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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理论视角下“欧洲的德国”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2022-06-10石坚张璐

社会科学研究 2022年3期

石坚 张璐

〔摘要〕 作为全球三大经济体的欧盟和中国,在疫情防控、经贸投资、气候变化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中欧重启务实合作对双方而言都是明智之举。在角色理论的基础上,德国如何平衡高期望和国家利益与欧洲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以新冠疫情、数字主权、绿色协议为例分析“欧洲的德国”发挥不同角色的表现。在欧洲一体化深陷危机之际,“欧洲的德国”趁势强化欧盟共同领导权,这是德国自我角色内化和他者角色期望所致。中国可以利用他者角色期望与德国产生互动,而不只是被动接受德国成为欧盟共同领导者以及“不情愿的霸权国”,从而为中欧合作争取更多的主动和共同利益。

〔关键词〕 角色理论;“欧洲的德国”;中欧关系;中欧合作

〔中图分类号〕D7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3-0038-10

一、引言

2007年以来,欧盟面临持续危机的挑战,欧洲一体化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作为欧洲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德国凭借其经济优势凸显了欧洲领导者的角色。当前,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仍在持续,国际秩序处于失序状态,欧盟内部权力资源整合失效且凝聚力不断被削弱,中欧关系呈现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德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发挥欧洲领导者的影響力?学者关于德国如何定位自身角色及他国对德国角色定位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德国是成为“德国的欧洲”(a German Europe)还是“欧洲的德国”(a European Germany),是成为“区域霸权国”还是作为积极有为的地区领导者,是作为“被驯服的大国”还是成为欧洲联合领导者。

约瑟夫·简宁(Josef Janning)认为,德国在扩展和深化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坚持温和政府间主义,是欧盟核心领导者和新一体化主义者。①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统一后的德国为避免引起其他欧洲国家的恐慌,并未奉行独立的外交与安全防务政策,而一再声明奉行多边主义政策,坚持作为“欧洲的德国”。西蒙·巴尔默(Simon Bulmer)和威廉姆·帕特森(William E. Paterson)认为德国作为欧洲“被驯服的大国”(tamed power)的角色已不复存在。②统一后的德国,得益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处理欧洲外交事务方面变得更加自信,以单独行动代替详尽的磋商,俨然已成为欧洲“正常化的大国”(normalized power)。贝弗利·克劳福德(Beverly Crawford)认为德国已成为欧洲的“区域霸权国”(regional hegemon),全球大国之一,行使着规范性力量。Beverly Crawford,“The Normative Power of a Normal State:Power and Revolutionary Vision in Germanys PostWall Foreign Policy,”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28,no.2,2010,pp.165-184.虽然德国在欧洲扮演着经济强者的角色,但其历史烙印和国内政治文化限制了德国领导作用的充分发挥,本质上是一个“不情愿的霸权国”(reluctant hegemon)。Simon Bulmer,“Germany:Great Expectations Encounter the EU’s Reluctant Hegemon,”13 June,2015,https://www.psa.ac.uk/sites/default/files/conference/papers/2015/Bulmer%20PSA%20paper%20PDF1.pdf,21 June,2021.德国被视为欧洲领导者的原因,不仅在于其经济实力和处理欧洲事务的能力,还在于英国脱欧后德国代替英国成为连接欧盟与北约之间的新桥梁,与美国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约阿希姆·席尔德(Joachim Schild)以德国在欧债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为出发点,分析了德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霸权国。他认为,德国在过去和现在仅限于一个非霸权主义领导者的角色,能在特定情况下行使共同领导权,对德国而言,处理欧元危机的经验证实,领导需要与合作伙伴协商才能发挥领导力。Joachim Schild,“The Myth of German Hegemony in the Euro Area Revisited,”West European Politics,21 July,2019,https://doi.org/10.1080/01402382.2019.1625013,16 June,2021.

霸权以主导的生产方式渗透到其他国家并与从属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从而控制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霸权是连接不同国家社会阶层的国际关系综合体。Robert W.Cox,“Gramsci,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ssay in Method,”Millennium,vol.12,no.2,1983,pp.162-175. 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处于霸权地位,就必须能够获得关键的原材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一个规模庞大的进口市场,并在高附加值、高收益的商品上拥有比较优势。Robert O.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33. 德国之所以不是一个霸权国或只是“不情愿的霸权国”,究其原因:第一,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德国制定对外政策及行动时表现出不情愿态度,害怕被贴上“霸权”标签。第二,德国国内政治环境对成为霸权国存在较大的抵制。第三,欧盟的机构设置是在成员国平等的基础上由成员国担任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领导欧盟。因此,德国“不情愿的霸权国”角色具有偶然性、范围性和临时性,受限于某些议题,并在重要时刻与他国行使共同领导权。德国在欧盟中倾向于选择性地发挥领导者作用,在危机管理和治理改革方面扮演引领者角色,“欧洲的德国”仅限于非霸权的领导者角色。

