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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出乡村的姐姐

2022-06-11傅淑青

参花·青春文学 2022年5期
关键词:巧克力姐姐

年初,我背着行囊,趁乡下小镇还沉浸在浓浓年味里未醒来时,便去往远在一百六十多公里外的省城独自打拼。此时的小镇到处响着鞭炮的炸裂声,空气里充斥着一股浓重的火药味,树枝藤蔓上挂满瘪了气的孔明灯。小镇在春节时分并不寂静,从来来往往串门的乡村妇女的脚步声就可以知道,原来一年又过去了,之前承受的所有委屈和痛苦都是不值一提的,没有什么比过年更重要的了,似乎前面的三百六十四天就是为了最后的第三百六十五天做铺垫的。从那背着行囊挥别亲人的不舍中才知道,新的一年又要开始,又要忍受一年的思乡之苦以及老板的横眉冷对了,周而复始的打工生活像时光的轮回,忘记了开始,更望不见尽头。

火车呼啸而来,尖锐的汽笛声扰乱了我纷乱的思绪,穿透了空气中弥漫着的离愁别绪,撕破了送别的人们脸上那故作轻松的伪装。站内,拥抱的拥抱,握手的握手,好似这一去便是万水千山,从此天涯陌路,永不再相逢。喧闹的候车室,送我上车的姐姐眼睛瞬间通红,她微颤着唇,似有千言万语哽在喉咙里,她定是在担心我,担心我会遭受城里人的白眼,担心我太小,照顾不好自己。候车室的喇叭不断播着早已录制好的,虽甜美却毫无生气的温馨提示:“火车即将启动,还未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姐姐半晌才开口说话,似乎鼓足了勇气,“妹妹,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我半抬着头,倔强地忍着即将汹涌而出的眼泪,接过行李,一头扎进了拥挤的人潮,直奔车厢。我不敢回头看,我怕会触碰到那双在背后一直默默注视着我的眼睛。火车慢慢启动,站台上的喧嚣逐渐褪去,只留下没有尽头的铁轨,赤裸裸地呈现在送别人们的眼前。

姐姐比我大三岁,是家里的长女,自然比我这个老幺懂事得多。

春季父母在田里种秧苗,姐姐左手挎篮子,右手牵着我,走很远的路给父母送茶水、送点心。田里的两亩水稻成熟时,父亲每天背着锄头、戴着草帽,像常胜将军,骄傲地巡视金灿灿的麦田。同时,脸上又露出担忧的表情,因为找不到收稻子的帮手。收割那段时间,父母辞掉临工,早出晚归,脸被太阳晒得通红,累得直不起腰。趁周末放假,姐姐带着我,帮父母踏打稻机,摇扬谷风车,甚至还下田拿着有锯齿的禾镰帮父母割稻子。水田里,最多的就是那种叫作蚂蟥的软体动物,稍不留神,就从腿上的某个伤疤处钻进去吸人的血,我从小就怕虫子,哪怕是菜地里的青虫也会紧张地“嗷嗷”怪叫,而姐姐从小就是无所畏惧的,小小的个子储存着巨大的能量,她天生就遗传了母亲的性格,坚强、隐忍。父母和姐姐舍不得我下田,便让我搬一条板凳,戴着草帽,拿着一个两米多高的耧耙,在偌大的晒谷场驱赶那些偷吃谷子的鸡和鸭。晒谷是最有意思的,一到秋季,那些養鸡的妇女们便把家里的鸡鸭从笼子里放出来,一股脑地赶到晒谷场上,那几天是绝对不会给鸡鸭喂食物的,因为鸡鸭在晒谷场上早已撑饱了肚子。

