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王梦悦

实力献唱原生态

一个80岁的老人还能开个人音乐会，而且是自己独唱整场19首歌曲，是怎样的动力驱使刘秉义老师这样做的呢？采访中，笔者发现，坐在眼前的这位老人精气神看起来最多只像60多岁，而谈起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音乐、歌唱，他却像个充满渴求的孩子，永不满足。

对于年过八旬的刘秉义来说，举办一场近两小时的独唱音乐会，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刘秉义坚持不请嘉宾客串，不用电声扩大，只邀请钢琴为其伴奏，以此让观众听到原生态声音，向观众展示自己的实力，还独唱音乐会本来面貌。不用电声扩音对普通观众也许无所谓，行内人都知道，这是对声乐基本素质的极大挑战……

让刘秉义最为感动的是，演唱会当天来了许多平时一到晚上就不出门的老同事、老同学。那天，他的不少老战友是坐着轮椅进的音乐堂，再由家人搀扶着进去，有几位已经是90高龄。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有一些不敢请的“老伙计”也到了现场，艺术家石维坚两只眼睛的视力只有零点几，几近失明。考虑到他的身体状況，刘秉义根本没有通知他，石维坚是和老伴从网上知道了音乐会信息后自己买票来的。与很多老歌唱家—样，刘秉义也有一批固定老粉丝，他们带着收藏的录音带、CD、老唱片，还有自己珍藏的过去演出过的节目单找他签字，有些音像资料甚至连刘秉义自己都没有，刘秉义说，正是这些老同志、老观众的盛情，让他唱了65年仍不舍得离开舞台，他说：“歌唱是我毕生的事业，如果在能唱的时候离开了，我心里过意不去。”

与石油结下不解之缘

提起那首被他唱红大江南北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刘秉义说，几乎每次不唱这首歌都收不了场，经常有观众在台下一遍又一遍地喊“我为祖国献石油”，大家对这首歌太熟悉了。这首歌1964年问世，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唱到现在。他自己的独唱音乐会上有很多时候都没有安排这首歌，因为音乐会安排曲目一般都是本着古今中外都包括的原则，而《我为祖国献石油》是一首群众性艺术歌曲，归到哪个系列都不太合适，只能放在最后单独来唱。但无论走到哪里，返场时观众一定要他唱。他清楚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一次音乐会上，演唱《我为祖国献石油》后，观众仍在鼓掌，多次谢幕掌声依然不减，于是，他又重复唱了一遍，上万观众的掌声和着节拍，气氛更加热烈。第二天，《北京日报》以《一首老歌，轰动全场》为题作了报道。时至今日，不管手风琴、钢琴、小乐队还是大乐队伴奏，刘秉义说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到底录制了多少个版本，从老式的黑胶木唱片薄膜唱片到卡带，再到CD，不同载体记录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故事。为此，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授予刘秉义“荣誉石油工人称号”。刘秉义说，当授予我这个光荣称号的时候，我很激动。唱了一辈子石油工人的歌，我了解他们的生活，深知他们的艰辛，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是我的光荣，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愿意为他们唱歌。实际也是这样，只要是关于石油工人的活动或晚会，不管多忙，刘秉义总是有求必应。

刘秉义经常解释说，虽然这首歌他演唱的时间最长，录制的版也最多，但最初的演唱者并不是他。这首歌是作曲家秦咏诚在大庆油田创作而成，由大庆文工团团长首唱，还拍了纪录片。当年，刘秉义是在一份音乐刊物上看到《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曲谱，随口哼了两句，发现这是一首振奋人心、节奏感强的好歌。仅仅两三个月后，中国唱片社就为刘秉义录制了唱片。唱着这首歌，刘秉义走遍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油田，与石油工人结下不解之缘。

“文革”期间，《我为祖国献石油》被扣上“只见石油，不见路线”的帽子，差点被“革了命”。当时曲作者秦咏诚与刘秉义商讨如何挽救这首歌，于是两人对这首歌的歌词进行了一些“革命化”修改，才使得这首歌得以幸存，才有了后来不朽的生命力。“文革”结束，刘秉义来到大庆，再次见到这首歌的词作者薛柱国时，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对当年的“篡改”一事表示歉意。薛柱国却紧紧握住刘秉义的手说：“当年是你们救了我，也救了这首歌。”

刘秉义认为，这首歌之所以被大众认可、接受并广为流传，与它产生的时代有着密切关系。其实，早在1959年我们就发现了大庆油田，但一直处于保密中，直到1964年国庆节前才对外公布。那时，3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国家经济百废待兴，此时宣告大庆油田出油了，我们突破西方国家封锁，听到原子弹爆炸、大庆出油的消息，老百姓的激情一下子迸发出来。这首歌虽然唱的是石油工人的壮志情怀，同样也唱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内涵，所以它能够打动几代人的心灵。刘秉义说，这首歌能久唱不衰，并不是他个人的本事，功劳应归于词曲作者。作为演唱者，他只是用自己的声音把一个好的作品表现出来了，最多也只能算得上是二度创作。

