。

三、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讲演热潮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救亡探索深刻影响着青年学生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思想文化领域的通俗讲演传统也为他们的救国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就成了贯穿五四时期青年学生讲演热潮的总基调。毫不夸张地说，这一讲演热潮实现了劳动青年、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的大联合，为随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和组织基础，也成为共产党早期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经验来源。

1. 平民教育思潮中的学生讲演

平民教育是五四时期影响我国教育界、思想界的重要思潮，核心思想是通过教育促进平民觉醒，借助教育的革新和改良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开展平民讲演的高校学生和组织教育改良试验的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傅若愚等知识分子，是当时平民教育运动中影响较大的两股力量。其中，参与平民教育运动的高校组织主要是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鉴于旧式“学校教育惟饶于资财者之子弟始得享受”，很多下层民众不具备读写能力，故“非从事演讲不为功”。[9]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于1919年3月正式成立。起初，讲演团主要与北京学务机关的社会教育、通俗教育相配合，利用庙会、寺院、官办讲演所等，针对城市贫民进行讲演，内容包括反帝爱国、民主自治、破除迷信、科学普及等。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劳工神圣”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日益传播，到农村讲演成为新趋向。1919年2月，李大钊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呼吁广大青年到农村和工厂中去。[10]为此，北大讲演团开始提议“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11]从1920年4月起，讲演团成员利用春假到丰台、长辛店、赵辛店、海甸（今海淀）、通州等地讲演。不过，讲演团的同学初次下乡下厂就面临与工农生活相差甚远、方言不通等问题。因此，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学生在求学有余暇时可以参与夜校一类“指导平民”的活动，认为参与“平民讲演，用讲演的形式与（予）平民以知识，也是一件好事”。[12]他想让学生多接触平民，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以促进自身思想的改造。这一点恰恰促成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一些核心成员后来成长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讲演团中以高君宇、邓中夏为代表的优秀青年逐渐学会用通俗的语言讲演，真正融入工农群众生活之中。这时新村主义、工读互助等试验活动的接连失败也深刻影响着当时青年学生对教育救国论的看法。他们逐渐发觉只依靠平民讲演并不能彻底改变国家面貌，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冲破改良理想的罗网，感受到劳工群众的伟大力量。

2. 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学生讲演

五四运动前，青年学生就组织过一些演说类社团，如辩论会、同言社等，以点燃民众的爱国热情。五四运动带来的新变化就是进一步加速青年学生的分化与成长，从服务社会、改良社会向变革社会迈进。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青年学生迅速行动，纷纷走上街头，发表演说，斥责列强的无耻行径。各地各校成立的学联、学生团体中很多都设有讲演部，已有的文艺社团也开始组织编排剧目、讲演，发出了“救国家于危亡，拯人民于水火”的呐喊。因此，五四运动中的学生讲演热潮是一种主要借助示威游行，沿街进行的口号式、抗议式的具有浓厚爱国主义色彩的活动，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性和直接性。毛泽东当时在湖南组织学生运动，深感“青岛问题发生，湖南学生大激动，新剧演说，一时风行”。[13]1919年5月9日，复旦大学成立了有50多位学生参加的演讲团，将市区划分为26个区域，每日派学生到各区露天演说，其目的在于“使中下层社会之国民，人人能明了爱国观念”；24日，重庆各校也组织成立了“川东学生救国团”，同样设有讲演股。没有条件专设讲演团的学校就利用已有组织开展活动，王右木（四川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当时在成都高等师范学堂组织读书会，“需要公开讲演或扩大宣传时，就用当时合法团体的名义进行”。[14]就这样，学生讲演社团及类似组织在各类学校中日趋增多。

面对各地学生、工人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的抗议压力，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学校也逐渐恢复教学秩序，讲演逐渐发展为学生社团组织学习、传播新思想的新活动形式，在部分学术团体中更是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常规环节。1919年6月，徐特立、朱剑帆、方克刚、欧阳鼐、何炳麟等发起成立了健学会，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本会传播思想方法之一就是讲演。恽代英谈到自己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缘由时，提议之后每年的大会应采用的办法之一就是邀请名人讲演，“能为连日有系统的学术或别种讲演为佳”。[15]青年学生逐渐把讲演作为经常性的学习活动，甚至在极端环境下也保留着这一习惯。1920年4月7日，周恩来、时子周、吴世昌、祁士良等一行因反抗日本侵略而抵制日货，被捕进入天津地方监察厅后，数月时间里几乎每晚都组织会议，其中第一项议程便是演说练习会。周恩来在会议上讲演马克思主义学说较多。后来他们综合最近会议情况，认为出狱之后“学生应立讲演团，各校分组担任，轮流向城市或乡间出发演讲合于平民的，有系统的知识”。[16]因此，不同于五四爱国运动时口号式、片段式的街头讲演，此时在社团常规会议中的讲演活动已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特征，也为社团成员提供了一个掩护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考变革社会路径的重要方式。

