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杜灵 张红霞

〔摘要〕农民是中国城镇化的主体，其内在动力源于农村青年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而农村婚龄性别比的结构性失衡使得女性成为城市婚房的主导者。为完成婚配，男性家庭以代际支持子辈在城市安家，形成了一种婚房推动下的农村青年城镇化现象。但這种青年进城模式易引发婚姻动荡、生育意愿降低、婚姻异化、男性成婚障碍、代际剥削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实现农村城镇化良性发展，要推广青年正确婚恋观，守护家庭稳定幸福；开展乡村养育教育，形塑良性代际关系；完善城市就业保障，促进青年市民化生活；加快乡镇的城镇化步伐，提高乡镇承载能力。

〔关键词〕婚房；农村青年；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8442（2022）02-0041-05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的实践问题与创新路径研究”（HB18SH028），主持人张红霞。

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促进中国城乡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高效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2001年，在《“十五”计划纲要》中，首次将“城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指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经过20年的加速城镇化发展之路，截至2020年，全国城镇化人口达到9.0199亿，城镇化率达到了63.89%（总人口14.1178亿）①。而从人口城镇化的城市类型分布来看，近年来三四线城市新增人口是一线城市的6倍左右〔1〕，可以说，三四线城市成为中国快速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此外，有研究指出，农民在村落周边城镇购房开启的城镇化定居生活，是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2〕。通过对H省S镇的调研发现，婚房要求是农民在周边城镇购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城镇化模式。

S镇位于H省东南部，距离市区30公里。据2018年统计，辖区总面积是94平方公里，下设33个行政村，常驻人口为46926人。煤炭资源开采是该镇主要的经济支柱，辖区内有1家国营煤矿企业、2家县营煤矿以及2家中小型煤矿，S镇也是全县重要的“煤铁大镇”和“经济重镇”。笔者之所以选择S镇作为调研点，是因为S镇的城镇化是典型的婚房推动下的城镇化模式。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为小镇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就业机会，绝大部分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实现自给自足。然而，近年来，当地婚姻缔结的标准发生显著变化，城市婚房成为成婚必备条件。为完成婚姻，农村青年男性家庭举债在城市购买住房，支撑子辈实现城市化生活。由此，形成了一种因“婚房进城”的青年城镇化模式。

基于上述情况，本研究意在探讨城市婚房需求如何促进农村青年城镇化，这种特殊的城镇化模式又带来了怎样的社会问题，并尝试提出问题的解决路径。

一、婚姻挤压、代际支持与农村青年城镇化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人口性别比为105.07，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由于人口性别比的结构性失衡，我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婚姻挤压，尤以农村地区表现更为明显。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青年进城打工人数逐年增多，一方面，青年女性的大量外流加剧了村落内部性别失衡的结构性制约；另一方面，打工经历让农村青年近距离体会到城市现代化生活的便利与繁华，对城市生活充满着向往和憧憬，扎根城市也成为农村青年的奋斗目标与未来规划。因此，城市住房成为农村青年实现城市生活梦的重要物质基础。但是这些进城务工的青年大多学历较低、技能单一、市场竞争力较低，只能从事一些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收入待遇差的简单工作，仅凭借其自身能力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城市安家的愿景。于是，农村青年以婚姻缔结要求为手段，寻求父辈支持或将压力转接给父辈，就成为他们实现城市化生活的重要途径。随之，城市婚房也逐渐成为农村婚姻缔结的必要条件。而农村社会男多女少的结构性失衡，使得女性占据了婚姻支配性地位，有着更多的话语权和选择权，就出现了以女性为主导的城市婚房要求；男性的婚恋处境越来越“被动”，不得不满足女性的婚姻缔结要求。这样，城市婚房就成为一些农村男性青年成婚的必需品。

不仅如此，婚嫁在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件极其隆重的大事，它不仅意味着家庭再生产的能力，也是个体乃至整个家庭的血脉延续仪式。对于父辈来说，给儿子娶媳妇是他们的人生责任和义务。因此，为儿子结婚准备婚房也就成为每个家庭的社会性责任。此外，结婚分房也是中国家庭婚姻缔结的一项重要仪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父母会为刚结婚的小俩口提供一个单独的私人空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和人们追求私人空间的需求，刚结婚的新人大多会有独立的私人房间，随后经过分家仪式，开始拥有属于自己小家庭的生活空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结婚盖新房成为各地村民重大的生命仪式和家庭事件，婚姻缔结也逐渐要求有独立的住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拥有婚配市场的区位优势，不少偏远乡村开始逐渐在乡镇买房，以提高男性婚姻竞争力。而现在，伴随着城乡融合式发展和农村青年的城市化就业，农村婚姻缔结标准发生了新一轮的转变，城市楼房成为新的婚嫁必需品。于是，父辈通过家庭经济积累支撑子辈实现城市安家。在S镇，婚姻缔结的最低标准是父母要支付购买城市楼房首付款，今后由子辈偿还贷款。此外，从古到今，中国人生活的目标就是家庭权力、地位的再生产。对于农民来说，从乡村到城市就意味着家庭的向上流动。当子辈可以实现城市安家，就意味着从农民身份转为市民身份，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现在随着城乡交流通道的畅通，这样的身份转变意义随之缩减，但不能忽视的是，能够在城市安家仍旧是农民家庭值得骄傲的喜事。因此，父辈也愿意鼎力支持子辈的城市化定居生活，就出现了接力式进城模式。

