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巨臣 苏睿

摘 要 澳大利亚现代学徒制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从历史维度看，澳大利亚学徒制发展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在传统阶段，包括移植融合期、改革创新期和调适转变期;在现代阶段，分为探索与建设期、完善与优化期以及工业4.0新时期。从现实维度看，澳大利亚已建立起“以能力本位为指导思想—行业培训包为基础—质量培训框架为监管体系—培训注册机构为实施载体—国家培训信息服务网站为信息门户—资格框架为能力认证”的现代特色学徒制。我国正处于探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阶段，可借鉴澳大利亚经验，从提高能力本位思想，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完善机构认证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方案，构建法律保障机制，健全学徒制信息中心等方面着手，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澳大利亚;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9.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13-0074-06

作者简介

黄巨臣（1990- ），男，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特聘研究员，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泉州，362000）;苏睿（1996- ），男，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2021年職业本科教育专项课题“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进研究”;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资助项目（FJZYBK21-05），主持人：黄巨臣

现代学徒制是建立在信息社会、知识经济与“产品导向”生产组织形式基础之上，将生产现场的学徒培训与现代学校思想相结合的一种合作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1]。现代学徒制意味着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意味着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意味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针对性[2]。2014年，国家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学徒制”。在2015-2018年间，教育部陆续遴选了562个学徒制试点单位，旨在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建设路径[3]。仅2019-2021年间，中央政府累计发布五份政策文件助推现代学徒制建设。202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支持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引导企业按岗位总量的一定比例设立学徒岗位”[4]。当前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势必需要一批高质量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作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重要，而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现状表明亟待加强现代学徒制建设。截至2021年6月30日，澳大利亚学徒制已经涵盖了500多种职业，每年为超过4万名学徒提供专业的行业专家指导，共有341385名学徒及学员接受培训[5]，培养出了契合经济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澳大利亚发展现代学徒制的有益做法和经验，对我国加快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澳大利亚现代学徒制演进历程

（一）澳大利亚的传统学徒制

澳大利亚的学徒制起源于英国，英国殖民后的150年里，该制度迅速扩展到澳大利亚各州，涵盖各种技术行业。经过不断地调适融合发展，澳大利亚逐渐摆脱了英国传统的束缚，走上与众不同的学徒制发展道路。从培训形式来看，完全在职的学徒培训是二战前的主要形式，表现为雇主和学徒签订契约，学徒通过劳动换取雇主提供工作指导和一定报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多样的学徒制培训形式，正式的离职培训（通常每周1天，持续3年）影响力逐渐扩大;直到1998年，澳政府初步完成对学徒制的统一整合，完全在职的学徒培训几乎消失，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学徒制不复存在。1788-1998年间，澳政府逐步加强对学徒制的管理并提供支持。经过不断发展，澳大利亚逐步建成独具特色的现代学徒制。

1.移植融合期：从殖民时期到二战前夕

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期间，在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经济体制等方面都深受英国影响，澳大利亚特色学徒制的演进历程同样具有英国色彩烙印。在英国殖民澳洲之前，澳洲大陆的原住民仍处于原始社会，主要通过年长者的言传身教传承知识与技艺，这可以看作是传统学徒制的萌芽。1788年后，随着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殖民开发，大量英国移民涌入澳大利亚，并带来了先进的思想与技术，传统学徒制也被一并引入了澳大利亚。事实上，传统学徒制就是指在实际生产生活中通过师傅的培训与教学为学徒传授技艺。通常，从英国舶来的学徒制被看作是澳大利亚学徒制的雏形。随着英国殖民开发程度的加深，澳大利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市场对传统学徒制提出了新要求，因地制宜地制定一套符合本国社会需求的学徒制成为了20世纪澳政府的重要议题。1894年，澳政府出台《新南威尔士学徒制法案》。作为第一部区别于英国学徒制的法案，昭示着澳大利亚发展本国特色学徒制的决心。随后，澳政府分别于1901年与1917年颁布了《1901新南威尔士学徒法案》和《学徒技术教育法》，在借鉴融合英国学徒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澳大利亚学徒制的独特性。至此，澳大利亚正式走上了一条有别于英国的学徒制发展道路。

