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坤 赵丽

摘 要：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要求。在消灭绝对贫困的战役胜利完成的当下，消灭相对贫困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在我国一些贫困地区，生态脱贫成为重要的脱贫手段。目前我国生态脆弱区在生态扶贫客观物质、环境、人口素质、文化、扶贫机制、政策上的困境，与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环境有一定相似性，邓小平生态思想中推动科技发展、普及基础教育、加强交流合作等内容，具有借鉴意义，可以为推动生态脱贫的系统完善提供路线指引。

关键词：邓小平;生态脱贫;路线指引;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A849;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2）03 — 0048 — 04

消除贫困是最重要的人权问题之一，世界各国均将消除贫困设置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我国于2020年消除了绝对贫困，为世界各国做出了榜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1〕在消除绝对贫困后，我国仍然有一些地区发展仍然较为落后，是消灭相对贫困的重点对象。生态扶贫是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扶贫手段，邓小平生态思想作为我国重要的理论武器，曾带领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成功地进行了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邓小平生态思想，发挥其理论指引作用，对于完善生态扶贫，加快消除贫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与中央政府的集中管理之下，我國对环境进行了初步的治理，具体方法是号召群众进行自发的防护，派遣专业人士进行对点治理、重视农业。〔2〕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深感我国的生态环境落后，结合实际情况，颁布实施多种政策以应对环境问题，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邓小平生态思想。

（一）邓小平生态思想的提出背景

邓小平生态思想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首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有利于解决我国生态问题。改革开放时期，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全国上下都在大力发展经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态思想已经落后，不符合我国当时国情，无法满足我国快速增长的经济需求。因此我国需要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生态思想与政策。其次，我国环境的实际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当时我国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需求极其迫切，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发展经济的活动，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环境破坏。如1973年，邓小平在桂林工作时，看到了漓江上因为发展工业而造成的严重污染〔3〕。第三，国际上对于环保问题的日益重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对于环保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在美国生物与环保学家蕾切尔·卡森所写的《寂静的春天》发表后，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都对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新的反思，并且进行了多种环境方面的改革。〔4〕这股浪潮以及美国的应对措施也对邓小平生态思想的具体内容均有一定的影响。最后，生态思想的改革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认为，人类文明应当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实践应当保证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原则。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践行者，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环境的论述对于其生态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二）邓小平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生态思想对我国当时环境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和思考，并且提出了应对措施，形成了以建造绿色中国、造福后代为目标，以环境保护为国策，以优化改革为方法的新型生态思想，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以环保为基本国策，环保与经济协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为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走上了一条以量取胜，通过大量消耗能源，不求效率、但求产出的道路，这也正是西方所走的先污染、后处理的道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资源需求急剧上升，使得我国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邓小平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对于过度浪费资源应当全力禁止。邓小平将环境保护定为基本国策，将发展生产力定为基本任务，两手一起抓，力求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对此，邓小平实施了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等举措，大力支持经济林木的种植，提出谁污染谁治理等方法，确切落实了环保与经济协调发展思想。

（二）提高人口素质，开展科学教育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人口数量水平与所需劳动力极度不匹配，因此政府开放生育，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人口红利。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由于人口数量急剧上涨，人均耕地日渐减少，更多人选择去砍树耕田，对环境有一定破坏，加上群众的环保意识较差，对于资源利用没有科学的方法作为指引，进一步激发了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邓小平首先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将我国人口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规模。同时加强人口的素质教育，将科学方法带入人民的生活之中，推崇生态农业，开发新型资源，从而使得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建立法制体系，完善环保法律法规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新中国成立早期曾经尝试过利用政治号召的方法，依靠人治解决生态问题。邓小平认为这种方法虽然可以有效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的优势，但也会导致群众过于一拥而上，效率不高。〔5〕因此，邓小平用法治替代人治，利用法制保障来确保我国的生态建设。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颁发了《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数部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法律，为我国生态保护提供了稳定、长期、有效的法制力量。〔6〕

（四）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吸收借鉴国外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人均文化水平不高，对待环境问题，国家通常依靠有技术的专家。邓小平认为生态治理与所有人民都存在密切联系，可以通过激发群众的集体责任感，从而动员全体人民投入到生态环境建设中来。强化人民是国家主人的思维，推出了一系列全民参与的大工程，如义务植树等，让全国人民加深对生态环保的主人翁意识，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同时还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与技术，在国际环保会议上广纳良言，为我国寻找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

