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磊 李国锋

摘 要：马克思构建了以自然、经济和社会为主题的生态思想。马克思从自然维度阐释了人与自然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构成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从经济维度阐释了自然生产力理论和物质变换思想的生态意蕴;从社会维度指明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罪魁祸首在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方案在于实现共产主义。这彰显了马克思超越一般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理论视野和基本立场，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引领。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思想;自然;经济;社会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2）04-0014-03

目前，全球性生态危机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代命题。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进行了普遍研讨。绝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予以充分肯定，但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过分膨胀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具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1]。为了驳斥这些学者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生态意蕴的忽视与曲解，笔者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自然、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入手，深入研究和系统分析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三重内涵，以期澄明马克思超越一般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生态智慧。

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自然之维

（一）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人与自然原本共处于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之中，二者构成了自然万物的有机形态和存在方式。但是这个整体在自身内部产生分化之后，出现了最初同属于这个生存共同体的两个部分，即人与自然。第一，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人的生存依赖于作为“物质实在”的自然界。从历时态来看，自然界对人而言具有外在制约性和客观本原性，因为人无法割断与自然界的关联，自然界为人提供了所需的生活资料与基本的生存环境。从共时态来看，“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2]。人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水和食物等天然的自然产品来维持生命机体和满足肉体需要，同时与自然界进行一个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第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人可以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把自然界从一种自在自然演化为人化自然。从自然这一面来看，人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人这一面来看，自然是人的生活的构成部分。如果自然界尚未被人类所认知或仍然保留着原始风貌，那么自然界就不能以人的形态出现并实现其属人的存在。“在人类历史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2]自然界只有演化出人这个类存在物之后，才不再是在纯粹自在的意义上存在着，而是成为凝结了人的本质力量、打上了人类主体烙印、铭刻了人类活动足迹的人化自然。第三，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可以分别从人和自然这两个层面来加以阐释。从人统一于自然来说，自然界是人的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从自然统一于人来看，全部自然史可以被视为向人生成的历史。（此处“自然”指人化自然）自然史和人类史不可分割，其统一的现实基础是人的劳动实践。这种具有主体性的活动彻底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僵硬对立，不断地对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做出本体论高度的澄明。虽然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存在着相对区别，但归根结底它们相互依赖于对方而存在。

（二）劳动实践是联结人与自然的现实中介

劳动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类本质并创造了人本身。现实的人以劳动实践为现实中介改变自然环境和创造人类文化。“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而言的生成过程。”[2]立足于劳动实践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自然观的本质所在，也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在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感性对象性”原则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活动”原则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自身全新哲学境域——“感性活动”即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劳动原则和实践立场的本质开启。当现实的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外部自然界上时，这种对象化的活动就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的劳动实践，是现实的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和公开展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2]人与自然正是在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或劳动实践中生成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是自然的对象、自然也是人的对象，最终产生一个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第一，劳动实践挖掘了人的社会性。现实的人以劳动实践作为自己的类本质，通过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性实现对外部自然界的主体改造，即现实的人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外部自然界。这种“对象化”确证着现实的人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中的存在，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由此可见，马克思语境中的“对象性”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主体性”。劳动实践作为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社会性活动，充分挖掘出人的主体意志，深刻彰显着人的本质力量，把现实的人从感性的外部世界中分化出来，从而提升为一个具有社会性或主体性的人。另一方面，劳动实践使自然界从自在自然变成人化自然。正是劳动实践使得感性的人从自然界中看到自身的本质，同時也使自然界作为人的对象世界日益融入人类社会，成为凝结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作为劳动实践的产物，自然界是对感性的人的另外一种表达，最终打破了天然自然的自然而然的状态，成为人类劳动实践作用和影响的人化自然。

二、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经济之维

（一）自然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按照生产力构成要素这一划分标准将其分为两大种类：即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前者主要是指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与人类的生产活动紧密联系并对其形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自然力量的总和。所谓“自然界的自然力”，主要是指自然界存在的一切物质能量及其运动能力;所谓“自然界的生产力”，主要是指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一切生产能力。虽然自然生产力的形成与作用是自发的和盲目的，但作为一种自然力具有必然性。人的实践活动虽然可以使自然力发生的条件和形式产生变化，但却无法再造和难以抗拒自然力。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形态，自然生产力并不是自然力和生物生产力的机械相加，而是它们进行综合作用的总的生产力，其存在和发展对其他生物要素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全局性和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人们务必谨记“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存在于生产活动之中的现实生产力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自然生产力直接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第一，自然生产力通过为整个人类社会提供维持肉体生存所必需的能量代谢即生存资料来影响“人本身的自然”;第二，自然生产力通过自然再生产为经济再生产创造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第三，自然生产力对劳动对象的数量和质量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对自然生产力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社会生产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自然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其次，社会生产力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变自然生产力;最后，社会生产力能够通过资源配置实现对自然生产力的使用。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理论正是从生产力层面把自然发展的人化方向与人类发展的自然化方向、物的外在尺度与人的内在尺度、自然规律与社会价值有机统一起来，进而在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深化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42F13091-10A7-4D00-ACA3-FE6638C6814D

