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20世纪美国记者，写过大量关于苏联和中国的报道和书籍，并因此闻名于世。《纽约时报》曾刊登过多篇斯特朗关于苏联的报道。1959年斯特朗在西藏进行了一个月考察采访，依据第一手材料撰写了《百万农奴站起来》等涉藏报道和书籍。但《纽约时报》对斯特朗关于中国西藏的报道却只字不提。文章在介绍斯特朗的涉苏报道与涉藏报道①内容基础上，分析《纽约时报》对斯特朗的涉苏报道与涉藏报道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及当代启示。

[关键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纽约时报》;涉苏报道;涉藏报道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22）01-0028-06

[收稿日期]2021-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涉藏问题国际话语体系与中国的涉藏外宣研究”（17BGJ004）

[作者简介]王林平，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

① 为行文方便，以下斯特朗关于苏联的报道简称“涉苏报道”，关于中国西藏的报道简称“涉藏报道”。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是20世纪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她在苏联生活近30年，最后定居中国，直至去世。她曾写过大量关于苏联和中国的报道和书籍，为西方世界了解苏联和中国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从上世纪20年代起，她多次访问中国。1946年夏天，斯特朗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P1911）。毛泽东与斯特朗在延安的谈话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标题为《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使斯特朗在中国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实际上，早在斯特朗的名字被中国人熟悉之前，她已经是美国知名记者、作家。1921年，她初次到达苏联，后来在苏联生活多年，写过不少关于苏联的文章和著作。上世纪20年代，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刊发过多篇斯特朗关于苏联的文章。新中国成立之前，斯特朗曾五次来到中国。1958年，斯特朗第六次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定居。1959年，斯特朗参加了主要由外国记者组成的赴西藏采访团，到西藏进行实地考察和采访，并以此为基础用英文撰写了《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向国际社会介绍她所看到的西藏的真实状况。可以说斯特朗是少数亲眼目睹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真实情况并予以记录的西方人之一。然而《纽约时报》对斯特朗的涉藏报道却从未报道过，与《纽约时报》同期大量刊发涉藏报道以及20年代多次刊登斯特朗关于苏联的报道形成鲜明对比。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反华势力不断发动对中国的舆论战，在这场舆论进攻中，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依然延续着冷战时期对中国的一些做法。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历史有益于我们更清楚地看清现实。本文在介绍斯特朗苏联报道与西藏报道内容基础上，运用斯特朗本人的回忆录、《纽约时报》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报道，探析《纽约时报》对斯特朗的苏联报道与涉藏报道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以及这段历史对我们认识美国主流媒体与美国国家舆论宣传之关系的启示。

一、《纽约时报》刊登斯特朗涉苏报道的数量及内容

斯特朗于1921年第一次来到苏维埃俄国。1948年9月，当斯特朗最后一次来到莫斯科，准备从西伯利亚进入中国东北解放区时，苏联外交部没有发给她出境签证，并逮捕了她，之后以间谋罪名把她驱逐出境。[2]从1921年第一次到达俄国，到被苏联驱逐出境，斯特朗在苏联的活动跨越近30年。在此期间，作为一个长期在苏联生活、采访、写作的美国记者、作家，斯特朗關于苏联的报道和书籍引起了很多美国人的关注。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上世纪20年代，《纽约时报》多次刊登斯特朗关于苏联的长篇文章。目前《纽约时报》全文数据库中一共有10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关于苏联的文章，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24年2月，最晚的一篇发表于1930年6月。这10篇文章分别是《俄国人怎样看美国》《巴库的共产主义者石油王》《俄罗斯的节日和游行》《托洛茨基归来》《俄罗斯新女性检验列宁的理论》《斯大林打碎了一个偶像》《旧俄罗斯奇迹的新魔法》《全俄罗斯都在看一场决定性的“戏剧”》《建立帝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科学与陷入困境的苏联宗教》。