在国内学者对“欧洲的德国”的研究中,于芳指出德国作为“欧洲的联合领导力量”,要实现这一领导角色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德国需要在某些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经过不断总结经验,“最终变成领导者而不是试图控制欧盟成员国的主导者”。于芳:《德国作为“欧洲的联合领导力量”——基于国际角色演变根源的分析》,《德国研究》2018年第4期。范一杨和郑春荣分析了德国在新冠疫情不同阶段的表现,认为德国考量了欧盟内部团结和国家自身利益,“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危机中的舆论压力倒逼扮演领导角色的”范一杨、郑春荣:《新冠疫情背景下德国在欧盟领导角色分析》,《德国研究》2020年第2期。,未来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力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与不确定性。李超分析了影响德国领导作用的两大因素,即能否顺利化解影响自身发展的桎梏、能否快速适应国际格局新变化和世界大势的新发展。李超:《德国在欧盟中的领导作用新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4期。

国内外学者关于德国如何定位自身角色以及他国对德国角色定位的讨论,强调德国在处理内政外交事务方面经历了从克制到主动再到积极有为的转变,聚焦于德国是成为“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是成为“区域霸权国”还是作为积极有为的地区领导者,是作为“被驯服的大国”“被舆论倒逼的大国”,还是成为“正常化的欧洲大国”“欧洲联合的领导力量”。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默克尔政府积极推行经济复苏计划,在如何恢复欧盟经济复兴措施方面扮演了引領者角色,掌握了欧盟的话语权。2020年7月至12月,默克尔政府借轮值主席国一职,引领欧盟走出大流行病危机,助力恢复欧洲经济实力与竞争力。

根据现有德国角色和领导力影响的研究成果,结合“欧洲的德国”的角色表现,以新冠疫情、数字主权和气候问题为案例分析“欧洲的德国”角色凸显的深层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而审视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为中国处理和应对中欧关系提供借鉴参考。

二、角色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

“角色”一词最早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布鲁斯丁·比德尔(Bruce J. Biddle)将角色定义为环境中一个或多个人的行为特征。角色具有行为性;是由人表现的,角色概念局限于人类行为;角色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受语境的限制,因此并不能代表被研究人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行为;角色组成的行为是以一类人或语境为特征。Bruce J.Biddle,Role Theory:Expectations,Identities,and Behavior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9,p.58.角色理论是关于人及其行为的研究,主要讨论人在特定情景下的特征行为,各种可能产生、解释或受这些行为影响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J. Holsti)将角色理论引入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霍尔斯蒂的观点,国家的角色是政府总体的外交政策行为,外交政策行为主要受决策者国家的角色观念、国内需求及外部环境中的关键时刻和趋势的影响。K.J.Holsti,“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4,no.3,1970,pp.233-309. 国家的角色概念来源一般包括地理位置、经济与技术资源、国家价值观、教义信条或意识形态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

霍尔斯蒂的国家角色理论不仅强调外部环境影响的重要性,更倾向于对国家内部角色来源和要素进行分析。在国际关系领域,角色理论本质上是研究施动者与结构之间、不同施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行为,即行为体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是由行为体内部的观念和过程所驱动,另一方面是为了回应他者的期望,获得他者的承认。角色是预期的、适当的行为模式Richard Bengtsson and Ole Elgstrm,“Reconsidering the European Union’s Rol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elfconceptions,Expectations,and Performance,”in S.Harnisch and C.Frank et al,eds.,Rol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pproaches and Analysis,London and New Yors:Routledge,2011,pp.128-145. ,是自我概念与他者社会承认的结合体,通过他者的地位和期望反映出对自我和社会地位的认识;角色是关系性的概念,一部分建立在对自我的认识之中,更关键的部分在于外部他者的期望。

外交政策中体现出的国家角色是在国家政治文化中形成的,外交政策的参与者不仅按照基于规则的角色行为行事,也通过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积极参与、重建对角色的身份认同;角色和身份是密不可分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互补或共同构成的,身份是角色中行为体的一系列意义Dirk Nabers,“Identity and Rol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Dirk Nabers,”in S.Harnisch and C.Frank et al,eds.,Rol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pproaches and Analysi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1,pp.90-108.,身份将角色相关的意义和期望融入自我。作为欧洲大国,德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欧盟处于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德国支持欧洲一体化采取联邦制形式,支持欧盟超国家机制的建设,注重欧盟的权威作用,继而在这种模式中使国家利益和偏好与欧盟的观念和整体利益产生了“共鸣”。Martin Marcussen,Thomas Risse,Daniela EngelmannMartin,et al.,“Constructing Europe? The Evolution of French,British and German Nation State Identities,”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6,no.4,1999,pp.614-633. 然而,受制于历史因素,德国限制使用武力,坚持克制的文化,强调民事力量,在处理欧洲事务时注重与他国达成共识,而不是强迫达成协议,保持欧洲国家的团结与稳定,德国因此被标签为负责任的领导者、“不情愿的霸权国”。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德国在欧盟内的角色也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欧洲的德国”根据当前国内外形势,不断内化国家角色,外部对德国的期望也在不断增加。