姐姐很疼我,但也打过我,下手很重。那年我不到十岁,农忙一过,母亲便会从附近的手套厂拉几百双手套,回家钩手指头,不用任何成本,只要有一枚小小的针和一根细细的线就可以。那是零三、零四年,钩一双手套只有少得可怜的八分钱,但许多像母亲这样没有技术、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为之心动,愿意凌晨四五点拉着三轮车,在厂门口排几个小时的队领半成品,排在末尾的一些妇女拿不到手套,便气愤地赖在厂门口不走,大声抱怨分手套的工作人员偏袒,很多次他们都会吵起来,小镇的天还没亮透,那尖锐的叫骂声却已吵醒了熟睡中的人们。有手套缝的时候,是妈妈和姐姐最开心的时候,她们每天拉着一根线,手握一枚细细的针,似乎屁股钉在了板凳上,整个人被那穿在针尾的线给绑牢了,一动不动,从早晨一直到黄昏,像两塑雕像,定格在了我十岁童年的记忆里。她们就这样缝啊缝,缝着缝着就忘记了时间的流淌,缝着缝着就忘记生活对于一个贫困家庭的种种考验。姐姐不止一次要求我放学以后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面逗留太久。我明白她说的早点回家就是帮母亲缝手套,有几次我的确很乖,坐在她们身边一针一线地缝着,几天以后,我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一听见门外小伙伴的吵嚷声,我的心就蠢蠢欲动,真希望扔掉讨厌的手套,加入他们的行列。渐渐地,我回家越来越迟。有一次,我在同学家写作业,写完作业又开始捉迷藏,等玩尽兴了,天也黑透了。我拎着沉重的书包,一头扎进夜幕中,既恐惧又焦急。还没到家,就碰到了喘着粗气的姐姐,她紧紧抓着我的手,不容我抗拒,拽着我往街的僻静处走去。我从姐姐铁青色的脸上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在拐角处,姐姐大声质问我去哪了,我说在同学家写作业。这时她抬起脚,做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她脱下褪色的紫色塑料凉鞋,用沾满污垢的鞋掌狠狠地抽着我的脸,一下、两下、三下……寂静的小巷子里只有那一声又一声抽在脸上空洞可怕的“啪啪”声,空气里盛满了疼痛,连那从巷子里穿过的风也陪着我呜呜啜泣。她歇斯底里地向我喊:“谁让你不回家的?你知道我们有多着急吗?我们以为你又像三岁那年一样被人贩子拐跑了,你不就是不肯缝手套吗?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你知不知道父亲为了赚钱累成什么样了?”我哑口无言,没心没肺的我似乎被姐姐给抽醒了,我想起父亲在工地里被砸得血肉模糊的右脚指,想起夏季浦阳江水干涸时父亲被纤绳磨破的肩膀,想起了父亲劳动大半年却拿不到工钱时的唉声叹气,我想起了他的哮喘,想起了一个刚强的男人被生活压迫得只剩九十斤的躯体。此后,我从未在外面逗留到天黑,我记住了那鞋掌抽在脸上的疼痛,更记住了姐姐那晚恨铁不成钢的教训。那是姐姐第一次用鞋掌狠狠地打我,也是最后一次。

我生命的前十年,是在一个破旧潮湿的老屋里度过的,父亲就是在那个老屋里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同样是那年,父母卖了一大块自留地,得了笔小钱,又东拼西凑地攒了一笔钱,开始造房子。为了省钱,他们只雇了两个泥水匠,拌沙、采购、做饭都是父母一手操办的。放学后,姐姐直奔工地,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是去街上买菜,有时给大师傅送水递毛巾,更多的时候是从离家二十米远的明堂里,捧着十多块砖头费力地爬上梯子,一块一块地把砖头送到砌砖的大师傅手里。

