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菲

何泽慧自幼机灵敏捷，酷爱读书，成绩优异，深得父母宠爱。她的小学、中学时代就是在振华女校度过的。

1932年，何泽慧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一个最直接的目的——物理和军工关系最为密切，她要练好本领护国打跑侵略者，当然，也是受学物理的表哥王守竞的影响，这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共招收了28名学生，其中有10名是女生。但由于受到传统偏见的影响，教授们认为女生学物理难以学有所成，于是纷纷劝她们转系。

谈起当年险些被劝退的经历，直到白发苍苍的年纪，何泽慧依然愤愤不平：“我上物理系，碰着一个老封建，谁呢？叶企孙。他说不要女生，咱们就造反了。为什么不要女生？那时候几百人考物理系，有几十个人考上，女生都不要，我们就造反。”

何泽慧是坚决不转系的3名女生之一，毕业时拿到毕业论文的全班最高分，同班的钱三强也是90分的高分。

钱三强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的次子，天性聪敏，勤奋好学。受家风影响，钱三强从小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与何泽慧就被物理系的同学称为“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1936年9月3日，何泽慧从北平动身，坐火车经莫斯科于9月15日到达柏林。到德国后，她直接找到了技术物理系的这位系主任，然而那时柏林高等工业学校的技术物理系与德国的军事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保密程度很高，一般不会接受外国人在那里学习，更不可能吸收女性学弹道专业。为此，何泽慧与这位系主任辩论起来，何泽慧说：“你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我们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鬼子，我为了打日本鬼子，到这个地方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这位系主任哑口无言，于是破例接受了何泽慧。

因此，何泽慧是该校第一个选修弹道学专业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选修弹道学专业的女生。何泽慧曾回忆说：“我后来到他那个实验室，他们德国人自己都不许去，他允许我去。我就在那里做实验，做什么实验？我说我就是要打日本人，我说要搞军工方面。他们说真是很奇怪，你一个女孩子搞军工。”

何澤慧去德国留学的第二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身在德国的何泽慧一直惦记着沦陷的祖国以及家中的父母兄妹。她在给大姐的一封信中说：“这两天中国人天天在饭店里兴高采烈地庆祝——中国打胜仗！……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我们也许立刻都要回国也未可知，我学的弹道学，也许军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1939年，聪慧好学的何泽慧没有让老师失望，以“一种新的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1943年初，由居里夫妇推荐，钱三强担任了法国科学中心研究员。每当傍晚，30岁仍单身的钱三强走出实验室，漫步在鹅卵石铺就的小路，浓浓的思乡情便向他袭来。想起祖国，想起亲人和同学，那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俊美姑娘何泽慧便浮现在眼前。他摸出那张毕业照，在路灯下仔细端详。恰在这时，一封发自德国的信函飞到他的身边。在浅蓝色的信笺上写着简短的话语，署名是他十分熟悉的字迹：何泽慧。这使得钱三强激动万分。

由于战时限制，只能利用25字以内的信件交流——信的大意是：问钱三强是否还在巴黎，如可能，代她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平安。

从此，两人恢复了联系。经过两年的通信，1945年，钱三强终于鼓起勇气，向远在德国的何泽慧发出了求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何泽慧回复：“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同样是短短的来信，胜过万语千言。钱三强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离开德国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来到劫后面貌一新的世界花都巴黎，与钱三强正式结婚。平日里深居简出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出席了这对年轻有为的中国青年的婚礼，向他们祝福。约里奥在致词中说：“令人怀念的比埃尔和玛丽·居里夫妇，曾经在一个实验室中亲密合作：以后，我和伊蕾娜又结为伴侣。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结合，其后果非常之好。亲爱的钱先生、尊敬的何小姐，我们的‘传染病’今又传给你们了。我和伊蕾娜共同祝福你们家庭美满，祝愿你们亲密合作，在科学事业上作出举世振奋的丰硕果实。”

