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学派在冷战后发展的一种新的理论。它继承了经典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理念，强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生存与安全，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就是争夺霸权，只有这样才能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来。由于大国之间不断地展开激烈的安全竞争，导致战争的悲剧反复出现。这一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关键词]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22）01-0024-04

[收稿日期]2021-1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藏问题国际化视阈下援藏组织对美国国会影响研究”（18BGJ017）

[作者简介]谷宇新，哈尔滨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一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liberalism）、现实主义（Re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最有影响的三大流派 [1]。其中，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不仅发展历史悠久，而且内涵丰富，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大支柱。两大流派探讨的核心议题是战争与和平。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与战争相伴相随。进入阶级社会（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破壞性也越来越强，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能否避免战争，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就成为两大流派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自由主义学派认为人类的本性是理性和善良的，“战争的出现与人类的本性无关，而和它所处的环境有关，主要是由于不完善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的缺陷，对人类进行教育和开化的困难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不足所引起的。” [2]（P34）在这样的状况下人往往容易做出愚蠢的举动。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现代化和提高人的理性意识。现代化能使人（或国家）彼此合作的范围扩大，通过教育和道德修养来提高人的觉悟。“当人们能运用其理性时，他们就能达成双赢性的合作。” [3]（P135）同时建立一个约束主权国家行为的国际组织。只要实现以上目标，就能使人类避免战争，维持永久的和平。

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人类本性是自私的，这种自私的欲望使得人们经常采取掠夺的方式来解决生存问题。国际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没有任何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政府来管理国际社会，国家为了自身安全只能采取自助（self help）的政策，即增强自身的实力。由于“各国在对外目标上追求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冲突与斗争是国际关系的最基本特征。”[2]（P32）战争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常态，人类不能维持永久的和平，也无法消除战争。

现实主义不仅有着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而且在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实践活动中，“在各种相互竞争的解释性理论中一再地占据了首要地位，被视为在无政府状态条件下最实用的、最全面的解释性理论”[4]（P17），而持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提出的观点有时并不符合现实社会。例如，当人类进入20世纪时，英国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凭借一本《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而声名显赫。该书认为，随着国家间经贸联系的密切，彼此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国家发动战争将变得无利可图，战争将不再使国家成为受益者。然而，当这本书于1910年出版时，欧洲各主要大国的军事参谋人员已经秘密制定了削弱对方的作战计划，仅过了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为了吸取一战的教训，防止战争再次爆发，战胜国建立了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并试图通过它来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正当和平主义席卷全球、人们开始相信国际联盟能够发挥它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能和作用之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却写出《20年代的危机（192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该书分析了一战后的国际社会状况，批驳了战后和平主义的思潮，突出了权力在处理国家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该书于1939年出版，恰巧在这一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里不难看出，持有现实主义思想的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时独特的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方法。

二

自爱德华·卡尔奠定了现实主义理论以来，历经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权力政治”现实主义、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到冷战结束后发展为一种新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它的开创者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s Politics）集中阐述和论证了这个理论。

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社会始终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国家缺乏安全感。由于国家间的利益不同，缺乏相互理解和信任，经常猜忌和疑虑。在这样一个险恶残酷的国际环境里，国家不会安于现状，首要目标就是生存与安全。要实现这个目标，国家会不停地追逐权力，即追求地区性的主导权（霸权）。只有成为一个地区的霸主，它才是最理想和最安全的[5]（P54）。

