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研究

2022-06-11李宁钟彬

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年3期

李宁钟彬

摘要：从三个方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进行了研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风险管理的合理基因，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化解风险的历史经验，立足于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复杂形势，深刻揭示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价值、类型和路径，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整体。政治性、理论性、人民性、实践性等是其突出的特征。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科学把握其深刻内涵和核心要义，为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提供理论指引。

关键词：风险治理；产生依据；核心要义；特征

中图分类号：F0061.3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1672-4496（2022）03-018-07

基金项目：2022 年度校渊院冤重大基础理论研究项目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协同应急体系研究冶。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重大繁重的改革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重要位置，坚持理论创新，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我们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生成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风险管理的合理基因，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化解风险的历史经验，立足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复杂形势，其形成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坚实的历史根基和鲜明的问题意识。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生成的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宝贵经验迄今仍然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党的十八大以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养分，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风险管理思想，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防患于未然”的预防观。风险的发生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破坏性，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损失，甚至影响王朝的兴衰更替。因此，古人一直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要求人们增强忧患意识，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二是“祸福相依”的辩证观。危和机总是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克服了危就是机。“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治，危生于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名言典故都体现了危机相互转化的辩证思想，要求人们在危机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化危为机，争取最好的结果。三是“唇亡齿寒”的关联性思维。风险的发生并非单一、孤立的，往往诱发一连串的次生灾害，相互交织，形成叠加效应，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去看待风险，对可能出现的其他风险及早预防。四是“民为邦本”的价值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本思想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强调百姓是国家的根基，劝诫统治者要“以天下万民为事”，施行仁政，关心百姓疾苦，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正是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风险管理的合理基因，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生成的历史依据

中国共产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蹂躏，饿殍遍地、生灵涂炭，在民族危亡时刻，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得以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也是在防范化解一个个重大风险的过程中走过的。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倒在了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反革命屠刀下，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在这个党和革命的生死存亡时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党在鲜血中探索出的新道路，靠着这条新道路，化解了党与革命面临的重大风险，挽救了人民军队、挽救了革命事业。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寇的野蛮侵略，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行径，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在白山黑水间坚持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的大旗，防范化解了国家民族灭亡的风险。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有生力量，渡江战役前夕，蒋介石再次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实则是积蓄力量，造成划江而治的局面。面对国内外反动分子“反战”“和平”的倡议，在国家面临分裂的重大风险时刻，毛泽东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宣布“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指出：“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1]1372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的发展陷入低潮，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面对社会上“怀疑”“担忧”的声音，在国家发展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借助南方谈话阐述了关于改革开放的相关问题。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370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度。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可贵品格，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生成的历史依据。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生成的现实依据

尽管当前“我们面临的风险总体可控”[3]50，我国发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诸多有利条件，积极向好的发展态势没有发生改变，但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各类威胁挑战增多，各种风险交织叠加，联动效应更加明显。从国际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多，大国间的博弈加剧，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猖獗，地区冲突时有发生，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全球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4]。从国内看，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区，“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交织叠加、错综复杂”[5]4；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农业基础不稳固；“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较多，而我们社会管理工作很多方面还跟不上”[3]82，等等。如果处置不力，应对不当，就有可能无限放大，导致风险演变升级，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立足于我国发展面临的复杂形势，其形成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价值、类型、路径等，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整体，是新时代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理论指引和根本遵循。

（一）阐明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义

增强忧患意识，做好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准备，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从两个维度阐明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价值，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方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也是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主题。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极大增强，物质基础更加牢固，各项制度更加稳定成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是顺顺利利、稳稳当当就能实现的，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还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阻力，这些挑战和阻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无法回避的。只有妥善应对，正确处理，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场硬仗，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党的领导是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形势越复杂，事业越发展，越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获得和保持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6]进入新时代以来，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时刻面对各种风险考验和重大威胁挑战。如果出现重大风险扛不住、过不去，国家的各項事业就有可能被迫中止，党的领导执政地位就有被动摇的危险。党只有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成功应对各方面的挑战，才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始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保持长期稳定执政。

（二）阐明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类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7]182全面准确阐明了新时代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类型，回答了“防范化解什么样的风险”。

1.政治风险。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如果政治领域出现危机，就有可能犯“颠覆性错误”，必须把防范化解政治风险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政治领域涉及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道路。道路是党的生命，决定着党的事业的前途命运。在走什么路的问题上，我们一直面临着“左”和“右”的干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行”，“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我们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二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和破坏活动。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勾结在一起，利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社会问题等进行炒作，蛊惑人心，兴风作浪，进行各种颠覆捣乱破坏活动。三是党的建设面临的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刀刃向内，向党内长期存在的顽瘴痼疾开刀，许多难题得到有效解决，党的形象得到改善。“但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9]，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贪污腐败、干事创业精气神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消解着党的战斗力，需要引起重视。

2.经济风险。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只有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才能为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脱实向虚的风险。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根本。由于产能的提升、技术变革加快、消费结构的升级、市场需求的萎缩、生产成本上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并且我国现行的监管体制与金融业的发展还不完全适应，金融风险的概率增加。二是技术风险。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利器，是买不来、要不来的。我国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面临着“卡脖子”问题。三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长期存在。“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3]52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短板效应”就会更加凸显，导致各方面矛盾加深。四是“对外开放总体水平还不够高”[7]17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等，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经过40 多年的深入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也面临着向高水平迈进的问题，在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上仍需要提高，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仍需增强。

