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一代儒宗 流风长存

2022-06-10蔡方鹿姜雪

社会科学研究 2022年3期

蔡方鹿 姜雪

〔摘要〕 文翁兴学化蜀,不仅开创了中国地方官立学之先河,而且开巴蜀学子入京师受业经学博士之风气。儒学及其经学传入巴蜀,与蜀地固有文化相结合,形成以儒为主,融合诸家学术的蜀学,并得到长足发展。西汉以后,受文翁兴学化蜀的影响,蜀地儒学得到长足发展,历代杰出人物不绝,并在与各地文化的交流中,与时代思潮、学术流派紧密联系,融贯互通,体现为后世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大发展。扬雄、杨终、杜甫、宋庠、吕陶、范祖禹、魏了翁、宋濂、杨慎、钟肇鹏等历代著名人物对文翁兴学化蜀,传播儒学做了充分肯定,亦体现了巴蜀儒学的流传发展。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巴蜀学人除积极学习中原儒家文化、教授于巴蜀外,也重视各家文化,将儒与各家学术有机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整个中国文化及各时代思潮的大发展。

〔关键词〕 文翁化蜀;巴蜀儒学;蜀学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3-0021-08

巴蜀地区儒学的兴盛与西汉景帝时文翁任蜀郡守,兴学化蜀,培养人才有密切关系。巴蜀文化有自己的特色,秦汉时,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缩小了与中原文化的差异而形成蜀学。但也自成一体,“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①在文翁治蜀,引进儒学与儒家经学,推行教化的熏陶下,蜀地好学尚文之风兴起,使蜀学堪与齐鲁之学相比。提升了其在全国文化中的地位,为日后蜀学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又经过后世的流传演变,蜀学最终兴盛发达,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相互促进,互动发展,并与经学相结合,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的发展,蔚为大观,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显学,与其他地域文化交相呼应,互动交流,共同促进并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大发展。

一、文翁化蜀兴学之举再探

先秦时期巴蜀哲学与齐鲁、荆楚等地哲学相比,发展较为缓慢,尚未出现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和学派。而蜀学真正兴起于西汉初文翁化蜀之举。

文翁,庐江郡舒县(今属安徽)人,西汉景帝、武帝时任蜀郡守,以儒学教导蜀民,在成都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招收蜀郡所属各县子弟为学官学生,创办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同时,文翁又筑造周公礼殿,教授儒家礼仪,选派蜀士“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陈寿:《三国志》卷38,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73页。,这对巴蜀乃至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蜀学在文化上特异挺立,与齐鲁媲美。

《汉书·循吏传·文翁》记载文翁兴学的历史事实为: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毎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班固:《汉书》卷89,颜师古注,第3625—3627页。

以上为《汉书·循吏传·文翁》所记载的文翁兴学化蜀的经过。后来文翁逝世于蜀郡,当地吏民替他建立祠堂,每岁祭祀不断。后来以至今,巴蜀之人喜好文雅之风,重礼乐,好读书,守法令,也是文翁教化,使之在蜀地流行开来的结果。《汉书·地理志》亦记载:“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班固:《汉书》卷28下,颜师古注,第1645页。可见文翁化蜀之成效和内容。

在此基础上,陈寿(233—297)的《三国志·蜀志》进一步发挥,提出了“蜀学”这一概念。后世所称“蜀学”一词与蜀学内涵的结合即是指西汉文翁兴学。《三国志·蜀志》云:

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夫能制礼造乐,移风易俗,非礼所秩有益于世者乎!陈寿:《三国志》卷38,颜师古注,第973页。

是说在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他看到当时蜀地风俗粗鄙,没有学士。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移风易俗,只有加强教育。于是遣蜀士东受七经,赴京师长安学习经传、法律。还归教授吏民,由此“蜀学比于齐鲁”,“蜀学”之名始见于此。

但这里所说“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似为不确。秦宓所引《汉书·地理志》所云:“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也不是指文翁派遣司马相如去京师学习儒家经典。而是指相如以文辞显于世得到了蜀人的仰慕,而尊之为师。对于此事,《汉书·地理志》是这样说的:“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班固:《汉书》卷28下,颜师古注,第1645页。这里是讲到司马相如的影响,使得“乡党慕循其迹”,以之为效法的榜样。这与文翁遣蜀生受业博士没有关系。