2.改革创新期：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

二战后，时代主旋律从战争向和平转变，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技能型劳动力，完全在职的学徒制培训难以满足人们需求，社会呼吁学徒制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澳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法案推动学徒制革新。1954年公布的《Wright报告》旨在统一全国各州学徒制，而1959年发布的《1959年产业培训报告》则进一步提出了学徒制发展的多个建议。同时，澳政府在学徒制改革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职业学校教育与在职培训相结合这种学徒制培训形式的深刻意义。1969年颁布的《职业培训法》确定了学徒制的法律地位，并规定学徒需要进入职业学校学习。职业学校的课程包括3/5的专业教育和2/5的商业经营和基础教育科目等[6]。《职业培训法》的颁布标志着学徒制开始将在职培训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新的学徒制培训形式从此开始快速迭代。1973年出台的“学徒制国家支持计划”更是政府首次参与学徒制的财政资助计划。这一阶段，澳大利亚的学徒制稳步发展，新的培训形式涌现，国家愈发重视发挥学徒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

3.调适转变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20世纪80至90年代，针对国内失业潮以及学徒制的不足和局限，澳大利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设立培训班，以弥补学徒制的局限，将学徒制培训拓展至更广泛的职业和青年群体（特别是年轻女性）;在学徒制中引入培训包（Training Package，TP）;取消年龄限制，允许所有年龄段的人参加学徒制和培训班;放宽学徒制中对正式离职培训的要求;将培训扩展到相当于三级证书、四级证书或文凭水平资格的课程;将职业证书及从学徒制和培训中获得的其他资格纳入澳大利亚综合资格框架之中，为所有高中、职业和高等教育证书提供一个单一的国家资格框架[7]。这一时期澳政府大力规范学徒制的施行。1990年实施的《培训保障法》规定，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雇主有承担培训雇员的义务和职责[8]。1992年，澳政府成立国家培训局（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ANTA），制定了国家一致的培训标准，确保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能够满足行业、社区以及个人的需求，直至2005年该机构废除前一度有效解决了职业教育与培训技能短缺的问题，提高了全国的就业水平。1995年，澳政府在澳大利亚资格框架基础上推出澳大利亞学历资格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AQF），这一框架将每个教育和培训部门的资格纳入一个统一的国家综合资格框架，包括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及学校。在一系列政策执行机构设立后，澳大利亚基本上统合了全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完全在职的学徒制基本消失，学徒制呈现出培训灵活化、课程多样化与过程标准化等特征。

（二）澳大利亚的现代学徒制

1998年，澳政府正式实行《新学徒制》（New Apprenticeship），并建立了“新学徒制中心”（New Apprenticeship Centers，NACs），标志着澳大利亚现代学徒制正式确立。澳大利亚“新学徒制”是在整合传统学徒制和受训生制度的基础上，将职业学校教育与在职培训有机结合的特色学徒制体系[9]。澳大利亚现代学徒制体系始终积极回应时代变化，为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探索与建设期：1998-2007年