这10篇文章从多个侧面记录了上世纪20年代苏联社会剧变、各种社会冲突以及斯特朗作为一个外来者对苏联社会剧变和矛盾冲突的思考。20年代苏联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可以在这10篇报道中找到影子：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政治分歧、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等等。在《俄国人怎样看美国》（1924年）中，她说英国、法国、德国已经对美国不满，而苏联是欧洲国家中唯一对美国仍抱有极大欢迎态度的国家。斯特朗在文章中通过自己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对话，向世人传递她所看到的苏联人眼中的美国：美国是个非常先进的国家，苏联人非常渴望学习美国，渴望得到美国的技术和投资，梦想建立美国式的工厂。[3]在《巴库的共产主义者石油王》一文中，斯特朗的采访对象是苏联最大油田巴库油田的最高管理者。她向读者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巴库油田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苏联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把油田建设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4]通过巴库油田管理者之口，斯特朗告诉世人，巴库油田从美国购进了价值200万美元的现代机械设备。在《俄罗斯的节日和游行》一文中，斯特朗向读者展现了她眼中的普通苏联人的精神风貌：尽管生活艰难，但特别注重仪式，对于节日和游行无比重视，反映出苏联人坚忍和乐观的性格。但她同时也说，苏联的工作效率落后于西欧。[5]在《托洛茨基归来》[6]（1925）和《斯大林打碎了一个偶像》[7]（1927）中，斯特朗谈了她对斯大林、托洛茨基等苏共高层人物间的意见分歧和斗争的看法。在《旧俄罗斯奇迹的新魔法》（1927）中，斯特朗通过苏联农民之口介绍机械化和工业化给苏联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电话、无线电广播、公路、铁路、汽车、摩托车、拖拉机、报纸，这些苏联农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像奇迹一样在苏联农村出现。她同时也表现出对“科学成为新的神”的一丝忧虑。[8]在《俄罗斯新女性检验列宁的理论》中，斯特朗说，苏联正在努力兑现实现女性平等权利的承诺，并引用莫斯科报纸上的数据来展示苏联提高女性地位取得的成绩，批评欧美在男女平等方面进展缓慢。她认为苏联在女性平权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苏共及其领导的政府让女性更多参与公共生活的结果。但斯特朗同时指出，俄罗斯农村妇女的命运没什么大的变化，她们普遍害怕被选举，被选举进苏维埃的妇女担心参与政治会遭丈夫的殴打。[9]在《全俄罗斯都在看一场决定命运的的“戏剧”》（1930）一文中，斯特朗谈论的主题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通过对伏尔加河下游几个村庄的考察和与对农民的采访，斯特朗告诉外界：苏联农民正在对农业集体化表示不满，并在发起反抗，因为他们认为农业集体化拿走了属于他们的东西，使他们陷入贫困，而工人过的比农民好[10]。在《建立帝国的无政府主义者》（1930）中，斯特朗介绍说，苏联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比尔·沙托夫正在指挥一支由40000人组成的“工业军队”修建世界上最大的在建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它比美国任何一条铁路的建设速度都要快，这条铁路的修建将打开未开垦的土地，把西伯利亚的铜、铅、锌、小麦、木材运往苏联需要的地方。[11]在《科学与陷入困境的苏联宗教》一文中，斯特朗说，拖拉机等现代机械设备的使用正在使苏联农民从对宗教的信仰转向无神论。过去播种前，农民祈福求雨，而现在他们会查阅气压表，苏联年轻无神论者向全国年轻人展示了一种狂热的信条，即人对自然的主宰。但她也告诉外界，在这场无神论对宗教的胜利中，也有人对大量教堂被拆除、牧师受到迫害提出抗议，认为这是“过度行为”。[12]9771BE67-6D0F-42A9-8D20-BA49C9F8C865