3.文化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0]32当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文化发展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论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更加向往，其中就包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然而，“从供给层面来看，虽然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但不是一个文化强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都还不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11]，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和均等化仍有待提升。其二，意识形态领域风云激荡。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了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防线崩溃导致的。告诫全党同志要引以为鉴，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由于我国社会正处在深刻变革调整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共存、社会思潮纷纭多样，“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12]10，以及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丢掉马克思主义信仰”[13]111，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其三，文化软实力有待提高。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紧迫任务，关系着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一方面，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另一方面，在国际话语权上，我们的声音还比较小，“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4]212-213。

4.社会稳定风险。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曾多次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2]284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作为改革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前提条件。通过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完善基层治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整个社会在总体稳定的情况下也隐匿着一些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一是在民生领域还存在着食品安全，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和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看病难，看病贵，生产事故，社会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二是各类自然灾害风险。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易受到暴雨、洪水、台风、干旱、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灾害类型多，分布广，发生的次数多，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

5.生态风险。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把保护环境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生态环境治理取得重要成绩，但生态领域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我国长期高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环境问题进入了高强度频发阶段”[3]9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年均增速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952年的679亿元发展到2020年的100万亿元。然而，在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这个问题上却走过不少弯路，很长一段时间内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压力不堪重负，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短板。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生态环境已经成为评价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也是民生，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问题如细微颗粒、饮用水、重金属污染、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容易引起群众不满，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3]98。

（三）阐明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不仅回答了“ 为什么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哪些风险”，而且阐明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路径，回答了“怎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第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风险治理。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任何时候都要复杂”[3]98，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新的安全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系统性、整体性把握重大风险生成、发展、消亡的规律性前提下，形成的极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模式的科学认知，成为当下我们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重要理论遵循。

第二，坚持党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百年历史深刻彰显出，中国的事情没有党的领导是办不成的、办不好的，中国共产党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中华民族最坚实的航船，是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当前，统筹两个大局防范化解风险必须始终坚持和继承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决与一切敢于削弱党的领导的敌对势力作斗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重要意义，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执行好、贯彻好。

第三，以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底线思维是在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基础上，分析预测发展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并将其作为警戒线、红线，尽一切可能避免“最坏结果”的出现，在此基础上努力争取最优局面的积极的战略性思维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15]“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时刻谨记底线思维，以坚如磐石的政治定力、政治站位，守住人民的江山，把握机遇、坚决斗争，奋力夺取更加伟大的胜利。

第四，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制度关乎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是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10]11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紧紧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非典疫情、金融危机、汶川地震等等，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全国人民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坚持“动态清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序推动复工生产，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与威力。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系统思考，深刻揭示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内在规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政治性、理论性、人民性、实践性等鲜明特征。

（一）政治性

列宁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具有突出的政治性。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调要从政治高度看待各种类型的风险，把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同国家安全、事业发展、党的执政地位等联系起来，如“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3]98，生态问题“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3]98，食品安全“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3]83等。并且从政治高度阐明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义，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坚持和发展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3]9，保证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任务，要求党员干部增强风险意识和斗争本领，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

（二）理论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紧紧围绕维护国家安全这个核心目标，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具有深厚的理论性。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内容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党的长期执政的历史高度，深刻揭示了防范化解风险的内在规律，论述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价值、类型、路径等，对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系统全面的回答。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它从价值维度回答了为什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现实维度回答了防范化解哪些风险、从实践维度回答了怎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勾画了新时代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逻辑框架，意味着我们党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指导我们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有力思想武器。

（三）人民性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祉、谋利益的政党，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呼声就是党的工作努力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蕴含着深厚的忧民惠民情怀。首先，坚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了人民。保证人民安居乐业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重大风险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带来冲击，甚至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做好各项工作，例如“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3]98，维护社会稳定要“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3]95，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理念。其次，坚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依靠人民。人民是党执政最大的底气。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历程中能够发展壮大，战胜各种困难挑战，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最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3]8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营造稳定安宁的社会环境，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

（四）实践性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重要特征。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植根于当代中国的实践，直面我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丰富和发展，凝结着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和升华，并且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确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16]18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不是单纯地从理论上进行探索，回答“为什么”“是什么”的问题，而是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既产生于实践，也指导实践，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转化为物质力量，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理论指引。

（五）辩证性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提高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而辩证思维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蕴含着辩证思维，一是统筹安全发展两件大事。安全和发展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我国越发展，越需要安定有序的内外部环境；发展是安全的重要保证，没有发展带来的物质基础，维护安全就是一句空话。二是正确看待危和机的辩证关系。危和机总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克服了危即是机。要求我们“深入分析，全面权衡，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17]。三是要处理好“防”和“救”的关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持预防为先，增强判断力和鉴别力，时刻保持警惕，防祸于未萌。对于已经出现的风险，要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将损失降低到最低。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还谈到维稳和维权、社会治理的活力与秩序、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关系，具有强烈的辩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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