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军明

[摘要]中文教学和学习资源的需求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当下显得愈加迫切。这就需要我们对既有国际中文教育资源进行梳理和总结，以便更好地进行资源建设。20世纪上半叶，国内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出版机构只有有限的几家，商务印书馆是其中的佼佼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对商务印书馆20世纪上半叶国际中文教育出版情况进行梳理和介绍，并归纳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在国际中文教育出版方面的特点，以期形成对早期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正确认识，并分析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对当下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及资源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对外汉语教学）;华文;教材;商务印书馆

[中图分类号]H195;G239.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22）02-0134-06

引言

通常认为“专门化和常态化的对外汉语教学，始自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化、规范化的对外汉语教学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1]（P3-17），而“我国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基本上是与对外汉语教学同步发展的”[2]（P598-611）。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的国际中文教育（当时称对外汉语教学，后称汉语国际教育）出版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教材基础，为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①而事实上，商务印书馆的国际中文教育出版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对外汉语教育专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赵金铭认为，现代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标志就是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元任为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而著的《国语留声机教程》 （A Phonography Course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商务印书馆书目（1897—1949）》中译作《中国国语留声机片课本（外国人用）》） [3]（P1）。其实，商务印书馆的国际中文教育出版比这还要早，早在1912年就出版了供外国人学习研究汉语使用的词典，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是出版了不少供海外华人学习中文的教科书和读本，影响很大。

本文拟对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的国际中文教育出版进行梳理，以期对国际中文教育史、汉语教材史研究提供资料，并对当下的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及资源建设有所启示。

一、出版情况及图书介析

（一）两部汉外词典——汉语学习词典的早期探索

商务印书馆以辞书出版闻名，自1897年创馆以来出版了一系列辞书。据统计，从20世纪初到1949年，国内出版的约320种语文和科技辞书中，商务印书馆的辞书约占三分之一。商务印书馆起步阶段，双语辞书出版是重点，早在1899年就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部英汉双语词典《商务书馆华英字典》。此后出版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的双语词典[4]（P3-4）。这些双语词典满足了当时国内读者外语（主要是英语）学习的需要，但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想了解中国、了解汉语的外国读者的需要。就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在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的外汉或漢外词典当中，有两部词典明确了对外国读者学习、研究汉语的兼顾——一部是《汉英辞典》，一部是《华英德法词典》。

1.第一部汉英工具书——《汉英辞典》

1912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我国第一部汉英工具书《汉英辞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编者为上海张在新，校订者为上海徐善祥、闽侯李文彬。这部词典为32开本，共计364页（正文354页），收单字条目3800余条。字头按汉字笔画多少编排，词典最后附有汉字笔画索引。条目体例大致如下：字头下标注汉字的西文切音;分义项先呈现中文释义，再呈现英文对应词及词性，最后呈现英文例证及其中文翻译;义项之下列出包含字头的词语（不限于首字是字头）及其英文翻译。以“人”字条为例：字头下方标注西文切音“Jên”;字头下有三个义项“1.三才之一（天地人为三才），Man，n.，如man is mortal，人孰不死.2.属于人者，Human，a.，如human life，人生.3.人类也，Fellow，n.，如he is a good fellow，彼乃善人;Person，n.，如another person，他人;Folks，n.，如young folks，少年人.”;义项之下列出了“个人，individual.人类学，anthropology.人种学，ethnology.蜡人模，manikin.人性学家，humanist.”。《汉英辞典》出版后几乎每年再版，到1922年5月已经印刷14次。1923年，江浦张世鎏对该词典做了修订，定名《订正汉英辞典》，张世鎏在序言中提到，“本馆出版《汉英辞典》，迄今逾十二年……出版以来，风行海内”。《订正汉英辞典》又印刷多次，1940年11月已经出到“国难后第十版”。可见该词典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

