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亲华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台湾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两岸同胞荣辱与共。1895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以侵略战争手段，逼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行攫取台湾及澎湖列岛。台湾同胞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悲惨地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从日寇侵占自己家园那一刻起，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斗争就没有间断过，展现出中华儿女可贵的牺牲精神与民族气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肩负起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对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命运，给予高度关注和深切同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深厚的台湾情怀扎实开展对台工作，极大推进了台湾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

支持台湾同胞反日斗争，指导组建台湾共产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台湾已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20余年。日本在台湾实行残酷的政治管制和经济掠夺，奴役台湾同胞，并强制推行殖民文化政策和“皇民化”运动，企图泯灭台湾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同胞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台湾同胞不畏强暴，奋起反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

20世纪20年代，受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国共合作的影响，许多台湾仁人志士，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返回祖国大陆，或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投身大革命洪流之中;或成立以光复台湾为目标的各种抗日组织、团体，以祖国大陆为基地，开展推动实现台湾回归的斗争。这些台湾进步青年开始认识到“若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非先致力于中国革命成功。待中国强大时候，台湾才有回复之时;待中国有势力时候，台湾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盗的束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台湾进步青年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共二大、三大，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采取积极步骤推动国共合作、结成最广泛反帝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这些思想引导台湾进步青年开展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正义事业。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提议下，由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的一所为造就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近代化陆军军官学校。在选拔学员到黄埔军校学习时，中国共产党特别注意选拔和吸收台湾进步青年。其中不少台湾学员经过党的培养，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如黄埔三期学生林文腾，台湾彰化人，在黄埔军校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武汉继续从事党的革命活动，参加了抗战。黄埔四期学生张克敏，台湾台中人，在黄埔军校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从事地下活动，抗战期间担任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黄埔六期学生杨春锦，台湾桃园人，与兄长杨春松（中共党员，台湾农民运动领导人）一起来到大陆，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牺牲。黄埔六期学生陈辰同，台湾台北人，曾任中共漳州县委书记，1928年牺牲。黄埔六期学生林树勋，台湾新竹人，在惠安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上海大学旧址

谢雪红

上海大学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许多台湾青年正是在这里接受了马列主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如台湾青年许乃昌是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大学生，在学习期间结识了陈独秀，在党的培养下，192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陈独秀推荐，于1924年8月前往莫斯科学习。台湾青年翁泽生，1925年初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就学。当时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很赏识他，并培养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翁泽生妻子叶绿云，当时也在上海大学就读，后经翁泽生介绍，于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谢雪红出身贫苦家庭，冲破重重阻力投奔祖国大陆，在中共党员引导下进入上海大学。谢雪红曾回忆说：“黄中美（时为中共党员）来找我，告诉我：党让我进上海大学。”“我对他说，我没有半点文化，怎能进大学？”“他对我说‘党正是要培养像你这样穷苦人出身、文化很低的党员。我同意了就去投考上海大学。当初，我的志愿只是想考社会科的旁听生，但录取名单发表时，竟然‘谢飞英（谢雪红）三个大字堂堂上榜了。我自己心里有数，这完全是我党去做了工作的缘故。于是，我正式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习了。”1924年至1926年间，上海大学培养了谢雪红、许乃昌、翁泽生、林木顺、潘钦信、冼朝宗、陈其昌、林日高、庄泗川、李晓峰、林仲枫等20多名台湾青年。他们在上海大学一边学习革命理论，一边参加党和学校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翁泽生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台湾岛内工人农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代表其利益的先进政党与理论指导。1927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专门讨论了日本殖民地台湾的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日本问题的提纲》，并指示日本共产党帮助建立台湾共产党。此时，日本共产党中央囿于国内选举，决议请中共中央负责帮助筹备台湾共产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筹建台湾共产党的历史责任，对台湾共产党的创建给予极大帮助和积极指导。

一是派台湾籍中共党员筹建台湾共产党，充实其组织，壮大其骨干。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除在上海的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外，在台湾的蔡孝乾、洪朝宗、林日高、庄春火、李晓芳、庄泗川，在厦门的潘钦信，在广州的王万德等台湾籍中共党员，均被联络来上海，参与台湾共产党的筹建工作。从台共创建的情况看，当选的台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均为中共党员。台共一大代表七人中五人是中共党员。当时确定为台共的第一批党员共18人，其中中共党员有11人。577AAEEE-DAB5-4125-9125-A2293E643943

