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琨

钱锺书先生，大名垂宇宙，其人星斗赤子，其学地负海涵。故海内外治“钱学”之士，又自然以治其学术、其生平而两分。钱公的“小本家”钱君之俊，便是后一领域中的青年才俊。钱公颇爱将时空不同却有相似之处的事件、现象“捉置一处”，此即《谈艺录·序》所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而钱之俊君研究默存先生生平，亦颇能师法此意，以特别视角，聚相同话题。他并没有特别多的新材料、新发现，难得的是心灵手巧，善于用独特的视角蒐集、整合、剪裁已有旧史料，旧酒装成新瓶，竟成百衲之袄，一豁读者眼目。范旭仑在为之俊君《钱锺书生平十二讲》一书所作《序》中，以八字概括之俊君此一“治钱”特点：“另出手眼，聚类钩元。”诚为具眼之见。从《钱锺书生平十二讲》到《晚年钱锺书》再到这部《钱锺书琐话》，之俊君此一“新瓶装旧酒”的“治钱”特色可谓一以贯之。坊间已有多种钱锺书传记，似乎“钱锺书生平研究”这一耕田早已被人犁遍了，而之俊君犹能别开生面，另杀一条路出来，其故端在于此。

但读者倘若以为之俊君完全是在用新瓶装旧酒，一点没有新酒，那就错了。仔细比较《钱锺书琐话》与之俊前两部书，我认为《钱锺书琐话》至少有两方面的新东西：一是亲身考察。我们知道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上有个名词叫“田野考察”，戏言之，钱学研究虽不需要下田，但完全闷坐书堆恐怕也不见得全对。走出书斋，没准儿能别处逢源，收获“治钱”的意外惊喜。之俊就以亲身经历，为此说提供了鲜活有效的例证。如在《晚年钱锺书与苏州四中》一文中，之俊记录了他亲身探访曾经的桃坞中学、今天的苏州四中的见闻，对学校的粗（真）心（没）大（文）意（化），把锺书楼和塑像上钱公名字中的“锺”写错成“钟”，及锺书楼内的钱锺书简介把《管锥编》写成《管锥篇》，愤愤不平，吐槽不已。又如在《钱锺书与张杰（挺生）》一文中，之俊钩探出张杰与钱基博、钱锺书父子两代的深情厚谊，足补已有钱公传记之阙，而“促生”这篇文章的机缘，则是2017年之俊受邀到江西省大余中学，参加该校教师程秀全（亦为研钱学者）等教师做的一个和钱锺书有关的省级课题教研活动，之俊惊奇地发现，该校以前的一位校长张杰，竟曾是钱锺书的同事与好友，也是钱基博老先生的高足。二是时有创见。我曾浏览《钱锺书琐话》的豆瓣书评，曾见有网友批评作者“只接不评，吝于论断”。个人以为此评过苛，不确。诚然，之俊治钱生平，搜罗材料甚为用力，待评断处则往往引而不发;但我还是能看到在书中他时有创见。如无锡钱家为何舍近求远，一定要送钱锺书、锺韩两兄弟到苏州读初中？已出版的几种钱锺书传记都回避了这个问题，之俊则从锺书父钱基博当时就职上海圣约翰大学，苏州桃坞中学外语等科教学水平比无锡学校高，钱家当时经济条件较好，当时苏沪一带富家对教会学校趋之若鹜的风气等角度，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推析和判断。窥斑可见豹，若没有对无锡钱家及当时苏州无锡一带经济社会史的全盘了解，仅仅就钱锺书而论钱锺书，是不可能做出此创见的。其他如钱锺书何时到无锡辅仁中学就读，钱锺书为何不读清华研究生，钱锺书留学期间何以不要学位，钱锺书为何拒绝牛津教鞭等治钱生平之“疑难杂症”，之俊胥能辨正俗谬之说，自出稳惬之论。