二、《纽约时报》对斯特朗涉藏报道的排斥

1951年到1959年是西藏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逃亡国外，西藏开始实施民主改革。1959年8月至9月，由十一个国家的十九名记者[13] （P200）组成的赴西藏采访团对西藏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考察采访，斯特朗是采访团成员之一。在近一个月的采访中，斯特朗参观了西藏的城市、农村、寺庙，采访了众多人物，包括阿沛·阿旺晋美、班禅、西藏旧贵族、参与过叛乱的军官、普通妇女、僧人、翻身农奴，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接受采访时，她说：“我要将在西藏所见到的情况，解放后西藏的变化和发展告诉美国人民，告诉全世界人民，让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一个新的西藏，西藏人民已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已走上幸福的道路。”[14]她依据在西藏实地考察采访得到的第一手材料用英文撰写的《百万农奴站起来》于1960年首次由中国新世界出版社出版，1965年再版。1965年该书再版时，曾多次在西藏采访的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人们可以从不少读物中了解‘世界屋脊上那场惊人的变革，但最佳读本仍要数《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13]（P1）。“以撰写历史的笔触来报导一种长期存在的本质是少见的，可这正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报导习惯。”[13] （P1）“她从过去丰富的经验中锤炼出一种从眼下事物的发展中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未来的本领。这是她自己的‘秘密所在，也是她充满活力著作的‘秘密所在。”[13] （P1）“这种‘秘密加上她擅长表达的天赋以及接近事实的决心，使她成为我们这个动荡时代的一位伟大的年史编纂者。这是因为她把接近真实和实际的发展真实地统一起来了。”[13] （P1）

1950年到1969年，尤其是1959年，是国际舆论高度关注西藏局势的时期，各国主要媒体争相报道关于西藏的消息。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对西藏局势格外关注，刊登了大量涉藏报道。根据笔者对《纽约时报》数据库涉藏报道的统计，从1950年到1959年，《纽约时报》刊登的含“西藏”（“Tibet”）一词的文章数量达2677篇，年平均268篇，其中1959年发文量高达970篇。这10年间，《纽约时报》头版发表的标题含“西藏”（“Tibet”）的文章达62篇，创《纽约时报》首版刊登标题含“西藏”的涉藏报道年报道数量之最。1960年至1969年《纽约时报》全文含“西藏”（“Tibet”）一词的报道总量达1805篇，其中1960年报道量是309篇，约为1960年至1969年《纽约时报》涉藏报道年均发文量的2倍。然而，在《纽约时报》刊登的所有涉藏报道中却找不到关于斯特朗1959年赴西藏考察采访以及她所写的《百万农奴站起来》的只言片语。这与《纽约时报》同期对中国西藏连篇累牍的报道形成强烈反差，与《纽约时报》20年代多次刊登斯特朗关于苏联的长篇文章形成鲜明对比。

三、《纽约时报》对斯特朗涉苏报道与涉藏报道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

1959年，西藏局势是国外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斯特朗是国际著名记者，她关于中国西藏的报道是根据1959对西藏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考察采访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作为美国有影响力的媒体，《纽约时报》不太可能关注不到斯特朗的西藏报道。斯特朗于1958年定居中国后，从1962年起定期编写《中国通讯》，寄送给世界各地的读者。在斯特朗去世后，1984年《华盛顿邮报》刊发的一篇关于斯特朗传记的书评中仍然提到斯特朗的《中国通讯》：“60年代，斯特朗编写的《中国通讯》被世界各地数千名读者订阅”[15]可见，斯特朗在中国定居后，美国媒体还是比较关注她的。但《纽约时报》为什么20年代给斯特朗的苏联报道开了一扇窗，50年代对她的西藏报道却只字不提呢？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