20世纪末，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计算机等新产业方兴未艾，传统制造业在澳大利亚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逐渐让位于服务业。转型初期的澳大利亚未能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传统学徒制在培养服务业急需的高技术、高水平人才过程中捉襟见肘，社会失业问题加剧。因而，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新学徒制”成为澳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1998年，澳政府正式实行《新学徒制》，其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将学徒制和受训生制纳入一个单一的国家制度，称为“新学徒制”;建立新的澳大利亚资格认证框架（Australian Recognition Framework，ARF）;增加学徒制灵活性，包括学徒自由选择培训提供者等举措;引入“使用者计划”（User Choice）鼓励雇主、学徒和受训生共同参与学徒制培训，为参加培训的雇主提供活动经费，并在培训时间、地点和方式上给予一定程度便利;提出“学校本位新学徒制计划”（School-based New Apprenticeships），建立与高中课程融合的新学徒制，参与计划的学生能同时获得高中文凭与学徒制资格证书。新学徒制的改革卓有成效，学徒和培训人数从1995年的13.6万人迅速增加到2000年6月的27.5万余人，几乎80%的新学徒制都达到三级或更高等级，培养了近21万个新的三级证书学徒[10]。学徒制人才培养水平迅速提升，社会失业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进入21世纪，澳政府愈发重视职业教育与培训，现代学徒制得到很大程度的完善。在法案与文件的起草与颁布方面，2001年，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框架（Australian Quality Training Framework，AQTF）建立，AQTF由澳大利亚认可框架（ARF）发展而来，由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委员会、国家培训质量委员会与工业界共同制定，该框架旨在筛选合格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要求所有培训机构必须注册并进行相关评估才能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部门获取AQTF资格。2006年起，澳政府开始使用“澳大利亚学徒制”代替“新学徒制”，借此构建起全国统一的学徒制新架构[11]。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设立方面，2007年，澳大利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重组为澳大利亚国家教育、就业和职场关系部。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演变，昭示着澳大利亚对教育与就业直接对接的重视以及建设更完善的现代学徒制的决心。

2.完善与优化期：2008-2013年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澳大利亚面临经济下行、失业潮等多重冲击。现代学徒制项目的参与率、完成率迅速下降，澳政府意识到高质量人才培养是恢复经济的关键环节，进一步改造现代学徒制势在必行。

2009年，澳政府发布《未来的基础：国家培训体系的管理、构建和市场设计的建议》，再次强调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确定了国家培训系统未来治理和架构的六个基本功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具凝聚力且更为精简的系统。2011-2012年，澳政府先后发布《共同的责任：面向21世纪的澳大利亚学徒制》《技能促进繁荣：职业教育路线图》《加速学徒计划》与《技能改革国家伙伴关系协定》四个文件，提出“能力本位”培训这一指导思想，进一步调整职业教育，使其与市场经济更为契合，现代学徒制的发展方向、组织形式、教学方式乃至政府资助等都得到全面完善。2013年，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s， AQF）更新，扩展范围覆盖全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14种证书，提高了职业教育认可度，各种证书间互相转换立交桥得到完善。

3.工业4.0新时期：2014年至今

工业4.0是将资源要素和生产要素集中在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平台之上，实现资源要素与生产要素的充分整合，是智能制造的结晶[12]。工业4.0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自然导致了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新时代澳大利亚学徒制找准方向，充分发挥其优势。

2014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工业创新和竞争力议程：澳大利亚强盛的行动计划》，再次强调企业参与培训，并与各州政府合作建设现代学徒制的重要性。在政策号召下，两个全新的政府部门正式成立：澳大利亚工业和技能委员会（Australian Industry and Skills Committee，AISC）旨在充分调动企业在现代学徒制中的积极性，参与讨论与决策;技能服务组织（Skills Service Organizations，SSO）旨在开发和管理培训服务，为相关行业参考委员会（Industry Reference Committees，IRC）提供各种支持服务。2015年12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教育与培训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DET）宣布实施“工业4.0高级学徒制计划”，开始推行“学徒制培训创新模式试点项目”，并在新兴产业部门的试点项目中投入920万澳元的经费资助，实现政府、企业和大学三方在学徒制培训项目上的深度合作[13]。2017年，“工业专家学徒指导”计划发布，学徒能定期接受高技能专家的一对一指导，有助于及时解决学徒在岗位上遇到的技能问题[14]。

二、澳大利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一个框架性的介绍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澳政府已经探索出一套结构稳定且行之有效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体系，具体而言是以能力本位（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CBE）为指导思想，在行业培训包（TP）基础上，借助国家质量培训框架（AQTF）监管下的注册培训提供者（Registered Training Organization，RTO）作为实施载体，结合国家培训信息服务网站（National Training Information Service，NTIS）和澳大利亚资格框架（AQF）提供的整合信息、认证资格等服务，协同完成人才培养过程，如图1所示[15]。

