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念祖

读到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打铁的场景，一段相似的生活经历跃入脑海。

十年前，那个多雨的秋天，我随着打工者的队伍，流落到天水，住在渭河邊一个叫牛家湾的地方。村子在山坡上，我们的施工队驻扎在河边的平地里。正赶上秋天河水旺，流水浑浊急骤，在迂回曲折的河道里湍湍奔涌，有时候能漫上岸滩。帐篷常常被雨水浇透，时不时滴下雨水来打湿铺盖卷。于是民工们将土工布或塑料布苫在帐篷顶上，四角拴着绳子，缀上沉重的石块。睡到半夜，大雨不期而至，拍在帐篷顶上，声如乱兵过境，惊心动魄。

那是我出外打工的第二年，春天结识了这家建筑公司，并且得到公司的信任，做了大半年的工地会计。国庆节前，在山丹的工地结束了，我回到家里，稍作休整，又到甘肃南部去。我知道那里已经没有一种叫“会计”的轻松活等我，我只是想去那里干和别人一样的重体力劳动。但是，有一个施工队长却安排我管材料，这个活比管钱更轻松，而且责任也轻。也许他是看我一副文弱姿态，怕扛不住那种费力气活，所以同情我。其实我是准备好了来干重体力活的，前一年我将自己送到煤矿去，就是想消磨掉身上那份教书匠的孱弱。也许是由于他的照顾，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副招人可怜的骨相。

民工们把所干的活叫“翻浆冒泥”，其实专业术语叫道床清筛，治理雨雪冷冻给道床造成的翻浆冒泥现象，是铁路上最辛苦最紧张的活。在火车呼啸来去的陇海线主线路上，向调度室要一个封闭通车的时间点，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在这个时间里，民工们将枕木和钢轨撑起来，很快地挖出枕木下方的旧道渣，在路基上垫一层细沙，铺上土工布，再用钢叉把道渣铲回去，以前混在道渣里的污土留在道床外边，然后将填进去的道渣捣固，恢复线路的曲线与高低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挥汗如雨，紧张地完成这一切，封闭时间已经结束，被压迫在两边车站的列车急不可耐地鸣着长笛轰隆隆疾驶而过。若是稍有怠慢，延误了时间，砸了点，那就是天大的责任。

这种工地上的工具比别处的难管。因为这种劳动场面需要的人员数量大，最多的时候有几百号人。再就是他们用的工具多，一马三件，缺一不可。每三个人一组，羊角撬棍、钢叉、道镐是必不可少的，还要领一两个旧汽车轮胎做的皮筐子搬运道渣。

这么多工具，我一个是管不过来的。幸好我们的工具房与修理工具的铁匠铺设在一个帐篷里，我在两个铁匠的帮助下，把那个工地上的材料管理得很好。而且和铁匠们一起生活，长了不少知识和经历。

铁匠老吕是老板的表姐夫，一对斗鸡眼，喜怒常形于色，表情丰富。大嘴咧着，笑的时间多于怒的时候。他不是专门的铁匠，以前在别的工地上开推土机，没推土机开的时候，还开过三轮车。到这个工地上，因为需要个铁匠，所以他就摇身一变，成了铁匠，胸前护着人造革的围裙，像模像样。算个技术工，工资比小工多五块钱。

生活中常是这样，有些人你看着不咋样，其实日能得很，老吕就是如此。他早年上过新疆，许多故事讲给我们听，我们听得睡意全无。岂止我们，他说得高兴了，坐起来一边抽烟一边说，声音特别大，相邻帐篷里的人，也不瞌睡了，都支起耳朵听。

他的老婆比他小十几岁。早年他家里困难，长相又不怎么好。按现在的标准，是不折不扣的屌丝，一直讨不到媳妇。后来却自由恋爱，找了个小姑娘当媳妇。这段故事，被他讲得美不胜收，纯真无比。在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自然有下雨天气，有看电影，有买瓜子这些情节。买瓜子不是他买给小姑娘，而是小姑娘买给他，他的言下之意，是女方主动追他。他说，当时我一想啊！我这样一个人，这辈子还有人关心，我以后得好好对她。知道情况的老陆却骂他，还对我说，你别信吕大炮的话，他手段高着呢。当年他从新疆回来，到处吹牛说在砖厂当厂长，把人家的姑娘子骗上了。