《纽约时报》刊登斯特朗的10篇苏联报道是在1924年到1930年期间，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冷战尚未开始，美苏之间的关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系完全不同。此时美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苏联刚刚建立不久，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英法美等国家的综合国力差距还比较大。美苏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都没有形成直接的冲突和对抗。从《纽约时报》刊登的斯特朗关于苏联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苏联此時甚至对美国抱有极大的好感，苏联还从美国引进了不少设备。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纽约时报》对斯特朗关于苏联的报道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冷战开始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斯特朗本人的回忆录清楚表明了冷战对她个人生活以及她的作品在美国出版产生的影响。1948年，被她视为最亲近的妹妹同她断绝了往来，以免斯特朗激进的名声危及自己的家人。“我的推测是，政治气候变了， 以前我那位妹妹向朋友们介绍我是一位有名的旅行家和作家时，是感到相当骄傲的，这时却担心我的名声对她自己不但不再有利，而且要有损害了。早些时候， 她很高兴地利用我在莫斯科的住处，让她的两个最大的孩子在从高中进大学之前都在那里住上一年，‘以获得外国教育。这时，这已不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了， 因为冷战日益加深 ”[2]。1949年，她打算在美国出版她写的关于中国的新书的计划也遇到很大障碍，几乎很难找到出版社愿意出版她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显然，作为一个访问过延安、对中国共产党持明确支持态度的人，在冷战已经开始、国民党即将在大陆失败的情况下，美国主流媒体对斯特朗作品的排斥从1949年就已经开始了。斯特朗赴西藏采访、发表关于西藏的报道和书籍时正值冷战高潮和中美对抗时期，《纽约时报》对斯特朗的涉藏报道只字不提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斯特朗的涉藏报道在核心问题上与《纽约时报》的立场针锋相对。上世纪50年代，西方反华势力在涉藏问题上组成了舆论同盟，对中国进行围攻，在涉藏核心问题上颠倒黑白。他们不顾自元代开始西藏就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硬是把西藏说成是独立国家，把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称为中国对西藏的“侵略”，说1959年西藏少数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是因为中央违反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16]，散布中国灭绝藏族的谣言[17]。斯特朗的涉藏报道代表作《百万农奴站起来》紧紧围绕西方反华媒体关于西藏的几个焦点话题，通过对阿沛·阿旺晋美、十世班禅等人的采访，旗帜鲜明地就上述问题表明了立场：自元代起，西藏就已经纳入中国版图，中央认真履行了《十七条协议》，撕毁协议的恰恰是发动叛乱的人，其原因一是要搞“西藏独立”，二是要维护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变。[13] （P202）而《纽约时报》20年代发表的斯特朗关于苏联的报道，内容主要是对一个与美国社会制度不同的新生国家——苏联的观察和思考，不涉及两国之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完全威胁不到美国的主流舆论，与1959年斯特朗涉藏报道与西方主流媒体反华论调针锋相对的情况完全不同。9771BE67-6D0F-42A9-8D20-BA49C9F8C865

第三，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宣传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抵制，而斯特朗的涉藏报道在美国主流媒体眼中无疑是为社会主义中国所做的宣传。从1962年起，斯特朗定期编写《中国通讯》，向国外读者宣传新中国建设的成就[1] （P1196），发行量最高时每期发行达几万份，用6种文字印刷[18]。直到斯特朗逝世，《中国通讯》累计刊印69期，成为当时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显然，斯特朗的涉藏报道、编辑《中国通讯》并用邮寄形式寄送给世界各地希望了解中国情况的读者，在西方主流媒体看来都是在为中国做宣传。由于德国纳粹在二战时期的行径，使“宣传”（propaganda）一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语境中被赋予了负面含义，甚至被当成“弄虚作假和不择手段的代名词”[19]（P11），西方民众对“宣传”一词的负面理解恰恰给西方主流媒体排斥斯特朗的涉藏报道提供了心理基础。而《纽约时报》刊登斯特朗关于苏联的报道时，二战尚未爆发，“宣传”（propaganda）一词尚未被赋予负面含义，加之当时美苏之间没有直接的政治冲突，斯特朗在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同时，又提到了苏联的一些问题，如农业集体化中农民的不满和反抗等等，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纽约时报》看来，斯特朗的苏联报道很大程度上是她对苏联的个人观察和思考，而不是为苏联在美国做宣传。这恐怕是斯特朗早年关于苏联的报道得以在《纽约时报》刊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到了3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斯特朗关于苏联和中国的作品逐渐被视为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所做的宣传，这种论调从1937年就已初露端倪。1937年4月11日，《纽约时报》刊发一篇评论斯特朗的著作《苏联新宪法——一项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研究》的文章，称斯特朗是著名的苏联的拥护者，并对斯特朗为苏联新宪法和社会主义民主辩护的立场持批评态度[20]。1949年11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关于斯特朗的著作《中国人征服中国》的书评[21]，认为斯特朗不是根据实际调查而是依靠从共产党的广播中得到的消息下结论。当然，这种指责并无根据。带着“社会主义宣传者”标签的斯特朗，其涉藏报道不可避免地被视作中国政府国际宣传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纯粹的个人观察和个人话语。1984年，《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书评称，“尽管斯特朗在美国、欧洲和亚洲赢得了广泛的读者，但正如她的曾侄子所观察到的那样，她的作品倾向于沦为宣传。”[22]。可见，即使是斯特朗去世之后，加在她身上的为社会主义国家做宣传的标签仍然没有被摘掉。

