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以鲜

说到唐代的明星诗人，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景仰。但对一个人例外，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宋之问。对这个为汉语律诗的最终定型立下功勋的初唐后期大诗人，世人常常会投以轻蔑或鄙视。有人认为，宋之问代表着唐诗中最耻辱的一面，甚至可以用“卑鄙”二字来形容。

宋之问最为人们所诟病者，是四宗罪：一是因夺诗而成杀人犯;二是与武氏关系复杂而成为谄媚者;三是从贬所逃走而成为逃犯;四是忘恩负义而成为告密者。其中任何一宗，都已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全部，更何况是一个在诗歌史上不能忽略的人。宋之问，真的就如此卑鄙吗？

宋之问的籍贯，有说是虢州弘农（河南灵宝）的，也有说是汾州隰城（山西汾阳）的，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弘农。宋之问的家世并非名门望族，算得上是唐代较早受惠于科举考试的寒门弟子。其父宋令文以文辞、书法、勇力“三绝”而为人所称道，估计也只是在一个相当有限的地理空间内而已。宋令文育有三子，各得其一绝，宋之问得其文辞，宋之悌得其勇力，宋之逊得其书法。宋之问在诗作《留别之望舍弟》中写道：“同气有三人，分飞在此晨。”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方弱冠的宋之问获得进士及第，入九品殿中内教。这个年龄能中进士，在人才辈出的唐代也并不多见。

这一年，和宋之问一同考取进士的，还有一位青年才俊，名叫刘希夷，即宋之问第一宗罪的被害者。有人笃定地说，刘希夷在高中进士的第五个年头，被他的小舅子宋之问给谋杀了，原因是宋之问太爱他的两句诗。宋之问的生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较被人们认可的是闻一多在《唐诗大系》中的判断，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刘希夷是河南汝州人，生得一副美姿容，谈笑风生，还弹得一手好琵琶。希夷死于调露二年或永隆元年（680），时年二十九岁，这时小舅子宋之问二十四五岁。

刘希夷的死与宋之问扯上关系，源于两部唐代的笔记。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刘肃在其所著《大唐新语》中，第一次提到刘希夷可能死于宋之问之手：

刘希夷，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善 琵琶，尝为《白头翁咏》，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岁，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

值得注意的是，刘肃并未用十分肯定的语气，一个“或”字实已透露出相当多的传闻色彩。略晚于刘肃的韦绚在《刘宾客嘉话录》中，则一口咬定杀死刘希夷的凶手就是宋之问，说他太喜欢外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两句，欲据为己有，刘希夷开始答应，但很快就反悔了：“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不知韦绚对这个血案的坐实依据来自何处，刘韦两人与刘宋两人相距已有一百多年，其间关于此事也未知流传过多少个版本。在后来的《唐才子传》中，辛文房沿袭了宋之问以土袋或土囊杀人的传闻。

所谓的夺诗杀人很可能是一场冤案，里面有太多违背常理的地方。调露二年（680），也就是刘希夷死的那一年，宋之问正飞黄腾达，根本犯不着去冒险杀人，尤其是为了两句诗去杀死自己的亲人。一个人喜爱他人的诗句，甚至产生据为己有的想法，这样的事情在诗歌史上并不鲜见，有人用了或喜欢了会说到明处，有人用了也就用了，久而久之，借用者反而成了原创者。苏东坡就曾有过把喜欢的杜甫诗歌当作己作的想法，晏殊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其实也是照搬别人。

刘希夷为“奸人”所杀或许是真，却也无法完全肯定。孟棨在《本事诗》中说，刘希夷在写完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后，于次年春天来临时突然死去。从上下文语境来看，也未必死于非命，亦可能死于疾病之类。《旧唐书》乔知之本传中，则说刘希夷“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那么，谁是这个奸人？这个奸人，从不具名到后来径直落到宋之问头上，其间还是缺少太多的逻辑链条。

对于宋之问因为一句诗杀人这件事情，很多人早就提出了疑问。金人王若虚在《滹南诗话》中认为其说荒诞不经，“殆妄耳”。清人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则从宋刘二人诗风之不同指出这个说法的破绽：

余尝谓刘诗如花落鸟啼，宋诗似云蒸霞蔚，不徒手笔迥异，各有所長，宋实出于刘上，何苦夺其句而杀之。

这个见解甚为高明，也就是说，即便刘希夷愿意把这两句诗无偿赠给宋之问，宋之问拿来直接用了，其实也是很不搭调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宋之问的诗。再说了，宋之问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远远高于刘希夷，其长项在律诗而不是古风乐府或歌行，其贡献在于革新而不在于承袭旧时代。实在想象不出，宋之问为什么非要去夺取两句“不为时所重”的悲苦之词。

