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莹紫

余思奇

万 敏*

1 背景

“八景”一词据考最早出现于道教经文中，指该教8个最佳行道受仙时间中的八方自然气色与景象①，所择之景一般为八、十或十二的双数，正可从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对应说明该地环境[1]；尔后被借用到现实世界，指生产生活中所涉的美妙景象，并发展成为反映中国古代城镇典型自然和文化景观的集称。八景文化发源于先秦，萌芽于魏晋，成熟于两宋，繁荣于明清[2]，并从南宋起成为一种城镇空间风景营造模式，于12世纪由高丽画家传入朝鲜、14世纪镰仓时代由僧人传入日本[3]、由使臣传入越南[4]，此后波及其他中华文明圈地区，并在泛东亚地区形成一种国际性东方文化现象。本文“泛东亚地区”即是指我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一道构成的国家和地区。

八景景名遵循“得景地+景象”的四字命名规则[5]，并于明朝起作为一种惯例进入县志、郡志、州志、府志等地方志，主要集中于“形胜”“古迹”“艺文”三卷之中；八景也出现在宋《太平御览·道部》、明《永乐大典》《大明一统志》、清《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湖广通志》，以及日本《御物御画目录》《君台观左右帐记》等官修典籍中，一般是对其景名、诗文、图画的记载。八景诗图文在地方志中有3种存在形式，或是紧附于景名之后，或是载于诗词篇章，或是列于名人作品。八景图画不仅限于地方志的版画记载，还在民居建筑中以彩画、梁雕、窗雕、砖雕、屏风、隔断等建筑装饰中得以反映。故八景丰富的素材与内涵催生了大量对八景文化的研究。

结合中国知网(CNKI)、中国台湾学术文献(TWS)、日本学术情报(CiNii)、韩国引文索引(KCI)4个数据库，以“八景”“十景”为词条(时段为1935年12月—2020年12月)进行搜索，筛除无关文章后依序分别有1 687、45、381、184篇文献，由此可知，我国的八景文化研究相较于日本、韩国受更多学者的关注，故而是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以Cite Space的量化知识图谱分析为依据(图1)，可将八景研究归纳为3个热点领域——八景溯源与地方八景研究、八景诗图文研究、八景空间格局及其传承与创新研究。下面以此为纲来综述泛东亚地区近85年的八景文化研究进展。

图1 关键词聚类(主题关联)

2 八景溯源与地方八景研究

2.1 八景起源追溯

有关八景起源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持续关注的话题。国内主流观点有“潇湘八景”论，也有“东阳八咏”“虔州八景”源头说[6-7]；而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学界主要持“潇湘八景”源头论[3，8](图2)。对比中国“潇湘八景”与日本“近江八景”，两者的得景地虽然不同但景致高度一致，有明显的“舶来”痕迹[9]；且这8种景致在日本各地八景中出现的频次很高(图3)，足见“潇湘八景”景象在日本八景中几乎成为一种范式[10]。故而“潇湘八景”源头说成为目前国内外广为接受的观点，由此宋迪绘图，米芾作序、赋诗的“潇湘八景”也被国人视为对外文化传播的符号。“潇湘八景”仅“潇湘夜雨”“洞庭秋月”二景有实名，其他景目均属试题般的立地条件预设，由此形成具有丰富延伸空间的画题[11]，其较强的再创性促成了八景文化的广泛传播。

图2 八景文化的传播

图3 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八景要素统计[10]

有关八景的传播影响方面，日本的八景可分为沿袭型、部分变化型、完全变化型、名胜型4种[12]；如北海道30处八景即是该4类组成[13]。而朝鲜半岛八景发展也经历了照搬中国式的“潇湘八景”，模仿“潇湘八景”的本土化和新八景创作三阶段[3]。正是“潇湘八景”奠定了以“八”为景数的体例[14]；而“潇湘”意为“清深的湘水”，是湘江与潇水的合称。然而，无论是身处洞庭湖的“潇湘八景”(图4)，还是位居鄱阳湖赣江腹地的“虔州八景”，抑或是处于浙南丽水沿岸的“东阳八咏”，均凸显出中国南方作为城镇八景文化肇源地的重要地位。