（一）以能力本位为指导思想

能力本位（CBE）思想是澳大利亚新学徒制的核心特点，也是其指導思想。CBE思想注重学徒实践技能的培养，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澳大利亚学徒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场所参加生产与实践的学习与训练，仅有20%的时间是在学校参加普通课程授予。各个行业按照CBE思想开发培训包，并且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框架与澳大利亚资格框架也都是以CBE为指导开发建构[16]，是澳大利亚新学徒制的核心特点。不难发现，政府、行业协会、雇主、学徒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均对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指导思想具有高度一致的认识，不论是在政策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始终关注能力培养，并将之作为实施学徒制的重要准则。例如，昆士兰州历年在制定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时，其重点和方向主要都是加强学徒的核心技能训练。

（二）以行业培训包为基础

行业培训包（TP）由行业开发，得到澳大利亚工业和技能委员会认可后正式用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部门。TP明确了个人在工作场所有效执行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以能力单位表示，并且详细介绍了如何将能力单元打包成符合澳大利亚资格框架的国家认可并可转化的资格。TP主要用途包括：一是由培训机构设计量身定制的培训课程，以支持个人学习者以及雇主和行业的需求;二是由雇主负责，以协助完善人才培养结构的设计、开发。TP充分展现了澳大利亚注重学徒实践技能培养的特征，是澳大利亚能力本位职业教育（CBE）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构建澳大利亚新学徒制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借助培训包，在澳大利亚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同样能够开展与其他地方享有同等质量的职业培训[17]。

（三）以质量培训框架为监管体系

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框架（AQTF）在澳大利亚认可框架（ARF）基础上发展而来，由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委员会、国家培训质量委员会与工业界共同制定。AQTF规定了教育和培训提供者成为注册培训提供者（RTO）的国家合规标准与基本条件。经过AQTF的审核后，培训机构才能正式取得RTO相关资格，并正式列在国家培训信息服务网站（NTIS）上。AQTF确保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能够为客户提供全国一致的高质量培训与评估服务，是澳大利亚新学徒制高效施行的保障体系。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测量和验证质量培训框架的有效性，人们开始尝试通过教学与行业响应性之间的联系效率来评价培训的质量，从而为不断优化改进质量框架提供了更多可能[18]。

（四）以培训注册机构为实施载体

注册培训机构（RTO）是专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组织，为学生提供培训并颁发AQF资格证书。RTO包括成人与社区教育（Adult & Community Education，ACE）和技术与继续教育（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TAFE）两种。ACE通过广泛的服务、受认可的课程为社区提供教育服务，旨在帮助成年人完成他们的中学教育并且帮助完善职业目标。而TAFE是一个政府拥有、国家运营的公立职业与培训系统，提供国际上认可且可转换的资格认证。从2010年开始，TAFE更加注重借助新兴信息化技术（ICT）来加强实践教学培训在“满足外部期望”“获取信息和资源”与“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好准备”方面的作用[19]，以提高学徒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一些私立培训机构、成人社区教育机构以及企业技术培训中心也都承担着职业培训的功能和职责。

（五）以国家培训信息服务网站为信息门户

国家培训信息服务（NTIS）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数据库，是关于培训包、资格认证、课程、能力单位和注册培训机构的官方信息登记册，专门为有经验的培训部门用户开发。NTIS整合了所有职业教育和培训信息，为澳大利亚新学徒制提供信息支持，是澳大利亚新学徒制的国家级信息门户[20]，不仅能满足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注册培训机构、学徒以及质量监管和认证机构等对全国性职业教育信息服务准确性的需求，还能为“入学—在学—毕业”不同阶段的职业培训质量诊断提供依据，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推进澳大利亚现代学徒制走向专门化和信息化。

（六）以资格框架为能力认证

澳大利亚资格框架（AQF）是由联邦、州和领地部长共同商定的政策（1995年制定，2013年制定第二版），是一个包含级别和资格类型的分类结构，职业教育和培训在AQF 1～8级提供，每个级别和资格类型都由一个学习成果分类标准来定义，其主要目标是增加获得和通过正式资格的途径，次要目标是提供一个灵活的框架，明确资格类型之间的差异和关系[21]。AQF通过学分互换等方式，提供学业资格互认的途径，通常作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教育培训部门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桥梁，为不同主体提供一个可视化的学历层次水平，是澳大利亚新学徒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补充了国家对教育和培训质量的监管，同时也为澳大利亚实现学徒制人才培养目的多样性与国家质量要求统一性的平衡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借鉴与启示：我国现代学徒制高质量发展路径