总而言之，在国家主导的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与物质文明对乡村社会产生支配效应，吸引着农村群体融入，流动农村青年作为首要感知者更期待享受现代文明发展的成果，城市住房就成为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农村性别比的结构性失衡促使女性成为城市婚房的主导者，为完成婚姻，男性家庭以代际支持子辈城市化安家，而城市婚房要求又契合了农村家庭向上流动的夙愿。至此，一种婚房推动下的农村青年城镇化现象由此出现。

二、婚房推动下的农村城镇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农民城镇化是中国式城镇化的实践路径，非精英式农民主体与体面城市生活就成为中国式城市化道路的内在矛盾。虽然“婚房进城”以家庭代际支持实现了农村青年的城市生活梦，但这种城镇化模式亦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一）引发婚姻动荡与降低生育意愿

如前文所述，小镇辖区内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为青年男性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就业机会，而城市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为年轻女性提供了丰富的务工岗位，且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满足了孙辈的求学需求。因此，基于家庭生产生活需求的理性考量，小镇呈现出男性在小镇就业，女性和孩子在城市生活的局面。对于婚育家庭来说，夫妻之间的长期分居，加剧了婚姻的不稳定性和风险。调研发现，城乡物理上的空间距离为女性提供了相对宽松、自由的便利条件，出现了以女性为主导的婚外恋。且男性经济资本的欠缺成为女性离婚的主要缘由，甚至出现了女性离婚不离家的虚假婚姻形态。此外，从空间上实现城乡之间的流动与城市化定居已经成为常态，但在职业层级、制度体系、福利待遇、社会地位等实现从乡村到城市的结构性转变并非易事，对于绝大多数男性青年来说，他们仅仅是实现了居住方式的转变，薪资收入、福利待遇远不及城市市民。城市化定居远离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虽然留守村庄的父辈时常提供生活物资、金钱帮扶和劳务保障等资源，但是房贷、车贷等高成本的城市生活支出，以及都市精英化教育理念的影响使得养育成本进一步提升，让青年倍感压力。因此，进城青年的生育意愿不断降低，甚至出现丁克家庭，引发代际之间的矛盾与争端。

（二）造成婚姻选择理性化与异化

追求美好生活已经是人民群众的共同生活目标，然而，不同地位群体追求美好生活方式的策略和手段不尽相同。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市区打工、学校教育、现代传媒让农村女性近距离接触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与白领女性形象，扎根城市也成为她们的目标追求。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村女性大多文化素质较低，只能从事餐饮、服装等低收入行业，凭借自身无法实现城市生活梦。然而，社会文化理论指出，婚姻缔结中占比较少的性别，由于相对稀缺，将获得人数较多的性别让渡的权力，并利用这样的特殊权力争取婚姻回报的最大化，即“性别二元权力”〔3〕。具体来说，在当前乡村社会，青年女性有着更多的婚恋选择机会，婚姻就成为女性实现向上流动、地位跃迁与巩固的重要途径。不仅如此，青年女性的大量城市化就业，对爱情、婚姻和欲望的价值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城市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对于婚姻家庭与理想伴侣的想象与选择，“向上婚姻”已经成为农村青年女性的诉求。因此，城市婚房仅是女性成婚的最低要求，她们更倾向于教育程度、家庭条件、职业前景、经济收入等优于自己的男性，以争取婚姻回报的最大化。与此同时，对于经济条件优越的男性来说，他们也在考量着未来伴侣的容颜外貌、身材体态、性格特质与教育背景等条件。而青年男女基于经济理性的婚恋选择，就会造成乡村婚姻的异化。调研发现，不少青年女性因找不到理想结婚人选迟迟不肯结婚，这一婚恋新现象打破了“有女不愁嫁”的乡村共识，也不同于“剩女在北上广”这样的女性单身模式，引起乡村社会的热议。而青年男性则遭受着更严重的婚姻挤压。