夜幕降临,乡下人睡得早,月光柔和地照着那垒得越来越高的墙,希望在一点点地升腾着。我们一家人每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往两里以外的破出租屋走去,还有那只叫作“小花”的狗,摇着尾巴、晃着脑袋跟在我们的身后。晚上,我们挤在出租屋只有一米五宽的床上兴奋地聊着新房子、聊某个师傅偷懒不肯干活,聊着聊着就呼呼大睡过去了。新房子奇迹般的在一个月之后就建好了,我和姐姐睡在了朝南的一个小房间里,从此告别了和父母挤一张床的尴尬,我们开心得像两只小老鼠,房间虽小,却一天看三回都是看不厌的。我们摆脱了父母的唠叨,为庆祝我们的“重生”,我和姐姐闹到大半夜还不肯睡去。有时候她会讲他们班里的某个同学、某个老师,有时候会唱歌,我特别喜欢姐姐甜美的歌声,像是雪地里那燃烧着的炭火,暖暖的、柔柔的。冬天我们会抢被子,总有倒霉的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踢到床下,夏天我们摔坏过刚买的电扇,还用蚊香在蚊帐上烧了一个大洞,这些种种“罪行”总逃不过父母的眼睛,每次都会被臭骂一顿。只是那时我和姐姐并不知道,两层的小楼房建成后,我家负债累累,将近一万元的债务如天文数字,像座大山一样压垮了父母。直到姐姐辍学打工,债务才算还清。

十四岁那年,第一次来例假。我紧紧地提着裤子,怕裤子一不小心就會从腰际滑下来,害怕全世界的人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姑娘来例假了。每个女孩都是从这样的青春期走过的。那段时间,我的种种不正常引起姐姐特别的重视。在农村,接受生理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假和遗精更是不可以放在桌面上正儿八经谈的,只能在某个私密的小角落用不正经的语气谈。有姐姐真的很幸福,她会掏心窝子地告诉你,例假期间不可以洗澡,不可以做剧烈运动,不用担心害怕,这是女孩长大的标志,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开心,而不是羞耻。那天,姐姐拿出藏在墙角布满灰尘的易拉罐,里面有几十个一毛、五毛的银币,姐姐抓了一大把,骑着自行车,带我去了小镇唯一的小超市,她利索地拿起一包卫生棉,又在巧克力的货架前不断徘徊犹豫着,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最后一咬牙,拿起最便宜的巧克力径直走向收银台。我掰了半块巧克力给姐姐,她仰着头,望着小镇的蓝天白云,冷冷地说了一句,“我才不爱吃巧克力,又苦又涩。”说完便甩着长发蹬着自行车潇洒地走了。我握着巧克力,像小时候吃药一样,捏着鼻子,痛苦地咀嚼着,其实巧克力并没有姐姐说得那么难吃。姐姐并不是不爱吃巧克力,只是她希望巧克力能缓解我来初潮时的种种不适。后来,我踏上社会,有了养活自己的能力,巧克力不再是例假的奢侈品,无论是便宜的还是昂贵的巧克力,我再也吃不出当年两块四毛购得的巧克力的味道了。

姐姐初中毕业以后,去了七里地以外一个叫作“王市”的小村庄打工。暑假,姐姐骑着自行车、带着我,顶着毒辣辣的阳光去她所在的小作坊剪线头。在猫屎、老鼠屎以及机油味夹杂的小平房里,我眯着眼、猫着腰,终日垂着头,用暗红色的“张小泉”牌子的剪刀机械地剪细密的线头。眼睛生疼或直不起腰来时,我就会偷偷张望离我十米以外、坐在缝纫机前的姐姐。她的脚每踩一次缝纫机踏板,小作坊狭小的空间里就会响起一声长长的、沉闷的声音,像是躺在冰天雪地里那即将冻死的落难者绝望、悲怆的嘶吼声,令人烦躁不堪。忙碌和劳累侵袭着她的身体,被咸咸的汗液浸湿了的廉价衣服,紧紧地贴在姐姐消瘦的后背,每天午后,她都像从水里捞上来一般,汗水勾勒出一个十五岁少女特有的青涩。

为了省钱,我和姐姐从不下馆子,每天不顾酷暑回家吃饭,每天来回将近跑三十里地。有一次,在拐角处,我们和一个载着猪食、骑着三轮车的妇女迎面撞上,我和姐姐被压在三轮车下,那妇女却毫发无损,只是从饭店里收来的那些猪食大部分都已倾倒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往地下淌,密密麻麻的苍蝇肆无忌惮地在猪食上方盘旋,从空气中飘过来的酸臭味以及苍蝇的“嗡嗡”声让人作呕。妇女从三轮车车座上爬下来,用她的大嗓门破口大骂,她一手抓着我的衣襟,一手抓着姐姐死死不放,要我们赔她的猪食,周围聚拢了十多个爱看热闹的村民。