宋之问的第二宗罪，是与武氏关系复杂而成为谄媚者。

宋之问考取进士之后，才情很快得到武则天青睐，与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一同分直内文学馆，同入崇文馆充学士。至天授元年（690）秋天，武周正式建立之际，宋之问又与杨炯一同入朝分直洛阳城西习艺馆，隶属中书省，成为人们钦羡的大学士。对于这样的仕途际遇，宋之问亦颇为自得，在其所作《奉敕从太平公主游九龙潭寻安平王宴别序》中，不无炫耀地说：“下官少怀微尚，早事灵丘，践畴昔之桃源，留不能去;攀君王之桂树，情可何之。”

武则天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手段狠辣，但就其掌权之后的种种表现，则堪称卓越的女性政治家，她对于政治对手下手极重，对于文人则相当的宽容。在后来的开天盛世根基中，我相信，一定有武则天的一份功劳。唐人刘 《隋唐嘉话》记载了一则群臣应制赋诗的故事，也是彼此彰显才华暗中较劲的比赛：

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

这场比赛以宋之问拔得头筹而收场。又据《旧唐书》本传，武则天所赠为一袭虬锦，锦袍上绣着代表着帝王气象的虬龙。被他比下去的左史东方虬并非等闲之辈，这位陈子昂的兄弟，曾写过一篇《咏孤桐》的诗，陈子昂赞赏称其“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最后还略有些夸张地“互粉”说：“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从乡村青年变成朝廷大臣， 得到赏识和重用的宋之问当然会抓住一切机会，使自己的事业青云直上。宋之问看到的是一片前程，自己的前程和国家的前程。宋之问内心深处喜欢过武则天没有？这个太过私人化的问题很难说得清楚。《本事诗》记载，宋之问曾向武后献上《明河篇》，诗末云：“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武则天读后心中一动，对身边的另一位诗人崔融说：“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武则天说，宋之问长得好看又有气质，“伟仪貌，雄于辩”，可是朕还是不能容忍他的牙疾和口臭——看来，武则天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撇开传统史学意义上的真伪，宋之问希望获得武则天重视的行径，并无太多可以非议的地方。谁能让百姓过得更幸福，谁能使国家变得更富强，谁就是明君，谁就值得被颂扬。至于江山是姓李还是姓武，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宋之问的第三宗罪，是从贬所逃走而成为逃犯。

神龙元年（705）初，宰相张柬之趁八十一岁高龄的武则天病危之际发动政变，武后被迫让出帝位。神龙二年（706），唐中宗李显重新坐回大唐的龙椅之上。武周时得意的大臣们当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宋之问远谪到了岭南泷州（广东罗定）做了一名小小的参军。他的弟弟宋之逊也从兖州司仓贬到了播州（贵州遵义）。两《唐书》都说，已经习惯养尊处优的宋之问经受不住蛮荒之苦，与其等死毋宁一搏，思来想去，一个大胆的计划浮现出来：逃离，尽快逃离这个鬼地方。

真实情形并不是这样的。宋之问大概是在神龙元年（705）二三月间离开洛阳，一路走走停停，到达贬所，已是秋末冬初。神龙元年十一月壬午，皇帝、皇后亲谒太庙，告受徽号之意，大赦天下，赐酺三日。宋之问在贬所没有待几个月，就得到了大赦的消息，并于次年春天踏上北归之路。最直接的证据来自于宋之问的诗作《初承恩旨言放归舟》：

一朝承凯泽，万里别荒陬。

去国云南滞，还乡水北流。

泪迎今日喜，梦换昨宵愁。

自向归魂说，炎荒不可留。

喜悦与感恩之情溢于言表。北归途经潭州（长沙）时，还写下《自湘源至潭州衡山县》，诗中自称为“望阙客”，哪有一点儿逃犯的惊惶呢！

宋之问来到襄阳附近的汉水，故乡越来越近，心中的波浪却比汉水涌得还高，百感交集中写下《渡汉江》：

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这个打动过无数异乡人的“怯”字之中，一定包含着宋之问个人难以言喻的思念和羞愧。即使是一个罪人也是有感情的，也会怀乡也会难过。何况，宋之问只是生错了时代，他施展抱负的时代正是武则天一手遮天的时代，他没得选。