3. 工人运动中的学生讲演

与青年学生产生变革社会诉求相伴随的是对组织领导无产阶级队伍的认识逐步加深。其一，青年学生要融入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取得革命成功。施存统在《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深刻指出，无产阶级是有力量的，要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就非有觉悟的学生跑进他们团体里去宣传不可”，当前“没有学生诸君，社会革命是绝不会成功的”，且“只有用‘口’宣传，才能普遍，才能宣传到有力量的人底头上去。……有两种方法：（一）露天演讲；（二）投身工场和加入军队”。[17]青年学生逐步发挥讲演的革命动员和组织功能，在工人运动中宣传革命思想和主张，创办工人补习学校、组织工会，号召工农群众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20年4月起，高君宇、鄧中夏等进步青年就长期以长辛店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了解工人生活状况，利用讲演团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其二，组织发动群众的同时，要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作为共产党的“后备军”。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时就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还创设了“外国语学社”教育和引导进步青年参与革命，定期举办政治讲演会和报告会，培养青年人才。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北大召开，高君宇被推选为青年团书记。朱务善（早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共北方区委委员）回忆道：“那时参加讲演团组织工作的小组成员，逐渐加强了讲演团的工作，把讲演团变为北京共产党的外围机关，为宣传共产主义、扩大党团影响而服务了。”[18]当时以邓中夏、罗章龙、朱务善、何孟雄等为代表的学生就是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的兼职教员，他们用深入浅出的方法宣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行动起来，以办校、办社团、纪念节日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组织成立工会，通过各种形式的讲演活动将无产阶级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20年10月，湖南劳动工会成立，设劳工教育部指导工人教育工作，成立讲演剧组；云南蒙自的青年学生于1920年建立中国青年劳工团，组织演说会；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不仅办了工人夜校，还在1920年11月成立了宣传员养成所，专门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宣传员。此外，青年学生还利用五一纪念日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1920年5月1日，全国多个城市举行五一纪念活动，北京、天津和保定等地工人代表，北京高师、法政、北大、中大学生纷纷沿街讲演，散发传单。高君宇、邓中夏等学生赶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对工人发表演讲。1921年5月1日，湖南工人和学生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学生在湖南一师举行游艺会，演说、演剧活动热闹非凡，还在“纪念面包上印有‘劳工神圣’‘不作工者不得食’等字样”。[19]

“知识者走向乡村，深入工农，在工农民众中间接受教育，改铸自己，是他們完成启蒙使命的必由之路、必要手段。”[20]可以说，深入工农开展讲演一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传播，提高了工人阶级觉悟，另一方面也锻造了一批社会经验丰富、群众工作本领过硬的革命青年，对共产党和青年团早期组织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从更长的历史跨度来考察，工人运动中的讲演在联合工农群众这条道路上进行了最初的探索，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确立的重要经验来源。事实也充分证明，这样的宣传和讲演是能够起到革命动员效果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为扩大革命影响、传播革命思想，仍继续在通俗讲演所、夜校、识字班、读报组等开展讲演活动。

四、结语

五四时期兴起的讲演热潮从一开始就带着挽救民族危亡、探索救国道路的使命和任务。这一活动使得青年学生开始认识到要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非从社会中寻求变革不可，催发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加速成长，客观上发挥了团结青年和浸润青年的作用，与中国共青团团结带领广大青年投身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一脉相承。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集论著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3页。

[2]傅增湘：《敝帚千金·第二集序》，《大公报》副刊《敝帚千金》，1904年第2期。

[3]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4]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一百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5]吴聪：《组织“清华社会服务团”》，《清华周刊》第270期，第12页。

[6]《校役夜班开学详情》，《北京大学日刊》第112号，1918年4月16日，第2版。

[7]《政闻：通令各校组织五项运动部及社会服务团》，《来复报》第61号，1919年6月8日，第7页。

[8]《教育界消息：教部国立大学条例之公布》，《教育杂志》第16卷第3号，第1-2页。

[9]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