三、基于角色理论对“欧洲的德国”的表现分析

“欧洲的德国”从“被驯服的大国”逐渐转向正常化的欧洲大国,杂糅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克制的军事力量的欧盟领导者、诚实的中间人,作为成员国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国,而非在欧洲制定规则并强加于其他成员国的霸权国。德国倾向在成员国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并保持与欧盟相似的治理模式,寻求一体化进程中的同一性而非差异性。近几年来,欧盟深陷重重危机,一体化进程如履薄冰,作为协调国,德国在成员国中建立相互信任,形成共同的认识和立场,即欧洲集体力量对国家认同、国家利益的补充和强化。2020年,时任轮值主席期间,德国的总体目标是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遏制疫情危机产生的影响;帮助、带领欧盟实现经济复苏;利用欧洲一体化势头重振深陷危机的欧洲,确保其比以往更强大。德国还讨论了涉及欧洲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如共同的欧洲能源政策、绿色协议、数字主权等,以期重塑欧盟全球发展战略、实现欧盟经济可持续发展;以气候和数字主权为出发点,欧盟将通过经济、气候、能源、数字技术等方面的全球战略,实现主权欧洲的诉求。因此,在角色理论的基础上,思考德国如何平衡高期望和国家利益与欧洲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以新冠疫情、数字主权、绿色协议为例分析“欧洲的德国”发挥不同角色的表现。

(一)德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角色表现

新冠疫情暴发之初,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成员国要求通过发行新冠债券、欧元区国家共同借债,将募集的资金互分,以共同偿还债务和利息,默克尔政府最初拒绝了这一共同负债的倡议。正如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之初,默克尔对向希腊提供财政援助时犹豫不决,但当欧债危机严重影响欧盟经济时,作为欧盟的稳定之锚,德国一改犹豫不决的态度,向希腊提供财政援助并组建了欧盟救助基金,阻止了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恶化。欧债危机爆发之时,欧盟成员国对德国的期望和压力不断增加,希望德国在危机中释放领导力量,协同其他成员国共同解决希腊债务危机。德国坚持推行这一危机应对政策,从被动的领导者角色转变为以利益驱动为基础的“交易型领导者”。陈菲:《欧盟危机背景下的德国领导有效性分析——以领导理论为分析框架》,《欧洲研究》2017年第1期。此次欧债危机树立了默克尔“危机管理者”的名声。

新冠疫情弥漫之际,默克尔坚持责任与团结并重的原则,协调、确定国内抗疫政策,推动欧盟加强防控。为了帮助并修复疫情危机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损失,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合倡议欧盟委员会启动欧洲经济复苏计划,包括总额1.074万亿欧元的欧盟长期预算和7500亿欧元的恢复资金,复苏资金中3900亿欧元将以无须偿还的救助款形式分配给各成员国,3600亿欧元则以贷款的形式发放。这是欧盟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债务共担形式向成员国提供资金援助。复苏计划旨在充分利用欧盟预算潜力的基础上,保护并创造就业机会,帮助成员国复苏经济,恢复本土与区域的产业链供应。借此机会,默克尔与马克龙试图构建欧盟信用体系,联合欧盟各成员国财政,从而创建欧盟共同债券。新冠疫情重创了德国和欧盟的经济,默克尔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应对并解决疫情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除确保经济复苏计划有序执行外,德国还需协调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取消遏制措施,恢复正常的对外边境和签证程序,取消单一市场内的限制,确保成员国经济复苏,充分发挥危机管理者的角色。

在疫情危机与轮值主席任职的交织时刻,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扮演了共同领导者的角色,与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高级代表机构、国际机构行使共同领导权。新冠疫情涉及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国家福利、国家财政等领域,德国与其他成员国都掌握着本国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权限。根据《欧盟运行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168条公共健康条款规定,欧盟对公共健康采取措施是作为成员国国家政策的补充,欧盟的行动应着眼于改善公共健康,应对重大健康威胁,并对其成因、传播与预防进行研究。欧盟行动应尊重成员国本国的公共卫生政策,并承担组织和提高卫生服务与医疗保健方面的责任。因此,在处理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时欧盟与成员国就职能划分存在较大分歧,这也成为德国坚持行使共同领导、承担共同责任的原因。默克尔政府一直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在此次危机中,德国更加致力于支持世界卫生组织。首先,默克尔政府协助欧盟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与健康权利为基础的、有弹性的欧盟卫生系统,并为公共健康安全、气候变化等外部冲击提出应对措施。其次,德国承担欧盟与世卫组织之间协调者的角色,对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各成员国国家卫生部门负责。在欧盟内部,德国推动公共卫生政策制度化、欧洲化,增强跨境健康保障的准备工作,对疫苗研发与应用达成共同协议,并得到来自欧盟机构与成员国的卫生、发展和外交等相关机构的支持。最后,默克尔积极推动制定欧盟卫生预算,欧盟也致力于世卫组织的可持续筹资和改革,增加和保证世卫组织预算,欧盟借此机会与世卫组织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努力确保全球公共产品的安全,维护国际健康卫生秩序。

