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博　史雨婷

摘要：智能时代的来临，重构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给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传播和治理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在智能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建构面临着西方国家依靠智能技术霸权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资本运作逻辑的人工智能侵入、智能算法推荐衍生的“信息茧房”泛化、智能传播样式带来的受众接受偏好转变等风险挑战。应对这些风险挑战，需要从加強话语阵地、话语主体、话语主题和话语形式建设多角度综合施策，通过净化智能时代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环境、锻造与智能时代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提升智能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能力、优化智能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建构起有针对性的应对体系。

关键词：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风险;意识形态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1.5;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2）03-099-009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某种意识形态基于其话语内容和传播形式所产生的作用于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力。“话语权是意识形态思想领导权的实现方式”[1]，是某种意识形态生命力、说服力和战斗力的鲜明标志。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的基本要求，亦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题中之义。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介入现实生活并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剧烈的影响。“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2]智能时代的来临及人工智能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既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也深刻地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政治空间与思想文化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能够有效助力意识形态建设，但同时也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理性考量智能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的风险，深入研究其应对之道，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

一、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逻辑及其话语变革

虽然学界对智能时代的基本内涵仍存在不同看法，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智能时代之所以称之为智能时代，就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智能社会逐渐形成。换言之，人工智能技术是解锁智能时代的“钥匙”。

人工智能是以计算机和大数据为基础的一种技术，它通过不断感知、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从而逐渐具备类似人的感知、思考和决策能力，在此基础上完成人类心智能做的各种事情，并不断延伸、拓展人的智能。[3]相较于以往的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依托大数据的输入，自行完成模型的模拟和构建，进而进行机器学习。[4]也就是说，大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运作离不开海量数据的“喂养”。人工智能技术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生物智能系统与机器智能系统的深度耦合，通过算法机制的嵌入与运行，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深度交互协作得以实现。人工智能能够聚焦于用户个体，利用其强大的数据收集和计算分析机器学习系统，进而定制出与之相匹配的个性化服务。[5]同时，用户对于个性化定制和推荐服务的主观评价、行动体验、价值偏好，也能依托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技术实时反馈给定制系统，从而推动个性化定制不断更新迭代。人工智能所具有的上述鲜明特征，能够使其延伸、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带动各领域实现深刻地变革，塑造独具特质的智能时代。智能时代的来临，重构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度影响，使意识形态领域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一是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人机协同”模式日益凸显。在智能时代之前，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任务主要由“意识形态家”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6]（P551）“意识形态家”一般是受过良好教育和理论训练的特殊阶层，他们可以把某阶级的利益诉求进行提炼、概括和升华，以形成特定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为该阶级的统治秩序提供合理性论证和合法性辩护。可见，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职业性。然而，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主体不断拓展延伸，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门槛也大为降低。当前，以智能算法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写作机器人开始出现并不断优化升级，使“人机协同”式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方式成为可能。虽然当前“人机协同”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模式下生产的意识形态话语本质上仍然是人类的政治价值观，而非机器人的思想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生产主体已经突破了意识形态家的狭窄范畴，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过程、生产效率、生产功能等也呈现出与之前大为不同的特征。

二是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趋于具象化、立体化和精准化。进入智能时代，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赋权，意识形态能够以结构性与非结构性有机杂糅的形式呈现，意识形态话语的视觉化、图像化、具象化传播日益凸显。智能时代下，越来越普遍的意识形态话语具象化传播在向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意识形态话语可以更加隐形化地被人们理解、认同和接受。同时，智能时代的来临，逐渐打破了原有依靠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二维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呈现样式，使意识形态话语能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立体地展现出来，实现从“二维式的平面化传播”到“三维式的立体化传播”的转变。例如，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技术，可以为受众提供将视觉、听觉和触觉融为一体的感官体验，营造出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即场感”，使受众获得“沉浸式”的意识形态传播体验。此外，通过运用数据抓取、数据画像和数据还原等大数据技术，能够精准地再现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留下的“数据足迹”，这些“数据足迹”可以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出人们的心理、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为意识形态话语的精准化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是意识形态话语治理的精确化、科学化水平大为提升。意识形态是一种内隐性的抽象理论体系和价值系统，主要通过个体或群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趋向表现出来。因此，要对这种内隐抽象的理论体系和价值系统进行话语研判和综合治理就显得异常复杂和艰难。人工智能技术所具有的大数据分析、快速计算、深度学习、精准预测等功能，能够有效改变意识形态话语的治理困境，带来意识形态话语治理的深度变革。在智能时代，人们能够将意识形态话语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数据集聚、海量化处理、关联性分析等技术，更加精确地把握人们多样的思想政治需求和精神需求，更加精确地探析人们的思想动态和价值趋向。也就是，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技术，我们能够实现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精确化，进而为意识形态决策提供丰富可靠的判断依据，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同时，智能化的传播方式能够实现在精准识别受众网络行为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精准推送，使意识形态海量资源的迅速集聚和开放共享成为可能，大大增强了意识形态话语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赋能意识形态话语治理，即通过为治理主体提供主动、及时、有效、精准的意识形态服务，实现意识形态话语分析、决策、管理的智能化，促进意识形态话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智能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风险考量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7]（P36）智能时代，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逐鹿的新战场，意识形态方面的交锋愈加激烈，在激烈的意识形态较量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着多重风险。