以上《汉书·文翁传》记载的是文翁遣张叔等郡县小吏赴京师受业,而《三国志·蜀志》则记云:“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对于两书在文翁派何人去京师问题上记载有不同这个问题,蒙文通先生在《巴蜀史的问题》中做了考述:

吾友徐仁甫著论《司马相如与文翁先后辨》,据《司马相如传》“相如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因疾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又据《文翁传》“景帝末为蜀郡守,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他说:“可见文翁尚未到蜀,相如早已游宦在外。文翁所遣的是郡縣小吏,绝不是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的司马相如。现在弄清楚了史实,司马相如是在文翁之前。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巴蜀的文化》,《古族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47页。

认为应是《汉书》记载可靠,而不可能是《三国志·蜀志》所说的遣送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蒙文通引徐仁甫《司马相如与文翁先后辨》一文,认为“文翁尚未到蜀,相如早已游宦在外。文翁所遣的是郡县小吏,绝不是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的司马相如”。并指出,尽管文翁遣张叔等赴京师受业,数岁后,蜀生皆成就学业还归,文翁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县子弟学之,使得县邑吏民见而荣之,争相欲成为学官弟子,于是蜀地学者比于齐、鲁。然而也认为“如果巴蜀前此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短短时期之间就比于齐鲁,是不可想像的。”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巴蜀的文化》,《古族甄微》,第248页。即文翁化蜀,使蜀地学者比于齐鲁,这有一个在此之前的文化积累的过程。

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对文翁化蜀之事亦作了记述:

叔文播教,变《风》为《雅》,道洽化迁,我寔西鲁。

张宽,字叔文,成都人也。蜀承秦后,质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宽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景帝嘉之,命天下郡国皆立文学,由翁唱其教,蜀为之始也。常璩:《华阳国志》卷10上,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131页。

即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地方官学,使蜀地文风发生了质的飞跃。蜀生张宽等十八人被派往京师学习七经,数年后归蜀,标志着中原学术文化引进蜀地。这里《华阳国志》亦以“蜀学比于齐鲁”誉之。

《华阳国志》又记云:

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俊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常璩:《华阳国志》卷3,第31页。

此处所论与前略同,更肯定了文翁治蜀的经世致用之功,兴修水利,灌溉农田,使社会环境安定而有秩序,百姓富足安康。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体现了儒学富而教化的思想。然此处所云汉文帝末年,一般认为是景帝末年。即文翁于景帝末任蜀郡守,实施教化,改变蜀地原有的“蛮夷风”。至蜀风化成,当为汉武帝初年。

《华阳国志》将文翁所立之学称为“文学精舍”。其记云:“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常璩:《华阳国志》卷3,第33页。即被人们称为文翁石室或文翁玉室,当时为全国第一所地方官学,即蜀郡学。其学校名称历经变更,如益州州学、成都府学、石室书院、锦江书院等。其文翁之教一脉相传,对蜀学与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西汉开先河而兴起的蜀学,其本即指儒学传播之意,并凝聚了蜀地的精神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儒学在蜀地的流传。经历代学者发展演变,巴蜀儒学成为古代四川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吸收各地各家各派的思想,增添新的营养,为巴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二、促进了儒学在蜀地流传

文翁任蜀郡守,兴学化蜀,促进了儒学在蜀地的流传。文翁本人通《春秋》,其兴学和引进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学以及律令之学。经过文翁化蜀,使儒学在蜀地广泛流传开来,而把中原儒学主流文化与蜀地固有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别具特色的“蜀学”。

文翁化蜀以前,蜀地文化中儒学并不是主要成分。蒙文通先生指出:

《汉书·地理志》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这说明文翁虽遣张叔等从博士受经,但蜀人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未能笃信儒家的学说,仍然酷好文学。西汉一代,司马相如、王褒长于辞赋,严君平、李宏、扬子云是道家,子云同时也长于辞赋。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和屈原的《远游》是相承袭的。《远游》也显然是道家思想,……名、法、儒、墨和六经的经师,巴蜀在西汉时是找不出来的。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巴蜀文化的特征》,《古族甄微》,第255—256页。