疫情危机持续之际,虽然德国遭遇内政困局、经济衰退、民眾情绪倦怠、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倒逼等不利因素,德国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兼顾考虑欧盟全体成员国的共同利益,承受了来自成员国的高期望和负责任的领导者的压力,长期来看,“欧洲的德国”的领导者角色将面临更多的诉求和挑战。

(二)德国在数字主权方面表现

进入21世纪,欧盟加快了发展内政外交的步伐,其核心议题是建立健全战略自主性,通过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与军事力量以及对成员国不同利益群体的超越,以追求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同时保障欧盟现存的统治秩序,维护欧盟机构的支配地位及共同利益。德国视欧盟为超国家主义机构,认为欧洲一体化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偏好,德国民族国家和社会与西方融合被视为克服德国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历史的最佳手段。德国对单一货币和欧洲政治联盟的支持,符合长期以来德国对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化民族国家认同的态度。

2020年7月,欧洲议会发表《欧洲的数字主权》报告,数字主权已经作为战略自主性的一种手段,各国需要保护自身数字主权,掌握新数字技术,进而提升欧洲在全球数字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数据技术成为跟踪、控制疾病风险传播的主要手段之一,数字技术在疫苗研发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疫情危机突出了欧洲需要实现数字主权的急迫性,也暴露了对数字技术依赖的脆弱性。欧盟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h)将数字政策确定为2019—2024年欧委会主席任职期间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强调欧洲在数字经济关键领域实现技术主权的重要性。人工智能、5G、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一系列创新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战略资产,数字经济俨然成为大国财富的主要来源,争夺对数据的转换能力和应用能力也将成为大国竞争的角斗场。欧盟在人工智能研究等领域拥有强大的资产,但相对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欧洲数字公司。为了确保大流行病后战略自主性的稳健恢复,欧盟将数字能力、基础设施、技术投资确定为复苏计划的关键因素。2020年2月发布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建立欧洲数字空间铺平了道路,迫使世界各地的公司遵守欧洲关于隐私的规定,确保更多的数据可供经济和社会使用。

数字主权是德国时职轮值主席国期间的重要议题,默克尔提出数字主权是欧洲政策的主旨。2020年6月,法德两国公布了一项有关欧洲数据基础设施的共同倡议——GaiaX,即在欧洲数字生态系统中,数据和服务应在信任的基础上集体提高、聚合和共享,并通过共同标准和规范来构建安全的欧洲云数据框架,以减少对境外数字技术的潜在依赖。默克尔强调发展数字主权是疫情危机后欧盟提高竞争力、实现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对德国而言,确保数字变革在经济中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满足对消费者的保护、能源效率、数字技术资源投入的要求。因此,在协助欧洲实现数字主权的道路上,德国的主要目标是促使本国和欧洲成为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的世界领跑者。

欧盟鼓励和支持前沿技术对德国行动力产生了积极效果。在欧盟内部,各成员国数字经济水平发展各异,一些国家仍存在跨境壁垒:地理因素、规则模糊、个人信息隐私、物联网发展等因素造成欧盟数字市场严重的碎片化。默克尔政府在实现数字主权的进程中扮演了黏合剂的角色,处理一体化层面成员国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将碎片化的数字化市场整合为单一数字市场。同时,德国与法国共享共同领导权,两国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数据保护等合作领域,为增强欧盟数字战略自主性,构建一个安全的泛欧数据框架,提供了可信与可控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在实现数字主权的背景下,默克尔不仅将欧盟的共同目标转化为国家目标,从数字市场的消费者转变为数字技术的提供者,而且在欧盟运作的管理机制中,德国致力于在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扮演诚实的中间人角色。

(三)德国在绿色协议方面表现

气候变化已从环境问题逐渐演变为关乎人类安全、关系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议题。2019年,在马德里举办的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欧盟提出“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设立了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降为零的战略目标,并在欧洲发展可持续的、碳中和的循环经济。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淡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气候变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成为炙手可热的地缘政治问题,绿色协议是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回应,为碳中和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机遇;绿色协议被认为是欧盟回归全球治理以及重塑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有效途径和行动方案;绿色协议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凸显了欧盟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气候政策的制定和谈判已然成为行为体之间就话语权和影响力而进行的权力博弈。美国退出又重返《巴黎协定》迫使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重拾领导权。欧盟通过价值观和规范来约束自身行为,借此来影响行为体的行为,输出规范的同时也期望以此为突破口,凸显其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优势,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规范的改变者。

默克尔一向注重气候问题,将气候问题视为德国能源转型的关键。自2019年,默克尔推出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定价”在内的一揽子新政策以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德国2030年减排目标。德国在气候领域的主要任务是将减缓气候变化与经济复苏结合,大力推动气候与能源政策领域一体化,说服成员国采取共同策略来实现欧洲绿色协议,为欧盟经济刺激计划提供统一的政策保障。2011年,默克尔曾提出“能源转向”马库斯·雷德勒:《欧盟在国际气候与能源政策中的领导角色和德国的能源转向政策》,《德国研究》2013年第2期。政策,即从使用核能转向可再生能源,此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被解读为全球进入后化石能源时代的试金石,德国在欧盟的气候和能源领域扮演了领跑者的角色。然而,疫情危机对欧洲乃至全球气候与能源系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根据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SWP)的报告“Maria Pastukhova,Jacopo Maria Pepe and Kirsten Westphal,Beyond the Green Deal:Upgradingthe EU’s Energy Diplomacy for a New Era,”31 June,2020,https://www.swp-berlin.org/en/publication/beyond-the-green-deal-upgrading-the-eus-energy-diplomacy-for-a-new-era,26 July,2021.,疫情危机不仅影响了依赖化石燃料进口经济体的稳定,而且影响了欧洲能源工业发展:风能和太阳能价值链的中断、能源部门投资流失、关键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建设的延误、能源部门不受控制的数字化等。