图4 潇湘八景(明·张复绘)

2.2 地方八景研究

地方八景在我国根据得景地所处的地域范围可划分为区域八景、城镇八景、乡村八景和园林八景4个层次；其中城镇八景因于明清被广泛载入府志县志，逐渐演变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而乡村八景、园林八景因各地的经济、营造习俗、尺度、开放程度等差异，未取得城镇八景惯例化“待遇”。故而本研究主要是针对城镇和区域八景2个层次展开的。

方志八景一般均配有诗文描述，有些还配有图示，这些便成为国内外学者考释八景原貌、探究造景意匠的重要话题。如王星、夏增民考据武昌、鄂州两地地名更替产生的混淆，将“武昌八景”与“鄂城八景”的诗文进行对比，逐一证明“武昌八景”的属地、范围与当今武昌的联系[15]。再如石尾博夫、包清博之运用文献诗文，结合田野调查，探讨了江户时代的南萨摩市“坊津八景”的营造特点；对比朝鲜李氏王朝《东国舆地胜览》所载“新都八景”与《大明一统志》所载“燕京八景”，可知两地八景皆为14世纪末—15世纪初迁都后所创，表达了两国人民共同的强国、聚才、建设美好国度的意愿[16]。地方志收录的诗歌中最富集的当属八景诗，虽然方志八景中存在一定的增饰附会情形，但多是在了解境内自然与人文景色基础上富有情感的抒发，每一景皆有的代表性和特殊意义增加了人们的故土观，故而具有重要的审美和教化价值[17]。因此方志八景不仅是一种地理标志，更是一种凝练了儒家文化共同品质的精神符号[1]。

有关地方八景演变研究，一般立足历代文献比较阐述八景变迁，以及与生态环境、自然地理、审美情趣、符号意蕴、社会发展、政治导向变化等的关系。如江西的八景形成年代主要为北宋中后至南宋，其八景命名多取自于山水形胜、名人胜迹、历史传说和神仙故事[18]；“羊城八景”从宋代到现代的8次变化，可见其八景内涵、空间演变与自然地理、审美情趣变化等有关，进而又影响到城市形态和经济[19]；珠江三角洲的八景具有空间层次性和审美变迁阶段性，可分为“政经览胜”的州府八景、“弘毅教化”的县城八景、“敬宗睦族”的乡村八景三层级，其府县的八景集称是儒道景观和合体，展现的是由自然崇拜走向更崇高关注的自然生命史[20]；对比云南诸地清代新旧八景可以发现，有新景随着生态优良而出现，也有胜景因矿业、盐业开发导致的生态恶化而减少[21]；第一组台湾八景由清驻台官员高拱乾修撰《台湾府志》时选出后(1694年)，引起其他辖区官员效仿，体现八景还受政治影响的特点[22-23]。由于中国方志八景数量丰富，没有发掘研究的地方八景还较多，故而有关该方面的研究近年来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传统乡村中还蕴藏着丰厚的八景文化，与其量大面广的尺度相比，当今学界的揭示探讨好比冰山一角，这预示八景文化研究广阔的拓展空间[24-25]。

3 八景的诗图文研究

八景文化多以诗画为载体传颂，每一景都配有诗词歌赋形式的题咏，优异者被吸纳至明清地方志中；也有城镇方志收录八景图(图5)，或是将八景书绘于城图、舆图、屏风、折扇、窗扇、门楣、正梁等之上，其研究成果表现在对八景的文学、画艺、创作、文化传播与交流甚至美育等方面的探讨。