认为蜀地文化在文翁兴学化蜀之前,有自己的一套固有的系统和特色,并未笃信儒家的学说,而比较爱好文学。如西汉一代的司马相如、王褒长于辞赋,严遵、李宏、扬雄倾向于道家,同时扬雄也长于辞赋。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受到屈原道家思想的影响。由此蒙文通先生断定,在西汉时,名、法、儒、墨和六经的经师,巴蜀找不出来。所以得出:“辞赋、黄老、律历、灾祥是巴蜀固有的文化,司马、洛下都是值得研究的人物,严君平自然也值得研究。”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巴蜀文化的特征》,《古族甄微》,第268页。也就是说,蒙文通探求了文翁化蜀前后,延续到西汉之时,巴蜀固有的传统文化中儒学比较欠缺。尽管文翁兴学化蜀,带来了儒家思想,引进了儒家经学,但儒学在西汉之巴蜀,其影响仍然有待于推广发扬,这正是文翁化蜀的结果所致。蒙先生提到扬雄,认为他既受到道家的影响,也长于辞赋。不过除此之外,扬雄作为巴蜀学者,蜀郡成都人,亦受到文翁兴学化蜀的影响,而以儒学为宗,又善于借鉴、吸收道家等其他思想来丰富发展儒家思想,不仅只是道家和辞赋家。

在文翁兴学化蜀的熏陶下,巴蜀之地尚文好学的风气蔚然兴起,蜀地文化在全国的地位由此也得到提升,以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也以“蜀学比于齐鲁”称誉之。

文翁兴学化蜀把巴蜀地域文化与整个汉代儒家经学思潮的兴起紧密联系起来,是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紧密相连的表现。因而其影响和意义不局限于蜀地,其影响和价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学从诸子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这一进程直接相关,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如《汉书》所载,文翁于汉景帝末年担任蜀郡守,在成都创办地方官学。这时整个中国还是黄老之学流行的时代,儒学尚未受到尊崇而成为官方学术。宋代学者章如愚记云:“及景帝不任儒学,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26《士门·学制类》,影印文渊阁《四庫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以下引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均为此本),第937册,第347页。不久,汉武帝即位。即位之初,就治国大计三次策问董仲舒。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班固:《汉书》卷56,颜师古注,第2523页。

要求凡不是孔门儒家的学说,都要加以罢黜,以使儒学成为“大一统”的指导思想。汉武帝准其奏,开始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使儒家思想逐步定于一尊。

在诸子百家中,儒家学说能够满足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客观要求,能够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不是“百家争鸣”的反动,而是“百家争鸣”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儒术独尊,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诸家思想,并不是对诸子百家的绝对排斥。独尊儒术的实行,是思想统一完成的标志。从此,儒学占据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当时的儒术,即指经学,儒家经学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它的产生和确立为时势所趋,因而被时代和统治者所接受,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发展也由此进入了经学发展的时代。

儒学经文翁的兴学流入巴蜀之地,表现在文翁本人讲求持守儒学的基本价值仁爱。在治蜀期间,文翁以儒学的思想观念指导社会的治理。并派遣明达敏捷的张叔等蜀士到京师受业于经学博士。这几乎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术同步。并将学成归来的蜀生安排担任重要职务,通过他们的理政、教化活动,使得儒学在当时亦成为巴蜀地区治理和求学的指导思想,并培养了一批学者,尚学尊儒,蔚然成风,致使蜀地风气为之一变,由原来的重辞赋、黄老、律历、灾祥,到逐步重视儒术,教化大行。并通过汉武帝诏令天下郡国均设立学校,使得文翁开创的地方官学模式流行天下,促进了儒学的推广流行,其影响不仅限于巴蜀之地。由此可见文翁兴学化蜀,不仅促进了儒学在蜀地的流传兴盛,而且扩大了其在全国的影响。对此,章如愚亦记云:“文翁,景帝时为蜀守。选郡县小吏,遣诣京师,受业于博士。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蜀地由是大化,比齐鲁焉。至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26《士门·学制类》,第937册,第347—348页。充分肯定文翁兴学化蜀,促进了儒学在蜀地以及全国的流传。蜀地由此而教化推行,可与孔孟之乡、儒学兴起之地齐鲁相比。