1946年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钱三强在一位英国学者投影的原子核裂变一分为二的照片中发现，原子核裂变除一分为二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裂变方式。此后，他与何泽慧在居里实验室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从核分裂时两头重、中间轻的现象出发，进行数万次观测，终于发现约300个核裂变中就有一个分裂为三块，这就是三分裂现象，这一成果和随后由何泽慧第一个发现的四分裂现象，被居里夫妇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实验室第一个最重要的成果。不少西方国家报刊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

1948年春天，钱三强怀着欣喜的心情，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和孟雨，向他们表达了他们夫妇盼望回归祖国的急切心情。这年夏天，处于事业巅峰期的何泽慧与钱三强带着约里奥·居里夫妇的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和年仅半岁的女儿经过1个月零8天的海上颠簸回到了祖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整个国家百废待兴，资金短缺，加上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國的经济封锁，他们的筹建工作遇到了种种困难。当时，连最简单的实验仪器都没有，何泽慧和钱三强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在北京旧货店和废品收购站寻找可以利用的旧五金器材、旧电子元件。资质聪颖的何泽慧一丝不苟地绘制图纸，心灵手巧的钱三强动手制作。不久，两台简易的车床制造出来了。接着，便利用这两台车床制造出了他们所急需的仪器设备。

1955年，由钱三强担任所长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科研人员由最初的5人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形成了。他们自己设计并建成第一台、第二台静电加速器，并着手回旋加速器的设计。在何泽慧的具体指导下，研制成我国第一台核物理探测器。这一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关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政治局会议。列席会议的钱三强，用何泽慧设计并制造的一台小型探测仪做了现场探测铀矿的表演。

在这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之后，中国便全面展开了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这期间，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在筹建“两弹一星”团队时，名单里原本有何泽慧，却因为她是钱的家人，又是女性，最终与研究团队擦肩而过。何泽慧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两弹一星”工程。氢弹研发时，一个重要的数据，便是何泽慧带人在实验室完成了验证。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因心脏病逝世。钱三强病重时，医生嘱咐不能让他有过多的应酬。何泽慧索性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病房门口拦着，说不管是谁，多大的官来了都不让进。

自钱三强去世后，家里的东西几乎没有变过——就连女儿买了新房子让母亲搬过去住也被拒绝了。家里面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木地板上的漆都已磨掉了。不论是卧室还是书房，何泽慧都尽可能地保持着钱三强生前的样子，也许这就是她纪念钱三强的最好方式。让何泽慧欣慰的是：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三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与对科学的执著热情不同，生活中何泽慧却是“不讲究”。有一次，现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的王焕玉同何泽慧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她穿的鞋居然打了三层补丁，手里提着一个人造革书包，带子断了，用绳子扣着，革裂开了，用针缝起来。王焕玉惊讶不已：“一个吃过洋面包的科学家能这样，真的让人非常敬佩。”

“淡泊名利，没有架子，不求享受，严谨做事”，是许多下属、同事以及朋友对何泽慧的真切感受。老人的生活非常简朴，衣服上都是补丁，脚穿老式解放鞋，饿了就从食堂买几个包子、馒头带回去吃，渴了就喝点白开水，这是她留给许多老同事的印象。

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在1994年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大辞典》时，何泽慧坚决不同意立传。故在此系列丛书第6集“物理学”部分，没有她的名字。她的传记出现在了书的最后。编者不得不加了特别说明：“此篇传记虽早已约稿，但因何泽慧本人谦让不同意立传，后在本书编辑组一再要求和催促下，作者才着手撰写并于全书付印前交稿。因全书页码已定，不便插入相应学科，故补排在最后。特此说明。”

晚年，何泽慧每天练习书法、演算、看书、散步。她的书法以篆隶立基，以颜、魏立骨，极具审美价值。老人的听力、视力不错，能看英文书，还特别爱看电视。

2011年6月20日清晨7时39分，在女儿钱民协、儿子钱思进的陪伴下，何泽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走完了她97年的人生。女儿钱民协说，母亲没有留下遗言，以前身体还好的时候，倒是曾经听她开玩笑说，去世之后不用火化，拿个白布袋子装着放在树底下就行了，还能做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