四、《纽约时报》对斯特朗涉藏报道采取排斥态度的当代启示

第一，《纽约时报》对斯特朗涉藏报道的排斥态度为我们认清美国主流媒体对华报道的选择倾向和双重标准提供了一个印证案例。《纽约时报》刊登了大量涉藏报道，却对斯特朗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对西藏真实情况的报道只字不提;它把西藏农奴制的废除说成是破坏西藏文化，却把废除俄国农奴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称为俄罗斯的林肯[23]。媒体究竟如何选择报道内容，具有很大的隐秘性，很难被研究者观察到，但《纽约时报》在大量刊登涉藏报道的同时，对斯特朗的涉藏报道只字不提，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即使是《纽约时报》这样有影响力的美国主流媒体，其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环境左右，所谓新闻舆论自由、完全客观公正的报道只不过是美国吹嘘的一个神话而已。2020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官方媒体的政治打压，把新华社等五家中国媒体作为“外国使团”列管，对这5家媒体的中国籍员工数量采取限制措施，变相驱逐中国媒体记者。实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无非在于阻止中国向世界传递自己的声音，用美国的观点左右世界舆论，这与当年《纽约时报》对斯特朗关于西藏的正面报道一字不提是一脉相承的做法。这充分说明，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美国的冷战思维并没有结束，美国对中国媒体的打压很可能会使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重新回到冷战时代，加剧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误解，人为制造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

第二，美國媒体在美国国家舆论宣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一直宣扬，美国媒体不隶属于美国政府，不是美国政府舆论宣传的工具，享有充分的新闻舆论自由。但事实并非如此。1953年，美国政府设立美国新闻署。美国传播学和公共外交问题专家、加利福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南希·斯诺这样介绍该机构的使命：“它的主要任务是影响外国公众对美国式民主和市场的看法。它鲜为人知的第二项任务是向美国公众解释世界其他地区，”[24]而美国媒体则是美国新闻署操纵和控制国内国际舆论的工具。尼克松1969年写给基辛格的一封密信即是证明。在这封密信中，“尼克松要求基辛格代为传话，向主管公共外交事务的美国新闻署发出指示，尽快发动一场猛烈的‘宣传攻势（propaganda offensive）”[19]（P9），“不断重复美国为了给越南局势带来和平已经付出并将要付出一切努力，尝试让这一论调遍布所有报纸的大小专栏，直到美国对于事态发展具有彻底的影响力为止。” [19]（P9）在美国新闻署工作了30多年的公共外交官阿兰·汉森说：“纵观美国新闻署的发展历程，美国公共外交的根本使命，除了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贯彻落实以外，别无他物”[19]（P13）。然而美国在秘密操控媒体进行舆论宣传的同时，却指责他国利用官方新闻机构进行舆论宣传，并极力引导大众对官方媒体的不信任情绪。美国对公众的这种引导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具体到斯特朗个案上表现的非常鲜明，以至于就连斯特朗的亲人也认为她的作品是“宣传”，从而对其客观性产生怀疑。今天美国依然在延续着这种战略。其典型的做法就是把中国新闻机构境外社交媒体账号打上特殊标记。例如，新华社海外社交媒体账号被特别注明：“China state-affiliated media”（“中国官方媒体”），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海外社交媒体账号被特别注明“China state-controlled media ”（“受政府控制的中国媒体”）。今昔对比，不难发现，美国政府对媒体的操控由来已久，它所宣扬的美国媒体新闻舆论自由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它以别国媒体受政府控制为由对其进行政治打压，而对本国媒体实施秘密操控，这鲜明地表现出了美国政府的表里不一和对人对己的双标特点。9771BE67-6D0F-42A9-8D20-BA49C9F8C865

[参 考 文 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凌靖，译.俄国人为什么逮捕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回忆录[J].读书，1981（1）

[3]WHAT RUSSIANS THINK OF AMERICA[N].By ANNA LOUISE STRONG.New York Times，10 Feb 1924： SM3.

[4]THE COMMUNIST OIL KING OF BAKU[N].By ANNA LOUISE STRONG. New York Times ，29 June 1924： SM10.

[5]FESTIVALS AND PARADES IN RUSSIA[N].By ANNA LOUISE STRONG. New York Times  26 Oct 1924： SM9.

