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家庭教育

萧公权幼时父母早逝，12岁时过继给大伯父，大伯父待他如亲子，管教相当严格。萧公权常在外面玩闹嬉戏，有一次被大伯父看见了，严词责备说：“这样没规矩，不像一个斯文人，将来只好去抬轿。” 后来见萧公权读书尚知用心，大伯父背着他夸奖道：“可惜科举废了。否则举人进士这孩子应当有份的。”

大伯父办事精明，交游广泛，在商界颇有名气。他十分重视教育，不惜重金，延师教读。历任塾师中，萧公权印象最深、获益最多的是何笃贞先生。何先生带领他涉猎十三经、《纲鉴易知录》、唐宋名家古文和历代韵文，并指导写作训练，巩固旧学根柢。这为萧公权日后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奠定了基础。

萧公权回忆说：“在这五年当中，在何师教导之下，我才粗浅地认识了中国经史文学的轮廓，经验到学而时习的快感。”此外，何先生还时时鼓励他读一些“合胃口”的杂书，“不限一家，不拘一格”，培养了萧公权博览的习惯，让他获益终生。

1914年，萧公权壮着胆子表示想去新式学堂读书，大伯父当时未置可否，但次年便亲自送他去上海投考学堂。

二伯父曾入仕晚清，民国成立后退居上海，清淡度日。他对晚辈关爱有加，期望甚殷，族中子弟在上海读书时，节假日都住在他家。二伯父有4个儿子，又有6个侄儿在上海读书，一到节假日，家里就成了学生宿舍。

二伯父不苟言笑，不怒自威，晚辈们对他有些畏惧，但偶尔也敢大胆和他开玩笑。一次，二伯父的一个儿子在外面吃了点心，晚饭时食量大减，二伯父不高兴了，说：“平时骂人不中用，说这是个饭桶。假如一个人连饭都不能吃，那岂不是比饭桶还不如吗？”众子侄肃然静听，心照不宣。当晚，二伯父的另一个儿子就提议，明天晚饭时一齐大显身手。果然，第二天晚上，二伯父吩咐开餐，十位健将如风卷残云，把桌上的菜一扫而空。二伯父心领神会，强忍住笑，叫来厨师添菜。

萧公权求学生涯中，二伯父的三儿子萧叔玉给予了他最多帮助和指导。萧公权是在萧叔玉的帮助下，才考取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后来又在他的鼓励下，以中学毕业生身份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三年级。如果不是萧叔玉的鼓励，萧公权不敢报考，因为当年报考者几乎全是各大学一、二年级学生。

萧叔玉为人热诚，治学严谨。后来他和萧公权都在美国密苏里大学读书，课余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萧公权谈话时用了“大概”“差不多”等字眼，萧叔玉立即严肃地批评他，要他尽快改掉这种“不长进的习气”。萧公权后来说：“我虽然不曾完全扫除思想上或言词上模棱的毛病，他的规劝，却至今未忘，使我受益不少。”

1918年，萧公权考取清华学校。二伯父十分高兴，听说他从上海到北京的路费没有着落，立即吩咐儿子给萧公权买好车票，还给了他一些零花錢。两年后，萧公权在清华毕业，回到上海，准备赴美留学。二伯父特意奖赏他一百元，在当时这不是一笔小钱；出国那日，他又亲自到码头送萧公权上船。

萧公权自幼父母双亡，犹能成长成材，实有赖家族长辈护佑栽培之恩。正因如此，萧公权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养成的……尊长和弟兄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方式之下，直接地或间接地，有意地或无意地，给予我几十年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我问学及为人的基础。”

考取清华，感谢几位中学老师

1915年夏天，萧公权考入上海的新式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三年级。有赖塾师何笃贞先生的教导，萧公权的国文成绩高出全班同学，每次作文都名列前茅。

国文教员叶楚伧先生摘取《庄子》中的一句话，布置了一道作文题《神人无功说》，萧公权在文末写道：“夫既无功，呼之曰人，斯为得矣。乃命曰神，不几失之辞费，沉浊而不可庄语乎。”叶先生看了十分欣赏，对萧公权勉励有加。

1918年夏天，萧公权中学毕业，在堂兄萧叔玉的鼓励下，决定报考清华学校高等科三年级。那年能被录取，萧公权感慨道：“真是考运亨通……应该感谢我中学的几位先生……他们所教课程的内容好像是为我所投考清华的预备。”

数学教员何挺然先生教中级代数时，一再要求学生“活用脑筋”，看到习题首先认真分析，决定了解答路径后再动笔做，否则盲目去做，可能白费功夫。碰巧那年清华招生考试所出10道中级代数题，有2道题是不可解的。萧公权拿到试卷，先把10道题认真看了一遍，确定2道题不可解，就全力以赴去做其他8道题，限定时间未到便已完卷。有的考生在那2道题耗时太多，其他题目便不及完成。

英文考试有道题是“把一首诗就其原意，另用字句改写成散文”。萧公权读中学六年级时候，英文教员程万里先生就要求他们做过“改写”的作业，这道题对萧公权来说就驾轻就熟了。很多考生不了解“改写”的意思，这道题只能得零分了。

国文题目更巧了。六年级最后一堂作文课，叶楚伧先生布置的作文题目和清华试卷的作文题目一样。那次作文，很多不成熟之处，叶先生都做了修改，萧公权也牢记在心，只要凭记忆把润色过的原作默写在试卷上即可。于是，他这一篇作文不但“如出宿构”，而且“文不加点”。

赴美留学，“以本人的兴趣为标准”

1922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演《学问之趣味》，建议年轻人：“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他解释说：“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的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学者生活的人说），或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钻，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萧公权最终成为杰出的政治学家，便缘于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性情去选科择业。

