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中，藏有一套特殊的文具。这套文具一共三件，包括签字笔、墨水瓶和吸墨器。三件套中的金笔，是当年英雄金笔厂专门为中国入世打造的18K金笔，十分具有民族特色。

2001年11月11日，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上代表中国政府签字，用的就是这支金笔。而这次签字也标志着，中国历经15年从“复关”到“入世”的漫长谈判终于结束了，我们终于迈进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大门。

中国入世谈判，毫无疑问是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较量。15年间，中国谈判代表团换了4任谈判代表，美国换了5位，欧盟换了4位，总协定变成了WTO，总干事换了4任……仅是围绕“要搞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这一个问题，中国就花了整整6年时间。

“承认市场经济”是谈判初期最大难点

WTO的前身是创立于1948年1月1日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86年7月，中国政府申请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并开始同缔约国各方进行谈判。

之所以称为“复关”，是因为早在1947年，中国就是关贸总协定的23个缔约国之一。

中国提交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后，关贸总协定成立了受理申请事务的中国工作组，将其命名为“中国缔约国地位工作组”，瑞士贸易代表皮埃尔·路易斯·吉拉德是中国工作组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主席。凡是想跟中国单独谈判的国家，可以自由报名参加。

工作组主要有三大任务：首先，要审查加入方的贸易体制、规章，以确定其与关贸总协定的要求有多大差距;其次，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各方就加入方的“入门费”讨价还价谈判;第三，是起草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法律文件，称“加入议定书”。

据辅佐历任谈判代表从事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曾任外经贸部 WTO 处副处长的王磊介绍，加入方需要就“入门费”与主要利益关系方进行谈判，形成加入方的“关税减让表”。

当然，因为一国的关税税目下的商品成千上万，加入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每个缔约方逐个谈判。比如，挪威就金枪鱼、三文鱼作为初始谈判国与中国谈判，马来西亚就天然橡胶、棕榈油作为初始谈判国与中国谈判，根据最惠国待遇的贸易规则，他们谈判的关税税率均适用总协定所有缔约方。待谈判全部结束，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流程就基本走完了。

据中国第一任首席谈判代表沈觉人回忆，最后参加中国工作组谈判的共37个国家：“这个小组成立后，就开始提问题，特别是针对中国提交的备忘录中他们有疑问的地方，由我们来答复。后来我算了一下，他们总共提了2000多个问题。”

这些问题五花八门，如中国是否所有的物价都由政府定价？企业是否有独立的经营权，还是由政府的计划管理？但焦点还是关于中国的经济体制。这些国家的最大疑问是，中国对自身经济体制的表述，是否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要求。

那几年，国内对经济体制的提法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经常会出现新提法。但什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名词人家听不懂。实在没办法，私底下，沈觉人解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他们说懂了。

但这些话也就私下说，因为当时国内不少专家反对，认为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怎么能混淆。

“承认市场经济”是谈判初期最大难点，外经贸部原副部长、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指出这一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所以，在复关谈判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谁也不承认我们搞市场经济。但加入世贸组织就是要承诺遵守规则，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所以，你必须承认搞市场经济。”

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中国在整个入世谈判当中，解决了一个最大的困难。

中美谈判进行了25轮

1992年明确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后，国内很多人都对“复关”有了更为紧迫的期待，因为这样可以利用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来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这一阶段，中国入世遇到了另一个大难题，就是国内对开放市场深深的顾虑。当时大多数人都觉得国内的產业非常薄弱，所以需要保护。

当时顾虑最深的是两个行业：一是汽车，因为我们的汽车企业刚刚起来，担心受到的冲击太大;二是农业，我们的农业一直比较弱，而美欧的农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但实际上，就像花必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成长起来，很多事情，包括产业，越保护越弱小，越开放发展得越快。比如最先开放的家电产业，包括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发展得非常快，不论是产品质量还是制造规模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