（一）西方国家利用智能技术霸权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挤占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空间

众所周知，世界上第一座人工智能实验室诞生于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也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仅是计算机、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率先发明者，在诸如操作系统研发、芯片存储制造、软件代码编程、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创新人才等领域也具备了强大的领先优势。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掌握着全球互联网的命脉——全球互联网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同时控制着全球12台网络副根服务器中的绝大部分。[8]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所有网络技术之所以能够运行，所有的网络信息和数据之所以能够传输，均是依靠这些主副根服务器的支持。虽然我国的网民数量在世界上最多，IPv4和IPv6地址数量逐年攀升，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更迭，但是我国还未成为网络强国、人工智能强国。这是因为，网络强国、人工智能强国不仅表现在国家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智能技术设施在空间层面的安全性以及时间层面的更迭速度等方面，还体现在智能核心技术是否在世界具有领先性与控制性。

西方国家具备的网络信息和智能技术优势，为其进行意识形态的全球网络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互联网空间与现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部分。互联网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最美妙的工具。”[9]互联网并不是纯粹政治中立的场域，网络空间也绝非是无涉意识形态的乐土，人工智能依然遵循着这个规律。虽然人工智能是基于对人的能力的模拟、增强和扩展所创造出的技术样态，但是并不是纯粹的客观中立物，它能够有形或无形地传递设计者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导向。以作为人工智能内生驱动力和底层逻辑之一的算法来说，算法设计者在算法设计、变量选取、数据选择过程中都贯穿着强烈的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偏好，潜移默化地影响或操纵着公众的价值观念向既定的意识形态方向转变。智能时代下，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争夺与交锋依然异常激烈，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前沿的网络信息业已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工具。西方国家借助自身在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上的优势以信息霸权和“话语逆差”传播、扩散和兜售其“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意识形态，从而抢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阵地，不断压缩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

（二）资本运作逻辑下的人工智能侵入，侵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

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早期，马克思就精辟地论述了科学技术的资本化问题：“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執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10]进入网络信息时代，不仅不会推翻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反而更加证实了其跨越时空的科学性。随着资本运作逻辑逐渐从实体经济领域向虚拟网络空间延伸，在网络空间中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和完善的资本化链条。资本运作逻辑与人工智能的“联姻”，虽然有助于推动网络产业和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也极易使人工智能技术沦为资本主导下的获利工具。换言之，当人工智能被资本侵入后，人工智能的资本增值功能就被摆到了首要位置，而蕴含的其它价值则极易被扭曲和遮蔽。

另外，一旦资本运作逻辑侵入人工智能领域，由人工智能技术系统所支撑的媒介平台进行的信息传播就会沦为“流量游戏”。“在资本风向标的牵引下，流量、点击量和访问量意味着热度和资本，‘流行度’取代质量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表现为‘需求侧’的用户需求至上和‘供给侧’的流量点击为王。”[11]普通民众通过网络智能媒介平台则很难接收到主流的意识形态信息，信息传播成为了资本逐利驱动下的各种“炒作营销”。显而易见，当资本运作逻辑侵入人工智能后，凸显的是资本增值和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这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相悖离。实际上，为了能更多地进行“流量收割”，被资本逻辑侵入的网络智能平台会千方百计地炮制各类庸俗化、低俗化和媚俗化的舆论信息，通过夸张的标题、偏激的观点、煽动性文字放大各类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以博取关注，甚至还会通过替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反主流意识形态鼓噪发声最大限度地吸引公众眼球。由此可见，资本运作逻辑下的人工智能侵入，会严重破坏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生态，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带来巨大风险。