自1990年以来,德国在气候治理方面表现突出,德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35.7%,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减少55%。“How do You Asscess German Support for Increased Climate Protection within the EU?”26 July,2019,https://www.deutschland.de/en/topic/environment/climate-protection-germany-combats-climate-change-worldwide,13 July,2021.德國已经从最初以国家中心主义的气候治理发展模式,转变为内向化发展与多层治理共同发展模式。首先,默克尔将本国提出的《2030年气候行动纲领》与《气候行动方案》作为蓝本,其中涉及的制定气候行动计划、审查机制、减排目标供各成员国参考,扮演欧洲内部气候行动开拓者的角色。其次,默克尔支持并协助欧委会推进欧洲气候立法,使绿色协议、2050年气候政策目标具有法律约束力,将气候政策从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压力共担变成成果共享。最后,推动绿色协议的全球推广,发展绿色外交。在气候领域,欧盟需进一步加强现有机构的权限,加强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内向化权力。同时,在可再生能源系统等方面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通过确保合作伙伴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治理当地环境污染、促进绿色融资。在全球治理方面,欧盟不仅是制度与规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更是多边合作框架下的协调者和促进者。在推动绿色协议实施的过程中德国所扮演的角色——开拓者,不仅符合其国家利益和权力地位,也是践行欧盟规范性力量的表现,借绿色协议发展绿色外交。

四、“欧洲的德国”:自我角色内化与他者角色期望

国家的角色既是由角色自身的內化所驱动,也是为了回应他者的期望和反应。“欧洲的德国”角色变化以国家利益和价值观为根本出发点,德国在不同议题中的角色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自我角色内化与他者角色期望两方面原因。

(一)自我角色内化

自我角色是一种泛化的角色,根据行为体的物质或非物质资源,要求跨问题领域的协调,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到与期望一致的角色行为。德国的历史记忆常被认为其在外交政策采取认知固有模式——克制文化的主要原因。克制文化是指政治先于武力,对追求国家利益和领导地位采取规避态度,倾向于在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中与伙伴保持密切合作。阿肯·马利奇(Akan Malici)将冷战后的德国外交政策称为“沉默的外交政策文化”Akan Malici,“Germans as Venutians:The Culture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2,no.1,2006,pp.37-62.,一种温和、克制、融通、谨慎的文化,沉默是建立在对两次世界大战创伤经历的记忆中。无论是克制文化,还是沉默文化,德国坚持认为,使用武力充满风险,只将使用武力作为最后的手段,在使用武力之前,尽可能达成共识,并以和平解决冲突准则为基础。德国统一后,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使其投身到外交、安全、能源、环境、科技等领域,德国的国家角色也从“被驯服的大国”逐渐转变为“正常化的大国”。

德国历史遗产在制度和话语方面的强大存在形成了以自我限制为特征的角色概念和角色行为,即“民事力量”。民事力量概念被用来描述二战后德国出现的外交政策共识,包括价值观、目标、原则以及影响和行使权力的方式。民事力量主要指德国外交政策遵守国际合法性,拒绝扩张主义政策和运用军事武器的基本原则。民事力量包括三个要素,第一,行为体的特点是有能力与意愿影响和塑造国际环境;第二,表现国家整套的外交方向和理念;第三,民事力量还关注在具体战略的基础上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具体战略。Marco Overhaus,“In Search of a Posthegemonic Order:Germany,NATO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German Politics,vol.13,no.4,2004,pp.551-568. 民事力量的外交政策追求合作式的领导关系,与伙伴国家分享相同或相似的外交政策。冷战时期,为了避免破坏对大西洋联盟、欧共体和联合国所体现的多边框架基本承诺,西德避免主动扮演领导者角色,而更倾向于低调的国际形象,试图成为一个诚实的中间人。冷战结束后,德国因其过去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历史显得与欧洲格格不入,甚至被当成欧洲防务的对象。德国的军事政策也受其历史影响,形成了一种非军事的安全与防务观念。冷战期间,只有当国家领土遭受直接和大规模的攻击,德国才能在国内达成进行军事行动的共识。因此,“欧洲的德国”的自我角色内化影响了德国的外交政策,以克制文化、民事力量为主旨,以多边主义为特征,对军事力量持怀疑和拒绝的态度,坚持国家利益与欧盟利益相契合。