不管怎么说，老吕的生活过得算是美满。结婚二十多年，男的赚钱，女的持家，两个孩子健康成长。

有一天，媳妇对他说，我们翻修一下房子吧？

他说，那要花多少钱？我们家没有啊！

媳妇说，我们已经存了五万块钱了。

他说，不会吧？

媳妇说，真正的。

于是他们家就翻修房屋。一排明三暗五的封闭式拔廊房，当时在村上算是靠前好的。

那些年，我常常被感动。那些人出门在外，一心打工挣钱，家里由妻子打理。男人靠力气给家庭支撑，女人在家里用心营造安稳，就这样守护着无尽希望。

工地上的居住条件非常差，打铁没有专门的工作间，是和我的材料房共用一个大帐篷。我和两个铁匠师傅的床铺，也在这顶帐篷里。进门向左，三张床板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小通铺。铁匠炉垒在最里边，正对着门口。由于要防火，帐篷的后山不用棉篷布，全用砖垒起来的。为了防尘防烟，老吕把铁匠炉修得跟西方人的壁炉一样，炉火上方套着一个高高的烟道，像一只倒垂的汽车喇叭，炭烟和灰尘，大多能被吸走。

炉火生起来，在鼓风机的催动下，炽热通红的炭块缝隙里冒出的火焰纯青幽蓝。老吕轮番将铁器塞进炉火中，嘴里叼着烟卷儿，眯着那对斗鸡眼看，虽然也和我们说话，但是神情却一直庄重。

那黑铁在炉火中若冰澌雪化一样，由生冷坚硬变得温暖柔和，像包公喝了酒，黑脸上泛出红来，渐渐扩散。随后，埋在火里的铁器跟初升的日月一样通体橘红，没有光华却有一种透明的质感。火候还不够。等到铁器如太阳跃出地面，冲破云翳，发出炽白的光，仿佛那炉中之火都是从它积蓄已久的内心里喷发而出。这个时候的铁，烧得恰好到火候上，如果再烧就过了。有一次，我们没注意把一根撬棍烧得时间久了，等拿出来的时候，撬棍尖上都烧化了。烧化的铁，给人一种要流动与坠落的感觉。一接触空气，立刻金星四溅，发出一连串轻微细碎的爆裂声。声音虽小，却密集，挠着人的心。老吕显出少有的惊慌之色，在脸上倏忽一闪。他赶忙将那烧坏的撬棍杵进淬火的水箱里，向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多年之后，我才能明白，一个匠人干坏一件上手的活，心里头会十分不堪的。

铁烧到恰到好处，老吕毫不迟疑地用夹铁钳夹起，放在铁砧上，不停地翻动，抡大锤的师傅抡起十二磅的大锤，按着他的意思一下一下地捶打。铁在大锤的敲击下，可着人的意思改变着形状。

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就算是一件钢铁的东西，要想成形，也得浴火重生，改变自己。

老吕不是技艺精湛的打铁师傅，铁匠都算不得，只是临时抓差，勉强能完成工地上的修理任务。我们要打造的也不是需要高超技艺才能锻造的利器，充其量在修理两种用钝了的工具。不论是撬棍，还是道镐，修理的标准就是把它们磨秃了的尖子恢复出来。人快不如家什快，民工们在工地上挖道渣的时候，会更省力些。

两种工具上的尖，没有严格的造型要求，打起来最方便的就是打成四棱的尖。道镐的尖端依着它原来的样子，略微向内收敛，带一点弧形。撬棍的尖就直来直去，挖道渣的人恨不得让我们把它打得跟锥子一样锋利。