（二）物质变换思想

“物质变换”这一概念追根溯源来自于德国生理学家西格瓦特，其基本内涵是人的身体内部在酶的作用下通过化学反应而进行的物质代谢和生命循环。马克思第一次把“物质变换”这一概念拓展和延伸到经济学领域，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人通过劳动活动这一中介实现与自然之间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变换。“物质变换”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文本语境中主要囊括了三层含义。第一，作为一种生理学或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变换，“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主要是指生物有机体在自然环境之间所进行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为基本内容的有机联系;第二，“人类社会的物质变换”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中以人的经济行为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学领域的物质变换，即商品交换;第三，“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主要是指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基本中介或以劳动活动本身为联结纽带的人和自然或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关系是一种生态经济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劳动作为一种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既受到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的约束，又使自然界成为人的对象世界，因而这种物质变换实质上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全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历史，因而劳动的物质变换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进行双向互动的生态过程，主要表现为自然界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化。劳动的物质变换同时也囊括了人与人的经济过程，因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同时也进行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经济变换，这意味着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实践活动或劳动活动主要涵盖了两个层面的重要内涵：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生产活动、实践活动或劳动活动使人从自然界中获取自然资源并加工成符合人类需求的产品，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关系。另一方面，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生产活动、实践活动或劳动活动使整个人类社会内部的个体与个体以及個体与群体之间进行物质变换活动，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不仅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社会之间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内部的经济关系，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三、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社会之维

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纳入到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中加以讨论，强调生态关系深受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内在制约，从而把逐渐暴露出来的生态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紧密联系起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矛盾凸显的罪魁祸首，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和解方案在于实现共产主义。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矛盾凸显的罪魁祸首

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人类文明从农耕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的历史阶段，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奉行以利润增长为目标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人的主体性被过分颂扬，导致自然界成为资本家剥削压榨的对象，最终造成人与自然矛盾的凸显，进而演化为生态危机的“全球燎原之势”。这种以利润增长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具有扩大再生产的本质特征，势必导致人们为了追逐利润而加剧对自然的掠夺，因而奉行这种生产方式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资本无情剥削自然的社会。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控制下的整个社会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促进物质生产方式不断发生质的飞跃，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威慑人”不断向“人支配自然”发生彻底转变。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以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为物质条件，以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为最终目的，导致人类刚从自然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却又更加不幸地陷入资本的血腥剥削之中。“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2]。资本使得自然界成为一种效用，把一切自然资源都视作谋求利润增长的工具，导致自然界的“自然力”被无节制地榨取而趋于枯竭，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资本的趋利本性推动着物质生产进一步演化为“资本生产”。这种二元异化的生产格局“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4]，打断了自然界原有的生态循环过程，导致生态系统中物质变换循环圈产生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进而产生无法抗拒的生态灾难。在资本的操控下，自然界成为人类过度索取的纯粹客体。因此，只有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腐朽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人与自然的和解方案在于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统一性”到“矛盾”再到“统一性”的逻辑演绎，是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路径。一方面，人的自我异化表明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的异化，而劳动作为联结人与自然关系的桥梁与纽带，其异化则表明人与自然关系也发生了异化，因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首要任务在于消除人的异化，即“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马克思之所以将“私有财产”与“人的自我异化”等同起来，是因为前者是后者的特殊表现。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可以看出，人的自我异化势必导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而私有财产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异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阶段是互为前提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虽然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存在状态，但它们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特定表达方式。因此，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意味着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的再度强调。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核心内涵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完成了的统一”[5]。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并不是对人来说具有无限威力的异己力量，而是深刻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从自然界身上看到的是人自身的本质。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对象是他的公开的本质，是他的真正的、客观的‘我”[6]。“我”从对象身上看到的是“我”自身的本质，“我”也是对象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达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状态，人类历史进入人化自然的终极理想状态，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最终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生态人”。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运动的主体力量，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建立普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形态，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历史统一和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总而言之，马克思在自然维度上阐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联结人与自然的基本中介，在经济维度上分析了自然与两种生产力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物质变换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关系，从社会维度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矛盾不断凸显的罪魁祸首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解方案在于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实现了自然、经济和社会三大要素的有机统一，具有极强的深邃性、预见性与指导性，彰显了马克思本人超越环境主义的生态智慧，对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0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苏百义，刘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三维探赜——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25-132.

[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2F13091-10A7-4D00-ACA3-FE6638C681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