在评价欧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时,需要区分对自主权和一体化的依赖。一体化进程并不一定会导致自主权或影响力的丧失,相反,一体化可以创造新的行动机会,并借此增强对他国的影响力。这正是欧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影响的真实写照。德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其通过欧洲一体化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和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德国通过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不断增加自身的国际期望,同时在一体化进程中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德国自我角色的内化将克制文化或沉默文化充分体现在外交、安全等政策的实践中,不仅成为欧洲的地缘战略核心,而且“欧洲的德国”从欧洲安全的消费者变成欧洲安全的提供者,“欧洲的德国”也正逐渐从反军事传统中脱离出来,这正是“欧洲的德国”角色的变化和延续。

(二)他者角色期望

角色并不总是与设定的期望相一致,这种不协调性也为角色中固有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提供了空间。角色不仅包括自我内化,也包括自我行为被模式化以适应他者的角色期望。期望既是行为体自身国家历史和经验的产物,也是与他者长期互动的产物,自我角色内化与他者期望或是产生共鸣,或是引发冲突。德国的平衡行动、寻求制度化的领导,与法国、美国、俄罗斯的克制和务实接触,都是德国强化他者角色期望的主要内容。

1.法国

法国和德国一直以来都是欧洲一体化的轴心。法国与德国的特殊关系经历了刻意疏离、保持克制、重塑轴心的变化。目前,在一体化陷入停滞困境以及新冠疫情带来多重危机之际,法德两国将继续发挥轴心作用以恢复欧洲韧性,增强欧洲战略自主性,使欧洲一体化进程重回正轨。法国在欧洲实现一体化的道路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提升国际地位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是法国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主要目标。“舒曼计划”不仅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门,也成为缓和法德两国关系的契机。1963年,法国与德国签署《爱丽舍条约》,为长期敌对的欧洲两大国之间前所未有的合作铺平了道路,并将法德关系纳入法律框架之下,以共同融入欧洲的方式解决了长期以来因德国实力过强而困扰欧洲的“德国问题”。2003年,在签署《爱丽舍条约》4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两国领导人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指出“将法国和德国的友谊置于为欧洲分担责任的服务中。作为欧共体的创始成员国,法国和德国在过去的20年中通过推动欧洲建设的重大进展而发挥了主导作用。40年来法德合作的背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冷战的结束和德国的统一标志着欧洲统一的开始。欧盟的扩大和共同宪法的通过使我们两国面临着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40年的合作成果预示着我们有能力承担新欧洲的任务。因此我们决心开启两国合作的新阶段,在欧洲履行我们的共同责任。”Antonio Missiroli,From Copenhagen to Brussels,Paris: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Western European Union,2003,pp.16-21.联合声明不仅是对法德关系自《爱丽舍条约》签署之日起的总结,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两国深入的务实合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期望。

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的第三天,法德两国外长共同发表《在不确定世界中强大的欧洲》JeanMarc Ayrault,FrankWalter Steinmeier,“A Strong Europe in a World of Uncertainties,”27 June,2016,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aussenpolitik/europa/160624-bm-am-fra-st/281702,27 June,2021.(A Strong Europe in a World of Uncertaintie)的講话,两国外长表示,英国人民的决定是欧盟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欧盟不仅失去了一个成员国,而且失去一段历史和传统。为了防止欧盟被悄无声息地侵蚀,法国和德国有责任加强欧盟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2019年1月,马克龙和默克尔在德国亚琛签署了《亚琛条约》,这是1963年法德签署的《爱丽舍条约》的升级版条约。《亚琛条约》的目标是法国和德国能够更紧密磋商和协调欧盟政策。《亚琛条约》的签署巩固了法德轴心的作用,在多重危机之际,法德两国更应担负起欧盟共同领导者的角色,在社会经济、安全防务、制度建设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加深双边关系的韧性和适应性,为欧洲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由于法国和德国有着不同的国内政治和战略文化,目前脆弱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德国而言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法国一直以来都是欧洲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和倡导者,坚持欧洲战略自主性;而德国一方面想保持与跨大西洋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希望更加欧洲化。两国在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对马克龙而言,欧盟安全防务一体化是增加其军事力量的一种手段,而对默克尔而言,增强军事力量是手段,欧洲防务一体化才是最终的结果。法德安全与防务合作的持续性以及法国是否愿意投资于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是否愿意增加防务开支、参与军事干预,从而分担成本和风险。尽管如此,未来随着国家格局的不断变化,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也将在合作中不断调整,逐渐走向利益趋同,为欧洲战略自主性建设注入强心剂。

2.美国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职期间对美国的对外事务进行了多方面调整,为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美欧分歧与矛盾已成为常态。在北约政策方面,从成本分担和代价收益的角度,特朗普认为,北约作为成员国的保护伞,这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应讲求成本收益计算,而不是出于北约的义务。美国在北约现有军费分担方面怨言不断,不仅督促欧盟提高国防支出,而且要求欧盟在北约中承担更多的义务。在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默克尔坚持北约是保证德国安全、牢固的基础,而特朗普抛出“北约过时论”并撤回驻德美军,在北约军费问题上不断对德国施压,至此德国与美国的关系跌入谷底。德国与美国、北约之间的平衡关系使德国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默克尔反对特朗普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及《巴黎协定》,认为这既损害了欧洲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也削弱了德国承担全球责任的能力。美国坚持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立场,有悖于德国奉行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默克尔认为欧洲是时候依靠自己,根据自身利益采取独立自主的战略,而德国应愈发彰显负责任的欧洲大国领导者的能力。