此后,蜀中文化氛围浓厚,杰出人物辈出,学风朴实淳厚,以儒为主,融合诸家学术的蜀学得到长足发展。

三、对后世儒学发展的影响

文翁化蜀后,巴蜀文风大盛,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进一步推动下,两汉时期,巴蜀地区出现了众多的经学家,巴蜀经学甚盛,主要是今文经学盛行,图谶、术数学依附而行,也十分显著,古文经学则较为冷落。当时出现了如杨终等一批全国一流的经学大师。汉代巴蜀今文经学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其所涉及内容遍及群经,以独研一经居多,如对今文易学、今文尚书学、今文诗学、今文春秋学、今文礼学的研习颇为盛行,而兼习众经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两汉时期的巴蜀,不仅经学兴盛,还往往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如扬雄、翟酺、赵典、来敏、张皓、周舒、杨仲续等,都传其学于家人,形成了各经学派别。两汉巴蜀经学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促进了巴蜀哲学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文翁兴学化蜀,不仅促进了当时儒学在蜀地的流传,而且通过人们的追思缅怀和崇尚效法,对后世儒学的流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翁经历了国家指导思想上由黄老之学向儒学转向的时代,其兴学化蜀不仅对蜀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儒学通过官学渠道流入巴蜀之地,影响促进了蜀学的发展,而且通过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融会互动,互相渗透,相互交流,使得巴蜀地域文化与儒家文化都得到持续发展,由此把巴蜀地域文化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發展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西汉以后,蜀地儒学得到长足发展,历代杰出人物不绝,并在与各地文化的交流中,与时代思潮、学术流派紧密联系,融贯互通,体现为后世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对此,《新唐书》有载:“文翁以经术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从者也。”《薛登传》,《新唐书》卷11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4册,第429页。

受文翁遣蜀士受业京师做法的影响,东汉杨终也是由当时的蜀郡太守遣送至京师学习儒家经典的。《后汉书·杨终传》记载,“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范晔:《后汉书》卷48,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97页。即十三岁时,太守欣赏其才学,派他到京师受业,学习《春秋》。汉明帝时,召杨终到兰台,拜为校书郎。章帝建初元年(76)时,天灾大旱,谷价昂贵,针对当时陷于牢狱而充军人数众多,杨终上疏论宽刑狱。指出,明帝永平以来大狱不断发生,牵扯众人,冤及无辜,株连家属,遣送至边域从军,百姓苦不堪言,怀念家乡。并批判秦朝弊政,违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而汉文帝推行仁政,除去牵连受累之律。杨终并引《春秋》之言,要求无害于百姓。认为百姓安土重迁,应舍去有害于民的制度。后来章帝采纳了杨终的建议,“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范晔:《后汉书》卷48,李贤等注,第1598页。迁还那些流放之人,停止了屯边的办法。这体现了杨终重仁的儒家德政思想。

章帝建初四年(79),杨终奏云:“‘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范晔:《后汉书》卷48,李贤等注,第1599页。根据杨终建议,仿照西汉石渠阁会议的旧例,下诏召集诸儒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虎观会议。可见杨终对章句之儒割裂儒经,破碎大道的批评态度。此次白虎观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人。杨终提议召开并参与了章帝在白虎观组织的考论经义活动,表明他在当时的儒林中占有重要地位。后班固将讨论结果写成《白虎通义》,颁行于世,使儒家思想进一步推行。由此可见杨终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杨终对《春秋》有深入研究,著有《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永元十二年(100),征拜郎中,因病而卒。从杨终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活动可以看出他作为巴蜀学者,在当时有重要影响,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唐著名诗人杜甫入蜀流寓成都,作诗赞文翁曰:“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仇兆鳌:《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杜诗详注》卷1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70册,第637页。表明文翁以儒化蜀在唐代亦产生了影响,而得到诗人杜甫的肯定。

北宋宰相、状元宋庠(996—1066),著有《元宪集》,对文翁兴学化蜀,推广儒学盛赞有加。其言曰:

蜀之庙食千五百年不绝者,秦李公冰、汉文公翁两祠而已。……翁之治蜀,开学校以诗书教人,澡熨故俗,长长少少,亲亲尊尊,百姓顺赖。其后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以文章倡,张宽以博闻显,严遵、李仲元以有道称,何武入为三公,汉家号令典章赫然与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见,德难知。故祀虽偕,而优狭异焉。嘉佑二年,余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则区位湫偪,埃蚀垢蒙,不称所闻,大惧礼益懈忽,神弗临享。其明年,乃占学官之西,正位鸠工,弗亟弗迟,作堂三楹,张左右序及献庑,大抵若干间。……噫!自公之来,蜀之人自视若邹鲁。宋兴,名臣巨公踵相逮于朝。宋庠:《成都府新建汉文翁祠堂碑铭》,《元宪集》卷3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7册,第682—683页。