那时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尚未改制为大学，两年的清华园生活很快过去，学生循例放洋美国。1920年9月，萧公权入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他对大部分课程比较满意，但一门“初级新闻采访”课程让他难以应付；学期结束，这门课勉强及格。第二学期开学，他便转投了一向兴趣浓厚的哲学专业，终成一代名家。

萧公权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如下观点：一个人想要学有所成，必须穷年累月，专心致志，好学不倦，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该学者对自己所选择的專业有强烈的兴趣。换句话说，如果对自己的专业没有浓厚的兴趣，即便埋头苦干，也很难取得满意的成绩。萧公权能在政治学领域硕果累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根据兴趣及时改换专业的关键决断。

抗战结束时，老友蒋廷黻曾推荐萧公权担任上海《申报》主笔。萧公权学过新闻，深知报纸是讨论时事、宣传文化的重要阵地，但经过一番思考，他觉得自己的见识、文才、训练和修养等方面不足以胜任这项工作。事实上，抗战前夕和抗战中，萧公权在朋友的敦促下写过一些时论，那些文章都是他埋头苦思、一再修改下完成。既然自己没有“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捷才，萧公权知难而退，婉谢了老友的好意。从根子里说，萧公权不入仕途，不当主笔，还是对从政、办报缺少兴趣。

后来执教清华，萧公权在要求学生完成研读报告时，也提醒学生“以本人的兴趣为标准”：“作研读报告的意义，不在‘应付功令，而在培养研讨的能力和取得写作的经验。选择专题应当以本人的兴趣为标准。撰写报告应当以写成的文字有日后参考的价值为目的。”他叮嘱学生，写一篇报告就是为以后的治学打基础，若想搭建学术“大厦”，读书报告就是奠基的“一撮泥土，一块砖石”，当慎重对待。

出版博士论文，一鸣惊人

1923年6月，萧公权完成论文《多元国家的理论》，获得硕士学位。他还想继续进修，选择了康奈尔大学读博深造，主修哲学，副修政治学。

何炳棣认为，二十世纪炎黄子孙的博士论文，甫一出版即成国际名著者，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萧公权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当代政治理论研究》。萧公权能出版取得国际声誉的博士论文，得益于他的两位导师：狄理教授和恺德林教授。

狄理教授指导学生时，偏重启发而不是一味说教或灌输，他当然有自己的理念，但从不强求学生附和。萧公权说：“他鼓励学生各人自寻途径，自辟境地。学生所见纵然不合他的主张，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也任其并行不悖。”

1925年，萧公权着手撰写博士论文，狄理教授建议他继续拓展硕士期间的研究，以政治多元论为论题。萧公权问狄理教授，是否每写一章，便请他审阅，再写第二章。狄理教授认为不必，对萧公权说：“关于政治多元的种种，到了现在，你所知道的应当较我为多。我未必对你有多少帮助。何况这是你的论文，你应该根据你自己的心得去撰写。导师的职务不是把自己的意见交给研究生去阐发，而是鼓励他们去自寻途径，协助他们去养成独立研究的能力。”

撰写这部让其一鸣惊人的博士论文之初，因为过于重视，萧公权犯了一次错。《论语》有句名言：辞达而已矣。朱熹《论语章句》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辞取达意而已，不以富丽为工。”萧公权知道，这是做文章的最高原则，写学术论文尤应如此。撰写硕士论文时，萧公权小心谨慎，力求辞达而已；但在写博士论文时，萧公权突然觉得，既是博士论文，文字或应华美一些，于是在语词上狠下一番功夫，舞文弄墨，雕章琢句，完成了一篇将近三千字的导论，不无得意地交给狄理教授审阅。过了几天，狄理教授把他叫入办公室，不客气地拿起稿子扔在桌上，说：“这完全不行。”然后一言不发，坐在椅子上生闷气。

拿回稿子，萧公权闭门思过：老师生气是因为失望。导论被否决，完全是他违背了以前奉为圭臬的“辞达而已”的原则，刻意求工，弄巧成拙。又花了一个月时间，删繁就简，洗尽铅华，萧公权重写了导论和第一章初稿。狄理教授看了修改稿非常满意，说：“这就是了。你放手写下去，不妨等全稿写完后拿给我看。”

萧公权花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长达八万字的博士论文，狄理教授和其他几位指导老师表示满意。更有恺德林教授把论文介绍给伦敦的出版社，当即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博士论文的出版，让萧公权跻身世界知名学者行列。

“放眼看书”，归国执教

1926年，萧公权获得博士学位，回到了阔别六载的祖国，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历任四川大学、光华大学等校教授。他在南开奠基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中国政治学科缔造了新范式，开启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纪元；其专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至今被奉为经典。

萧公权从教后，把自己的治学经验传授给学生。胡适有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萧公权认为，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要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看书不作假设，会陷入“学而不思则罔”的泥淖；看书不多，轻率假设，就落入“思而不学则怠”的深坑。这里的“书”不仅指普通意义的书，也包括与研究对象相关的事实、理论等。经过“放眼看书”，对于研究对象才能加深印象，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再向所看之书中去小心求证。得出的结论才能稳妥、可靠。

关于“放眼看书”，萧公权要求学生做到两点：“一、尽量阅览有关的各种资料；二、极力避免主观偏见的蒙蔽”。他强调，对直接资料的研读，要“力求精悉”；对简介资料的参考，要尽量广博。他特别反对那种带着观点找资料的做法，认为那种对与自己观点不符的资料视若无睹、故意回避的行为自欺欺人、极不可取。

荀子曰：“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萧公权改为：“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这句话可视为萧公权一生治学态度的总结。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