（三）智能算法推荐衍生的“信息茧房”泛化，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辐射力

“信息茧房”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出。在桑斯坦看来，民众对信息的选择具有鲜明的倾向性，会较多地关注那些自己感兴趣和能够带来自身愉悦感的内容，长此以往就会将自己束缚在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12]。当个体长期不自觉地陷入网络空间的“信息茧房”，就意味着其接收的信息呈现出同质化、单向化、私人化的态势，大大减少了了解异质性、多样性、公共性信息的机会，从而导致个体视野狭窄、自我封闭与认知偏斜，加之在“回声室效应”的作用下，个体原有的信息偏好和价值观念在网络同质化信息的重复传递中得到不断强化，进而陷入根深蒂固的境地。

虽然“信息茧房”现象不是伴随着智能时代而衍生的，但从“信息茧房”形成的内在要素和驱动机制来看，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产生及其广泛应用使得“信息茧房”现象在智能时代下更为突出。智能算法推荐的基本逻辑是：运用大数据追踪和分析技术，精准地识别并掌握用户个体的浏览记录、点击数量、停留时长、使用频率、消费方式等网络使用痕迹，从而判定用户个体的基本信息、阅读偏好、消费习惯、心理倾向、价值观念、行动趋向，进而将网络信息与用户个体“兴趣”进行高度匹配，即只推送给用户个体“他喜欢看的”或者“他可能喜欢看的”信息内容。实际上，智能算法推荐就是“用户价值主导下的场景化适配”[13]，沉溺于智能算法推荐的个体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方面的“信息茧房”。“搜索算法无法提交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搜索结果，而且，这些搜索结果为了取悦我们的个人主义观念，往往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既有看法’。”[14]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智能算法推荐极易被强势的资本逻辑、异化的技术逻辑和扭曲的符号逻辑裹挟，“导致算法向用户推送的往往是包含‘性’‘星’‘腥’的内容，而包含正能量价值导向的内容，则很少被推送，这日益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用户抵达。”[15]在这种形态下，智能算法推荐与个体意识形态偏好“彼此互嵌”的并非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是被包裹在庞杂网络信息中的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新自由主義、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主流意识形态。由此可见，智能算法推荐衍生的“信息茧房”泛化问题，极易造成受众的信息偏好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日渐疏离的趋向，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辐射力存在被消解的严重风险。

（四）智能传播样式带来的受众接受偏好转变，削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吸引力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演进和更新迭代，智能传播样式异军突起。基于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意识形态传播主体能够通过对受众反馈信息的追踪和抓取，有针对性地对传播过程、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进行审视和调整，进而实现与受众传播需求的高度契合，而受众的“解码”反馈过程实际上也完成了一次“意义”的再生产。换言之，双向互动式的意识形态传播样式逐渐成为主流，它改变了传统的媒体“把关人”角色发挥作用的信息情境。也就是说，智能时代下意识形态信息生产、传播过程中的把关权力逐渐转移到了智能化机器及个体化用户手中，受众更加偏好“互动-反馈”式的意识形态传播样式。在这种意识形态传播样式下，推送给受众五花八门的“猜你喜欢”“个性推荐”“热点头条”中，不乏负面、消极、低劣甚至危险的信息内容，加之由资本逻辑主宰的“流量为王”的利益链条驱动，使得泛娱乐化、庸俗媚俗低俗化、极端个体化的意识形态叙事开始盛行，从而严重削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吸引力。