作者辨析材料，颇为精细，如他细致比对了杨绛先生不同时间所写回忆录类文字，发现其间颇有异同。众所周知，钱锺书先生有个著名观点——回忆录、自传等是靠不住的。如钱先生在《〈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重印本序》里写道：“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又如在《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一文里，钱先生借魔鬼之口说道：“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再如钱先生曾对到访的汪荣祖说钱穆的回忆录靠不住（《汪荣祖谈西方汉学得失》，《东方早报》2010年4月18日）：“记得改革开放后，我初返大陆访问，在北京三里河拜访了钱锺书先生。海外友人寄给他一些钱穆的书，他说钱穆的作品如果能代表海外学者的成果，实在令他大失所望。他特别提到那本《师友杂忆》，里面提到他的几处，几乎全是错的，他开玩笑问我，史家求真当如是乎？”而杨绛先生回忆录文字的彼此歧异，戏谑言之，遮莫妻子“不惜”以自我之“失”，验证夫君观点之“确”？之俊深研钱锺书先生生平，入乎其内既深，出乎其外故易，每能于其他“钱学者”考论深处，再进一步，有所补正。如谈钱锺书字名号时，引及范旭仑近来考证少年钱锺书曾用一笔名“梼杌”，然却不明钱默存化名“梼杌”之用意，之俊当即判断，“梼杌”谐音“桃坞”，乃默存先生中学校名也。又如在《晚年曹禺谈同学钱锺书》一文中，之俊为谢泳《钱锺书与曹禺的交往》所述二人关系，补充了曹禺女儿万方在采访和文章中透露父亲晚年是如何谈钱锺书的，1994年住进同一所医院后曹禺下樓探望过钱锺书等几则细节。谢泳在《钱锺书与曹禺的交往》文中判断，钱锺书对曹禺剧作的评价很可能不高。但没有直接材料。之俊《晚年曹禺谈同学钱锺书》文中引了栾贵明《小说逸语：钱锺书〈围城〉九段》中这段话：“《围城》被拍成电视剧后，删掉了许多对话，钱锺书说：‘书里埋了很多线索，对话也删得可惜。我的对话比起曹禺来不知要好多少。’”在目前可看到的范围内，这似乎是唯一一则钱锺书直接“差评”曹禺剧作的材料。又谢泳文中细细考察《围城》中透露出来的钱锺书右李健吾而抑曹禺之倾向、及引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语：“如果拿酒为例，来品评曹禺和李健吾的剧本，则前者有如茅台，酒质纵然不够醇，但是芳浓香烈，一口下肚，便回肠荡气，因此演出的效果之佳，独一无二;而后者则像上品的花雕或桂花陈酒，乍饮平淡无奇，可是回味余香，直透肺腑，且久久不散。”意为曹豁露，李含蓄;曹为第一眼美人，李为第二眼美人。钱公雅人深致，当然右李左曹。按此可补参钱公著述中数则材料，以钱证钱。如《管锥编》卷论《全汉文卷一六》：“李商隐《泪》、冯浩《玉溪生诗详注》卷三引钱龙惕曰：‘陆游效之，作《闻猿》诗。’盖李诗至结句：‘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陆诗至结句：‘故应未抵闻猿恨，况是巫山庙里时’，均始点题，特李仍含蓄，陆则豁露矣。”显然右李之含蓄而抑陆之豁露。又如《谈艺录·五九》：“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显然欣赏“远微深厚”（含蓄蕴藉），而劣评“词沓意尽”（豁露直白）。再如《容安馆札记》第二十一则：“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修洁而能闲雅。《聊斋》较之，遂成小家子。”及《容安馆札记》第六百十七则：“（《聊斋》）删易之句皆较原稿为简雅，惜尖新纤俗未能一一扫除。骈俪语更小家薄相，阑入叙事中，尤滥恶。如《公孙九娘》一则云：‘如蒙金诺，还屈玉趾’，岂非尺牍家习气耶？”是可知钱公赏赞《阅微草堂笔记》之修洁闲雅，而“差评”《聊斋志异》之尖新纤俗、滥用骈俪“尺牍家习气”。综上可知钱公文艺审美之一好恶标准，即喜含蓄蕴藉，不喜豁露直白;喜修洁闲雅，不喜尖新纤俗;是文人审美，而非大众审美。是故综合钱公文艺审美之口味标准、司马长风对曹禺和李健吾剧作风格特点之评价、钱公亲口评价“我的对话比起曹禺来不知要好多少”，则可下一断语：钱锺书对曹禺剧作之评价必然不高;曹禺剧作“烈酒”一般的风格易为大众审美所喜，却理所当然不为文人审美如钱氏者所喜。不佞“研钱”，一贯拉拉杂杂，习惯不修边幅，生平、学术，浑说一气;之俊君“治钱”，严守“生平”畛域，谨遵分寸，不越界限，知止更难，仆叹未能也。

