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沦陷区教育的应变及历史意义

2022-06-07黄伟

学理论·下 2022年3期

摘要：抗战时期面对日寇对沦陷区教育的大肆破坏，中共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如通过吸收沦陷区流亡学生进入后方延安，在敌后根据地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在完全沦陷区开展反对日伪奴化教育等。一系列措施表明了中共的抗战决心，也坚定了沦陷区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由是，此段教育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共;沦陷区教育;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2）03-0091-03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日本侵华政策分“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1]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开始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为消除民族精神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在侵略的过程中日寇对沦陷区的教育文化机关实施最大程度破坏。与此同时，为扩大对沦陷区民众奴化的需要，日寇又新建了一套伪教育体系。面对沦陷区教育实际及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共实施了积极的应对措施。1939年毛泽东同志发表题为《研究沦陷区》的文章，重点讲述研究沦陷区问题的意义及重要性。此后，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对日寇进行顽强抗战，在教育领域对日寇开展直接的应变。

一、中共对沦陷区教育应变的背景

自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其一直对我国领土虎视眈眈，随后就逐步侵占东北的旅大地区及满铁附属地。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弹丸之地的日本受到巨大冲击，为转移国内矛盾和满足侵略欲望，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至此，东北地区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7年日本侵略者又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此后日本开始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日本军事侵略中国的同时，其奴化教育也从台湾扩展到东北，再到关内日本侵占的广大沦陷区。为消除民族精神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并使沦陷区永久殖民地化，日寇在这些地区疯狂地实施奴化教育，并鼓励沦陷区青年学生赴日本留学。

为了更好地控制占领区，侵华日军扶植汉奸逐步将各地伪政权合并起来，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这些地区，日伪也对原有的学校进行破坏。当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舍被日寇用作兵营和伤兵医院，北平师范大学数理学院被日寇警备司令部“征用”，文学院则被日寇空军司令部所占据。1937年7月30日，大批日军开着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天津的南开大学校园纵火，致使该校的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着火地点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2]据《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南开大学的各种损失按战前价值共计法币663万元。时任南开大学理学院院长的杨石先曾回忆学校被破坏的情形，“当人们回校后在检点校舍各处有没有损失时，飞机上又丢下来一个红旗，海光寺的炮火又重新开始射击。就在当日午前从日本兵营开来几辆小的坦克及汽车，装了若干箱煤油，开入校内，把图书馆余下的书都搬走之后，就用煤油烧了图书馆。”[3]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闻知学校被轰炸后，在接受采访时悲愤地说道，“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因而，张伯苓坦诚自己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秉承创校一贯精神，而重新为南开树立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4]8月1日，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罗家伦、竺可桢和王星拱等7名教育界名流致电国际联盟，要求对此种野蛮行为公开加以谴责。

1937年8月19日黄昏，日寇飞机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投下四弹，当时该校正召开联合招生委员会会议，且有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参与，事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往教育部报告，“其衣上有血迹多处，彼尚不知。”[5]8月26日，日寇飞机三度空袭南京，教育部后门外及中央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均被轰炸。对日寇破坏中国教育文化设施的行为，英国18所大学教授117人曾联名致电教育部长王世杰，他们对日寇的残暴行为表示愤慨，并声明愿尽他们能力督促英国政府采取有效步骤，制止日本侵略。为掩盖罪行，10月21日，日寇对外宣传说中国学校多被军事机关使用且实行军事训练，被迫对部分教育文化机关实施轰炸。11月3日，教育部拟就英文宣言，缕举日军故意轰炸我国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事实，并征得蔡元培等同意，以他们的名义发表。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华北沦陷区只有1 248所完全小学，20 356所初小，25所幼稚园，共计21 629所，约等于战前107 701所的1/5。当然，华北沦陷区中等教育场所也遭到日寇大规模的破坏，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二、中共对沦陷区教育应变的措施

对沦陷区教育的应变是党领导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开展各种救亡工作的同时，还在敌后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十分重视日寇占领的城市和重要交通要道的反日工作，而教育作为其中手段尤显重要。