随着智能时代所催生出的虚拟仿真等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打造全新的时空场域，将人们带入一种具有在场感、沉浸式、身临其境的模拟场景之中。在这种场景下，人们改变了传统的信息读取方式，更偏好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进行观察。实际上，人们的认知习惯和认知方式正在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人更加热衷于碎片化、具象化、浅表化的叙事方式和演绎态度，渐渐丧失了对文字咀嚼、思想演绎和理论沉思的兴趣，同时对那些蕴含学理、逻辑考究和富有条理的鸿篇大论也失去了耐心。相较于宏大叙事的主流意识形态传统话语，许多人也更热衷于接受那些审视个体生活的日常叙事和微末叙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只要用户关注，不管信息品质如何，都是头条;只要用户不关注或无兴趣，不管信息内容再有品质，在智能算法眼中也将毫无价值，这种信息情景为主导意识形态议题设置带来了严峻挑战。”[16]

三、智能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路径优化

智能时代的到来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带来了诸多新风险，要确保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失语”“不失声”“不失踪”，需要构建起立体且有针对性的应对体系。

（一）加强话语阵地建设，净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环境

“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7]（P45）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防范和应对智能时代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风险的重要举措。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已成为各种思潮和意识形态竞相抢夺的阵地。智能时代下，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存在着“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17]（P328）智能时代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阵地建设，必须注重净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网络生态环境，要在优化《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健全完善关于网络信息和基础设施管理的法律法规，确保网络空间秩序的深度治理有法可依。但从目前来看，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体系和伦理约束体系相对滞后，因此 “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18]完善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相关网络法律法规，能够及时有效地规制以不实之名攻击国家基本制度、损害国家利益、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清除和杜绝肆意传播的错误意识形态信息，从而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同时，还要不断拓展和巩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智能传播阵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智能空间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这就需要不断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智能传播平台建设和管理。一是主流媒体要乘人工智能技术的“东风”，实现融媒体变革和全媒体转型，通过利用和掌握智媒体平台，牢牢占据智能传播的制高点，逐步提高用户粘性。在此基础上，主流媒体要借助自身具有的官方性、权威性、广覆性等优势，重点打造一批精品网络发声平台和智能传播中枢，加大对错误社会思潮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析、批判力度，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在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矩阵中的传播质量，坚决捍卫主流意识形态在智能传播中的话语权。二是要关注、动员影响较大的商业智能媒体以及网络红人、流量“大V”、意见领袖等，促使其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在传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三是要提升党和国家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领导、干预、控制水平，在智能搜索、算法推荐、个性化智能服务等过程中给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推送和传达的优先权。

（二）加强话语主体建设，锻造与智能时代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

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是从思想上引导人、影响人的工作，锻造一支政治上坚定、思想上成熟、能力上过硬、技术上过关的与智能时代相适应的主流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落实意识形态治理的主体责任，是消解智能时代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风险的必要条件。因此，需要推行“人工智能+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才战略，在广泛吸纳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可靠人才投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战线的同时，着力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人工智能思维能力和技术水平，打造一支深谙智能时代信息生产传播规律、算法创制运用规律、受众心理接受规律、舆论生成演变规律的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及时掌握人工智能赋能意识形态工作的运作机理，解决“本领恐慌”问题，主动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工智能思维能力”。“人工智能思维能力”包括大数据思维能力、预测思维能力、复杂简化思维能力、精准思维能力等。提高大数据思维能力，意味着智能时代下意识形态工作者要抓紧补足自身的大数据技术短板，不断提升数据捕捉、分析及运用能力，注重运用大数据来为自己的“道理”叙述提供坚实的“事实”支撑，为自己的“话语”建构提供深厚的“材料”根基。提高預测思维能力，意味着要合理利用大数据和算法技术超前挖掘、深入分析反映思想政治状况的话语数据，注重分析话语数据中蕴含的人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趋向，在此基础上制定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案。提高复杂简化思维能力，要主动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算法推荐等先进智能技术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全面追踪、迅速研判、科学决策，提高意识形态话语治理的精度和效度。提高精准思维能力，要善于运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精准地对人们多样化的精神需要和思想政治需求进行透彻感知和有效行动，提供主动、及时、有效、个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服务。

（三）加强话语主题建设，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议题设置能力

有效应对智能时代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风险挑战，还应积极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革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革新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话语内容革新，二是话语形式革新。从话语内容革新来看，关键是要加强话语主题建设，提升智能时代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能力。议题设置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是社会舆论引导的重要环节，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重要抓手。美国科学史学者伯纳德·科恩曾对议题设置的功能进行了精彩地概括：“新闻媒体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一方面可能并不成功，但在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却异常成功。”[19]提升智能时代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议题设置能力，能够促使公众普遍关注和积极回应主流意识形态议题，同时抑制和回避对其他意识形态议题的关注，进而引导舆论走向、凝聚价值共识、夯实认同根基。