由于这些粗活做起来简单，老吕根本不用引锤来指挥。他拿着夹铁钳把道镐在铁砧上翻来覆去，要是撬棍，用不着拿钳子夹，太碍事了，干不出活，直接用双手握着就行。抡锤的人得猜他的心思，老吕想着打哪儿，抡锤的人就打到哪儿。这对抡大锤的人是个考验。要是打不到地方，合不上老吕的意思，一次两次没事，第三次老吕一定会发火。顺手把家什扔在地上，蹲在一边抽烟，抡大锤的人臊个大红脸。

第一个抡大锤的人，在原来的工地上当过三个月副队长，现在没有那么多的领导编制，所以安排到铁匠铺里来。工资比别人每天高五块，而且是常备人员，天阴下雨不扣考勤。他抡不好大锤的时候，老吕一般不发火，因为他知道是上方安排的人，不好得罪。心里不高兴，就开玩笑挖苦他，说他在当副队长的时候如何地拿文作武，摆领导架子。

到后来，别的工地上又需要副队长，抡大锤的被调走了，这个位置缺下来。再找一个抡大锤的，很费了一番周折。一是当时工期紧，年轻力壮的民工干包工挖道渣，挣的钱远远多于打铁的工资。想来顶这个差的都是奔六十岁的老人。第二个原因就是老吕太挑剔了，谁来都不合他的心。民工们大多来自甘肃省天祝县一个叫哈溪的山区地方，那里原来有金矿，村里人一度暴富过。那些老民工中，也有当年的金老板。他们推荐一个老人来，说是金矿上三世打铁的人家的后代，一小时不到就被老吕打发走了。

自从混到一处，打铁的人帮我管工具，我也常常帮他们抡大锤。此时老吕极力要求我兼上抡大锤的工作，提议工地上管事的领导将那份工资加给我。我那时候刚开始出门，是没经验的傻货，不担心将自己累死，没有明确反对老吕的意见。工地上管事的人绝对不会同意的。不同意有不同意的理由，以我迟钝的心思，至今没能完全想明白。

最后，总算有个来自哈溪的老潘爷勉强留了下来抡大锤，一直干到活完。潘爷高大个子，极瘦，话少。几年之后，我在银川再见潘爷，他对老吕严苛的坏脾气还在耿耿于怀。不过，潘爷绝对好脾气，特别能隐忍，是那种“背受好”的人。不会与老吕计较，老吕发了脾气，他只是忍气吞声，一言不发，不争吵也不辩解。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潘爷的儿子之前与我在山丹相识，所以我对他以长辈相待。在一起打铁的时候，潘爷才告诉我，我们认识得更早。更早的时候，我们在永登县苦水乡栽护网。有一天我到项目部去，项目部的领导说正好有两个人让我带回我们的工地去。于是我用三轮摩托载着两个老人和他们的铺盖卷回来，被队长老陆好一顿数落。老陆说人家不用的老汉，想尽办法退送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也不提前打电话问问他，真是没经验，单纯得可怕。我总以为领导都是好心的，是顾全大局的，没想到也动这种心机。两个老人的模样都没看清楚，又被我送了回去。潘爷说，其中一个就是他。

潘爷能忍，也许是跟年龄大有关，他怕跟老吕闹出矛盾，打铁的这份活干不成，别的活也不让干。很多年老的民工，在工地上干活总比年轻人更卖力，非常不容易。山丹工地快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变冷，晴明的早晨，地上會有厚厚一层白霜。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大清早来找我，说下一个工地开了，一定要带上他，他保证晚上不偷偷睡觉。他家里困难，得多挣点钱给家里。他是工地上夜间看场地的，穿着单薄的旧衣服，光脚上套着一双破的黄球鞋。我都不知道这个工地完了我会去哪里，看他那可怜的样子，也没敢扫他的兴。有一个同事在里间听到了，出来跟他说，天已经冷了，这里收了工，再没活了。几句话，就将老人打发走了。那个同事跟我说，你傻啊？没看那老汉，头不住地摆，肯定有病。如果冻死在工地上，那就是好心没好报。