首先，在后方延安对沦陷区教育的应变。日寇铁蹄所到之处基本是满目疮痍。如此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因此日寇认识到要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必须从教育入手，实施奴化教育。此种条件下沦陷区青年学生因不愿被奴化，只能过着流亡的生活。不少积极分子心怀理想，对延安充满向往，想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前往延安的道路千辛万苦，除了日伪极力阻止沦陷区学生逃离外，国民党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吸收或堵截也使他们感到非常无奈。有鉴于此，1938年开始，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等在西安设立招生点，成立招生委员会，专门负责沦陷区学生到延安的学习和工作，而对自行来延安的青年学生更是来者不拒。“要往抗大的青年多數系瞒过家庭，筹不到旅费，虽然学校方面能于西安接收，但兰州到西安仍需二十元以上。竟然有几位热心的人替他们募捐得到三百多元，以汽车半票计可走二十多人。”[6]中共长江局也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立招生委员会，招收他们赴延安学习，于是一批批知识青年纷纷投奔，“常常是以集体的形式，有的二三十人，有的五六十人，多的时候上百人，一批一批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7]沦陷区青年学生进入延安后，党通过短暂培训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改造，教育他们用无产阶级的观点看待问题，教育他们“要以革命的仇恨态度去对付帝国主义压迫者”“要赤胆忠心地为本国人民解除任何剥削奴役而斗争”[8]。同时，各级党组织还鼓励他们加入到抗日队伍中。1938年世界学联代表考察延安后感叹，“我们看到中国许多青年在游击队中，在军队中、在农村中、在工厂里、在学校里都在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同时大家都紧紧地团结起来。”[9]为什么沦陷区青年肯加入抗战队伍？那是因为党给了他们革命的一切救助和发挥能力的机会。此外，还鼓励进入后方延安的沦陷区青年学生参加根据地建设，如此一来，延安的各项建设才能高质量地开展，才能进一步赢得民众支持。

其次，在敌后根据地对沦陷区教育的应对。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有效的办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10]在日寇侵占的广大地区内，中共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新教育体系以应对奴化教育。诚然，敌后根据地范围不大，部分区域有时还因遇到日伪军的进攻而沦陷，但根据地政府对教育机构的重建，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它是对抗日寇进攻的桥头堡。鉴于根据地大多处于日伪的包围或半包围范围内，为吸收沦陷区的教育生源，各游击区政府制定不少涉及教育的政策，如此使沦陷区民众免受日伪的奴化教育，同时又迫使奴化教育的效果未能如日伪所预期那样。一般来说，中共在敌后根据地的教育内容既包含学校教育，也包括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因而其逐步建立了与抗战需要相适应的教育体制。具体来说，考虑到沦陷区学生大多与家庭隔绝，根据地学校提倡自力更生、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同时入学后学费免收，膳食、制服、书籍及零用费均由学校供给，而且随到随学。如晋察冀边区确立的战时教育方针包括，“建立正确的抗战理论，提高民族意识”;“粉碎敌人的奴化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倾向的言论”“提高民众思想觉悟，增强抗战胜利信心，使其自动的参加抗战”[11]。在此方针指导下，晋察冀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全边区有小学几千所，沦陷区的学校也挑选较进步的青年去任教并组织严密的敌区教育网，蒙藏学院、抗战学院等干部学校也有大量的学生毕业，民众教育也积极地进行，并有计划地扫除文盲运动。此外，各根据地学校还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救济，通过学习一些基本的抗战技能，使他们可做到拿起枪杆能上战场，拿起笔杆能写文章，拿起书本能上课堂。毋庸置疑，中共在教育应变的过程中，对于各级教育机构，不管是教学条件还是学习环境，都非常的简单，但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教师学生的精神面貌非常好，都期望打败日寇，建立一个新中国。

