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红 王 璇 彭丙虎 苏 媚

（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一、引言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战略，并使其成为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桥梁和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A 股ESG 评级分析报告2020》的数据显示：2012年6月至2020年6月环境类负面事件共发生8 447 件，一系列的环境违规记录映射出很多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淡薄。企业社会责任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管约束的替代方案，也是一套自愿的管理实践，因而法律不能强制要求企业必须“做好事”“做善事”，那么该如何引导和激励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现有研究从资源基础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代理理论和合法性理论等不同的角度，聚焦于财务因素、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和外部因素对社会责任的影响，忽略了同伴企业社会责任对个体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外生影响，缺少对社会责任决策行为因素的全面考量。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声誉的认知受到其他企业社会责任声誉的影响，因而履行社会责任的声誉会产生溢出效应（费显政等，2010）。潘孝珍（2019）认为：社会责任行为存在“物以类聚”的现象，表现优秀的企业可树立榜样，带动周围企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周浩和汤丽荣（2015）发现：市场竞争对企业承担员工社会责任的影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但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这几项研究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相互传递的观点，但是研究视角局限于社会责任的空间区域传递，或者仅关注员工类社会责任的行业影响。刘柏和卢家锐（2018）首次检验了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平均社会责任对个体企业的影响，但仅考虑产权结构而忽略了竞争因素的影响，且未检验社会责任“传染机制”的经济后果。

同伴行为是指个体的行为决策受相同或相近企业的决策行为影响，从而导致其采取类似的企业决策（Manski，1993）。近年来，研究人员发现同伴行为广泛存在于融资、投资和分配等领域，如分析师预测、基金投票、股票市场参与、内部资本市场、高管薪酬、公司违规行为披露、财务舞弊等。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是否存在“同伴行为”？社会责任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企业必须做的事情（Chandler，2016），已经从一种慈善方式演变为一种战略商业需求，这不仅是迎合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公布社会责任报告的要求，还因为外部力量影响企业决策，管理者在做出与社会责任相关的决策时会参照其他企业，为了维护“面子”或者“位子”等承担社会责任，产生对同伴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模仿行为。那么，如果企业响应了同伴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是否会提升企业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同伴行为

企业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经营，有经验的管理者会密切关注同行竞争对手或同地区企业的行为。同行或同地区企业间以各种方式进行基于市场或是非市场的互动。非市场化互动往往影响企业决策，进而表现出同伴行为。比如，一家企业可能通过模仿行业竞争对手的营销战略以保持其市场份额。Fracass（2016）发现企业的财务政策并非仅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还通常会采用与其类似企业的财务政策。企业经理、财务分析师、银行家或投资专业人士通常依赖相关企业的价格“倍数”（如市净率或市盈率）来评估新投资。Menzly 和Ozbas（2010）证实了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与关联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正相关。易志高等（2019）发现企业高管减持行为会受到同行和同地区企业高管减持行为的影响，进而表现出明显的“结伴减持”现象。石桂峰（2015）发现同地区其他企业增加投资时，个体企业也会增加投资。此外，社会规范或文化等因素也常在个体或企业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而导致诸如企业违规等行为的地区集聚现象（Parsons etc.，2018）。因此，企业并不是孤立地做出决策，而是具有“相互传染性”，同行或同地区企业的特征和行为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个体的偏好和决策受他人行为的影响，同理企业“做好事”也可能受其他企业影响。企业为减少经营不确定性或者增强合法性，往往会跟随竞争对手的战略进行社会责任决策（Meyer 和Rowan，1977），学习动机和竞争动机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1）参考或模仿同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可能是因为处理或获取信息的能力受限或者为了降低信息收集和识别成本。不同于一般的经济项目支出，社会责任支出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其对企业价值的创造性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同伴企业在相似的制度环境下运营，同伴企业的决策是最好的参照对象。非经济因素如区域文化或关系网络是影响企业政策制定的主要原因，同伴企业间的信息沟通及员工间的信息传递等更加方便。因此学习动机将企业间的社会责任政策联系起来，促使个体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趋同。（2）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反馈会以同伴企业为参考对象。如果同伴企业在社会责任上投资更多、做得更好，社会责任缺失或者表现一般企业的责任付出就显得微不足道，市场可能会降低对此类企业的“好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是反应性的，同伴企业间的竞争互动促使管理层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跟上竞争对手的步伐，这种竞争关系导致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的产生。由此提出假设1a和1b：