我们的老板有个惯例，冬天的时候要给夜间看工地的人发棉大衣。每当想起那个老人来，我就感受到老板发大衣的意义非同一般，产生由衷的敬意。

老吕发脾气的时候，我向他建议，你用引锤指，我们就不是打不偏了吗？在此之前，我也不知道引锤是个什么东西，因为我从没见过正经打铁的。引锤的事，还是从那个副队长嘴里听来的。

副队长还讲了一个笑话：师父带徒弟打铁，告诉徒弟他的引锤指到哪里，徒弟就往哪里打。徒弟听了记在心上，照师父的话办。打着打着，师父的帽子歪了，就用引锤往正里一拨。徒弟见师父指到自己头上去了，想也没想，抡圆了大锤就在师父的头上来了一下。这事未必不会发生。人从事单一枯燥的工作时间久了，判断能力与应变能力就会下降。

老吕不接我的话茬，一直坚持不用引锤。我们打出来的工具，整齐地排在帐篷边上钢管搭设的架子上。撬棍羊角向下着地，尖头冲天，一根一根靠成一排;道镐头担在两根并排的钢管上，木头把子向下垂着，几十把在一起蔚为壮观。

这场景有点像小时候看到的《岳飞传》连环画上军帐里的兵器架。

有人拿一种叫弹条的钢轨专用扣件来，叫老吕给他打把刀。谁都说那钢是好钢，打成刀子一定好。有了开头的，就有跟随的，大部分的人情面能推开，小部分人的情面就放不过去。

其实，那种钢打刀子未必合适。韧性可以，刚度不够，在真正的匠人的眼里只算软铁，打造其它工具可以，不适合做成开刃的利器。在锻造行业里，一把好的刀剑，不光要钢材好，还要精妙的锻造技艺。好钢用在刀刃上。真正的好钢，铁匠用起来非常仔细，轻易不浪费。古时候的匠人打造刃器，有夹钢、贴钢、嵌钢、包钢等技术。《天工开物》中说“即重价宝刀，可斩钉截凡铁者，经数千遭磨砺，则钢尽而铁现也”。宝刀也是用好钢包裹在寻常的铁外边制成的，如果不这样刚柔结合，纯钢所制的宝剑一遇到外力就会折断。

什么钢是好钢？书上记载叫百炼钢。现代有搞古代非物质文化恢复工作的铸剑师，铸剑时要将所用的钢反复折叠锻打十五次。别小看这十五次，懂数学的人就明白，那是二的十五次方，计算结果是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厚不盈寸的一段钢铁，却包含了这么多层次。百炼之后，又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这些都是听来看来的，未必成真。与我们修理粗笨工具的人，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我们炼不好钢，练一练自己未尝不可。中国历史上兼职打铁最出名的人，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他牛衣芒鞋，在自家门前的大柳树下打铁，由内到外的身心健康，表里如一的从容洒脱。《三国演义》后半部里讲到的那个重要角色钟会，自惭形秽不敢见他的面，只将自己写的书稿隔窗投进去，逃也似地离开。直到加官进爵之后，才敢香车宝马华服翠盖呼朋引伴从者如云而来。但是，有什么用呢？“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新语》）”

体力劳动对人非常重要，特別是抡大锤一类的活计，能让人的体魄强健的同时，更使人胸襟开阔，对生活的承受能力变得更强。你不见那么多处在社会低层的人，内心的快乐与满足并不比达官贵人商家富贾少，大概都源于此。这个我深有体会。我当了十二年农村代课教师，后来到矿井下挖煤，到工地上铲沙，并不是被谁逼着去做这些事，更多是源自我自己的意愿。可是，生活却总是安排我做一些需要操心而不费气力的活，常常把我捆绑在一项事情上，不得自由。最关键的是，不参加体力劳动，使我生成一副弱不禁风，无事多愁的骨相。回想起来，挖煤、铲沙和打铁的日子，是我心情最放松，身体最自由的时刻。那段时间，我到工地上去管工具，帮挖道渣的民工干活。有人问我：“你当老师时，也教体育吗？”我说不是，我最不擅长的就是体育。

责任编辑 王 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