二是认真指导召开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1928年4月13日，台湾共产党召开成立大会预备会，中共代表彭荣出席会议。在中共代表的指导下，会议确定了台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地点、议程、会议代表等有关事项，并通过了政治、组织纲领及各项运动方针等提案。

4月15日，台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与会台共代表为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陈来旺、林日高、潘钦信、张茂良七人，分别代表上海、厦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东京等地的18名台共党员。中共代表彭荣和作为来宾的朝鲜共产党代表吕运亨出席大会。彭荣在大会讲话中回顾了中共建立以来的历史及经验教训，并就党的斗争策略及战术问题回答了与会台共党员的咨询。林木顺在致开会词时特别提出：“本大会承蒙中国共产党派遣代表参加，并得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与指导，使我们深感无上的欣慰与光荣”。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台共《政治纲领》《组织纲领》以及关于工运、农运、青运、妇运、救援会等问题方针的文件。还一致通过了《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冀望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革命，赐予最大的指导与援助”。

台湾共产党的成立是台湾历史上同时也是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及其自身努力下，新生的台湾共产党，发动台共党员排除重重困难，深入台湾社会，发展壮大组织，领导台湾工人农民积极开展反日斗争，给日本殖民统治以相当打击，在台湾革命史上写下重要一笔。日本殖民当局不得不承认：“（台共）将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文化协会完全变为其指导下的外围团体，而农民运动、小市民学生运动则依据党的方针准则，至昭和五年、昭和六年（1930—1931年），甚至连赤色工会的组织或劳动争议方面亦有相当发展，在本岛左翼运动中留下了甚大的业绩。”1931年下半年，日本殖民者在全台大肆搜捕台共党员，台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台共从此陷入瘫痪状态。

提出收复台湾的主张，支持和推动台湾光复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将中国殖民地化的威胁，为带领全国人民形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统一战线，193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一切被压迫民族是我们的同盟者。”根据中共中央上述精神，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苏区反帝大同盟，并特别安排台湾籍的党员干部参加并担任领导职务，鼓励他们现身说法，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残暴和台湾民众的悲惨命运，将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悲惨命运作为参照物，以激励苏区人民同台湾人民一道，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斗争。1934年1月，毛泽东在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着重向苏区代表介绍了来自台湾的革命者，他说，“共同的革命利益，使中国劳动民众与一切少数民族的劳动民众真诚地结合起来了”。

在苏区的台湾革命者也深信，作为“在日本压迫下的少数民族”的台湾人，其命运是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的。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掀起新的高潮。有5万多名台湾同胞历经艰险，从台湾辗转回大陆参加抗战，并纷纷组织起各类抗日团体，如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革命党、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党、台湾光复团、台湾义勇队、台湾革命同盟会等，积极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滔滔洪流中，体现出台湾同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伟大爱国精神。

这一时期，围绕反抗日本侵略、战胜日本法西斯、挽救民族危亡这一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突出强调建立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起草《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明确提出“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的策略思想。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作了进一步阐述。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上述政策主张，得到当时在大陆的台湾同胞积极响应。台湾革命同盟是在大陸的台湾同胞各抗日团体联合组成的统一战线团体。在其共同纲领中明确表示，“我们之共同目的，在于推翻台湾之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各民族平等之民主的革命政权”，“我们认为台湾革命乃中国革命之一环，中国抗战成功乃台湾各民族争得自由解放之日也，故为台湾民族革命切身之需要，必须发动台湾各民族参加中国抗战”。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深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国失地的政策主张。