智能时代下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能力，其核心意涵是“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20]，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阐释力、主导力和引领力。具体来看，需要从三个方面共同发力。一是要遵循网络信息传播规律，主动设置议题。智能时代下的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要洞悉和掌握网络信息传播规律，变“被动回应式”议题设置为“主动创制式”议题设置，抓住网络舆论场的有利契机，率先设置易于传播、扩散迅速的意识形态议题，尽早抢占议题传播的制高点，营造正向性的网络舆论生态，从而有效地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主动权。二是要及时跟进社会热点问题设置议题。智能时代下，虽然人们依靠人工智能技术拓展对世界的认知和体验，但网络智能空间依然只是现实社会的折射和延伸，现实中的社会热点问题仍会同步在网络智能空间中不断“发酵”和“炒作”。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议题设置要及时对接社会热点及与之相关的舆论焦点、新闻敏感点、事件痛点。三是要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利益问题设置议题。智能时代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议题设置，需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精准对接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现实利益问题，努力实现呼吁性议题与回应性议题、情绪安抚性议题与思想引导性议题、宏观梳理性议题与微观解剖性议题之间的精准切换。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赢得民心，不断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引导效果。四是要针对错误社会思潮的挑战设置议题。智能时代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议题设置，要坚持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的原则，勇于直面错误的社会思想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挑衅并进行有针对性地议题回应，这有利于澄清部分受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误解和偏见，引导活跃在智能网络空间的民众真正信服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从而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奠定价值基础。

（四）加强话语形式建设，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6]（P533）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和建构，应秉持浓厚的受众关切，要服从和服务于与受众进行思想互动和价值交往的需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应契合受众的认知特点、理解习惯和接受规律，既要“悦耳动听”，又要“入脑入心”。实际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语表达的效度。面对智能时代下新的传播样态以及人们新的认知方式与接受特点，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方式总体上还存在过于单调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官方话语多于民间话语、学术话语多于日常话语、理性话语多于感性话语、说教话语多于沟通话语。”[21]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建设，优化话语表达方式，也是规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风险的应然指向。

具体来看，应从五个方面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方式。一是突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具象性。话语主体要灵活应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话语载体，将抽象的意识形态符号转化为具象的意识形态标识，由单调生硬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转向立体生动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同时，要善于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打造出全景化、沉浸式、交互型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场景，使“说文解字”式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转变为蕴含丰富的“身心体验”式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二是突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生活性。传播主体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日常生活为基点、主轴和靶心，善于从中萃取话题以丰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同时要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方式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观点和价值要义，使政治话语的方向性、学术话语的学理性、日常生活话语的通俗性有机融合并相得益彰。三是突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时代性。任何时代都有其话语表达的特殊偏好，当前包括智能化场景在内的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网络话语”也已成为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身上特殊的话语表达标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要赢得被称之为“网络原居民”的新时代青年的认同，就要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吸纳并合理使用各类“网言网语”，注重塑造富有时代气息的网络化话语表达艺术。四是突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世界性。话语表达既要立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又要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目标，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国际化表达和世界性传播，让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智能网络工具在更大的场域下能够“讲得出”“听得进”和“传得开”。五是突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精准性。话语主体要善于使用智能化的算法推荐功能以及智媒体的分众化、差异化传播策略，使“大水漫灌”与“精准滴灌”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有机融合，并根据不同分类受众的特质持续调整和优化话语表达方式，从而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投放“落点”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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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an Bo，Shi Yuting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The coming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reconstructs people’s mode of production，way of life and way of thinking， and brings profound changes to the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and governance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power of China’s mainstream ideology is confronted with such risks and challenges as ideological penetration by western countries relying on the hegemony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vasion of capital operation logic， the gener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cocoon house”derived from intelligent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and the change of audience’s acceptance preference brought by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style. To deal with these risks and challenges， we need to tak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strengthening discourse position， discourse subject， discourse theme and discourse form construction. To build a main and targeted response system， we should purify the discourse environment of China’s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ging the working group on ideological issu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improve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genda setting ability， and optimize the discourse express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Keywords：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责任编辑：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