图5 清光绪孝感县志八景刻板

八景诗文的形成发展有迹可循。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连章组诗为后续八景诗奠定了基础，如以别墅舍宅为对象的王维《辋川集》、刘禹锡《海阳十咏》，以及以地方形胜为主题的柳宗元《永州八记》、李白《姑孰十咏》等[26]；至北宋，八景已发展为成熟的专门性文学创作现象[27]；而八景景目的选定，与八景诗画、八景建筑装饰、八景工艺美术、八景宴馔等题材作品的创作及其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共构出八景文化的发展体系[28]。

八景诗图无论是作于书画家，还是载于方志，都可窥文人将自然山水的缩移摹拟直抒于胸的情怀。中国台湾学者对潇湘八景诗画的抒情底蕴、文人风尚、宋元画艺、心理意识、文学意象进行了解读，总结出其中蕴含的恨别思归、和美自得两大主题[29]；八景反映了文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智慧，是浓缩了山水诗画的文化史[30]。读诗可品志向，赏画可悟意境，诗情画意对八景品味具有加持作用[31]；美国学者以诗释画，追溯隐含其中的政治内涵和文化语境，解读诗画作者在诡变政治风云中的悲凉、远邈、淡泊的心境[32]；北宋“潇湘八景”的山水诗画深刻地影响了日本、韩国和越南，并成为超越中国国度的共同心灵风景[33]。

依托诗画也是我国八景文化向日本、朝鲜半岛甚至越南输出的一种形式。主要观点有：日本美术史认为八景在日本的传播和流变可划分为“空想八景”阶段，以障子绘为代表的“再生产”阶段，以障子绘、屏风、画卷、扇子等为载体的“扩大”阶段，以及“共有母题”阶段[34]；日本潇湘八景本土化过程还可从“萩八景”演变中找到踪迹，江户时代据此所作的《绢本淡彩八江萩八景图卷》反映了中日文化的密切交流[35]；日本在吸收的基础上，再创了八景徘句、八景浮世绘[28]，此类诗画作品大多融入了“见山”(富士山)的日本特色(图6)。宋代画家牧溪、玉涧所作的八景图传入日本后，被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的《御物御画目录》《君台观左右帐记》等文献收录，可见八景在日本皇室高等阶层中有着重要影响；此外日本现国家图书类专设“八景”部，足见其文化地位[36]。德国剧作家马克斯·德森迪(Max Dauthendey)于1911年创作了与日本古八景相关的爱情文学作品《琵琶湖八景》，八景的影响力甚至扩散至欧洲[37]。

图6 近江八景浮世绘(歌川广重绘，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同样，“潇湘八景”在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扎根亦有诗图文的功劳。韩国学者认为自“潇湘八景”从高丽时代传入便成为引领朝鲜半岛文学美学的动力，并成为其风景文化的经典形式[38]；朝鲜半岛古代三大诗人之一的高丽朝李齐贤，在身居中国期间以其家乡为素材创作的“松都八景”促进了韩国八景诗的发展；时至李氏王朝，借鉴中国魏晋皇室文人唱和之风形成的群体赋咏成为朝鲜半岛八景诗的“时尚”[39]；朝韩艺术家在转译未曾见识的中国潇湘八景时，用纯韩风的新诠释表达了艺术家的精神投射[40]。在越南，八景或十景题材的咏景诗很常见，鄚天赐所题的《河仙十咏》被数十位中越名士吟诵唱画，八景诗推动了“景”的审美在越南的传播[8]；又因湖南和广西是绝大多数越南燕行使臣往返必经之地，故除“潇湘八景”外，越南出现了大量“苍梧八景”题咏[41]，其中的“苍梧”概指今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山水，与中国古诗中“苍梧”九嶷山意象不同[42]，可见八景的对外传播内容与传播地的地理文化特征也有关联。

诗图文研究分别约占CNKI、KCI、CiNii八景研究总量的26%、56%、46%，输出地占比远高于发源地，可见诗图文是中国八景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