H1a：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存在明显的行业同伴行为现象，即同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本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存在明显的地区同伴行为现象，即同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本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竞争程度、产权性质与社会责任同伴行为

1.竞争程度。市场竞争是一种强有力的外部控制机制，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的过度投资（Giroud 和Mueller，2011）。履行社会责任抢夺企业有限的经济资源，因而主要是企业自愿的行为，也是体现企业经营理念的重要商业战略。竞争激烈环境下产品的同质性使得消费者的讨价还价能力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下降，此时企业可能更多地将资源投放于新产品的开发或市场的开拓，而不是投资于回报见效慢的社会责任项目。再者，处于竞争激烈的行业，更易于传递社会责任投资决策、营销策略和运营方式等信息，因而企业间的相互依赖性较低，有价值的模仿行为较少。而在竞争程度较低的环境中，企业获取有用和准确信息的成本较高、能力有限，这时同伴企业的决策行为就能发挥企业决策的指引作用（刘柏和王一博，2019），同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助力企业坚定履行社会责任的决心，使得社会责任竞争成为产品竞争之外的另一种竞争形式。因此，低竞争环境下同伴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对个体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影响更大。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2：行业竞争程度越低，企业社会责任同伴行为越明显。

2.产权性质。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国企的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现象会更加明显。（1）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推动的。2006年《公司法》首次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法律体系，随后国务院国资委于2008年发布了《中央国有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指引》，国企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典范。2013年《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社会责任作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政府作为监管者，利用社会责任重建企业的社会合法性（Moon 和Shen，2010）。国企必须扮演政治参与者的角色以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与政府互动或积极响应政府要求以实现政企互惠，从而对社会责任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2）国企管理层更注重个人政治抱负的实现和职位晋升等政治目标，一个重要的实现途径就是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以传递其敢于担当的品质，国企间也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相互攀比。非国有企业受政策、市场秩序和竞争环境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制约，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是其首要考虑的问题。虽然履行社会责任能带来提高员工归属感、良好的客户口碑、增加潜在客户等收益，但与新产品开发和营销活动争夺企业有限的财务资源，可能带来的财务负担导致企业缩减其他资源投入。成本高昂的社会责任投入如果不能为企业带来可观的回报，容易造成经济资源的浪费和滥用（李正，2006），所以即使同伴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较高，非国有企业仍然存在不愿捐、不敢捐或不会捐的现实（潘奇，2018），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相对薄弱。（3）国企在软预算约束下运营，在获取资源、债务融资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且往往得到政府的关注，使得国企管理层利用企业资源投资社会责任以提高个人声望的动机更加强烈。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较高，追随同伴行为的机会成本更高，或者即便有意跟随却无资金支持，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可能是“雨天的水坑而不是雨伞”，因此对同伴企业社会责任的追随意愿没有国企强烈。综上，提出假设3：

H3：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同伴行为更加明显。

（三）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的价值效应

企业如果成功地响应了同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将社会责任纳入经营战略对企业获得经济和社会利益至关重要，承担社会责任具有价值驱动的本质特征。

