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鸿飞 杨伟宏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延安革命文化。延安革命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样态，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斗争中长期积淀的精神成果，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结晶，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的文化凝结，是党的独特精神标识，也是中华民族整体的革命记忆，彰显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继承和弘扬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充分发挥革命文化强大的鼓舞作用，对中国人民重拾文化自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革命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2）01-0081-03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具有革命特质的一系列精神成果、制度规范和行为模式及综合性体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样态，延安时期党的革命文化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和青睐。但是现有研究成果存有缺憾，对延安时期革命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回顾中国历史，不是为了沾沾自喜，也不是为了回避新时代的难题，而是为了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增加今天奋勇向前的力量。”[1]16在革命年代，它是鼓舞士气的有力武器，能够推动革命斗争取得成功;在和平年代，它是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是新时代进行文化建设的文化支撑。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紧密联系，挖掘其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以便凝练出延安革命文化在新时代的巨大价值，助力中国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的制度文化

延安时期的新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物化”，是革命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理念、思想与价值观。革命实践中设计与建构的一系列新制度充分体现了革命文化基本的政治取向。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协商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创造和统一战线的实践，规范了边区和各解放区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确立了新中国政治建设的方向。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的初步实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其雏形就是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一制度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土地革命时期制度化地实践了苏维埃模式，抗战时期实践了“三三制”模式，民主革命后期开始转向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探索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对比苏联的民主体制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体制之后，慎重选择了“几个革命阶级联合执政”的体制。这集中体现了几个政党之间的协商民主形态，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格局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也是国家制度建构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坚持协商民主原则，与社会中其他民主力量一起政治协商、民主共事，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夯实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伟大探索。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向全国人民宣传团结、和平、民主的思想，积极推动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多次与宋庆龄、于右任、张澜、柳亚子、郭沫若等分析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就当时面临的“两条道路”交换意见，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以真诚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的信任，与之建立了亲密互信的良好关系。柳亚子曾以“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表达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建设国家的意愿。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志多次与民主同盟交流，不断交换政治意见，从中吸收有益的因素，并向各界人士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以便各界人士了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为了适应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逐渐形成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不断得到实践。“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东北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然而国民党政府却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集中精力剿共。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战线包含了一切爱国力量，是近代以来中国组成人员最复杂、范围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文化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集中体现。延安时期，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文化在党的建设中实现了充分发展，并体现在解放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领域。中国共产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是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2]358从广义层面来理解，可以将这一“统一体”看作党的组织体系。党自创建以来，积极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努力发展壮大，由一个几十人的小党逐渐发展为地位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党。经历了北伐戰争和土地革命之后，党组织机构得到健全和发展，党员数量日益增多，逐渐拥有了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这一时期党的发展如此之迅速，与集体智慧的总结下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共同信仰基础上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领导集体，以及党在自我革命自我完善中不断加强党风建设密切相关。

在集体智慧的总结下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任何一个政党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科学的指导思想，因为“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3]8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需要符合革命发展实际的指导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适应了延安时期革命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诉求，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发展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共同信仰毫无疑问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领导集体的形成也得益于这一共同信仰。党的领导集体的形成发轫于长征期间，而遵义会议是一个里程碑。通过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全面参与党政军工作。虽然当时毛泽东同志还不是最高领袖，但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同志都愿意采纳他的意见，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而科学的，因而毛泽东同志从事实上成为领导核心。在抗战期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形成了毛泽东同志、张闻天同志等主导的领导集体格局。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书记处书记经选举产生，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组成，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正式写入党章。自此，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以五大书记为统领的领导集体，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延安时期稳定的领导集体是革命文化发展的根本保障，引领着革命文化的前进方向，使革命文化在延安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到了极大发展。

在自我革命自我完善中不断加强党风的建设。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在延安时期通过提高共产党员的修养、革新用人标准、整风运动等方式进行自我革命自我完善，提高了党员干部的修养，培育了大批干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人民心中的威信，提升了党在边区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也进一步加强了党风建设。