1936年2月，刚到陕北延安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主张“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讨论并决定“对日绝交宣战，收复失地”，“公开宣布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完全无效”等紧急问题。这一通电预示着，废除《马关条约》、收复台湾等中国失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目标之一。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更加明确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斯诺问：“中国的迫切任务是从日本手中收复所有的失地呢，还是仅仅把日本从华北与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毛泽东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在回答斯诺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此前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时，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表示：“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包括像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时再次申明：“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577AAEEE-DAB5-4125-9125-A2293E643943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提出奋斗的总目标第一条就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8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对日绝交”，“废除日本条约”，“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占领或“租借”中国领土，如日本占据台湾和澎湖列岛，现在又竭尽全力大举进攻中国，“但是英勇的中国人民必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个奋斗是决不会停止的”。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中共代表董必武代表中共和部分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向国民政府提议：“我与敌（日本）为交战国，应即宣布《马关条约》无效，认为台湾亦在应收复之失地范围。”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在全国广为传播，对于鼓舞全国人民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夺取收复台湾最后胜利的信念，起到极为重要的激励作用。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广大台湾同胞积极参加和支援大陆人民抗战，以鲜血和生命证明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成员，谱写了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共御外侮的光辉篇章。活跃在抗日前线的台湾同胞抗日团体—台湾义勇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祖籍福建，台湾台北人。1924年6月到黄埔军校学习。1925年被派到国共两党领导的台湾地区委员会工作。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深感“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致力于中国抗战的胜利”。他萌发了组建“台湾义勇队”的念头，并向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的骆耕漠提出这一建议。1939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的精神，指示中共党员张毕来（又名张一之），协助李友邦组织台湾义勇队。

李友邦

1939年2月22日，在中共浙江省委的支持下，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誓师成立，李友邦任义勇队队长、张毕来任秘书，义勇队建立中共支部。1939年4月，周恩来视察浙东，亲自召集相关同志研究台湾义勇队情况，并就其任务和活动作出明确指示。台湾义勇队是大陆唯一由台湾同胞组成的、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这支队伍最多时有400余人。李友邦在成立大会上宣示，爱国台胞要举起抗日爱国大旗，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奋斗到底。义勇队队员臂章上都印有“复疆”二字，以表达光复台湾的意志。在中共影响和指导下，台湾义勇队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以浙江为主要阵地，团结各地台湾同胞开展抗日活动。主要从事对敌策反、医药救护、生产建设、巡回慰问四项工作。在李友邦的带领下，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有声有色，获得闽浙赣军民广泛赞誉。

1939年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在浙江省金华县成立。图为成立时部分义勇队队员与少年团团员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太平洋战场朝着有利于盟国方向发展，战后如何处理台湾问题遂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

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会晤并发表《大西洋宪章》。该宪章第三条云：“尊重各民族自由决定其所赖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权利。各民族中此项权利有遭剥夺者，（英美）两国俱欲其恢复原有主权与自由政府。”依据宪章，中国台湾亦属“权利有遭剥夺者”，明确了战后台湾的地位归属。同年12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华民国对日宣战布告》，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土地”。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要求，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尊重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内政治舞臺上最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义不容辞地对台湾的前途和命运投入深切的关注。1941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特辟《台湾光复运动专刊》，发表重庆社会各界关于收复台湾的言论，以唤起国人对台湾的关注。1942年4月5日，该报发表《论台湾解放运动》社论，指出“一部台湾近代史，实际是中华民族血泪史的一部分”“中国抗战的行列，已经有不少台湾革命人士参加，将来的胜利，必定是中国与台湾的共同胜利”。1944年4月17日，该报又发表社论《台湾沦陷四十九年》，提出“台湾人民为了自身的解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一定要积极起来，努力进行抗日斗争，并在打击日寇的胜利中，协助盟军”。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呼吁下，大后方民众逐渐形成浓厚的关注台湾的氛围，当时的社会舆论一致呼吁：“抗战一定要抗到收复台湾才算到底！中国人应当有此决心，有此抱负。”

然而，随着日本法西斯末日临近，决定台湾前途命运关键时刻即将到来之际，美国舆论界却出现一股欲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所谓“台湾国际共管论”逆流。1942年7月，时任美国军情处远东战略小组情报官柯乔治向美国军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声称，“我主张一些国际托管的方式，设立警察基地在南台湾，运用台湾的丰富资源，来做战后重建工作”。他还说，“这海岛潜在上太重要了，历史早就指出台湾在西太平洋边缘的军事战略重要性”。“如此重要，难许我们轻易将台湾交给中国人控制”。1942年8月，由美国《时代》《生活》《幸福》等杂志共同组织的所谓“关于战后和平方案问题研究委员会”，印发题为《太平洋关系》的小册子，其中称：应建立一条从夏威夷向西，经过中途岛、威克岛、关岛、南太平洋各岛屿至台湾、琉球与小笠原群岛等各战略要点的横越太平洋的防御地带，由“国际共管”云云。这就是所谓的“台湾国际共管论”。美国这三家具有广泛影响的刊物此时抛出这种论调，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官方尤其是美国军方不愿将台湾归还中国，以便在战后将台湾纳入美国整个战略防御体系，以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绝对战略优势的图谋。577AAEEE-DAB5-4125-9125-A2293E643943