米尔斯海默重点研究了大国之间的争霸。他认为大国实现争霸的目标有两种权力：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前者是社会经济因素，以一国的财富和总的人口规模为基础[5]（P79）。一国拥有的财富体现在经济实力和经济总量上，而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后者是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5]（P80）。在历次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它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国的经济实力（财富）的增长可以转化为军事实力，而人口的规模多少反映到武装力量的大小。这两个要素构成了军事权力的原动力[5]（P84）。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在大国争霸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6]（P2）大国的经济实力并不是局限在本国的领土范围内，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扩展到海外，同时它会发展相应的军事力量来保卫海外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国家生存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大国的经济利益受到另一个大国的损害，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存与安全受到了威胁。如果双方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引发冲突。当然，大国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矛盾引起的，也同国际体系的变动有关。他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大国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安全会追求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权利[5]（P477），彼此之间的竞争将常态化。这种常态化的竞争会改变国家的实力地位，从而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变动。他大体上把国际体系分为四种类型：（1）不平衡的两极;（2）平衡的两极;（3）不平衡的多极;（4）平衡的多极[5]（P480），在这四种国际体系中，最稳定的是平衡的两极，也就是两极格局。因为在这种体系下，只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如冷战时期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对峙，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状态。最危险的是不平衡的多极，如一战前的英、美、法、德、俄、意、日等多个强国，二战前的法西斯国家（德、意、日）和西方民主国家（英、美、法）。这种体系下拥有多个竞争对手，其中可能还有一个潜在的霸主[5]（P57），这意味着安全竞争和权力争夺更加激烈，这种不平衡的力量使得国际局势动荡不宁，增加了爆发冲突和战争的概率。D2357F07-1EC1-47E7-916D-2212900B0125

为了论证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米尔斯海默分析了世界主要大国争霸的历史过程。他利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对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战争做了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了大国争霸规律性的结论。他认为，海洋大国之间的战争远比陆地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程度低;任何一个海洋大国都不可能征服陆地大国，即使是美国，也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地球表面有70%被海洋所覆盖，使得“巨大的水体阻遏了军事力量的投送[5]（P149）”。相反，两个相邻近的陆地大国，却经常会发生战争。在大国之间的战争中，无论什么样的军种参加行动，地面部队（陆军）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指那些具有非常庞大的地面部队的国家”[5]（P80）。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作战样式的变化并不能否定地面部队的作用。甚至在高技术战争的条件下，陆军仍然是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有着其他军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大国并不总是通过战争来获取权力，外交战略和策略也是选项之一。   为了获取权力和有利的地位，他们经常采取讹诈（blackmail）、诱捕（bait and bleed）、坐观血腥厮杀（bloodletting）、推卸责任（buck-passing）、绥靖（Appeasement）、建立均势（balance of power）等多种策略。这充分反映国家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尔虞我诈、讨价还价的本质。只要大国之间持续不断地追求权力，争霸战争就不会停止。历史的悲剧就会反复出现，即使是未来也不可能避免。

三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理论学者，米尔斯海默不为冷战结束后风靡一时的自由主义思潮所动，坚持己见，独树一帜，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就其理论本身而言，笔者认为：

第一，进攻性现实主义虽然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新思想，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现实主义固有的理论框架和逻辑思维方式。西方现实主义思想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发展学派，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围绕“权力政治”而展开。在国家间追逐权力的斗争中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是现实主义研究的重点。按照米尔斯海默的思路，大国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对外扩张、争夺霸权，成为地区霸主，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逻辑思维。它与近代产生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扩张理论如出一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祸首”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战前都有自己的扩张理论，即德国的“生存空间”理论[7]（P96）和日本的“大陆政策”理论[8]（P286-330）。这两个理论把德、日法西斯国家推向了战争的深渊，也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追求生存与安全并不是大国争霸扩张的唯一动力来源。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两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列强为了向落后国家和地区输出商品和资本，抢占殖民地、原料和市场，先后进行多次大规模扩张。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停止。究其根源，资本、利润、资源、市场等因素是促使西方列强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驱动力。可见，米尔斯海默只看到资本主义生存扩张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商品和资本扩张的另一面。