（三）加剧男性成婚障碍，带来安全隐患

农村婚姻挤压使女性占据了婚恋主导地位，要价越来越高，男方承受了巨大的婚姻代价与压力。为了提升自我婚配竞争力，家境优越的男性通过市区住房、品牌汽车等包装自我，从而逐步提高了农村婚姻成本，使得缺乏经济资本的男性陷入婚姻劣势地位，成为婚姻缔结的边缘性群体，甚至沦为光棍。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生活中，当男性不能完成婚配这样的人生大事时，就不能参与到村庄日常仪式性活动中，逐渐沦为乡土社会的底层，生活没有希望，伴随着窘迫与孤独。因此，青年男性为避免陷入无家、无产、无后的境遇，介绍型婚姻、职业媒婆、抱养孩子等现象开始出现。不仅如此，青年男性长期性压抑如何解决？他们就变成了社会稳定的高危人群和隐患。此外，一些女性以及不法分子利用农村底层男性娶媳心切的心理进行“骗婚”，导致农村贫困家庭不仅没有完成婚配，反而遭遇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成为当前乡村婚恋市场上的巨大安全隐患。调研发现，小镇曾发生多起女性主导的“骗婚”案件，由于存在婚姻事实，男方無法将彩礼追回。其中一起案件，男性由于承受不了经济损失以及村庄人的议论，遂酒后拿刀冲进女方家中，所幸被家人及时劝阻未造成较大伤亡，但仍需引发社会关注与重视。

（四）造成代际剥削，降低父辈生活质量

在乡土社会，代际之间有着浓厚的血脉连接与伦理责任，父辈要完成家庭生命周期的延续与传承，为儿子办一场热闹体面的婚礼是父辈重要的人生要务与社会性责任。当前，小镇男性娶亲主要包括传统性、发展性与门面性三类支出。传统性支出主要包括彩礼、“三金”（项链、戒指和手镯）等；发展性支出指的是在城镇化进程要求下逐渐增加的婚姻缔结成本，包括城市住房首付、家用汽车、蜜月旅行等；门面性支出指的是父代为赢得地方熟人社会的面子尊严而进行的展演性支出，包括婚宴、老屋翻修等。调研发现，当地市区楼房首付是30～40万元，家用汽车10～20万，彩礼是10.8万元或12.8万元，“三金”是3万元，婚宴大约花费5万元，其他杂费5万元，村里人戏称“生个儿子一百万”。而当地男性的平均收入是3000元左右，因此，儿子结婚日往往成为父母的负债日，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在儿子结婚后背负巨额外债，有学者称之为“因婚返贫”〔4〕及“婚姻剥削”〔5〕。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传统双向平衡的代际关系与家庭生命周期被打破，出现了代际重心下移〔6〕。责任伦理驱使父辈的人生任务不断延绵，为儿子娶媳妇、城市安家并不代表着父辈家庭使命的终点。当子代难以独自维系城市体面生活时，父辈就成为子辈应对城市风险的兜底者。与此同时，隔辈养育也成为父辈的责任，形成一种特殊的代际交换、付出反馈逻辑。然而，农村父母主要以务农和打零工获取收入，以本就不充裕的收入帮助子代，其后果就是不断降低自我生活质量，换取子辈的城市化立足。调研发现，大多数农村父母一方面通过自养减轻对于子代的经济诉求；另一方面尽可能资助子代家庭，其表现形式是承担儿子结婚所欠的外债、协助照料孙辈与提供农产品等日常生活供给。

三、实现农村城镇化良性发展的路径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市定居作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具体方式获得农村青年的青睐。在当前性别比失衡的结构性制约下，婚房推动的农村青年城镇化并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如何尽最大可能减少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本研究尝试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解决路径。

（一）推广青年正确婚恋观，守护家庭稳定幸福

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其说它让农民不断看到希望和憧憬，不如说它更让青年群体通过对城市生活的追求，不断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差距。作为城乡之间的流动者，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影响着农村青年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他们也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然而，他们聚集于次级劳动力市场，获得的是微薄的薪水，凭借其个人能力不足以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寻求婚姻与家庭的支持与庇护。这时，农村青年婚姻观念就出现偏差。一些青年女性将美好生活目标寄托于婚姻家庭，渴望通过婚姻家庭实现经济、阶层和地位的跃迁；青年男性将婚恋视为重要的价值依托，以代际剥削为手段，换取小家庭的体面化城市生活。因此，树立农村青年正确婚姻观念迫在眉睫。具体而言，一是加强新时代青年婚恋观教育和引导。在当前乡村社会转型期，传统的婚恋行径、婚育观念与婚育轨迹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强新时代青年婚恋观教育是当务之急。政府可组织婚姻专家开设青年婚恋观系列讲座，以政府主导的婚恋介绍为媒介，引导农村青年积极参加，培育其正确的婚恋观念。二是建立乡村模范夫妻表彰制度。树立乡村勤劳能干、互敬互爱的模范夫妻榜样，号召青年夫妻自我奋斗、携手并进，摒弃啃老陋习；并鼓励模范夫妻参与到乡村婚恋教育中，构建积极健康的婚恋文化。