步入21世纪，我国国力逐渐强盛，2021年已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消除了绝对贫困。接下来，为了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对我国一些贫困地区进行针对性扶贫，从而实现减小相对贫困是攻坚难题。在精准扶贫阶段，这些落后地区基本与地理空间上的生态脆弱区重合。〔7〕为了实现消除贫困和保护生态的双重目的，生态扶贫作为解决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生态扶贫模式

所谓生态扶贫，就是跳出传统扶贫的以单一的经济增长作为指标的模式，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均作为目标考量。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會上，国家将巩固脱贫成果与推动绿色发展作为双重目标提出，更是证实了生态扶贫对于当今社会扶贫工作的重要作用。〔8〕我国扶贫工作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现金型。现金型扶贫模式是由政府主导，将以现金为代表的实际物资向目标扶贫地区倾斜，通过资金补偿，直接缓解目标地区的贫困水平。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将人口直接纳入一些可以返还现金的项目，如退耕还林等，直接为目标贫困人口发放一定现金;另一种是通过下达特殊优惠政策于当地政府，使当地政府面对生态贫困有更强的调控能力。此外，社会各界也对于生态脆弱区有一定程度的帮助。除了这两种主流方式，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扶贫也是一种现金型扶贫方式。这种方式扶贫效果较为直接，但是根据目标区域的情况不同，扶贫效果会有较大波动。

二是岗位型。岗位型扶贫模式，是根据现金型扶贫机制中的补偿项目，将该项目与当地人口就业联系，解决当地人口就业岗位，从而缓解目标地区的贫困水平。该方法在三种方法中最为广泛，收益也较好。我国在多个层面均开展了岗位型扶贫政策，以生态护林员为例，目前已在全国22个省的贫困县均开展以生态护林员为扶贫项目的扶贫活动，扶贫金额逐年上升。〔9〕该方法可以使贫困地区的群众获得较稳定的工作，保证生活的收入来源;还可以通过转移人力来对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进行维护，是一种可以同时达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良好扶贫方法。

三是产业型。产业型扶贫模式，也是以现金型扶贫模式中的政策倾斜为主体，利用政策，合理发挥，将贫困地区人口与当地生态有机结合，构造特殊产业，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这种方式可以从源头解决贫穷问题，但是难度最高。依靠政府的扶持与社会的援助，依靠特有生态，朝林业、旅游业、养殖业方向发展的产业比较容易形成产业优势，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

（二）生态扶贫现阶段所处的困境

我国虽然有对生态脆弱区较多的扶贫经验，但因为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以及生态扶贫手段的局限性，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经济条件仍然严峻，东西部差异还广泛存在。生态扶贫本身的措施是合理的，但是由于现实因素，存在一定的不足。现阶段生态扶贫存在以下三种困境：

一是客观物质、环境上的困境。由于生态脆弱区对于外界影响抵抗力较弱，因此，想要振兴生态脆弱区的经济，使贫困地区脱贫的最好方法就是发展当地的第一产业。但是，由于我国地幅辽阔，某些生态脆弱区环境极其不适合第一产业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暂时难以合理的改造该区域，只能选择生态移民作为扶贫的方式。除此之外，由于这些贫困区域的贫困历史极久，扶贫项目会遇到断水、断电、道路未通等多种因素影响，这种情况下，为了现代化农业技术的普及、商品的运输流通，修建基础设施就成为必经之路。但是面对人烟稀少、地理环境恶劣的生态脆弱区，成本、技术等都成为了生态扶贫的困境。最后，贫困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性，经常会面临农业资源本身短缺、开发困难、品类单一、无竞争优势等行业问题，这些客观上的问题成为了阻碍生态扶贫的一道关卡。