首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增值投资。一方面，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带来货币性收益。企业与外部投资者形成一种动态博弈，企业期望获得投资者的资金支持，但投资者对选择哪家企业存有疑虑（张兆国等，2013）。承担社会责任是公司未来经营良好表现的信号，对社会负责的企业通常被认为更有道德、交易更加透明（Jones，1995），这些道德和透明的品质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缓解代理问题，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市场份额和战略回报。社会责任水平越高的企业往往获得更好的信用评级（Attig etc.，2013）和政企关系（Lin etc.，2015），享受更低的银行贷款成本（Cheng etc.，2014）、股本成本（Ghoul etc.，2011]、市场摩擦（Attig，2012）和股价崩盘风险（宋献中等，2017）。Dacin（1997）发现顾客对关心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企业更感兴趣，他们通过增加对企业产品（服务）的需求以及支付高价来响应企业的社会活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温暖光芒会产生“光晕效应”，激励客户购买其产品或服务（Peloza 和Shang，2011）。另一方面，承担社会责任还会为企业带来提高声誉、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加潜在客户等非货币性收益。履行社会责任增强了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地位（Brik，2011）；提高了员工的组织承诺，员工更加热情和富有生产力（Kim，2018）；赋予市场导向活动一种人文气息，改善消费者和员工对企业的认知（Greening 和Turban，2000）；有助于产生道德资本，并防止社会的负面评价和对公司的抵制（Godfrey，2007）；有助于增强社会合法性和获得政府支持，减少行政监管风险（Hillman，和Keim，2001）。企业通过投资社会责任有效地服务于利益相关者从而获得并维持其竞争优势，进而提高企业绩效。

其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战略性投资。认知失调理论表明，投资者在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时，其决策会更加依赖于声誉（Fombrun 和Shanley，1990）。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协调的主要衡量指标，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成为利益相关者评估企业的信号之一。任何企业的社会目标都必须与其长期经济利益一致，竞争环境下的社会责任行为与发展战略的匹配对于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同伴企业投资社会责任活动的行为，不仅会引领个别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而且迫于竞争压力，可能导致同伴企业竞相“模仿”承担社会责任活动，避免企业形象不佳导致的企业价值受损，这一结果被称为“做善事做成了好事”（Edmans，2011），即所谓的“善有善报”、“种瓜得瓜”。综上，提出假设4：

H4：企业社会责任的同伴行为具有价值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2018年的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数据处理使用Stata14.0 软件。借鉴陆蓉等（2017）的做法，行业同伴企业按照证监会2012 版行业界定标准，制造业取两位代码，其他行业取一位代码，地区同伴企业则以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单位来划分。同时，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行业的企业以及年度行业数量小于10 的行业；（2）剔除被ST 的上市公司，以及观测值缺失或异常的样本数据；（3）对连续变量按1%和99%水平进行缩尾处理。经上述处理，最终得到共4 800 个上市公司样本观察值。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自于润灵环球（RKS），其他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主要变量定义

1.企业社会责任。目前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衡量有很多标准和方法，本文采用的是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数据。润灵环球公司以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为基础，从整体、内容、技术和行业四个维度描述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和披露情况，数据比较独立和客观。

2.企业价值。托宾Q 是企业价值的常用替代指标，常用于对企业业绩的前瞻性衡量，由于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作用可能具有滞后性，适用于评估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创造作用。

3.同伴企业的社会责任。借鉴Leary 和Roberts（2014）、易志高等（2019）的研究，同伴行为可以用企业决策行为趋近于其所在群体决策行为的平均程度衡量。本文以同行和同地区企业平均社会责任水平为解释变量，具体是指除目标企业外，该行业或地区同年度其他企业的CSR 得分平均值。

4.其他变量。借鉴已有研究，选取表1 中变量作为主要的控制变量。

表1 变量说明

续表

（三）模型设计

1.模型（1）和模型（2）检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同伴行为的存在性，因变量CSRi,t 为目标企业i在t 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总得分，自变量CSR_ipeeri,t和CSR_lpeeri,t分别为企业i 所在行业同伴和地区同伴的平均企业社会责任得分，∑Control Variables为控制变量的集合（下同）。

2.模型（3）和（4）探讨竞争程度、产权性质对同伴企业社会责任与个体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选择广泛采用的赫芬达尔指数（HHI）来衡量竞争程度，HHI 是指一个行业中各企业主体的主营业务收入占行业总收入百分比的平方和，即HHI=∑(Xi/X)2，其中X=∑Xi，Xi为i 公司年度营业收入。HHI 值越小，表明竞争程度越高。