古往今来，怀念故乡的诗歌数也数不清，名篇佳什数也数不过来。纵然有李白的月光照耀、杜甫的白露轻滴，崔颢的烟波迷漫，但谁也不会忍心，不会狠心忽略宋之问的这二十个字。它是那么的朴素，那么的不事雕琢，那么的浑然一体。在渴望和担忧之间，在眷恋和害怕之间，诗人小心细致地调整着行进的姿态、脚步和呼吸，一头失去家园的幼兽，努力搜索着从前的爪痕和气味。宇文所安认为，这首五绝一定影响了几十年之后贺知章那首著名的《回乡偶书》。宋之问纵有各种不是各种不好，只因为有了这二十个字，千载之下的人们是不是可以释怀了？

宋之问的第四宗罪，是忘恩负义而成为告密者。

回到洛阳之后的日子，宋之问躲到了好友张仲之（一说是驸马都尉王同皎）家暂时住下来。有人说，和宋之问一起躲藏的还有从播州逃归的宋之逊。此时武则天之侄武三思仍拥有相当强大的势力，唐室旧臣张仲之、王同皎等人欲密谋除掉武三思以绝后患。这个可怕而绝密的计划，却被两兄弟中的一个偷听到了！很快，唐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血腥上演。

这个偷听并迅速告密的人，是宋氏兄弟中的哪一位？历史上流传过两个说法。前者出现于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偷听和告密者不是宋之问，而是宋之问的弟弟宋之逊，他指使侄子（实为其子）宋昙代为告发。另一个说法则要晚得多，《旧唐书》本传基本挪用了张鷟的记载，只是把坏人换成了宋之问——“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并以此获得武三思的庇护，不仅成功摆脱了逃归的罪名，还被擢升为鸿胪主簿，寻改任考功员外郎。但是，修史者忽略了此处的一个破绽：宋之问是宋家的长子，又从哪里突然钻出一个“兄子”呢？

假如这次告密真是宋之问所为，那比起依附于武则天，这就是诗人一生中的最大污点：告密和出卖朋友，尤其是出卖有大恩于己的朋友，是无法也不可原谅的！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二○八卷中已有明确的指认，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此事系宋之逊与其儿子宋昙及外甥李悛几个人所为，与宋之问并无任何瓜葛！我在西南师范大学读本科时的老教授谭优学先生进一步指出，《旧唐书》武三思本传中有“三思五狗”之说，宋之逊即为五狗之一，“是可证告密主角确系之逊而与之问无关”。

事实上，藏惹之说根本是没有的事。既然不是逃犯而是遇赦归来的人，宋之问有什么必要东躲西藏呢，他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入于自己的居所。因此，所謂的告密行为，已经失去基本的前提：他没有躲在朋友家，也就没有机会偷听到朋友的密谋。

这样看来，宋之问的四宗罪，都是十分可疑的。

我并不是要为宋之问进行彻底的辩护。宋之问肯定是有着严重人格缺陷的人，他既才思敏捷又深藏心机，英俊挺拔而又极端自私，想很“仙”却又深缠于红尘。他是有唐诗人中最具双面性的一个，始终戴着令人迷惑的面具，没有人知道，在那铁一般的遮掩之后，会不会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泪水、自卑和绝望。

诗史上的宋之问，不仅与诗律大家沈佺期是志同道合的诗歌兄弟，还与陈子昂、卢藏用、司马承祯、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等人相善，人称“仙宗十友”，其中既有诗歌标杆性人物，也有高人隐士或宗教领袖。如果宋之问完全是一个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又怎能和陈子昂、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等人成为时代的“仙宗”！就算他有些卑鄙，其卑鄙之黑暗中是不是依然葆有一丝光亮？

民国八年（1919），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名为《实验主义》长篇演讲，胡适说：

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狠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

这段话后来被冯友兰总结为：“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至少，我们的大诗人，仪表堂堂的宋之问不止一次地被人这样“装扮涂抹”过。人们为什么会一次次把污水泼到宋之问的身上呢？一定与宋之问当年受宠于武周及最后被赐死于徙所桂州等事件紧密相关。往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背叛了唐室的人身上泼点儿污水，是顺理成章且颇得人心的事。道德高地上的评断和推测，即使不是真的，时间久了也极有可能成了真的。

文品就是人品，这句话并不适用于所有人。英国哲学家和作家培根就是这样一个分裂的人，他一方面阔谈知识、友谊和真理，另一方面却又背叛着自己的如火箴言。亚历山大·蒲柏曾在《人论》中这样论及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培根：

你若爱才，那么就想一想，培根曾是多么才华照人吧，他是人类中最有智慧、最光辉、最卑鄙的一个。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