《汉英辞典》1912年初版中并未提及供外国读者使用，只在例言中指出，“英译汉之字典……固已蔚为大观，极嘉惠学人之盛;独由汉译英尚付阙如。其西人所编如《五车韵府》等，意在饷遗彼国探讨汉文之士，而不甚适于吾国之用，学者病焉。然则《汉英辞典》之辑，亦今日必备之书矣”。但在1915年5版（“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五版”）版权页有一段英文介绍，大意为：本词典收3800个常用字，这些字按笔画排列，使用翟理斯罗马注音系统，用例句解释用法;词典袖珍装订，适于西方读者学习中文，也适于中国读者查找中文词语的英文翻译[5]（ P98-102）（英文原文：3800 characters of common use，arranged according to number of strokes;Giles‘ system of romanization;use of words illustrated by examples;bound in a handy volume;suitable for use of Westerners learning Chinese and Chinese who wish to find English equivalents for Chinese words and expressions.）。这段文字类似广告宣传，应该是出版商的营销手段，但从中可以看出，出版商是把“适于西方读者学习中文”作为第一目的来宣传的，亦即出版这部词典首先是为满足西方读者学习中文的需要。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这是目前可见的、国内出版的词典中，出版商明确以可供外国读者学习中文使用“广而告之”的最早的词典，也就是说，出版商有较为明确的出版发行“外向型中文学习词典”的意识。

2.第一部多语词典——《华英德法词典》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我国第一部多语工具书《华英德法词典》（A Chinese-English-German-French Dictionary），编纂者为王安国，蔡元培题写书名。196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王云五题写书名。词典共收约4000字，正文共424页，前有编辑大意、所用缩略字解（英文缩略语），后附按汉字笔画数编制的检字表、正误表。体例大致如下：正文按汉字笔画数排列，字头下标注英文拼音，然后分为四列，依次为中文、英文、德文、法文;中文列罗列字头为首字的词语并标注词性（英文缩略词）;后三列分别出对应的英文、德文、法文。以“丁”字条为例：

丁  丁        （n.）person                    die Person               personne.f.

Ting  丁口      （n.）people                    die Leute                peuple.m.

丁子      （n.）tadpole                   die Kaulquappe           grenouillette.f.

丁男      （n.）adult                     der Erwachsene           adulte.m.

丁役      （n.）servant                   der Diener               domestique. m.

丁冊      （n.）list of population           die Bevolkerungsliste      liste de population.f.

丁税、丁银（n.）poll tax                   die Kopfsteuer           capitation.f.

丁忧、丁艰（adv.）in mourning for parents    in Trauer um die Eltern     en deuil de parents.

丁宁      （v.）to inculcate                eischarfen               inculquer

丁香      （n.）clove                     die Gewürznelke         clou de girofle

丁字街    （v.）cross street                die Querstrasse           rue de traverse. f.

词典编辑大意中明确指出，“本书专备已习一种外国文字而欲兼习第二种或第三种外国文字者之用，初学得之，可收逐例旁通之效”，“不仅便于国人研究英德法语，即凡用英德法语之民族，亦可藉本书而研究华文”。由此可以看出，编纂者的意图是：这部词典主要供中国人学习、研究英文、德文、法文用，同时可供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学习、研究中文用。王安国说，“国人以四种语言合纂词典者，要自鄙人始耳”，可见，这部词典应该是国内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多语对照词典。同时，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这部词典也是国内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编纂者明确可供外国人学习、研究中文使用的词典，也就是说编纂者已经具备初步的“外向型中文学习词典”意识。

（二）第一部国际中文教材——《国语留声机教程》

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语留声机教程》（A Phonograph Course in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编著者赵元任。这本教材采用英文编写，是为哈佛大学编写的初级汉语口语教材，使用对象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教材主体部分分为语音、语法和词汇三部分。书前，“序言”介绍利用留声机学习中文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教材和留声机片如何配合使用。“汉语概况”部分首先从口语、书面语、方言、汉字书写、普通话以及文言文学习等几个方面展开叙述，介绍中文的基本概况，让学习者对中文有一个初步的、整体的感知;然后介绍历史上的汉语改制运动，让初学者了解中文的发展变化。“使用注意”部分主要指出教材使用的拼音法及符号。书后，附有五个附录：“语音系统”“重要偏旁”“常用汉字的异体字”“部首印刷体和手写体”“参考书目”。第1—6课为“语音”部分，依次讲解音素、带声调韵母操练、如何运用语调、常见难发音及不易区分音;大都先用英文讲解汉语的发音规则，然后是课文，大多是中文词，也有少量中文短语或句子;正面页为课文及国际音标注音，背面页为课文的英文翻译，汉字标注注音字母。第7—16课为“语法”部分，讲授基本语法和常见语句结构，依次为语法规则、课文以及课文的英文翻译，其中语法规则用英文讲解;前5课课文为独立的句子，后5课课文为围绕不同话题展开的长篇叙述;页面左边是课文，汉字都用注音字母在其右方标注，页面右边标有国际音标注音，背面页为课文的英文翻译;每个句子都采用正常语序英文翻译、汉字对应英文单词翻译两种方式。第17—24课为“词汇”部分，围绕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介绍中文常用词汇和日常用语;课文为对话或长篇讲解;页面左边是课文，汉字都用注音字母在其右方标注，页面右边为英文翻译;课文后是生词表[6]（P12-14）[7]（P8-9）。