“台湾国际共管论”的抛出，严重伤害中国人民包括广大台湾同胞的情感，立即引起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1943年1月24日、25日，《新华日报》连续刊载总编辑章汉夫的文章《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进》，明确指出：“台湾国际共管论”的谬论完全无视台湾和中国的历史关系，不知道这些地方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割让、武装占领和奴役的。如果在战后还要台湾脱离祖国，那完全是破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同年3月24日、6月17日，《新华日报》又分别刊载了题为《战争与战后问题》《台湾，回归到中国来》的社论，明确提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驳斥了少数美国人提出的“台湾国际共管论”，指出战后中国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要靠自己的奋斗去争取，“国外有少数不明历史发展，不顾实际情况，而抱有帝国主义思想的人们，曾经叫嚣一时，要将台湾从中国的母体割裂出来，高谈国际共管的谬误措置，实不值识者一笑”。

在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同胞对“台湾国际共管论”反应极其强烈。1943年1月30日、4月17日、6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数次发表宣言，并在《马关条约》签署的国耻日举行大会，发表《告祖国同胞书》，强烈反对台湾国际共管，阐明台湾人民要求重返祖国怀抱的意愿。这些言论和主张，通过重庆各大报及他们自己编印的《台湾青年》、《新台湾》画报、《台湾问题参考资料》等书刊传送到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下，中国政府也加紧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由于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战略地位，中国收复被日本霸占领土的严正要求，最终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明确宣布：“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开罗宣言》的发表，使身受日本殖民主义者凌辱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同胞备受鼓舞。在大陆参加抗日斗争的台湾同胞立即致电国民政府：“顷见报载开罗会议重大成功，台澎等地归还中国，凡我台胞同深感奋，如蒙鞭策，愿效驰驱。”在岛内的台湾同胞也从美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上得知台湾即将回归祖国的喜讯，喜不自胜，纷纷奔走相告。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图为受降典礼会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并在《日本投降条款》中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受降仪式。这一天，40余万回归祖国的台北同胞，“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全市，途为之塞”。1946年1月13日，中国政府正式通告：自1945年10月25日起，台湾同胞恢复中国国籍，隶属于中国主权与法律行使的范围;同时，将10月25日定为台湾光复节。

台湾光复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以伤亡3500万人的重大民族牺牲换来的结果，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同粉碎法西斯轴心国邪恶势力的胜利成果。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同时结束了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洗雪了历史耻辱，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无可辩驳地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解放台湾斗争展开布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全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全中国人民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但蒋介石集团却坚持独裁、内战方针，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消灭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继续维持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

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的领导，调整、健全各地党的领导机构，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与此同时，中央决定选调一批干部赴台，组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指定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为中共在台湾工作开展布局。蔡孝乾，1928年4月当选台共中央常委，1932年4月赴中央苏区加入红军，曾作为台湾代表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后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战时担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赴重庆进行国共谈判。行前，周恩来与蔡孝乾谈话，传达中共中央这一安排。按中共中央指示，1946年4月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由刘晓任书记，其主要职责之一便是主管国统区长江流域各地及台湾地下党工作。

1946年4月，首批干部由張志忠率领从上海搭船进入基隆、台北。蔡孝乾在中共上海局组织下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于7月秘密抵台，担任台湾省工委书记，陈泽民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志忠为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部长，洪幼樵为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中共台湾省工委成立后，依据党在白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方针，迅即开展工作。中共台湾地下党在台湾的党员人数发展很快，到1947年二二八事变时，中共在全省的党员已有900余人。

这一时期，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使抗战胜利时曾经对它抱有很大期望的台湾同胞，很快感到极端失望，最终酿成二二八起义。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抗议军警枪杀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台湾各地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使全台湾省大部分地区的政权陷入瘫痪。国民党政府以武力血腥镇压了这次起义。577AAEEE-DAB5-4125-9125-A2293E643943

中共中央非常关注二二八起义的发展情况。1947年3月8日，延安广播电台发表文告，声援台湾人民的英勇抗争。3月20日，中共中央以新华社名义在《解放日报》刊发社论，指出：“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