指出蜀地祭祀仅两祠,分别祭祀治水的李冰和兴学化蜀的文翁。可见巴蜀人民对李冰和文翁的纪念和崇尚之风。宋庠特别讲到文翁治蜀不仅开办学校以诗书来作为教学的内容,而且还以儒家思想教化民众,使百姓明白“长长少少,亲亲尊尊”的道理。之后,巴蜀文风大盛,人才辈出。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以文章出名,张宽以博闻彰显,严遵、李仲元以有道著称。何武则位列三公,稽考典章。由此,宋庠发出“蜀有儒,自公始”的评价,指出儒学之所以在蜀地流行,始于文翁兴学化蜀。并将同样在巴蜀享有盛誉的李冰与文翁做了比较,认为李冰在于治水有功,而文翁则在于以德化蜀,而“功易见,德难知”,虽然二人同样享受蜀人祭祀,但宋庠对文翁评价更高。嘉佑二年(1057),宋庠知益州,看到文翁祠堂尘埃蒙垢,将其修整一新,并刻碑铭,表彰文翁。认为由于文翁来到蜀地治理,其兴学崇德,使蜀人自己觉得就像在孔孟之乡邹鲁一样。而宋代以来,蜀人有不少入朝担任名臣巨公等朝廷大员,这都是文翁兴学教化的结果及对后世儒学的影响。蜀人为纪念文翁所设文翁祠堂,成为延续巴蜀儒学发展的重要场所,巴蜀文人和官员大多追思、缅怀先贤,效法文翁,对后世儒学和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宋重要蜀学人物吕陶(1028—1104)回顾文翁兴学化蜀对后世的影响,提出“蜀学之盈,冠天下而垂无穷”的见解,反映了人们对文翁兴学,促进蜀学发展的认同和肯定,亦可见在历史上文翁对蜀学的影响。他说:

蜀学之盈,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盖自周道衰微,乡校毁废,历秦之暴,至汉景武间,典章风化,稍稍复讲。时文翁为蜀郡守,起学于市,减少府用度,以遗博士,遣诸生受业京师,招子弟为除更由,且以补吏,或与之行,县民用向劝,几比齐鲁。自尔郡国皆立学,实文翁倡之,所谓石室者存焉。至东汉之季,四海板荡,兵火相仍,灾及校舍,弦诵寂绝,儒俗不振。兴平中郡将陈留高朕修旧补废,作为庙堂,模制闳伟,名号一新,所谓礼殿者见焉。及五代之乱,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剑南,百度草创,犹能取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石,以资学者,吾朝皇祐中枢密直学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仪礼、公羊、谷梁传所谓九经者,备焉。吕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净德集》卷1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8册,第105页。

呂陶在成都府学经史阁落成之时,作《记》指出,蜀学之盛,从空间上讲,冠于天下而超出其他学派;从时间上看,是从古到今绵延流传而无穷。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创建文翁石室,它是中国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文翁兴学化蜀,培养人才,又遣张叔等十多人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二是东汉之季,由于四海动荡,战火相加,烧及文翁石室校舍,以致教学中断,儒风不行。此时兴平年间蜀郡太守陈留人高朕修旧补废,恢复原石室,又新修周公礼殿,名号一新。三是到了五代之乱,国家分裂,后蜀孟氏在战乱之中仍能刊刻蜀石经,至宋朝蜀守田况又加以补刻,使得九经齐备。以上吕陶所论蜀石经中,尚未包括《孟子》,可知《孟子》当是在吕陶之后补刻入蜀石经的。从吕陶所述蜀学之盛,表明在当时即吕陶写作时的北宋熙宁年间,蜀学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体现蜀学之盛的这三件事都是与文翁兴学有关:第一件事直接讲的是汉景帝时文翁创建石室,并遣诸生受业京师,使儒家经学传入蜀地。第二件事是东汉献帝兴平年间(194—195),蜀郡太守高朕修复遭损毁的石室校舍,并新建周公礼殿。第三件事是后蜀孟氏刻石经于学宫,也是对文翁引进和传播儒家经学的继承,并为儒家经学在蜀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北宋著名学者范祖禹(1041—1098)代朝廷拟诏书亦对文翁的教化之举加以赞扬,直为当时之效仿。其诏书云:

朕惟祖宗以来,视远如迩,全蜀之寄尤难其人,自非望实兼允,不以轻授。……昔文翁以循吏之教为学者师,王襄有中和之诗称盛德事,治迹可想,流风尚存,勉企前哲,宽予西顾,益务绥靖,以副眷怀。范祖禹:《赐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蔡京乞移东北一郡不允诏》,《范太史集》卷2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1—332页。

强调尽管蜀地较远,但朝廷对于西蜀仍很重视,选一位能担当治理全蜀重任的人才很难找到,如果没有名望与才能兼具者,是不会轻授其任的。指出西汉文翁以循吏之教作为学者师,政绩可嘉,流风尚存。勉励今之治理者应以前哲先贤为榜样,把文翁之教发扬光大,使得朝廷无西顾之忧,益加安抚稳定巴蜀之地,以实现朝廷的期盼。从这篇代朝廷所下诏书可见,文翁在宋代仍为人们所景仰,其治迹、流风传于后世,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

之后,南宋著名理学家魏了翁(1178—1237)对文翁兴学化蜀,传播儒学也做了肯定。他说:

自汉景时,文翁为蜀郡守,立学官,置左右生,而郡国养士始此。武帝立博士弟子员,而大学养士始此。魏了翁:《泸州重修学记》,《鹤山集》卷4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第516页。

自蜀人祠文翁,由是桐乡南阳渭城之祀,史不绝书。魏了翁:《简州三贤阁记》,《鹤山集》卷4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第552页。

三代国子教于大司乐,初无大学之文,亦无大学之所。汉初寓于曲,亦大司徒之意。至景帝世,文翁为蜀守,首建学于成都市中,创博士弟子员,遣张叔等授业于京师。孝武又诏郡县皆立学,然汉大学终无文可见,其实始于文翁建学官,武帝推广而令郡县建学云。魏了翁:《师友雅言上》,《鹤山集》卷10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3册,第573页。

指出三代至汉初,均无大学养士之所。到了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才首建学于成都石室,招收生员,并遣送张叔等蜀士入京受业,这成为地方郡县养士之始。汉武帝立博士弟子生员,这是大学养士之始。汉武帝又诏令各地郡县皆立学,魏了翁认为,这实际上是由文翁建学官开始,而由武帝推广开来的。并指出,蜀人为了纪念文翁兴学化蜀,在文翁终于蜀后,蜀人就为文翁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史不绝书”,表明其影响一直绵延不绝。

明代著名学者宋濂(1310—1381)受到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在答婺州知府王宗显的书中,宋濂对文翁兴学化蜀之举大加赞赏,并要求郡守也以文翁为榜样,来从事兴学。他说: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来山中,赐以书币,强濂为五经之师。闻命惊愕不知所云,虽然执事之意则甚善也。昔舒人文翁为蜀郡守,招下县年少者为学官弟子,毎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蜀地大化,比齐鲁焉。执事亦舒产,是宜汲汲孜孜欲追躅于文翁也。然而兴学在乎明经,明经在乎选傅,得良傅则正鹄设,而射志定,土范齐而铸器良,声流教溢,俗转风移,反是则政坠矣,此则执事不可不慎者也。……虽然执事孜孜汲汲以兴学为意,何让乎蜀之文翁。宋濂:《答郡守聘五经师书》,《文宪集》卷2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4册,第458页。

对于担任五经之师的礼聘,宋濂表示一定的推辞,后来在次年正月郡学开学时还是出任了五经师。在《答郡守聘五经师书》的书中,宋濂充分肯定了舒人文翁在任蜀郡守时,招收生员为学官弟子,并加以培养的事迹。指出正是通过文翁的教育培养,才使得蜀地大化,儒学盛行,可与齐鲁儒乡相比。并提及郡守亦是舒人,乃文翁同乡,追寻文翁办学的足迹,勤勉不懈,不知疲倦地探求。这也是宋濂对王宗显的赞扬。从而提出兴学在于明经,明经在于选好师傅,得到了良师才能明确求学目的,端正办学方向,以致移风易俗,培养出好的学生。否则将造成不良后果,以至于政亡人息。并鼓励郡守既然以勤勉兴学为意,那么何须谦让于蜀守之文翁。这也表明文翁兴学的影响及于明代,得到了明统治者以及学者的关注和好评。

