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樱

每过一段时间，我和母亲就会大吵一架，不出意外都是为了找书。“书明明没有长腿儿，到哪里去了？”“我就不信这个邪，没出家门，能长翅膀飞了不成。”这两句话俨然成了她的口头禅。她是个急性子，有种找不到书就不吃不睡的倔劲儿。谢天谢地，幸亏她是个急性子，否则我也会因此得了狂躁症。

从我坐在轮椅上那年开始，坏了的双腿和心仪的书籍，就成为我生活的标配。一晃眼，二十一年过去了，我的病情时好时坏，关节疼痛似乎成为一种宿命，不可逆，不能根治，也容不得半点轻视。就像那小拇指甲大小的止疼片，哪天一疏忽忘记吃了，就会手指肿胀，关节僵硬，全身困倦，疼痛一股脑儿找上门来，叫你不得不满脸忏悔，点头哈腰，喃喃自语：“对不起，我的身体。”即便外出开会，我的背包里也随时揣着白色塑料瓶装的止疼片，萘普生、芬必得、扶他林、双氯芬酸钠肠溶片等轮换着用，以减少抗药性。有一年初夏，在省城某宾馆大厅茶歇处，我趁没有人赶忙从包里掏出塑料瓶，倒在掌心两片“小白”，喝一口水仰脖吞下。没想到，竟被大堂经理瞅见，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她眼神怪怪的，脸上挂满问号，好像质疑我倒卖毒品似的，怕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从那以后，我很少在公共场合服药，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仿照史铁生的话，我的生命密码也有两条，那就是疼痛和书籍。书是我的命根子，是我的两条腿，也是月光、清泉、小溪、镜子、玫瑰、鸟鸣。父亲去世后，我一度觉得，有些时候，我的父亲也是书籍——他在的时候，我从未重视过;那个初夏的傍晚，他抽身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我也尚未觉醒;伴随时间的推移，我才恍然意识到，他是最厚重、最难懂的一本大书，只不过，我再也没有机会去读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现在，母亲被巨大的沉默所覆盖，它蔓延成一堵墙的孤独，蔓延成一片片虚空，蔓延成一个世纪的漫长，她就像被时间凝固在了过去，父亲的离开把她的一部分也带走了。她一天说不了几句话，家务活也干不了，只是默默地低头整理书，分门别类用报纸打包好，整整齐齐，一尘不染，好像要目送它们出趟远门，又好像要把昨日的时光都打包进去，就这样锁进记忆的保险柜里。我也陷入巨大的沉默中，时而清醒，时而恍惚，时而无所适从。

法国诗人普吕多姆说过，“做母亲是一种狂喜，做父亲是一种尊严。”复活父亲的尊严，或许是我阅读与写作的全部意义。偏偏上天独爱我这个任性的孩子，把书籍和狭窄的房间同时赐予我，从而生出诸多烦恼：不足十五平方米的房间，盛不下太多的书，买进一批，借阅一批，必须整理一批，“窝藏”一批。这非但是体力活，也是脑力活，要记住，关键是要记得倍儿清。所以，翻箱倒柜爬上爬下找书就成为我们家的一桩大事，我是指挥官，母亲帮忙找，如果记错放的位置，找书就会变成痛苦的煎熬，母女俩之间的“大战”由此爆发。我埋怨她没有找对位置;她呢，怒斥我自己记不住放在何处，瞎指挥。越急越找不到，好像书籍有隐身术似的，故意与我们躲猫猫。倘若书会说话，想必会站出来勸架：“别吵了，也别急了，我在这里呢。”有一回，找从网上淘来的孙犁的书信集，找了一上午，到了饭点，母亲也不做饭了，腰疼复发，血压飙升，心脏不舒服，一气之下睡觉去了。此刻，我的委屈不可遏制地涌了出来，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我又累又饿，突然觉得以前读的书都白读了。庚子年秋，从市图书馆借的祝勇《故宫的古物之美》找不到了，本来就到了还书的时间，我绞尽脑汁地想啊想，一点记忆也没有，就像醉酒后断了片。母亲在屋里挪着脚步找，找完一排，又找一排，边找边帮我梳理：书借来后放在了哪里，后来你爸去世，那天晚上回来摆设灵堂，七手八脚一通忙乱，在狭窄的空间里来回收拾，一摞摞书被堆得七扭八歪，后来你舅把其中一摞搬到一进门的小床上，我找了好多遍，跪得膝盖生疼，但就是没有啊……说着说着，她的声音突然中断了，喉咙深处一阵抽动，肩膀大幅度耸动，她就像刚刚失去父亲的孩子，努力掩饰自己的悲痛。我晃了晃颈椎，抬起头瞥见，她红了眼圈，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却最终没有淌出来。

我从网上买了本新书，算作丢书赔偿给图书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过失：丢的哪里是书，分明是一颗无所依傍的心哪。没过多久，去给父亲扫墓回来，那本书奇迹般地找到了！精装硬壳，米黄扉页，熟悉又陌生，我愣在原地，目光久久凝视，顿觉呼吸急促，几近晕眩。我又懊恼又自责，不该埋怨母亲，不该如此任性，不该为了一本书而大发脾气。那一天，我就像过节一样开心，值得为失而复得的书举办一场Party。我一下子理解了庄子的鼓盆而歌，与生死无关，与爱情有关——爱情能够超越生死，就好比人与书的长恋，缠绵悱恻，彼此信赖，能够超越时间，跃动着一颗不死的芳心，或曰爱情。