3.企业社会责任同伴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通过模型（5）验证，同伴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因此检验过程中还需考虑企业价值滞后一期、滞后两期的回归检验。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 列示了样本的描述性分析结果。CSR 均值为39.260，且均值大于中位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普遍较低。CSR 最大值为89，最小值为14.15，表明不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或能力差异明显。CSR 与CSR_ipeer 的均值相差0.03，与CSR_lpeer 的均值相差0.08，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同伴行为是可能存在的。Tobin Q 最大值为6.598，最小值为0.849，说明尽管样本企业都实施了社会责任政策，但企业价值仍然存在较大差距。HHI 的中位数小于均值，说明大部分行业处于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HHI 最大值接近于1，最小值接近于0，不同行业之间竞争强度相差悬殊。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回归结果分析

1.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的存在性检验

企业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的存在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行业同伴（CSR_ipeer）和地区同伴（CSR_lpeer）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同伴企业与目标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水平受同行业和同地区其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显著影响。这可能是企业基于学习动机采取的学习模仿行为或应对竞争对手的行业竞争行为，也可能是受社会文化、地区氛围等因素的影响，引导企业顺应潮流投资社会责任。

表3 社会责任同伴行为存在性的回归结果

续表

2.竞争程度、产权性质与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的检验

表4 为社会责任同伴行为影响因素的验证结果。从列（1）回归结果来看，CSR_ipeer×HHI 交乘项的系数为0.47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竞争程度越低，同行企业与个体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越密切。管理者对社会责任投资决策的判断是基于企业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的整合，低竞争环境下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管理者获取信息的成本较高，模仿竞争对手的战略决策成为一项便利的选择；再者，低竞争环境下的市场不确定性程度较小，通过对竞争对手的模仿便可维持竞争优势。列（2）结果显示，地区同伴与市场竞争的交互项即CSR_lpeer×HHI 不显著，即市场竞争对同地区其他企业与个体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这可能与市场竞争程度的测量方式有关，赫芬达尔指数是针对行业层面进行的测度。

由表4 列（3）和列（4）可知，行业同伴和地区同伴与企业性质的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企业对同伴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做出了更大的回应和参照。这可能是因为非国有企业更多以盈利目标为主，投资社会责任取决于收益是否大于成本；而国有企业潜在的政治动机导致其重视政治目标，为树立形象和建立声誉而竞相投资社会责任。

表4 竞争程度、产权性质与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的回归结果

3.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的价值效应检验

表5 列（1）和列（4）结果显示，CSR_ipeer 和CSR_lpeer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同伴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对企业价值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可见，根据同伴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调整社会责任活动会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通常具有滞后性，那么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的价值效应是否也存在滞后性？滞后1 期CSR_ipeer和CSR_lpeer 的系数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滞后2 期CSR_ipeer 和CSR_lpeer 的系数估计值均不具有统计意义。不管是行业同伴还是地区同伴，被解释变量的系数和t 值都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可见社会责任同伴行为对于t 期企业价值的影响最为显著。

表5 社会责任同伴行为与企业价值的回归结果

4.异质性检验

（1）基于行业敏感性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缺失社会责任感的事件不局限于某个企业，更多以行业共性的方式呈现。目前社会责任敏感性程度较高行业受到更严格的市场监管，理应更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减少公众及媒体的关注，否则不端社会责任行为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致命打击。将采掘业、食品行业和重污染行业列为社会责任敏感性行业，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CSR_ipeer 的系数在社会责任敏感性程度较低的行业分组中不显著，而社会责任敏感性较高的行业则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社会责任敏感性较高企业对同伴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会做出更明显的反应。为了减少媒体或公众的“特别关注”，如果同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突出，会引领个体企业增加社会责任投资，借助社会责任传达其合法性的信号和维持企业形象，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影响。

（2）基于区位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更具资源优势和较为完善的法制环境，更有能力和意愿投资社会责任。中西部地区面临的市场监管、社会压力相对较轻，投资社会责任的意愿可能较低。根据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区域，表6 中西部地区的CSR_lpeer 系数不显著，而东部地区CSR_lpeer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的企业更易受到同伴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表6 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