赵元任先生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但汉语语言研究及国际中文教学是其最大的成就，被誉为“汉语语言学之父”、美国中文教学先驱。赵先生一生从事汉语研究和教学，培养了大批中文人才，也编写了大量的国际中文教材、读物和工具书，而《国语留声机教程》是其编写的第一部国际中文教材，是“现代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滥觞”[8]（P243-254）。教材采用了一种新鲜的教学方式，使用了当时的“高科技”——留声机，配备了赵元任先生本人灌录的、供学习者反复操练的24面留声机片。“用留声机片教授语言并不新鲜，用留声机片教授中国语言（国语）也已不是第一次，但是用留声机片教授外国人学习中国国语则确是第一次尝试”[9]（P134）。商务印书馆在中文教材出版及新兴教育技术的运用方面作出了较早的、有益的尝试。

（三）华文教材的本土化——南洋“国语”“国文”教材

新中国建立前，东南亚地区华文学校使用的教材，大部分都是中国国内编写、出版的，几乎与国内学校用的相同。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华侨华人教育和出版物在南洋的销售，而商务印书馆又是教科书出版的重镇，其出版的教科书在东南亚使用的教材中占有很大比例，涉及科目包括国语、算术、卫生、历史、地理等。直接搬用中国国内中小学教材只能满足应急之需，只能是在华侨教育起步时解决教材的临时举措，华侨教育必须本土化。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英殖民当局对华侨学校及其使用的教材管制强化，适应這一形势变化，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写出版面向东南亚华侨学校的教科书[10]（P15-19）。三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编写出版的面向海外华侨学校的教材涉及中小学全部科目，其中的华文教材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在海外华文教材（主要是面向南洋的华文教材），特别是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华文教材出版方面作出了不俗的业绩，至少推出了三个系列：《南洋国语教科书》系列、《复兴国语教科书》系列、《国文》系列。前两个系列为小学使用，后一个系列为初级中学使用。《南洋国语教科书》系列和《复兴国语教科书》系列还配套了“教学法”，为华文教师提供教授方法和教学参考。《复兴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教科书历史中最成功的一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称，“在历次所编教科书中堪称佳作”[10]（P15-19）。

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套小学教科书——《复兴国语教科书》，分为三个版本：大陆适用的“大陆本”（1933）、日本朝鲜侨民适用的“日鲜本”（1937）、南洋华侨小学适用的“南洋本”（1938）[12]（P51-58）。“日鲜本”“南洋本”在“大陆本”基础上做本土化改造，从而使教材适用于侨民侨居地的教育环境，适应不同华人社会的不同需求。“南洋本”教材都在封面标明“南洋……适用”，编辑大意中也相应有“专备南洋……应用”等文字说明。如1945年版《复兴国语教科书》封面标注“遵照修正课程标准编辑  南洋华侨小学适用”，编辑大意说明“专备南洋侨民小学应用，全书连首册共九册，适供初级小学四学年之用”[10]（P15-19）;1947年版《复兴国语教科书》编辑大意说明“专备南洋侨民小学应用。全书四册，供高级小学两年之用”[10]（P15-19）;1949年版《复兴国语教科书》封面标明“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教育部审定  南洋华侨小学适用”，编辑大意说明“专备南洋侨民小学应用，全书八册，供小学前四学年之用”[13]（P12）。