最后，在沦陷区的教育应变。因为各种原因的制约，很多青年学生无法逃离沦陷区，他们在受到日寇奴化教育的同时在思想上饱受折磨。为积极争取沦陷区的青年学生，中共在沦陷区也开展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措施。因此，每当形势发展的重要关头，中共都给予沦陷区青年学生以指导;他们也在党的领导下坚贞不渝地战斗在教育战线上。此种背景下，为反抗日伪的奴化教育，在沦陷区始终不懈从事教育的地下党员随处都有，只要粉笔不要面包的教师也有，因为传递书报而以身殉职的也有，凭着少数人的力量在敌后创办中学小学的也有。在注重根据地建设的同时，194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敌后城市工作的问题。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过去中央工作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12]同一年，为救助更多的沦陷区青年学生，中共要求在沦陷区要加强对青年的领导工作，“建立青年半武裝及武装组织”，加强青年学生文化政治教育并“积极参加瓦解敌伪工作”[13]。此后，纷纷建立和健全党的城市工作部机构，并派出大批人员到敌人占领的城市中去工作，通过建立秘密读书会、各种社团并时常进行各种讨论，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战必胜的道理。具体如，中共渤海区党委通过建立“学生工作委员会和学委党支部”，统一领导学生运动，由是学潮运动由分散反抗变成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对日伪作战。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还时常引导沦陷区青年学习《八一宣言》、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以此激发他们抗日救国的民族意识，并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产生基本认识。除此外，沦陷区各地的党组织还通过特殊渠道秘密运送沦陷区青年学生到根据地参观或学习。如上海地下党以移民垦荒名义，组织沪宁杭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分3批共1 200余人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

三、中共对沦陷区教育应变的历史意义

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毅然站到抗战的前线，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勇敢地对日斗争，而且还在教育领域开展积极应变。通过这些措施，革命的力量不断壮大，这就为争取抗战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首先，党牢牢掌握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因素。抗战时期各方势力企图加强对教育的争夺，面对复杂抗战形势，党牢牢抓住对教育的领导权。彼时，鉴于沦陷区教育处于涣散和忍耐状态，对日伪奴化工作也缺乏有组织和有计划反抗。为此，中共建立和健全党的城市工作部机构，先动员沦陷区青年学生到根据地参加城市工作训练班，然后支持他们回城市工作。这些返回的青年一面通过组织救国会帮助沦陷区青年进入根据地;另一方面又利用课堂教学活动，向学生灌输爱国反日思想。如在北平，被派遣回来的沦陷区青年党员分布在各级学校中，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建立广泛联系，经过长期努力他们团结一批沦陷区教师和学生，并运用各种方法揭露日伪虚假宣传。历史经验证明，党的伟大事业离不开教育发展，而教育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

其次，党对沦陷区教育的应变是中共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内核之一。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针对不同群体的教育举措，既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日伪奴化教育的实施效果，也壮大了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到抗战胜利前夕，党在沦陷区建立十几块根据地，这大大延缓了日寇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当然，中共对沦陷区教育应变举措也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教育的恢复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再次，党对沦陷区教育的应变阐明了其坚决抗战的态度。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日寇的进攻消极抗战，以致我国的国土大面积沦陷。此后虽然也组织了几次大的会战，但是其片面抗战路线及求和心理严重影响中国军民的抗日情绪。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共不仅坚持全方位、全面的抗战路线，而且还积极揭露日本侵华对中国教育造成的摧残，并在教育领域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全面抗战的坚强决心。如此举措，也让社会各界知道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所做的各种不懈努力，进一步证明了自己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带领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绝对力量。

最后，对沦陷区教育的应变影响人心向背。由于沦陷区民众受到巨大压迫使得他们最具革命性，也促使其对参加抗日战争以及逃离黑暗统治区充满渴望。因此，抗战时期救济和引导沦陷区广大同胞，成为中共发展战略必然选择。通过学校教育使青年学生知道了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理论和方法，懂得了如何应对日寇疯狂的进攻。同样，通过社会教育，沦陷区民众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日寇凶残的面貌，明白日寇奴化宣传的实质，从而使得民众抗战情绪普遍高涨，增强了他们跟党走的决心。

四、余论

1938年，“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认为中国要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就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此理念的引导下，中共在各个领域开展与日寇的殊死斗争，最终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在教育领域中，党对沦陷区教育的应变，也使得沦陷区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有新的认识，激发了他们的抗日情绪，由是他们积极向党靠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扩大。总之，抗战时期中共对沦陷区教育的应变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必然选择。就范围来说，不仅包括日寇直接占领的广大沦陷区，还包括后方延安、后方国统区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等，因而涉及的群体比较广泛。由于实施方法得当，党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革命的队伍日益壮大。因此，抗战时期中共对沦陷区教育的应变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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