目前,美国和德国、法国等欧洲大国的关系正处于低落期。出于多边主义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考虑,默克尔既想保留在北约的中坚力量和利益,又不想放弃其作为大国在欧盟中的领导角色。更重要的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默克尔政府充分发挥了欧盟与北约之间的桥梁作用,使美国相信欧盟发展安全与防务建设并不是有意削弱北约,而是对北约军事决策和行动起到补充作用。因此,联合欧盟、重启法德核心是德国与美国斡旋的有效方式。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德美关系有所改善,拜登希望重返多边主义,并在气候保护、全球流行病控制、伊朗核协议、北约改革等关键问题上与盟友展开对话。2021年7月,默克尔访问美国,借美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之际,巩固德国外交遗产,巩固德国与美国、欧洲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在此次访问中,美德两国共同发表了《华盛顿宣言》,强调美德两国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在安全、技术、气候等多领域达成共识。而“后默克尔时代”双边关系虽明显向好,但两国在经济、技术、战略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分歧难以避免,德国将在与美国建立更平衡、更平等的关系中做出更大努力。

3.俄罗斯

除了与欧盟与北约保持紧密关系,德国与俄罗斯建立长久伙伴关系,不仅能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也能以俄罗斯的地缘优势和能源实力确保德国的安全和利益。在外交与安全方面,俄罗斯追求的目标是抵御威胁,确保自身在地区的领导地位,并限制美国和北约的行动空间,俄罗斯加强了单边权力的投射,同时扩大了双边和多边合作。德国在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是俄罗斯在欧洲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没有过多干扰两国关系的因素:没有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没有宗族或种族冲突、没有争夺世界统治权的竞争。

德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德国的天然气和原油需求都依赖俄罗斯进口。德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不断增加引发了运输路线的可用性和安全性问题。有学者认为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以及为确保未来能源供应而寻求双边协议,已经威胁到欧盟更广泛的能源安全,并且削弱了欧盟就能源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Roland Gtz,“Germany and RussiaStrategic Partners?”Geopolitical Affairs,vol.4,no.3,2007,pp.1-12.然而,反对的声音并不能阻止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关系,未来德国将与俄罗斯在电力、可再生能源领域扩大合作,两国之间将保持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伙伴关系。而两国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决定了德国将继续充当协调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中间人,在欧盟与俄罗斯产生分歧时双方仍存在对话空间。2021年9月,默克尔任期内最后一次访问俄罗斯,默克尔与普京就两国合作的现状和前景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了会晤。此次访俄,默克尔的主要任务是就“北溪-2”天然气项目与俄罗斯协调,确保该项目能顺利实施。在任期间,默克尔一直尝试巩固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虽然受到乌克兰事件、克里米亚事件等一系列负面事件的影响,德国站在欧盟层面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但事后又通过双边对话、高层访问等形式缓解德国与俄罗斯、欧盟与俄罗斯的多边矛盾,在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博弈中充当俄欧关系的稳定器。德国进入“后默克尔时代”后,两国关系虽面临诸多变数,但默克尔政府与俄罗斯建立的良好关系为两国可持续的务实合作奠定了稳定基础。

五、“欧洲的德国”与中欧关系

自1975年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合作共赢中既夹杂着矛盾与摩擦,也夹杂着双方自我角色的认知和他者的期望。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中欧关系随之演变,从生疏试探性接触发展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欧盟接连发布对华关系政策文件,中国也积极回应。2003年,欧盟出台文件《成熟的伙伴关系:欧盟中国关系中的共同利益与挑战》,提出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年中国发布第一份对欧政策文件,肯定了中欧关系正处于积极向好的历史时期,双方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2006年,欧盟对华政策的第六份文件强调,对华角色定位从合作伙伴过渡到竞争对手,从积极有为的合作转向带有防范的合作与竞争。2016年,欧盟出台《对华战略新要点》,期待与中国开展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2019年,欧盟发布的《欧盟-中国:战略前景》提出,中国是欧盟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伙伴、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对手、地缘战略的竞争对手、政治体制的制度性对手。2020年9月,中欧双方签订《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同年12月,中欧双方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为拉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全球多边贸易的稳定、多极地缘政治的平衡提供了重要保证,中国仍是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欧盟对中国角色的认知体现在自我角色与他者期望两方面,随着历史环境、全球秩序、利益纠葛和力量对比而不断变化。与中国的现实性接触将成为“欧洲的德国”强化他者角色期望的主要内容,并对中欧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中德及中欧经贸将稳步发展。1972年,中国与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以经济利益优先的中德外交关系。德国传统的对华战略主要集中在经贸合作、人文交往、意识形态引导方面,这也是西方国家对华采取的普遍战略框架。中德两国高度重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合作与协调。默克尔执政期间,曾12次访华,中德两国在80多个对话机制中定期进行高层对话与政策协调,贸易投资、环境合作、文化交流、科技互助成为加强双边关系的关键领域。根据欧洲统计数据(Eurostat),自2016年起,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2121亿欧元,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但与上一年相比实现正增长,中欧经贸的可持续合作对欧洲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发挥着积极作用。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不容忽视,但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价值观上的差异,正如默克尔2020年底所言,“未来几年与中国有关的挑战是,在争取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之间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Merkel, “Challenge with China is Finding Right Balance between Values and Interests,”30 November,2020, https://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20-11-30/merkel-challenge-with-china-is-tinding-right-balance-between-values-and-interests, 27 June,2021.中德两国需要在如何深化中欧经贸关系、如何平衡中德经贸与政治关系等方面展开深入对话,打造更为紧密的、务实的中欧经贸关系。