这里对《复兴国语教科书》（南洋华侨小学初级用）作一简单介绍。《复兴国语教科书》共9册（首册+8册教科书），32开设计，每册均为40课。每课包括选文、插图、练习、生字词。第1—4册课文较短，内容浅显，以记叙文为主，包括生活中的小故事、童话、寓言、儿歌和谜语等，主人公一般为小动物（如第二课：小猫跳  小狗叫  小猫叫  小狗跑）或儿童熟悉的人和物（如第五课：小妹妹  骑竹马  跑跑跑  小弟弟  骑木马  摇摇摇）;第5—8册课文加长，增加了剧本、说明文、实用文等体裁，增加了民间故事、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等题材[10]（P15-19）[14]（P9-53）。教材配置了丰富的插图：第1册供小学入学学期使用，配图丰富，多达68幅;第2—4册平均每册47幅，第5—8册平均每册23幅。第1—4册按单元设置练习，每册设置6—7个单元练习;第5—8册增设课后练习，第5—6册分别设5个单元练习，第7—8册分别设4个单元练习。全套教材都以生字开篇，第1—4册生字左边标注注音字母，设有生字表，第5—8册不设生字表，在课文后设“词和语”[14]（P9-53）。总体来看，选文逐渐加长，题材体裁逐渐丰富，图文并茂逐渐转为文字为主、图片点缀，练习逐渐加量多样，字词量逐渐加大。教材这样的编排是很科学的，符合不同年龄学习者的学习规律。

二、出版特点

（一）国际中文教育出版起步早、起点高

前文已经提及，商务印书馆早在1912年就出版了《汉英辞典》，以一部汉英双语词典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的国际中文教育出版，也开启了国内的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特别是中文学习工具书的出版;1925年出版了《国语留声机教程》，以一部面向英语母语者的中文口语教材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的国际中文教材出版，也开启了国内的国际中文教材出版，而且是本土化、区域化的国际中文教材出版;三四十年代面向海外的商务印书馆版华文教材，在东南亚特别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是主流教材。可见，商务印书馆的国际中文教育出版不仅起步早，而且起点也高。

（二）华文教材占绝对优势，本土化程度高

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际中文教育类产品，既有面向外国人（非汉语母语者）的教材和词典，也有面向海外华人华侨的教材和教辅等。相比较而言，成绩最显著、影响最大的是面向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华文教材和教辅等。从数量来看，面向东南亚的华文教材占绝对多数。商务印书馆版华文教材之所以在东南亚受欢迎，并成为东南亚华校的主流教材，与其高度的本土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复兴国语教科书》为例：教科书的主持人沈百英并不熟悉南洋风土人情，商务印书馆专门为其聘请了当地的几位华侨教育工作者协助改编，以使教材更符合南洋风土人情，满足华校需求[10]（P15-19）。教科书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内容本土化。一是整篇课文本土化改变——适应南洋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南洋人不熟悉的叙述主体改成其熟悉的内容，有些完全改变课文内容，有些只改变描述主体。二是部分内容本土化改变——不改变课文内容和叙述主体，只把不适合南洋的有关事物作了替换。其次是插图和封面设计本土化。针对南洋地域特点，将大陆本中的一些插图换成适合南洋地区的插图，初级1—4册插图本土化改变几乎占到一半。封面使用了很有南洋特色的图片作为底图。再次是稳妥处理敏感话题。无论是编辑大意还是具体的行文，教材淡化政治灌输，删除了大陆本中一些带有政治教化方面的内容。比如第4册，大陆本有《买飞机救国》一文，这与当时中国遭列强侵略、国民义愤填膺的国情契合，但与南洋国情不合，南洋本改成了《坐在飞机上》[12]（P51-58）[11]（P235-245）。

（三）教材系列化、配套化，并融入新技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版面向东南亚的几套华文教材，都是成系列的，能够满足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乃至初级中学华文教学需求。而且，为便于华校具体实施教学，提高教学效率，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能力，教材都配套了教学参考用书，如《复兴国语教科书》配套了《复兴国语教学法》、《南洋国语教科书》配套了《南洋国语教学法》。《复兴国语教科书》编辑大意、本书特点提到“本书对于教材说明一项，特别重视，以便教师了解课文后，教学时可有把握”，教材说明“共分要旨、体裁、组织、音韵、插图、时间、参考等项”，视“教材内容，而定需要何种项目”;而“对于具体的指导方法，不厌详备，对于切实研究方法，多多供给，以便教师的自由活用”。如此详尽的配套资源，便于教师更好地了解教材的编撰思路和教学目标，便于教师更好地了解教材内容和可用的具体教学方法，这对于教师实施教学是非常有帮助的。1925年出版的《国语留声机教程》，不仅出版了纸质教材，还配套灌录了24面留声机片，由赵元任先生用北京音朗读。这对教师教学、学习者课后操练都是非常有用的，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前卫的，即使在其后几十年间也是领风气之先的。