5.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检验

使用标准的两阶段OLS 估计程序，第一阶段将解释变量CSR_ipeer 和CSR_lpeer 滞后一期，以同年度同行业CSR_ipeer 或同年度同地区CSR_lpeer 的均值（MCSR_ipeer、MCSR_lpeer）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第二阶段使用CSR_ipeer 或CSR_lpeer 的拟合值作为自变量回归CSR 检验，研究结论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2）解决样本选择偏误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变量采用的是润灵环球数据，但有些公司年份缺失值严重，因此使用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假设依然成立。

（3）排除替代性解释

为排除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的管理层盲目跟从同伴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性解释。选择管理费用率（MFR）和两权分离度（SEP）作为第一类代理问题和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度量指标，分别加入同行企业 CSR、同地区企业CSR 与两类委托代理变量的交乘项进行处理。检验结果表明两类委托代理问题对企业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的影响作用极小甚至不显著，排除了委托代理问题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的可能性。

（4）改变样本

由于可能存在规模巨大的企业引领或影响同伴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情况，分别剔除资产总额超过1 000 亿元、500 亿元和200 亿元的企业，重新回归后的结论仍保持不变。

五、拓展性研究：行业同伴与地区同伴的关系

行业和区域是影响企业决策的两个重要环境因素，同时也是社会责任同伴行为主要依赖的信息传递渠道。一家企业与同伴企业处于共同的市场竞争环境，行业关系网络和地区关系网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信息传导都能够发挥对企业行为决策的导向作用，但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影响有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关系网络之间的相互替代或互补。由于企业资源有限，全面获取及处理行业同伴和地区同伴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困难，因而企业可能无法兼顾对行业同伴和地区同伴的关注。企业可能对行业关系网络传递的信息更加敏感，而对地区关系网络不敏感，抑或相反。基于此，进一步分析行业同伴和地区同伴在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上是否具有替代关系？由于部分企业兼备行业同伴和地区同伴，将同伴定义为三类：同行业不同地区同伴企业的平均社会责任（CSR_d_ipeer）、同地区不同行业同伴企业的平均社会责任（CSR_d_lpeer）、同行业同地区同伴企业的平均社会责任（CSR_il_peer）。表7 检验结果显示，CSR_ipeer×CSR_lpeer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行业同伴与地区同伴在提高目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时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因此，同行业企业和同地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目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

表7 行业同伴和地区同伴的关系检验

续表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系统研究了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的影响机理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社会责任行为存在明显的同伴行为现象，说明其具有“传染性”。（2）竞争程度、产权性质对社会责任同伴行为有重要影响，国有企业和竞争程度较低企业的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现象更加明显。（3）社会责任同伴行为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社会责任敏感性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对同伴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会做出更明显的反应。（4）响应同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可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且当期的价值效应最为明显；同伴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远大于企业自身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同伴和地区同伴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上存在替代关系。

本研究带来如下启示：（1）政府部门应当关注并充分利用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的引领作用，分行业、定期发布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并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名公示，通过排头企业的示范效应，引导企业营造良好的社会责任文化氛围，使得社会责任投资成为企业的自觉自律行为，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总体投资水平。（2）不同竞争环境下的社会责任同伴模仿行为的动机不同，企业应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意识，关注竞争环境变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决策的影响，处于竞争激烈环境下的企业不能盲目跟风、过度投资社会责任，低竞争企业也不能规避社会责任的履行。（3）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超越了政府或法律的要求，政府不适宜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干预，但可以从信用评价、政治支持、政策扶持和宣传表彰等方面优化政策环境，激励非国有企业积极“做好事”，加入到践行社会责任的行列中。（4）政府部门应当考虑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个体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异质性影响，做到激励有度、因行而异、因地制宜。（5）加强舆论宣传、教育培训和交流学习，让企业意识到社会责任同伴行为的工具效应和价值效应，引导个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达到政治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多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