二是人口素质、文化上的困境。正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人口素质对于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影响是决定性的。良好的人口素质是解决贫穷问题的不竭动力。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贫困地区的群众大多未受到良好的教育，现在仍为自身的生计而劳作。由于文化水平较低，需要一定知识水平的产业型扶贫难以开展，人才资源的短缺也使得该地的岗位型扶贫相对掣肘。由于贫困地区人口处贫困多年，对于外界了解甚少，所以其主观脱贫的意识与渴望并不充分，相比之下，可能更加依赖于原有的生活方式。政府在利用现金型扶贫时，由于文化水平影响，“部分相对贫困人口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脱贫成绩，不断把有限的资本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上”，〔10〕贫困地区鲜少有人将政府补助基金投资到脱贫投入中去，因此，只有提高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文化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三是扶贫机制、政策上的困境。我国扶贫工作从改革开放开始，至今只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即使面临庞大的人口基数，也已经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但是仍然会有经验不足导致的政策、机制上的缺失问题。首先，生态扶贫属于新生思想，我国扶贫方式仍然以传统扶贫居多，能否完全适应与结合生态扶贫本身就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同时，我国传统扶贫方式较为单一，在面临情况各异的贫困地区，并不能实时地解决出现的问题。最后，由于贫困地区脱贫致富需要牵扯到多个部门，除却直接相关的农、林、牧、渔等，还需要考虑道路铺设、教育投资等问题，牵涉问题多且杂。以上这四个方面大大增加了扶贫工作的难度。

为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优化生态扶贫方法，帮助生态扶贫走出困境已经是必然选择。习近平曾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1〕现在的生态脆弱区与改革开放时期的我国环境有一定相似性，因此邓小平的生态思想可以为我国现阶段生态扶贫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推动科技发展，加强法制建设

我国现阶段造成生态扶贫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可以通过科技发展予以解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快速科技发展，可以有效为贫困区域发展适宜的基础建设，增加贫困地区群众对外界的渴望，激发其主观能动力。同时加强贫困地区的物流系统与宣传能力，补齐贫困地区的致命弱点，发扬其长处，发展适合贫困地区的致富路子。法制建设也是保证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力量。脱贫中的一些制度不明等问题会导致扶贫效率低下。建立健全法律机制，明确扶贫内容与力度，细化扶贫工作人员的责任与义务，为贫困地区出台更加适合于实际环境的相关条例，为实施扶贫工作提供法律依据，是生态脱贫行之有效的法律保障。

（二）普及基础教育，发挥带头作用

教育是头等大事，无论任何时期的扶贫工作都要从教育入手，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对于贫困地区的民众，应当合理的加强职业教育，提升整个地区的文化平均水平，才能与国家政策相辅相依，更好地完成扶贫工作。政府应当从教育观念入手，为贫困地区民众纠正读书无用等观念，为乡镇之间提供免费的教育场所，保证教育的资金投入。同时，注重成年人的教育，尤其是成年人的专项教育、职业教育等。宜农授农，宜渔授渔，为当地民众普及正确实用的而简单的科学知识与是非观念，有利于民众对脱贫充满信心和希望。同时请专业人士指导，研究当地情况，探究行业发展可能，激发群众生产热情，从而提高脱贫效率。

（三）加强交流合作，寻找新的出路

目前我国在世界脱贫工作中居于领先地位，但是进行国际间的交流互助仍十分重要。在国际交流中，考察各国对于不同地理环境下脱贫方法与特点，学习各国对于脱贫工作的崭新思想，对于我国完善生态脱贫，造福人民有积极借鉴意义。同时在国内继续针对生态脱贫进行研讨，寻找全新出路，对新思想进行大胆尝试，例如将三种脱贫手段有机结合、在生态脆弱区开展适当的第三行业、发展新兴绿色行业等，为我国脱贫工作提供全方位、多功能、多角度的脱贫工具。

邓小平生态思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配套措施。成功实现2035年全国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全景目标以及持续走向共同富裕，需要紧跟党的领导，充分发挥邓小平生态思想在脱贫领域中的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让大家携起手来，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12〕

〔參 考 文 献〕

〔1〕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2-26（02）.

〔2〕李学林，毛嘉琪.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转变〔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2（02）：11-18.

〔3〕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卷6〔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

〔4〕洪梅，韩文君.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时代价值〔J〕.城市学刊，2020，41（06）：7-13.

〔5〕李学林，毛嘉琪.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转变〔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2（02）：11-18.

〔6〕李洁.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7，29（10）：5-8.

〔7〕杨娟.生态扶贫的现实困境及路径优化策略〔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39（01）：89-92+96.

〔8〕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0-10-30（01）.

〔9〕胡振通，王亚华.中国生态扶贫的理论创新和实现机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6（1）：168-180+206.

〔10〕王太明.后脱贫时代生态扶贫的逻辑、困境及规制〔J〕.临沂大学学报，2021，43（02）：88-96.

〔1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

〔12〕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5-10-17（02）.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