三、对当下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的启示

（一）国际中文教育出版，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很重要

商务印书馆版面向东南亚的华文教材能够在20世纪上半叶乃至更长时间内在东南亚地区占据主要市场，固然与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华人华侨教育和出版物在东南亚的销售密不可分，更与商务印书馆的掌舵者深刻领会把握当时政府对海外华人华侨教育政策，做好顶层设计，策划、编撰、出版适销对路的教材也是分不开的。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策划推出的南洋华校专用教材包括“国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生物、化学、卫生、美术、公民等，而且大部分教材均配套了相应的教学法。这样大规模的全系列教材，没有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整体规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国际中文教育的新形势下，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需要相关机构统筹，做好顶层设计、整体规划，给予专业性指导，并为高校、社会语言教育培训机构、出版机构等合作打造优质国际中文教育资源给予支持和牵线搭桥。

（二）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必须融合信息技术，实现融媒体出版

习得一门外语，需要反复操练，需要在不同的场景中实际使用，成年学习者可能还需要利用零碎的时间进行学习，先进技术使得这些成为现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部国际中文教材——《国语留声机教程》就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留声机及留声机片来进行语言教学，这一“高科技”的使用，让学习者在课堂之外能随时进行语言学习，也满足了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进行课堂学习的社会人士语言学习的需要。当下，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已在语言教学领域使用。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应更多融入信息技术，以纸质图书为核心，进行融媒体出版，为学习者提供多模态的资源，满足学习者随时随地、丰富多样的语言学习需要。

（三）国际中文教育出版，需要本土化、语别化，中外合作是有效途徑

国际中文教育面向的是世界各地、千差万别的中文学习者，即使同是海外华人华侨，因所处区域不同也存在很多不同。复杂多样的对象，不可能一本教材通用。国际中文教育出版需要面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做好本土化、语别化，从而提供针对性的资源，满足不同的需求。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文教材，无论是赵元任先生的《国语留声机教程》，还是沈百英等先生的华文教材，都有非常精准的目标使用者：前者面向的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后者面向的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精准定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材的本土化、语别化，这是这些教材在美国、在东南亚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在本土化等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版南洋教科书聘请本土专家或教师合作的做法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当下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仍需要在本土化、语别化方面深入探索，而中外合作当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四）国际中文教育出版，需要加强科学研究

没有科研的支撑，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是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中文教育是交叉学科，需要多学科科研的支撑，其中汉语本体研究、教育学研究是基础，没有深厚的本体研究和教育学研究作为基础，国际中文教育将会失去牢固的根基。《国语留声机教材》的作者赵元任先生是闻名世界的语言学家、教育学学家，其《中国话的文法》《语言问题》已成为语言学经典;南洋教科书的主要编撰者沈百英先生，不仅是知名的编辑家，更是著名的教育家。正是教材编著者的深厚科研功底，保证了教材的高品质。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切忌急功近利，需要加强科研，以科研为基础。一旦脱离科研的支撑，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可能会呈现短期表面的繁荣，但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四、余论

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在国际中文教育出版方面的探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当时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华文教学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为中国语言文化的海外传播、为海外华人华侨的母语传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的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实践，在新形势下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对国际中文教材及工具书的编撰出版、国际中文教育史研究、国际中文传播史以及国际中文教学理念等都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蒸蒸日上，能否为全世界的中文学习者提供喜闻乐见的中文学习资源，是事關中文能否稳步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要做好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梳理分析，挖掘其经验，从而更好地进行建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早期的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实践及其影响，已经引起学界的注意，也有学者做了一些研究，但还很有限，值得进一步梳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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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Publishing

in The Commercial Press before the 1950’sDAI Jun-ming

（Chinese Editing Center，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100710， China）

Abstract：At a time when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chieves stable development， the need for the resources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acquisition grows steadily on the increase， which now entail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summarization of these existing materials for the sake of better resource construc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were limited publishers working on the Chinese education textbooks publishing in our country， in which The Commercial Press， as an excellent one， had representative significance. This thesis classifies and introduces basic condition of the resources on Chinese education and acquisi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t also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as well as studying materials publishing in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order to formulate the correct conception of the early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publishing. Meanwhile， the thesis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teaching and studying materials in the present territory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hinese; textbooks; The Commercial Press

[责任编辑薄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