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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为何召开

2022-06-07朱东君

文萃报·周二版 2022年22期
关键词:鲁艺文艺界座谈会

今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当年的延安群英荟萃,文艺生活欣欣向荣,为何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呢?

“关门提高”

1938年正式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中心。毛泽东是鲁艺的发起人之一。然而,毛泽东在鲁艺成立一周年时所寄语的“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并没有完全实现。

当时的鲁艺正在强调正规化和专门化,不少文艺家沉醉于追求高雅艺术。鲁艺文学系教员严文井回忆:“我们每个人都自认为是大艺术家。农民当然是不在我们眼下的,我们彼此高谈阔论,上下古今,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农民算什么呢?他们没有文化,啥也不懂,而且连‘百分’也不会玩儿,身上只有虱子。于是我们有的人坐在窑洞里,就写自己5年以前,或10年以前的爱情。”

在这样的氛围中,文艺家所追求的提高,只能是“关门提高”。1942年1月,鲁艺音乐系举行了一场学院派风格鲜明的“大音乐会”,正规隆重,名家一一登台亮相,结果演出结束却得到老百姓这样的评价:“女的唱得跟猫一样,男的跟毛驴叫唤一样。”

更严重的问题是政治思想混乱。那时的延安文艺界存在几种论调:“人性论”“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從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妨害创作情绪”。

文艺工作者之间的纷争也不少。比如左翼文学界内部的争论从上海一直延续到延安;“山顶上的人”与“亭子间的人”互不认同,前者是经历过长征、从井冈山过来的文艺干部,后者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甚至“亭子间”内部也有矛盾,从上海来的是一派,从桂林、重庆来的是一派,从香港、南洋来的又是一派,连从不同学校出来的也各自结成小圈子。

“不能不管一下”

1942年春节期间,鲁艺美术系的蔡若虹、华君武和《解放日报》美术编辑张谔举办了一个讽刺画展,讽刺和批评了延安当时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比如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自高自大等。参观者蜂拥而至,甚至挤破了门,毛泽东也来了。

几天之后,毛泽东邀请这3位漫画家谈话。在交流讽刺画的创作时,华君武提了个问题: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捞上来后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

毛泽东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1942年这个春天,毛泽东又通过文艺界人士,作了大量调研工作。在一次与艾青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在和老同学萧三的谈话中,毛泽东直接说道:“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并系统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更好发挥文艺这支革命队伍的作用,1942年4月,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摘自《环球人物》 朱东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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