农村就是这样,即使是细微的风吹草动,周围都会聚集起一大帮人。姐姐带着哭腔求她:“阿姨,我们是出来打工的,身上真的没什么钱。”我们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只找到十块六毛钱。人心都是肉做的,或许是我和姐姐那张稚嫩的脸让她动了恻隐之心,她粗鲁地夺过钱数了几遍,不耐烦地说,“今天算我倒霉,碰到你们这两个孩子,算了算了。”

夕阳下,瘦弱的姐姐把着歪了头的自行车,一瘸一拐地沿着乡村的田埂路艰难地行进,一路上,我们不再像往常那样,欣赏稻田高高低低的禾苗,不再学母山羊“咩咩”的叫声,不再数路上那臭气熏天的一堆堆牛粪,也不再用那沿路的狗尾巴草做戒指。跟在她身后一言不发的我,看着夕阳下前面那个瘦小而又隐忍的背影,仿佛胸口被千斤重的大石头压住了,无论如何挣扎也无力摆脱,甚至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回家后,我们很有默契地对母亲说自行车翻下了田埂路,身上的伤痕是摔的。母亲骂我们怎么这么不小心,一边又急匆匆去医院买红药水。

那年的暑假特别漫长,离开学只有一个星期时,我离开了小作坊,老板给了我两百块钱算作工钱。虽然很少,可对于一个自小就忍受着贫困、没有零花钱的农村孩子来说,已经是笔巨款,我可以在新学期来临前买一身新衣服,给新书买个封套,再买个漂亮的铅笔盒或买几串香喷喷的羊肉串,我握着两百块钱,像是握住了生命所有的期盼。此后,姐姐便独自一人骑着那破自行车上下班,坐在学校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我经常想起那个分不清白天黑夜、异常闷热的小平房,想起她那受伤的左脚踩踏板时的疼痛,以及她在机器前像煮熟的虾般弓着的背……我不止一次告诉自己,好好念书!

初三那年,我迷上文学。我为琼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感到揪心,为小说中一个骗取读者眼泪的桥段而悲戚。那时狂妄,凭着几次语文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对我作文的夸奖,竟自负地认定自己就是下一个郭敬明、韩寒或张悦然。我开始在摘抄笔记的本子上偷偷写蹩脚的言情小说,每写一节就有同学抢着阅读,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当我坐在中考的考场上,拿到卷子时,居然还在编织如童话般的言情小说。分数出来以后,离名牌高中的分数线自是相差甚远。我没有再继续学业,那时父亲身体早已不容乐观,再也干不得重活,连被父亲视作命般重要的田也荒芜了。

辍学后,我跟着姐姐去了邻县的一家小厂打工。打工之后,我和姐姐的关系似乎大不如前。每天听着那些衣衫褴褛的妇女讲低俗下流的笑话,踩着沉重、永远停不下来的缝纫机,望着忙得昏天暗地的小作坊,我的心情低落到极点,我的脾气也坏了不少,且变得孤僻怪异。我始终认为自己和车间女工是不一样的,自己是大材小用。

某天下班后,我到附近的工地里投砖头,猫着腰躲过探照灯,把两块投来的红砖叠在一起,垫一本杂志,掀掉床上发黄的劣质棉被,不顾身体的疲乏和劳累,在集体宿舍的吵闹声中看书、爬格子。只有在书里,才能让我看到希望和光亮;只有文学,我才感觉到自己是个人,而不是没有思想的动物。到晚上十二点熄灯,我又用手机屏幕微弱的亮光照着书,一字一句认真地看,我的眼睛就是在那个时候近视的。偶尔厂里放假,同事们便会一起去商场购物,或去网吧、溜冰场放松。十次总有八九次我是不去的,书里的世界比纷繁吵闹的商场、网吧有意思多了。一起上班的女工们有意无意地开始孤立我这个“文化人”,也开始孤立姐姐,她们在姐姐面前从不称呼我的名字,怪腔怪调带着嘲讽意味地说:“你——那——作家——妹妹……”然后掩着嘴匆匆跑开。