[6]TROTSKY BACK BECAUSE MOSCOW NEEDS HIS AID[N].By ANNA LOUISE STRONG.New York Times，24 May 1925： XX10

[7]STALIN， BOSS OF RUSSIA， BREAKS AN IDOL[N]. By ANNA LOUISE STRONG. 24 Apr 1927： SM5.

[8]NEW MAGIC FOR OLD RUSSIAN MIRACLES[N].By ANNA LOUISE STRONG. New York Times （1923-）; New York， N.Y. [New York， N.Y]. 19 June 1927： SM13.

[9]NEW WOMEN OF RUSSIA TEST LENIN'S THEORIES[N].By ANNA LOUISE STRONG. New York Times ，20 Mar 1927： XX14.

[10]ALL RUSSIA WATCHES A FATEFUL DRAMA： Collective Farming Has Stirred the Peasant to Cheers and Murder[N].By ANNA LOUISE STRONG MOSCOW.Photographs on These Two Pages Are From Amkino.Photopraph Copyright by Press Cliche.New York Times， 23 Feb 1930： 84.

[11]THE ANARCHIST WHO BUILDS AN EMPIRE： Bill Shatoff， Agitator in America， Is Driving a Railway Through a Desert to Make New Wealth for Russia[N].By ANNA LOUISE STRONG.New York Times， 09 Mar 1930： 84.

[12]SCIENCE AND RELIGION EMBATTLED IN RUSSIA[N].By ANNA LOUISE STRONG.New York Times，15 June 1930： E12.

[13][美]斯特朗百萬农奴站起来[M].孟黎莎，译.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14]王起秀.1959年斯特朗赴西藏采访[J].百年潮，2009（6）

[15]Following the Red Star： RIGHT IN HER SOUL： The Life of Anna Louise Strong[N]. By Tracy B. Strong and Helene Keyssar[N].By JAY MATHEWS. The Washington Post （1974-）;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D.C]. 05 Feb 1984： BW1.

[16]U. S. ASSAILS CHINA ON ROLE IN TIBET： Charges 'Blatant Violation' of Pact in 'Barbarous' Overthrow of Regime，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N].New York Times，29 Mar 1959： 1.

[17]80，000 DEATH TOLL IN TIBET REPORTED： Dalai Lama Warns of Plan by Communist China to Exterminate His People 80，000 DEATH TOLL IN TIBET REPORTED[N].By The Associated Press.New York Times ， 25 Aug 1959： 1.

[18]中国国家博物馆.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出版《中国通讯》时用的刊头章[EB/OL].http：//www.chnmuseum.cn/zp/zpml/gzhww/202109/t20210927_251574.shtml

[19]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20]Anna Louise Strong on the New Soviet Constitution[N]. By MICHAEL T. FLORINSEY，New York Times， Apr 11， 1937; pg. A10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New York Times with Index9771BE67-6D0F-42A9-8D20-BA49C9F8C865

[21]One Side of Red China： 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N].By HENRY R. LIEBERMAN，New York Times （1923-）; Nov 13， 1949;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New York Times with Index ，pg. BR7

[22] Books of The Times： RIGHT IN HER SOUL[N].By Michiko Kakutani ，New York Times （1923-）; Feb 27， 1984;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New York Times with Index ，pg. C16

[23]Russias Lincoln： A biography explores the life of Alexander II， the reformist who freed the serfs. [N].Lourie， Richard.New York Times （1923-）; New York， N.Y. [New York， N.Y]. 04 Dec 2005： G68.

[24]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by Nancy E. Snow[EB/OL].（1997-08-01） https：//ips-dc.org/united_states_information_agency/

Abstract：Anna Louis Strong is a well-known American journalist of 20th century. She wrote a lot of reports and books about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many Strongs articles about the Soviet Union. In 1959， Strong I interviewed many people in Tibet and wrote many reports about Tibet and the book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based on the interview. However， the New York Times had never mentioned Strong's these reports.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Strong's reports about the Soviet Union and Tibe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which led to the New York Times to take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Strong's reports about the Soviet Union and Tibet.

Key words：Anna Louis Strong; New York Times ;Strongs articles about the Soviet Union; Strongs reports about Tibet

[責任编辑 薄 刚]9771BE67-6D0F-42A9-8D20-BA49C9F8C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