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社会文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造就一个新社会作为重要奋斗目标，这个新社会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深刻认识到旧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不良风气对边区人民造成的巨大危害之后，高度重视新社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更好地造就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大力宣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思想，使边区人民不断凝聚力量支援抗日战争，通过阶级斗争实践、发展革命文艺、改造社风政风等，形成新社会文化，推进了边区的社会发展。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延安时期革命文化的政治目标。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始终致力于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抗御外侮的过程中凝聚了民族意识，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精神，形成了珍贵的民族解放文化。延安时期，以救亡图存和解放人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大旗，积极宣传救国强族思想，许多仁人志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民族解放文化伴随着我们党对革命的认识而丰富和发展，开启了民族解放事业的新篇章。

社会新风尚是延安时期革命文化的生动写照。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偏僻落后，交通闭塞，生产方式几乎处于原始状态，人们长期受封建传统影响，思想又封建又愚昧，各种陈规陋习严重地毒害了整个边区，与全民族的抗战要求极不相符。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和连年战乱，缺医少药使人们疏于对疾病的防范，滋生了对鬼神的依赖，为巫神等封建迷信的盛行提供了温床。经过我党一系列的社会改造，采取各种方式清扫旧社会遗毒，陕甘宁边区的社会陋习大大减少，边区的社会风气得到极大净化，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延安时期革命文化的灵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延安时期党的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提出了文艺应该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科学纠正了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创造出的文艺作品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四、善于塑造新人，弘扬革命精神的先进文化

延安时期的革命文化是塑造新人、弘扬革命精神的文化，塑造新人、弘扬革命理想是延安时期革命文化的重要指向。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要实现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必须通过革命，作为革命主体的人就甚为重要，进而人的解放问题就成为革命的重要主题，这就是延安时期处于局部执政的中国共產党着力塑造新人以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高度重视对人的塑造，以塑造新人来适应并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正是立足于革命目标的制高点而设定对人的发展的需求，积极开展了对人的诸多塑造活动。

榜样塑造法是延安时期塑造英雄人物、弘扬革命精神的基本方法。塑造新人是要塑造不同层次的新人，并不是要把所有人都塑造成相同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准的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塑造了张思德这样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形象，塑造了白求恩这样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加拿大共产党员形象，还有劳动英雄杨步浩等等。榜样塑造法是延安时期塑造新人的重要方式，塑造的新人具有鲜明的特征，或者是共产主义新人，或者是具有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新人的塑造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舍生取义、高风亮节精神，体现了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的献身精神。榜样塑造法作为延安时期成功塑造“新人”的主要方式，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善于从多层面塑造新人、弘扬革命精神。陕甘宁边区之所以是抗日根据地的榜样，因为“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4]108问题的关键在于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符合边区人民切身利益的廉洁政府，是人人称颂的“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府。“边区各级政府开展工作以什么为对象？150万边区人民就是工作对象，必须了解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依靠边区人民开展工作，为边区人民做好事。真理的标准就是革命的实践，而这个实践就是帮助人民做好事。”[5]185以毛泽东、任弼时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则，善于深入乡村开展实践调查，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的一言一行为边区人民群众做出了极好的表率，时刻发挥着榜样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注重从多方面塑造新人，促进了边区社会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五、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政治发展文化

走独立自主道路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基本特征，延安相对封闭的环境和特定的困难条件，使中国共产党逐渐独立于共产国际。在毛泽东同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理论的指导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自己的命运，成功探索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科学发展道路，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同时，独立自主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创新道路的前提，当时延安相对于全国而言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地区，与外界联系少，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人们的生活比较困苦，思想教育相对落后，受到国内外的各种影响比较有限，无形中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造就了一定的客观环境。

延安时期的政权建设是朝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方向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先经过民主共和国的阶段，联合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6]207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中国面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步走，即第一步进行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既区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差异，又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毛泽东同志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比喻为文章的“上篇”和“下篇”，并明确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主张经过一切民主共和国的发展阶段，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与中国的客观实际紧密结合，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国语境中加以思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勾勒出美好图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延安是中国革命最亮眼的灯塔，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革命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在血与火的伟大斗争中不断奋勇前进，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诞生于延安革命战火中的革命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节点，它始终保持着生机与活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是党和人民在革命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是中国革命的文化传承和宝贵财富，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优良品格与风范，彰显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和伟大。进入新时代，在复兴征途中不断行进的中华民族需要将革命文化基因蕴藏于心，不断激发精神力量，使革命文化成为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大文件汇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

[2]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6][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毛泽东集：第5卷[M].东京：北望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