二二八起义作为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充分彰显了台湾同胞的革命精神。

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关于“不能存在和暴露的干部应尽量撤走”的指示，台湾省工委作了分散、撤退的决定。1947年7月，参加二二八起义的部分台湾省工委干部谢雪红、杨克煌、吴克泰、周青、蔡子民等陆续撤离台湾，经厦门、上海辗转抵达香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谢雪红等积极联系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经过多方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下，同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之际，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其核心成员均为中共党员，其组织关系隶属于上海局香港工作组，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代为领导。自诞生之日起，台盟就明确表达了支持中国共产党主张、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坚决反对“台独”的政治立场，对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加速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到积极作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开启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新纪元。5月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响应“五一口号”。1948年底，在党的安排下，谢雪红及在港民主人士离港北上，陆续进入解放区，并1949年3月到达北平。同年6月，台盟作为新政协成员单位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台湾地下党人血沃宝岛

在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194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组织人事座谈会。在关于华东任务和人事安排问题上，中央确定粟裕担任华东局常委，分管军事。毛泽东还特别就华东局管辖范围问题，提出“还要加上台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解放台湾成为最后一项战略任务正式被提上中共议事日程。6月14日，毛泽东电令三野：“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7月又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为此，中共华东局成立了以粟裕为首的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并于1949年5月撤销中共中央上海局，将其工作并入中共中央华东局，由华东局统一负责指导台湾地下党的工作。一批人员被派遣入台，进行工作。中央军委还在华北军政大学组建台湾队，把曾经参加过二二八起义后退到大陆的台湾籍干部和解放军中的台湾籍士兵集中到台湾干部训练团，进行有关台湾知识、政策的学习培训，培养对台工作干部。

这一时期，台湾省工委的工作进入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阶段。其组织力量有了较大发展。在台党员1300余人，同情党并参加党的地下活动的群众有2000余人，还建立了诸如中共学生工委会、邮电职工工委会、山地工委会和台北市工委会、高雄市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中市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基层组织，并在台北县鹿窟村，台中县鸭潭山、白毛山、竹子坑、石岗等山区建立了武装据点。按照中共中央部署，1949年春，台湾省工委向各级地下党组织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戰时机构。”台湾省工委的实力，在1949年4月6日发动的反美、反蒋“四六学潮”中充分展现出来。同年6月下旬，台湾省工委在其创办的《光明报》发表了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社论。文中向台湾同胞转告了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并大举南下的消息，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形势。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的时评，提出人民解放军“不久一定跨海东征，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解放全中国！”同日，新华社配合《人民日报》时评，播发了时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撰写的题为《对美国并吞台湾阴谋的声明》。《声明》在谴责美国企图“并吞台湾”阴谋的同时，表示“台湾的解放是不久了”，号召台湾同胞积极调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全国解放。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解放工作，台湾省工委还向中央提出了《攻台建议书》，称：“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4月最为适宜。”1949年12月，台湾省工委又发出题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指出：“台湾的解放更接近了，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为期是不远的”，“台湾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台湾组织的任务是迅速和切实地来准备配合解放军作战”。台湾省工委并提出六项配合解放军作战的具体任务。

此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崩溃，其党政军特机关陆续迁台，对岛内控制进一步加强。国民党当局在台相继颁布所谓“戒严令”“反共保民整体战略纲要”“台湾省反共保民组织法”“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等多项严厉法令，动用大批警察、特务和军队，在岛内大搞白色恐怖。

1949年秋，吴石和夫人王碧奎、少子吴健成在台湾

朱枫

1949年8月，台湾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中共台湾地下党多个组织遭到破坏。此后，国民党情报机关相继逮捕了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宣传部长洪幼樵、武装部长张志忠等。张志忠被捕后，宁死不降。据同时关监的人出狱后转述，蒋经国曾两次去狱中探视，张表白以死明志。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在台北市川端町刑场英勇就义。但由于蔡孝乾、洪幼樵、陈泽民等台湾省工委主要负责人的叛变，中共在台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1800余人遭到逮捕，1100余人被处决，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石、朱谌之（朱枫）案。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人民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国家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973年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2000年吴石将军及其妻子王碧奎的遗骸奉回祖国大陆，安葬于北京福田公墓。1950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枫（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2011年7月，朱枫烈士骨灰安放及铜像揭幕仪式在其家乡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隆重举行。2013年，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主持建成的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正式对外开放，以纪念当年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而在台湾壮烈牺牲的大批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责任编辑 杨琳）577AAEEE-DAB5-4125-9125-A2293E64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