工业4.0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伴随着传统制造业的式微与新兴信息技术行业的繁荣，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剧烈变化，技能人才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然而，“据人社部统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6%，其中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的28%……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将达到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22]。作为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职业教育如何进行改革创新从而实现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已是迫在眉睫，而现代学徒制作为职业教育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其建设更是刻不容缓。现代学徒制是澳大利亚经济强势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其人才培养质量受到世界认可。我国应立足实际，有选择地学习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

（一）提倡能力本位思想，加大政府财政投入

提倡能力本位思想，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是现代学徒制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核心在于关键能力的发展，澳大利亚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能力本位思想，认为“能力单位”在劳动力的职业胜任力中有着重大影响。中国建设现代学徒制的思想观念仍然体现学科中心思维，重点在于让学生掌握成体系的知识结构，这种人才培养思想在技术变革迅速的21世纪疲态尽显，改革势在必行。现代学徒制指导思想转向“能力本位”，要求国家鼓勵学校、行业、企业建立起“能力优先”的理念，并将之贯穿于职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由于企业参与学徒制建设存在一定的经济回报预期，现代学徒制同样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投入。要保证市场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主动积极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根据实际情况分级资助企业。

（二）完善机构认证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是一个不断完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机构认证体系是现代学徒制质量保证的首要条件，澳政府要求职业教育机构必须通过AQTF审核认证，保障培训的质量。我国在职业教育机构的认证体系建设上尚有不足，表现在院校过分强调师资队伍的高学历文凭、忽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以及缺乏行业认证等方面。为保证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完善机构认证体系，引入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通过调适融合，以专业或项目为抓手，创建适应中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现状的认证体系。在此基础上，协调好各方利益相关者，创新人才培养方案[23]。具体来说，要加强政校企三方合作、协同育人，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要求由企业和开展培训的组织机构共同决定;培养方案的课程模块设计要体现出“能力本位”和“实践本位”的双要求，加大实践教学比重。

（三）构建法律保障机制，健全学徒制信息中心

在推进现代学徒制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出台一系列针对性法规政策。虽然我国实施学徒制已有一段时间，但目前仍没有一部关于学徒制的法律法规，一定程度上导致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工作的推进较为困难。因此，为保证现代学徒制的发展，有必要通过法律对各主体责权利、合同规范管理、经费来源渠道、纠纷处理办法等方面作出规定。再者，现代学徒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需要一个统一的信息管理中心，澳大利亚的NTIS整合了职业教育相关的所有信息，为学生、学校以及培训机构提供有效可靠的信息来源。为推动现代学徒制的大力发展，我国需要尽快建立健全全国性的统一学徒制信息中心，为有需要的个人、行业协会、培训机构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等提供权威准确的信息支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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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akes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Talent Training Model Effective？

——Experience and Insights from Australia

Huang Juchen， Su Rui

Abstract  Currently， modern apprenticeships in Australia have been effective in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From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pprenticeship in Australia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traditional stage， including the transplant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the modern stage， which is divided into the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and the new industry 4.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ty， Australia has established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of“competency-based training package as the guiding ideology-industry training package as the basis-quality training framework as the regulatory system-training registry as the implementation carrier-national training information service website as the information portal-qualification framework as the competency certification”system. At present， China is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we can learn from Australia’s experience， focusing on improving the competence-based thinking， increasing government financial investment，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certification system， innovating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 establishing the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framework， and improving the apprenticeship information network to accelerate the high-quality training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talents.

Key words  modern apprenticeship; Australia;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vocational education

Author  Huang Juchen， special researcher of Quan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nzhou University; Su Rui， master candidate of Lanzhou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