费尔南多·佩索阿说过，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并不真正存在时，灵魂才是真正的实体。事后，我做了个很长很长的梦。梦见家里大大小小的书都漂了起来，形成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深得看不见边缘，也没有一点光亮，漆黑如夜。就在我拼命挣扎、有些窒息之时，一本本书变成了一尾尾大鱼，母亲正在成筐成筐地分拣，告诉我这尾鱼叫什么名字，那尾鱼叫什么名字，我高兴地忘乎所以，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就在我要伸手抓鱼的时候，发现自己变得轻盈自如，瞬间生出金色的双翼，飞了起来，像风儿一样自由，像鱼鳞一样透明，携带着草的气息……没有了疼痛，没有了烦恼，我越飞越高，羽毛流溢出夺目的光，把整个天空照亮如白昼，盈满葡萄酒的味道。

曾经，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黑暗——被确诊“不死的癌症”时欲哭无泪的黑暗，父亲突发脑血栓倒地时天塌了般的黑暗，坐在轮椅上遭受异样目光时灰心丧气的黑暗……后来，我在梦境里学会了克服黑暗。也许每种黑暗里都住着一个天使，把我引向光明和寂静之地。

所有的书籍都是通往死亡的路，每本书都是墓地的形状;所有的写作都是提前写好的墓志铭，所以，我阅读，思考，构思，爬格子，都是在酝酿和起草遗嘱，为未来写下一些或深或浅或长或短的见证。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写过一本书叫《过于喧嚣的孤独》﹙杨乐云译﹚，他写了二十多年，三易其稿，他曾说，我为它而活着，并为写它而推迟了死亡。第一次读，我颇感震惊，开篇写道：“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里，这是我的love story﹙爱情故事﹚。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在此期间，我用压力机处理掉的这类辞典无疑已有三吨重，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侧一侧，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主人公汉嘉，一位在废纸回收站工作三十五年的打包工，因为阅读旧书而成为所谓的文化人，他没有妻儿，没有亲友，长年在肮脏、潮湿、弥漫霉烂味的地窨子里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他浑身散发恶臭，手上沾满污血，额头沾着被打死的苍蝇，袖管里时不时跳出一只老鼠。身处底层，活得卑贱，却美如蚁神，如他所说：“我最爱苍茫的黄昏，唯有在这种时刻我才会感到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可能要发生，当天色渐暗、黄昏来临，万物变得美丽起来，所有街道、广场，所有暮色中的行人，都像蝴蝶花一样美。我自己好像也变得年轻了。”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汉嘉，当我为了找书而懊恼的时候，当我为了借阅心仪书籍四处奔波而不得的时候，当我和母亲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然而，汉嘉比我要幸运，他的孤独成为一枚被书籍收藏的徽章，哪怕失败也是美好的，哪怕无果也是唯美的。我记住了一把芬兰刀、一座白雕像。汉嘉在屠宰场附近路遇一个陌生人，用芬兰刀顶着他，把他逼到一个角落，掏出一张纸来，为他朗诵了一首歌咏希强内农村美丽风光的小诗，读完后又向汉嘉道歉，说眼下找不出别的办法来让别人听他读诗了。那把芬兰刀子，或许就是我和母亲的争吵。

我没有芬兰刀。我只有一间陋室，一台轮椅，和包容我、袒护我的母亲。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幸福，但我懂得，驰骋在书的深海里，当我张开翅膀想要飞翔的时候，就像我孤独难耐想要歌唱，某个地方一定有所回应，或者来自遥远的天际，或者来自美丽的天堂，看过的转眼就会忘记，转瞬凝为星辰，眷顾星球上所有的孤独生灵，包括你，我，他。

我没有芬兰刀。我只有疼痛的身体、心仪的书籍和并不那么太懂我的母亲。寅申年春，倒春寒大降温的那个夜晚，伴随“嘀嘀”两声响，手机上进来一条短信：“凭取件码72511691至南院门卫室对面取您的快递。”母亲缓缓起身，穿好衣服，揉了揉贴着膏药的右膝，然后戴上帽子和口罩，手里攥着写好的取件码纸条，就像攥着一个夜晚的秘密，摇摇晃晃出了家门。从她出门，我就停下手头的事，心里一阵阵不安，说不清的紧张纠缠着我的心，无处安放。二十多分钟后，她回来了，进门便说：“是书，北京寄来的。”我接过两本书，像是接过一封远方友人的来信，摩挲，盯视，打开，展读，内心的不安如潮水退去，一股喜悦之情向上升腾。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目录首页上时，我变形的右手一颤，此时此刻，室外温度降至零下，我却似乎坐拥成千上万个春天，那么绚烂，那么芬芳。

其实，疼痛的身体也是一把芬兰刀，但只会刀刃向内，抵达我的自卑和脆弱，抵达那看不到的幽暗深渊。这个深渊，就是深不可测的书海，就是苍茫无边的星空，一本本书籍托举起我的身体，把我引渡到精神的彼岸——当我掀动书页时，就会展翅飞翔，扑棱着翅膀，蓦地，被一阵大风卷进一个高空气流漩涡里，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

我知道，当我阅读的时候，我离春天很近，我离天堂很近，能够听到来自父亲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