“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上半年，国内一系列改革的动作是非常大的，比如金融体制改革、税制改革以及外贸外汇体制改革等，这些改革为排除入世谈判的障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92年开始参与入世谈判的霍建国回忆，“这一阶段是边谈边改的过程，我们在前方谈判，然后带回来问题，国内再研究能不能作出一些对标式、达标式的改革，使我管理体制基本符合多边规则。”

1994年，在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前一年，中国已经非常接近“复关”的目标。但由于美国等少数缔约方缺乏诚意、蓄意阻挠、漫天要价，中国“复关”未果。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中国“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开始与世贸组织成员逐一进行拉锯式的双边谈判，过程跌宕起伏。

其中，中美谈判进行了多达25轮，前前后后经历6年，受中美关系影响，几度中断又几度重启。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当时WTO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它也是对中国要价最高、内容最多的WTO成员。如果美国能谈下来，基本上大局可定。”石广生回忆。

1999年11月10日，中美迎来了第25轮谈判，谈判持续了6天6夜，异常艰苦，最后仍剩下7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谈判陷入僵局。

据龙永图回忆，当时谈判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理战，这时候甚至有些人开始作秀。比如，11月14日，美国代表团突然离开了谈判桌，说他们第二天早上就要打道回府，就要回华盛顿了，他们机票已经订了，还希望我们在机场上能够给他们一些方便。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得知后，要求中国代表团立刻找到美国代表团。他说，这样一场举世瞩目的谈判，即便是谈判失败了，也需要有一个交代，对媒体、对民众、对世界有一个交代。

11月15日上午9点30分，朱镕基总理出现在外经贸部，亲自上场谈判。面对美国人抛出的前3个问题，朱镕基都说“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向朱镕基递纸条，上面写着“国务院没授权”。没想到，朱总理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当美方抛出第4个问题时，朱镕基总理說：“后面4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而后面“四个坚持”正是汽车贸易等领域。后来，美方5分钟后同意了中方的意见，中美终于达成协议。

在结束谈判时，美方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说：“中国谈判代表态度非常坚决，非常睿智，始终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他们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在谈判过程中始终坚持原则。”

“入世”二十年，中国和世界共赢

虽然在正式谈判时会因为具体议题争论和讨价还价，但据1995年加入中国入世谈判的徐林的切身感受，当时围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国际政治氛围是比较轻松友好的。

“在实际谈判过程中，日本作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并在中国有较多合资企业的国家，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态度十分鲜明，我们在谈判间隙私下与日本谈判官员接触时，日方成员甚至还会给我们介绍一些日本人如何在谈判中对付美国人的‘经验’。与欧盟谈判官员的接触和交流也很融洽，休息时还一起讨论过布莱尔当选英国首相后的英国政治新气象和新面貌等。”徐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这也说明，西方国家在政治意愿上普遍希望尽快将中国纳入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中国“入世”是众望所归，也是各方乐见其成的。

作为中国“入世”的全程参与者，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主席皮埃尔·路易斯·吉拉德的感受一语中的，他说：“中国入世谈判是双赢的结果。它使中国和世贸组织成员在经济关系上更安全，双方的贸易会以更加有效的方式进行。这是中国与国际经济体制接轨的象征。中国在安全地开放自己市场的同时，也会更多地进入别国市场。”

2001年9月，中国完成了与世贸成员的所有双边市场准入谈判。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第143个成员。

中国入世后，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承诺。在2002年入世后的第一年即大幅调低了5300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低至12%。

中国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与多个国家建立知识产权工作机制，构建起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入世”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冲到第二位，服务贸易从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二位，货物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更是跃居第一位，利用外资也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如果没有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就不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入世”20年来，中国与世界分享了繁荣，全球的贸易伙伴从中国贸易量提升、进口增长中获益颇丰。在过去20年里，世界货物贸易总额将近翻了一番，而中国货物进口增长了近6倍。当前，多边贸易体系正受到各种问题的冲击，伊维拉表示，只有不断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并反映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各方的利益和要求，多边贸易体系才能保持活力。

（摘自《新民周刊》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