4 八景空间格局及其保护与传承研究

4.1 八景空间格局研究

八景空间格局与城镇的自然、人文背景密切相关，反映在八景的排序、密度分布、得景地特征、景致的时间时态规律与当地人口经济、行政区划、山水格局、空间形态、地域文化、审美偏好的关联中。

在八景格局与分布方面，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都城、府城、县城3个层级的八景，其分布数量随空间距离的递增而递减，如10km内八景数量最多，10～30km次之，30km以上景点较少[43]。日本全境历代八景总数有284处，空间上八景数量最多的县有51处，时间上江户时代认定的共有71处八景[44]；朝鲜半岛现有159处八景，其中1900年前认定的八景有84处，占总数的一半以上[45]；八景广泛分布于中国国土上，在数量上南部比北部多，东部比西部多，明清时代呈显著增加趋势，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在区域景观规划等方面的运用成果较少[46]。

如上所言，有关八景的现代空间组织运用方面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成果有：有学者从区域风景视角探究湖山结构相似的惠州和端州，揭示其因地方人工营建、人文底蕴和审美偏好差异而导致的八景特色与城市形态的不同[47]；八景择景重视“四面八方”的整体建构，体现了传统山水审美的整体环境观[26]，故有学者将城镇八景串联成一组风景空间序列，以此剖析城市山水审美特征和风景意向偏好[48-49]；还有学者运用城市形态学理论从风景要素类型、组织方式与形成特色，多层次剖析明清武昌八景反映出的自然山水与城市营造间的关系[50]；传统地方志将八景称为“地灵”[27，51]，也凸显出“山-川-物-人”的交融互动等[52]。八景的普及使得人们在城市营建中产生“风景自觉”，这对地方传统风景维护与营造具有重要作用[53]。

八景是与水、湖、山等密切相关的景观[54]，此外八景中还囊括了生物、建构筑物和生产生活；八景中富含天景、水景、生景、气景等的成景规律[55]；八景还富含一年四季、一日四时等丰富的时态风景变化；日本学者将江户时代的近江八景与金泽八景的短暂性风景进行比较发现，太阳落山为最常见景象、水边是最常用观察点、房屋和庙宇屋顶等生活元素在短暂性风景画面中经常出现[56]。八景是“山明水秀”理想人居环境的反映，其时间、方位、形态、构景等均表现了东方人的全局观与平衡意识[1]。

4.2 八景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八景作为志书惯例、地理标志、心灵风景、精神意蕴和文化符号，不仅具有重要的地理、历史、文学和美学价值，更是泛东亚地区风景文化自信的反映，但其保护在我国却面临着无法可依、传承全凭地方自觉、八景文化从新方志中淡出等窘境。然而还是有一些学者与城市政府对八景的保护、恢复、传承有所认识，有所坚持。

城市八景保护与恢复多结合其公园、绿地系统等现代城市建设进行。安徽宁国市恢复重建“宁国八景”，以此形成“三脉六节，八景十二园”的城市公园体系[57]；浙江景宁县利用历史遗存的“鹤溪十景”，从空间载体、资源评价、形象定位、观赏视角、生态提升、文化特色传达、旅游资源整合等方面进行重塑，同时还发展延伸出“景宁夜八景”[58]；河南唐河县将现存的多处八景用地划为口袋公园，并根据历史资料进行创造性修复；杭州西湖风景区则根据风貌整体性、文化重要性与现代旅游适应性来统筹恢复不同朝代“西湖十景”中的建构筑物，并以新老材料对比来突显城市的“历史年轮[59]；有学者研究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代表性八景遗存，总结出“恢复原初功能、价值重现与提升、文化沿革利用和发展演绎利用”4种保护与利用模式[60]；也有学者认为应设立绝对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来实现对八景的更好保护等[61]。无论对八景的保护采取古貌新景，还是推陈出新，抑或是绝对保护的观点，对八景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和延续均是有益的尝试。八景会随时间而变迁，而地方依恋、社会惯性、文化传承等对八景延续有加持作用，历史上的八景就是这么动态演进发展着的，而八景文化的凝聚性、主题再创性、自我更新特点是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一些学者、政府从政策法规、组织机构等更高层面提出有关八景的保护理念与途径。我国有学者提出组建国际性“八景文化”研究机构来共同探讨其传承与发展[28]；还有学者建议制定“潇湘八景”遗产廊道以实现对八景文化之源的保护与传承[62]；韩国学者针对传统风景资源的破坏和消失，提出需制定相关的法规对八景进行保护的观点[45]；而日本国土交通省交通运输和旅游部根据其《国家土地形成规划法》(2016)，颁布覆盖日本全域的国家空间策略，其中均涉及胜景营造内容等[63]。