五十二则“琐话”，看似“瑣”“散”，却形散神聚，读者阅毕掩卷，闭目冥思，眼前自当慢慢凸显一副渐渐清晰的钱锺书全息图像。读《钱锺书琐话》，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钱锺书的性格，可谓“一束矛盾”。他曾很骄傲地表示自己最通人情世故（“当面输心背面笑”的“钱赞”可为例证、力证？），然而另一方面却是很任性，很孩子气，坚决不世故，有时未免执拗得似乎不近人情，如坚持不给母校无锡辅仁中学题名，坚持不出席华中师大给父亲举办的百年诞辰纪念会。他写日记，却毁日记。他对自己早期诗，又重视又不重视……读者持此书与范旭仑《钱锺书的性格》一书合观，于钱公其人，当益能深有感会矣。

《钱锺书琐话》中述及江西大余中学语文教师程秀全、湖南语文教师蒋波、浙江杭州采荷中学语文教师杭起义，及钱锺书母校江苏无锡辅仁中学语文组教师在普及钱锺书其人其学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而之俊书中没有提到的、“治钱”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中学语文老师，并非别个，正乃安徽无为县中学语文一级教师钱之俊自己。然则中学语文老师岂可小觑？“钱学”不是高校教授们的专门之学嘛。张冠生整理《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载沈昌文云：“办《读书》的时候老先生们教我的一点，尤其是陈原这样教我，就是讲究‘言外之意’。也可以说，这是《读书》的一个特点。有一度我也自问：这言外之意人家看得懂吗？后来我就领教了，这读者真是厉害！特别是那些没有名声的、远在一个偏僻小城市的、某县城一所中学里的老师，他们有见解，写信没有顾忌，一针见血，说到要害处。你的话后边的意思，他们一眼就看穿了。”沈先生这段话，无意中也许揭示出一个典型或非典型的文艺评论界现象，我不妨名之曰“中学语文老师现象”——“那些没有名声的、远在一个偏僻小城市的、某县城一所中学里的老师”，正因为没有名气，地处偏僻，反倒易于远离学术圈名利场，反倒易于“板凳要坐十年冷”，他们在“钱学”等文史学领域正做出越来越扎实可观的成绩。失于名利，得于学术，得失之际，正未易言？

谢泳在为之俊君《晚年钱锺书》一书所作《序》末，委婉地向他提出高标准、严要求：“之俊正当年，我期待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他能再用一些时间和精力，努力去发掘更多第一手史料，让第一手史料在自己的研究中比重更大些。”但究实说来，谢君这其实有些无视客观条件而做苛求了。至少在目所能及的范围内，之俊君对新材料的搜集，已做到了尽全力。诚如《钱锺书琐话》一书告诉我们的，钱公生前除了卷帙浩繁的《外文笔记》《中文笔记》外，巨量的笔墨还有两类——日记和书信。他晚年“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钱公自嘲语），其手札大量流落人间;他一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数量很可观，而且大部分生前都保存下来了，这其中记录了相当多的钱杨夫妇学习与生活细节。但杨绛先生大限之前，亲手烧掉了钱公和自己的几乎全部日记;有心人收集并编选过《钱锺书书信集》，也因钱公反对而未能出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设若这两部分巨量“钱学新史料”掌握在手，之俊君又何必、何苦守着已经不知道犁过多少遍的旧材料这块田扑腾！钱杨二老当然有权决定自己笔墨的存留;但说句大胆冒犯的话，二老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中国文化，戏谑言之，杨先生之烧日记、钱先生之不准书信集出版，算不算文化之“一厄”，而令有识之士叹惋呢？

我为钱之俊君“治钱生平”已取得的成果拊掌称善，也为他未来在这一领域恐难“有米下锅”，抱持也许是杞人忧天的隐忧。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