第二，从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和历史规律来看，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生存与安全，确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因为在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的世界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里，一个生存与安全得不到根本保证的国家，只能任人宰割。这一点在100多年前的中国得到了验证。只要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就不难发现，当时的中国由于社会制度落后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屡次遭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也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激烈争夺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对象。从1840——1949年这1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一直处于积弱积贫、被动挨打的状态。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出路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人追求的首要目标。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百废待兴。正是休养生息、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然而，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出兵朝鲜，严重威胁着中国的生存与安全。中国政府为了捍卫新生政权，义无反顾地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几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实施“两弹一星”工程，最终打破了超级大国核垄断和核讹诈。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看，无论是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苏联、越南），还是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美国、印度），只要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威胁中国的生存与安全时，中国政府都会坚决果断地进行自卫反击。建国以来的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把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始终放在首位，就是源于百年以来屈辱的历史教训。然而，中国在捍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同时，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这一点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在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中，都能充分地体现出来。冷战结束以后，亚洲没有像欧洲那样经受苏东剧变带来的动荡和冲突，与中国在这一地区坚持和平发展的政策息息相关。这同米尔斯海默的国家为了生存与安全而进行扩张、争夺霸权的理论完全不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缺陷在于，它把目的和手段绝对化、片面化，认为大国为了生存与安全目标，无一例外地走向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却忽视了国家的文化理念决定着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的走向。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先贤很早就提出了战争对国家生存的影响[9]，更早地认识到“好战必亡”的道理。历史上凡是搞对外扩张的帝国最后的结局就是崩溃或瓦解。因为帝国扩张欲望的无限性和资源、能力的有限性，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拖垮和毁灭了帝国，这是霸权国家无法逃脱的一个陷阱。

第三，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在探讨21世纪大国的战略时，米尔斯海默特别提到了中国。因为中国是冷战结束以来快速崛起的大国，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美國过去对中国一直采取的是接触政策，却并没有达到战略目的。因此，美国应改变过去的接触政策，设法延缓中国的崛起”[5]（P544）。奥巴马执政时期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以及特朗普执政时期提出的“印太战略”均为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的重要实践，其实质就是遏制打压快速崛起的中国。具体措施为：（1）利用中国与周边邻国存在的领土争议制造事端、激化矛盾;（2）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南海、台湾、香港、西藏和新疆等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以涉藏问题为例，特朗普任期内，多次通过干涉西藏的法案。2019年12月和2020年12月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和《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前者被称为自《2002年西藏政策法》之后最重要的涉藏立法，后者则是《2002年西藏政策法》“加强版”，将美国对境外分裂势力的支持上升到官方政策的高度。2019年12月20日，特朗普又签署《2020年促进综合拨款法》（ the Further 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向重要的西藏项目提供了约1900万美元的援助。这些措施说明美国调整和改变了以往的对华政策，未来还将进一步强化。D2357F07-1EC1-47E7-916D-2212900B0125

第四，米尔斯海默以大国争夺霸权作为论证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合理性，这与西方文明发展的历程有关。众所周知，西方文明的源头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古希腊早在出现城邦国家时就有了战争，古罗马在奴隶社会时期就进行了多次对外扩张战争，建立了无与伦比的罗马帝国。进入封建社会后，西方国家间的战争仍然连绵不绝。随着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攫取财富、控制海上交通线、争夺殖民地，西方国家更是频繁地发动了战争。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及工业革命时代，西方大国几乎都是通过殖民扩张战争实现崛起的。可以说，一部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对外扩张史。从西方500多年的国际关系史来看，每一次国际新体制的建立都是在大规模的战争之后[10]，从而形成一种“先破坏、后建设”的恶性循环状态。在这样频繁的战争和国家间激烈的竞争中，现实主义思想家们开始思考战争与国家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在国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作为个体的国家都将被看做是一个在绝对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真空中运转的完全孤立的实体”[11]（P46），任何国际组织都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国际法也只是对战争起到暂时的限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就是增加自身的实力和权力来保证安全。因此，追求权力就成为国家始终不变的目标。然而，正是这种无休止的、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安全的竞争，使得大国之间的战争反复出现，历史的悲剧一再上演。“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12]（P248）可悲的是，西方现实主义思想学派（包括米尔斯海默）不相信国家的崛起与发展除了战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道路。而新中国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国家是可以通过和平发展实现崛起的。这是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所以，与其说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不如说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维的悲剧。正如贾谊在《过秦过》中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使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个中国古代对国家兴衰成败的至理名言是对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悲剧”最深刻的阐释。

[参 考 文 献]

[1][美]查尔斯·凯格利.世界政治：趋势与变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04.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4][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5][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6][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7]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五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8]王斯德.世界現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9]陈曦，骈宇骞.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0]刘德斌.国际关系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11][美]阿诺德·沃尔夫斯.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常延廷]D2357F07-1EC1-47E7-916D-2212900B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