对八景传承最富实际价值的行动便是“新八景”评选，主要体现在延续传统赋名形式、沿袭传统风景内涵、继承游观传颂功能、融合新景等方面[64]。一些地方的人大或新闻单位组织专家与群众对新八景进行评选，以强化市民归属感、凸显地方特色、并促进旅游蓬勃发展[65]；新八景评选强调吸纳城市新风景、吸纳社会科技新内涵、体现城市新貌及风景意蕴大众化等的思想嬗变[64]，但新八景评选仍缺乏相应的原则与标准来保障其质量。古八景耦合了一定时期的审美观念与自然现象使其文化韵味生生不息，新八景多记录重大事件，时效性和辐射性存疑[66]，故而遴选时更应注意对城市八景整体结构的继承、城市集体记忆的培育[26]；还有学者认为“新八景”组织应遵从“突出重点的优选性、多元整合的整体性、逻辑层次的有序性、传统现代组接的适时性”等原则，并应囊括地理、历史、社会、天时等题材，具有绘画美、诗意美、音乐美、建筑美等美学特征，以用典方式撷古题今，从而在质量上以故为新，在数量上以少总多，在意境上以情发景[67]。新八景评选，可围绕评选原则、多方参与、法体保障3个方面来探讨其评选与实施问题，可从注重传承、反映时新、公众参与、城景一体来探讨城镇八景的评选原则；从专家建议、公众参与、官媒引导、人大决策来推动建立城镇八景评选的多方参与机制以推动新八景的体制化、法制化建设进程。另外，向八景建设体制化的日本学习，恢复八景文化在我国方志中的惯例化地位，并将八景评选和建设纳入当代城市规划建设的体制化轨道，不失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数字技术在八景保护传承方面的应用崭露头角。有学者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和监测方法对八景保护进行研究，以促成城市中的“诗意空间”“朴约空间”“本我空间”[68]；有日本学者(2009年)运用7套浮世绘风景画结合近江八景的诗咏，从线路、视点、视角、方位、境界，以及季节、时刻、天气等变化来构建数据库，并利用Google Earth对八景进行综合评价[69]；还有学者以《金陵八景图》为例，利用AR技术，进行艺术化写实、意境渲染、场地虚实衔接、视听融合、互动娱乐的实景呈现[70]；上海博物馆依照明代画家董其昌的《秋兴八景图册》，运用VR技术从泛舟视角进行动态展示[71]；湖北团队运用光影技术在汉阳十景之一的“江汉朝宗”打造灯光秀等。数字技术的运用有望推动八景的保护与传承，并使其在景观规划、旅游观光与地区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70]。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

注释：

①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对应元景、始景、玄景、灵景、真景、明景、洞景、清景。约出于东晋的《上清金真玉光八景飞经》云，“立春之日……元景行道受仙之日也……此元景之道，行之八年……上升帝晨”“春分之日……始景行道受仙之日也……此始景之道，行之八年……上升太清”等。此经于宋《太平御览》有载，收录于明代御令天师所修典籍《正统道藏》。唐武则天时期《金真玉光八景飞经》敦煌抄本残卷，与此经是同经异名，现于英国大英博物馆有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