姐姐终于忍不住,有一次下班,她端着一盆刚洗好的衣服催着我去厂房的陽台上晾干。我嘴里答应着,眼睛却盯着盗版的《红楼梦》一动不动。姐姐用冷冷的目光打量着我,衣服上的水滴渐渐打湿了宿舍的破地砖,也凉了姐姐对我最后的希望。半晌过后,她跑到我面前,一把夺过我手中的书,咬牙切齿地摔在那不结实的铁架床上,好像那书是让我走火入魔的巫术,她开始大声数落我:“谁让你以前不好好珍惜读书的机会,你现在知道用功看书了吗?你是出来打工赚钱的,不是来看闲书请你当大作家来的。你醒醒吧,你只有初中毕业,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凭什么成为作家?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暗地里笑话你?”姐姐怒发冲冠,脸涨得通红,我仿佛又看到多年以前在街角紧紧握着凉鞋的她。

我没有妥协,心疼地抱起书不断擦拭着,两个人就这样对峙,剑拔弩张,整座宿舍楼都充满了战斗的硝烟味。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最后不了了之。睡觉的时候我背对着她,她也背对着我,半个月没有说一句话。

两个月后,我的处女作在一家省级杂志发表。那是个五一节,姐姐回家看生病的父亲,而我依然留在厂里,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地加班。我给她发了个短信:“姐,我收到了处女作的样刊。”就这么短短一句话,没有夹杂欣喜、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我用极其冷静的方式,第一时间告诉她我的喜讯。两分钟后,我接到她的电话,本以为她会劈头盖脸臭骂我不现实,但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电话那头的她显得很兴奋,甚至比我还激动。此后,她再也没有阻止我看书写作,而且成了我第一个读者。在异乡艰难枯燥的打工生活,是梦想支撑我走过最晦涩的光阴。但梦想都是虚无缥缈的,是姐姐的鼓励,让我有勇气面对工友异样的眼光,以及多得数不清的石沉大海。

姐姐其实并没那么坚强,只是她把所有的心酸并着泪水一起吞进了肚子。

二○一三年农历最后一天,姐姐从县城赶末班车回家吃团圆饭,她手里紧紧握着一年积攒下来的两万多块钱,一遍又一遍数着,窗外雪花纷飞,那纯白早已掩盖了大地本来的面目,积雪上还覆盖着零零星星红色的鞭炮纸。此时的南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温情,北风呼啸地吹过房顶,吹过一年逝去的三百六十五天,过年新贴上去的春联被吹得噼里啪啦作响,满目苍凉。天很阴冷,冷得好像春天离我们还有十万八千里,似乎再也看不见阳光,看不见温暖。

过年了,终于过年了。门外谢年鞭炮的繁杂声又准时响起。姐姐突然开始抽泣,双肩剧烈地抖动。她不断地重复一句话:“过完年便是二十三了。”是啊,从十五岁到二十三岁,姐姐在流水线上待了两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对于老年人来说,七年不过是一眨眼的事儿,而对于风华正茂的姐姐,七年却是多么的漫长。姐姐哭了,似乎是在用眼泪悼念她的青春,悼念本该年轻人应有的无忧无虑。