其次,德国将继续践行多边主义,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下,欧盟和中国共同推动多边主义、开放、包容、平衡的经济全球化,在全球治理领域开展有希望的合作,共同抵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这样既能增加国际事务的稳定,又能确保中欧在现有全球治理体制框架内成为主要的行为体。美国因素不可避免地使德国在协调中德关系、中欧关系时更为谨言慎行、低调处事。中美欧三者已经形成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美国对华的压制战略影响了欧盟对华战略,侵害了欧盟的整体利益。因此,欧盟有意避免在中美两国之间选择站队,而试图在两国之间扮演平衡者的角色。跨大西洋关系的不断变化使德国意识到践行多边主义的重要性,除了与欧盟、北约保持紧密关系,德国如何保持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并在中、美、欧三者之间保持平衡,是德国未来的重要议题。因此,德国需要调整与中国的现实性接触,在中欧关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谋求中欧关系务实、可持续性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发展态势,建立有别于美国对华战略的欧盟集体行动框架,妥善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最后,中欧关系将长期处于调整期。欧盟委员会将中国定义为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伙伴、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者、政治制度体系的对手,未来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综合。中欧双方应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态势,在经贸投资、数字技术、绿色环保等方面夯实合作。中国积极主张以多边主义合作为基础,以开放包容的态度驱动数字产业快速发展。中欧双方应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弥合信任鸿沟,促进形成以中国-欧盟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对世界经济发挥稳定之锚的重要作用。中欧双方应继续坚持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理念,立足“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欧关系在鐵路、物流、贸易等领域的全面合作。2021年10月,默克尔告别政坛,在告别之旅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高级会晤中,对华关系都被视为优先议题。默克尔任职期间,对华采取的务实性接触有利于中德关系理性而务实地回归;默克尔认为虽然德国与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但在对华问题上德国不赞成美国的对华脱钩政策,默克尔称德国应坚持国家利益,保持德国战略自主。中德关系在“后默克尔时代”将是矛盾与求同共存,竞争与合作相伴,德国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两国的共同利益,同时将影响中欧关系的走向,作为“欧洲的德国”在中欧关系中应发挥积极有为的杠杆作用,引导欧盟推行统一积极的对华政策,并兼顾其他成员国与华交往的感受和利益。

六、结语

“欧洲的德国”角色受德国国内环境以及他者角色期望的影响,尤其是来自跨大西洋国际关系以及与俄罗斯战略接触的压力。“欧洲的德国”也是在自我角色内化与他者角色期望中逐渐被强化。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德国在欧盟中的角色有所不同,但究其根本,德国在平衡国家利益与欧盟利益的基础上,将欧盟的共同目标转化为国家目标。面对多重危机,德国一直坚持有原则的务实主义,遵循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承担来自欧洲内外国家的角色期望。“欧洲的德国”趁势与欧盟、与其他成员国行使共同领导权,就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优先事项与成员国开展更深入的对话,对外采用统一的声音代表欧盟,将战略自主性建设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

作为全球三大经济体的欧盟和中国,在疫情防控、投资合作、气候变化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中欧关系的合作程度将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中欧重启务实合作对双方而言都是明智之举。在危机面前,单边主义、霸权、分裂或甩锅行为都会与所期望的有效解决危机的措施背道而驰,这只会造成全球化停滞不前,欧洲一体化进程倒退,进而产生四分五裂的后果。在不断变化的全球背景下,中欧双方重点协调经贸往来、数字革命、气候变化、制度规范、利益变迁等多个层面的政策与合作,力图巩固双方在全球权力和身份定位的相对地位,实现中欧关系的战略平衡。德国作为“欧洲的德国”,其欧盟共同领导权不断强化,正值进入“后默克尔时代”,中德关系也将进入短暂的调适期,中国可以利用他者角色期望与德国产生互动,而不只是被动接受德国成为欧盟共同领导者以及“不情愿的霸权国”,从而为中欧合作争取更多主动和利益。而德国在处理与其与中国的未来关系时,应凸显两国经贸往来所带来的共同利益,淡化价值分歧,在务实的现实性接触中,双方相互趋同和迁就的迹象正在萌芽,出现了相互包容、逐渐趋同的温和迹象。

(责任编辑:陈 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