著名学者明代蜀中状元杨慎(1488—1559)盛赞文翁兴学使得后世建学加以仿效。他说:

昔汉代文治兴之者文翁礼殿之图,后世建学仿焉,七十子之名,马迁之立传征焉。当时号为西南齐鲁、岷峨洙泗,文之有关于道若此,文翁之功不可诬也。继文翁而作者今之阜翁欤?杨慎:《四川总志序》,《升庵集》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70册,第27页。

指出经文翁教化,当时的蜀地已号称西南齐鲁,岷峨洙泗,把儒学在蜀地的流传作了形象比喻,直把处在西南的四川比为孔孟之乡齐鲁,而把象征四川地域的岷山和峨眉山比作代表孔子儒家发祥地的洙水和泗水。这与南宋张栻在长沙主教岳麓书院,确立湖湘学派,在湖南传播和发展孔孟儒学,而被人们把代表湖南地域的潇水和湘水比作儒学发源地的洙泗,而称为潇湘洙泗,具有相似性。以岷峨为代表的四川与以潇湘为代表的湖南经文翁和张栻等人的教化,均已成为传播儒学的重镇。而且文翁兴学的影响还在不断流传:

自汉文翁为守而还列城皆有学,而蜀之弦诵比邹鲁,文章冠天下。吾邑者,如杨厚之对策,汝敦之孝廉,父子继美,兄弟蝉联,著于史册,炳如丹青。……宋兴三百年科第若栉比。杨慎:《新都县重修儒学记》,《升庵集》卷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70册,第53页。

杨慎指出,因文翁兴学,在四川各地皆设学校,使得蜀地之吟哦诵读可与儒学发源地邹鲁相比,而蜀士文章之盛冠天下。其中出现了像杨厚这样的对策之士和汝敦这样的孝廉之人,以至于父子兄弟相承蝉联,著于史册,炳如丹青,传为佳话。到了宋朝,三百年间科第出身的学者就像梳子齿那样密密的排着,形容文风之盛,人才辈出。

对于文翁兴学化蜀及其影响,已故著名学者钟肇鹏先生作了概括总结。他说:

蜀之有学自文翁始。汉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太守。他看到当时蜀地风俗粗鄙,没有文化。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移风易俗,只有加强教育。于是派遣张叔等十余人赴京师长安为博士弟子,学习经传、法律。还归教授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蜀学”之名始见于此。

文翁是开创官办学校的第一人。他在成都市南修建石室精舍,号为“玉堂”。招收各县优秀子弟入学,入学者免去赋役,学成优秀者可以为官吏或为师。于是蜀风大化,比于齐鲁。汉武帝时令郡国设立学校。文翁终于蜀,蜀人纪念他,为之立祠。文翁石室自汉以来两千多年成為成都学府,流传至今,故址就是今天的石室中学。

文翁石室有讲堂,有周公礼殿。东汉末,高朕重修石室,建周公礼殿以纪念文翁。五代孟蜀时在此刻石经,有《易》《书》《诗》《三礼》《春秋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刻石,称《蜀石经》。北宋时又补刻《公羊》《谷梁》《孟子》,于是十三经俱全。《蜀石经》已佚,王昶、缪荃荪均辑有《蜀石经》佚文,《蜀石经》残片,今藏四川省博物馆。

孔子创办私塾,使教育及于平民。文翁在蜀地创建学校,后来天下郡县均建立学校,在教育史上孔子和文翁都是值得纪念的人物。钟肇鹏:《蜀学浅谈》,蔡方鹿主编:《蜀学与中国哲学》,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总之,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建文翁石室,兴学校,选派弟子入京师学习儒家经典,蜀中学风大变,蜀学比于齐鲁。历代研习儒家经典的蜀学大师不断,汉代有扬雄、杨终等,北宋有眉山三苏、双流范氏家族,南宋有理学家张栻、魏了翁等,明代有杨升庵,清初有费密,清近代有双流刘沅、刘咸炘,又有廖平、蒙文通、贺麟、唐君毅等。在文翁教化的影响下,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蜀地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以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巴蜀学人除积极学习中原儒家文化、经传,教授于巴蜀外,也学习法家律令。在以儒为本位的前提下,也重视各家文化,将儒、法、道等各家学术有机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整个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及各时代思潮的大发展。其影响流传持续至今,两千多年来,一直推动着巴蜀文化与巴蜀哲学的大发展。

(责任编辑:颜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