姐姐不止哭过一次,每次想起她在流水线上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机械般的生活时,她都偷偷地哭泣。二○一三年年初,我离开老家去了杭州打工,她则去了一家没有任何招牌的小包子铺上班。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做包子、做馒头、做花卷、煮稀饭、磨豆浆,她不止一次地调侃自己,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少。有一次,我在姐姐的包子铺里,看见他们老板挺着啤酒肚、穿戴整洁,站在柜台边上,用镶着金牙的嘴对着员工口吐飞沫,“你们这几个笨蛋,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简直就是一群猪。我白养活你们了……”姐姐和几个员工一声不吭埋着头,继续揉着他们手头上的面,没有愤怒,没有表情,就这样麻木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悄悄地退出小店,七月的阳光很刺眼,一睁开眼睛,泪水便从眼眶溢出,一发不可收拾。我用手扶着墙,紧紧捂着疼得撕心裂肺的胸口,有一声没一声地哭着,我像是受了极大的屈辱,似乎老板骂的不是姐姐,而是我。那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何谓手足,我还记得张爱玲在她的文章里写过,她的继母给弟弟一个响亮的巴掌,弟弟倒是不在乎,可坐在旁边的张爱玲却哭了。

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去包子铺看姐姐。每次她都会从附近的小超市给我买一大堆零食,鸡腿、葵花籽、香肠、饼干,等等。得知我读了成人学校,她比谁都高兴,她总会说,“好好读书,虽是成人学校,但好歹也是大学文凭,姐姐不是读书的料,我真后悔,初中时没能让你继续读高中,以后家里就看你的了,我不奢望能够在城市落地生根,或许姐这辈子就这样了,好好写作,以后成了大作家,别忘了分一点钱给姐,让姐也过过好日子。”多朴实的语言,这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说的话吗?这分明是经历了世事无数的老人才有的语气啊!

姐姐已经二十八岁了,近年来说媒的人络绎不绝。农村的媒婆无外乎两种,一种是胖胖的大个子,另一种则截然相反,像圆规一样的细胳膊细腿,无论是哪种,都有把人夸上天的本事。还记得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生活背景以及经历和姐姐如出一辙,只是她嫁了一个终日喝酒、赌博的男人。当然,这也是可恨的媒婆介绍的,那个男人毁了她一生的幸福。婚后,他不思进取,成天和赌场上的狐朋狗友厮混,输钱的时候时不时拿她出气,她咬着牙,带着女儿毅然决然地和那个男人离了婚,离婚后她回了娘家,把孩子给了母亲带着,只身一人去了常熟的服装厂打工,每年,她都把大半的钱交给父母存着,好让她唯一的弟弟能在城市里早日安家娶亲,三十岁出头的她看上去竟有四十岁,她说她再不敢奢望能找到好的男人了,也不想再走进婚姻的围城,终老一身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而我的表姐,比我姐姐大一岁,读过中专,想法自然要比逆来顺受的姐姐多,然而在现在这个大学生大把大把的年代,中专生又算得了什么呢?她和姐姐一样,怎么逃都没有逃出乡村的命运。她在我和姐姐面前说过她讨厌相亲,讨厌媒婆,讨厌没有感情基础、平平淡淡的婚姻,在流水线上,她认识了一个云南男孩,不顾父母反对和他私奔了。两年后,她抱着一个孩子重新回家,只是说要爱她一生一世的男孩已不见踪影。她似乎不再倔强,她说等孩子过了周岁就和媒婆撮合过的那个男人结婚。

父母害怕姐姐会走远房亲戚以及表姐的老路,对姐姐看得牢牢的,对我也是如此,反复地唠叨我和姐姐不要随随便便找男朋友,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他们说要替姐姐物色个老实本分的泥水匠或者乡村木匠,不需要什么大本事,但得有一技之长,能养活老婆孩子。我大体可以猜测出姐姐的生活,过了三十岁,拖到拖不下去的年纪,匆匆结婚,接着生一两个孩子,待把他们拉扯成人,再帮儿女带孙子,等孙子孙女长大,她也就完成了作为一个女人的“使命”。可这时候的她早已老了,像那紧绷着发条运作的缝纫机,终有一天要从流水线上淘汰下来。

这,或许就是那个年代乡村女孩最后的归宿吧!但我依旧由衷地祝福我的姐姐,未来幸福、快乐!

作者简介:傅淑青,女,90后,浙江浦江人,系浙江省作协会员,金华市青年作协副主席,《文化交流》《钱江晚报》等报刊专栏作家。作品散见于《延河》《散文百家》《文学港》等刊物。

(责任编辑 葛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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