（二）开展乡村养育教育，形塑良性代际关系

农民进城的实践路径，形塑着城市化的中国道路〔7〕。婚姻与家庭既是农民追求城镇化的动力，又是得以城镇化的重要保障。在中国农民城镇化进程中，非精英式的农村青年与体面化的城市生活目标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父辈成为青年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承担者，也逐渐形成农村青年“啃老”的合理化。进入新时代，开展乡村养育教育，形成良好的家风、乡风，守护好基层家庭的稳定与幸福，是有序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根本保障。具体而言，一是培育青年正确养育观。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城镇化建设不应该成为“无公德个人主义”的温床。政府要起到正面引导作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孝道文化的时代价值，通过典型事迹宣传、政策倡导等方式，培育青年正确养育观，形塑良性代际关系。二是建立乡村“五好家庭”表彰制度。政府应设立具体的、可操作的表彰制度，通过家庭奖励的方式，提高青年的家庭责任感，谨防敬老爱老陷入市场交换逻辑，形成“尊孝道、家和谐、懂感恩”的新时代乡村风气。

（三）完善城市就业保障，促进青年市民化生活

“婚房进城”助推了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进一步带动了人的城镇化。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循序推进空间城市化的同时，并未兼顾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和空间城市化的匹配程度，导致婚房推动下的农村青年城镇化带来诸多潜在社会问题，以及对基层家庭结构造成极大的冲击。因此，必须着力提高进城农村青年的城镇化谋生能力，稳步实现青年体面、有序城市立足的目标，从根本上维护好基层婚姻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对进城青年的常态化就业培训，提高农村青年的市场竞争力。就业技能培训不仅要关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应增加如外卖骑手、滴滴网约车、教练等新业态行业培训内容，拓宽农村青年就业渠道，提升进城青年的多样化生存技能。二是建立专项创业扶持计划，提供进城青年创业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政府应该针对进城青年建立专项创业扶持计划，鼓励进城农民自主创业，如利用乡村资源开设土特产门店、淘宝网店、夫妻联合经营小餐馆等，从而激发市场活力，满足进城农民的发展性需求，提高进城农民经济收入，使他们能够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受时代发展的成果。

（四）加快乡镇城镇化步伐，提高乡镇承载能力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强调，“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如今，婚房推动的农村青年城镇化显然悖离了国家城镇化的目标与初衷。助推农民体面有序城镇化、实现高效乡村治理，第一要务是加快乡镇的城镇化步伐，提高乡镇自我承载能力。这样既可以预防过快城镇化导致的城市社会问题，实现城乡良性、协调式发展，也可降低农村男性的婚姻缔结成本，解决婚育家庭城乡两地分居的隐患，维护好基层社会家庭的稳定与幸福。具体而言，一是依托本地產业优势，优化经济发展形态。如前所述，S镇有着较为完善的重工业基础，为青年男性提供了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但青年女性的就业岗位稀缺。因此，政府应依托重工业产业发展优势，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发展物流、电商等新兴行业，形成以重工业产业为基础、多种经济形态共同发展的格局，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做到“留住家乡人”和“留得住家乡人”。二是提供青年回乡创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鼓励青年建设家乡。城镇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乡村空心化问题加剧，尤其是农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政府应因地制宜发展地方性产业，如农业种植、电商行业等，提供青年返乡创业的专项银行贷款、政府和个体合作性项目以及相应的优惠政策支持，倡导青年才返乡，共同建设美丽、魅力乡村。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20年人口数据国家数据。

〔参考文献〕

〔1〕中国三四线城市的赚钱机会越来越清晰！你看懂没？〔EB/OL〕.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5908834803/ 279365.

〔2〕黄鹏进.“半城半乡”与农民的就近城镇化模式〔J〕.治理研究，2019（05）：105-113.

〔3〕刘中一.性别失衡地区的婚姻生态：内卷与自洽〔J〕.学术交流，2021（05）：128-140.

〔4〕龚晓珺.试析青年农民“因婚返贫”的非正式制度致因及其整体协同治理策略〔J〕.中国青年研究，2018（03）：71-78.

〔5〕陈锋.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49-58.

〔6〕阎云翔，杨雯琦.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J〕.探索与争鸣，2017（07）：4-15+1.

〔7〕王向阳.两栖式城镇化：农民进城的另一种实践性表达——基于宁夏P县Z村的调研〔J〕.宁夏社会科学，2017（04）：122-128.

责任编辑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