从普通文艺兵到著名歌唱家

听着刘秉义讲述他歌唱的故事，仿佛又回到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刘秉义走上职业歌唱家的道路颇为曲折。中学时代的他不仅爱唱歌、爱演戏，还是学校乐队成员，军号、二胡、月琴、笛子，样样感兴趣。当然，他对唱歌更有着特别的偏爱。上世纪50年代初，16岁的刘秉义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中投笔从戎，但却因过不了“眩晕”关而不得不放弃当一名飞行员翱翔蓝天的好梦，而成为一名战地文艺兵。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他用歌声送战士出征，用歌声迎战士凯旋……战争环境下的生活是艰苦的，而且每天都面对着生与死的考验。战士们的英雄事迹，身边战友的壮烈牺牲，时刻激励着年轻的刘秉义，使他的青春在战火中闪光。在紧张的战争环境里，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声乐练习。山坡上、河滩旁，凡是可找到的空旷地方都是他的练声场。当时没有人指导，一本声乐教学小册子成了他的老师，主要靠自己琢磨、钻研……

从朝鲜前线归来，刘秉义于195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并以优异成绩完成5年课程。1962年，在中央歌剧院上演的古典名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成功地扮演了主人公奥涅金。这时，学院领导找到他，希望他能留在学校任教并继续深造。初露头角的他专职从事歌剧艺术的好梦又落空了。他听从领导的话，留校任教，边教课，边学习，边参加各种演唱活动。人们经常在舞台、广播和荧屏上听到他的歌声……不过，演出歌剧就成了刘秉义再没有碰过的“憾事”。

“歌唱这个事业已经与我的生命凝结在一起，我生活的全部就是这个。”从20世纪60年代起，刘秉义先后演唱了许多优秀歌曲，如《我为祖国献石油》《伐木工人歌》《回延安》《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雪》《我为祖国守大桥》……他永远不会忘记，也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首都剧场为久别的观众演出时，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刘秉义久久伫立在舞台上，眼睛湿润了……他忘不了著名声乐教授沈湘手捧鲜花到后台，紧紧抱着他说：“今天我不是来听你唱歌的，就是想来看着你重新站在舞台上。”他忘不了在沈阳演出时，一位素不相识的医生打来电话，代表周围朋友祝贺他重返歌坛。这时，他对普希金那句“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在不幸中想到往日的幸福”的话有了新的感受……如今，迈入耄耋之年的他仍旧每年坚持开一至两场个人演唱会，同时他还参加了许多场国外音乐会演出。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香港举办的名为“我和我的祖国”的音乐会，音乐会上中国音协副主席徐沛东亲自上台指挥，全场观众一起高唱《歌唱祖国》。驻港联络处的同志看后说，香港回归这么多年，全场观众一起唱还是头一次。人们称刘秉义是乐坛常青树，几十年来，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不丧失艺术原则，也不在艺术格调上作某种简单妥协，这也是他唱了这么多年《我为祖国献石油》仍旧经久不衰，仍旧会感动很多人的原因。因而，有媒体评价道：“他既擅长演唱著名歌剧选段和艺术歌曲，又能以娴熟的技巧、细腻的手法，表现中国创作歌曲和民歌，是一位能掌握多种艺术风格，曲目十分广泛的歌唱家。”

期待九十再抒怀

近70年的音乐生涯，歌唱几乎成了刘秉义生活的全部，他感慨道：“我不觉得歌唱是我生命之外的另一件可干可不干的事，而是我赖以安身立命之所在，是我生活的全部。”正是他坚持演出没有中断，经过多年积累，才有了“八十抒怀”。

说到9 0 岁时能否再“抒怀”，刘秉义称最担心的还是身体， 他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人生的感慨，人生是最实际的，没有办法。70岁的音乐会叫“七十抒怀”，这回就“八十抒怀”。80完了能不能再抒怀就不知道了。搞这样的音乐会是有很多条件的，最大的条件就是身体条件，这是声乐艺术的特点，与其他乐器不太相同。声乐的特点，嗓子就是乐器，乐器不给劲儿，就唱不了了。“有时在外地演出，着急给家里打个电话，拿起电话却一下想不起号码；原来我身高1米8，现在只有1米74了，脊柱侧弯是我最大的威胁，但也没有办法。”面对不可逆转的衰老状态，他笑称，先要好好活到90岁，再看到时能不能张嘴唱歌，能不能开演唱会。

至于身体状况，刘秉义称自已是有运动底子的，但也曾因为运动少站到“糖尿病”队列中。当医生把体检结果告诉他时，他很是困惑：这么多年来，自己虽然从轻度脂肪肝逐步发展到中度脂肪肝，怎么又成了“老糖”队伍中的一员？他回顾道：“我曾是中央音乐学院校篮球队左前锋，乒乓球三级运动员。那时除了上课，我经常在运动场上，30岁前都不知道感冒发烧是什么滋味。”直到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饭都吃不饱，哪有力气运动，下了课刘秉义和同学就是躺在床上，那时学校操场长满荒草。几年后，当一切恢复正常，当年很多同学重新回到运动场上时，刘秉义却再也没有恢复运动。几十年没有像样的运动，直到身体出现问题才得到重视——“迈开腿，管住嘴。”从那以后，刘秉义每天都出去走一走。除了走路，还在家里准备了哑铃、拉胸器，有时间就做做锻炼。

在刘秉义从艺6 5 周年之际，众好友发来祝福。著名歌唱家杨洪基用书法赠诗一首：“朝战归来秉义兄，硝烟淬炼艺征程。学府深造再起步，乐海泛舟六五庚。歌剧舞台崭头角，井冈赞颂东方红。石油金曲天涯走，交响诗词登巅峰。八十抒怀志犹存，耄耋高唱真美声。洪钟大吕清音醉，魁首男中欲无争。甘苦相依露英姊，悄然奉献事业成。相濡以沫迎钻石，潇洒夕阳沐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