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沟通”问题研究

2022-05-31张志君

教育传媒研究 2022年3期

张志君

【内容摘要】本文在充分肯定既往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大众传媒在“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且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大众传媒;沟通;问题;对策

一、引言

一般说来，“沟通”乃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人说，人从称其为“人”的那一刻开始就存在着相互之间的沟通问题，这也是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或者说“社会性动物”的题中应有之义。“沟通”这个词其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左传·哀公九年》就提到“秋，吴城邗，沟通江淮”。①不过，那个时候的“沟通”，还是“沟”与“通”两个字连接在一起构成的一个临时性的合成词组，到了后来，“沟”与“通”逐渐发展成一个固定的词，其含义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的过程”。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传媒，其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充当“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大众传媒在“沟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媒体应“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②这虽然是写给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但对于全中国的媒体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指导之下，中国本土的大众传媒在充当“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是必须加以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沟通”方面中国本土各类大众传媒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换句话说，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加以妥善的解决，必将会影响到党和人民对大众传媒的信任和依托，从而降低大众传媒自身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最终影响其可持续发展。所以，本文将花一定的篇幅，探讨一下大众传媒在“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且针对相关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二、大众传媒在“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

毋庸讳言，大众传媒在“沟通”方面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观察这些问题可以有多种维度，笔者拟采用逻辑二分的方式，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相关问题加以考察。

（一）时间维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方式，具有一维性流动的性质。从理论上说，应该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不同的点构成的。这里所说的大众传媒在“时间”维度方面存在的“沟通”问题，又可以进一步分别从以下两个视角加以观察。这两个视角，一个是“后向沟通”视角，一个是“前向沟通”视角，下面分别展开加以阐述。

1.“后向沟通”视角

这里所说的“后向沟通”就是与过去的历史进行沟通。所谓与过去的历史进行沟通，实际上就是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当成一种可以有助于更好地活在當下的资源传播给传播对象乃至全社会，从而促进传播对象乃至全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大众传媒在“后向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二是“身在宝山不识宝”。下面分别展开略加阐述。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里所说的“一叶障目”中的“一叶”至少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相关行为主体自身，二是来自相关行为主体外部。来自外部的比较好理解，来自内心的是什么意思呢？佛教经典《六祖坛经》上曾经记载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阵风吹过时，挂在庙宇屋顶上的风幡迎风飘舞，在场的三位出家人就此分别发表见解，一位出家人说“这是风动”，另外一位出家人说，“不对，这是幡动”，而另外一位被公认为有道行的出家人则不以为然地对那两位出家人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你们心动。”③这个故事经常被用来形容第三位出家人修行的高深，实际上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的心理对于认知和判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往往会影响相关行为主体作出正确的判断或是错误的判断，尤其是相关行为主体自身具备很多所谓的“知识储备”时，倘若出现心理上的“障碍”，那后果可能更严重。香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曾经写过一本著名的武侠小说叫作《侠客行》。《侠客行》里有一个桥段，说的是有一座在大海深处的岛屿名叫侠客岛。侠客岛每年都派人到陆地去邀请各路武功高手来到岛上，共同参悟岛上的几面石壁上用所谓的蝌蚪文刻着的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那首著名的诗歌《侠客行》，无数饱学名师和武侠大家都从词义或者篇章结构甚至李白的生平入手，去参悟诗歌背后所蕴含的高深武功，只有那个被称为“狗杂种”的懵懂少年石破天另辟蹊径，没有受到那些字、词、篇章结构等的影响，而只是纯粹从文字象形图画的角度，参悟出其背后所蕴含的高深武功。④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如果路径不对，相关的知识储备很可能会成为影响相关行为主体作出正确判断的“一叶”。这也就是佛家通常所说的“所知障”的深刻内涵之所在。包括教育传媒在内的大众传媒的某些从业主体之所以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往往受制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尤其是其相关“知识储备”，所以对于既往的历史往往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前些年有一位著名的大众传媒工作者，在拍摄秦代历史题材的影片时候号称要气死相关的历史学家，⑤这样做的结果自然会使得他们最后走上了一条旁门左道，久而久之，必然会影响大众传媒通过传递正确的历史知识而进行的相关沟通。

说完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身在宝山不识宝”。所谓“身在宝山不识宝”的“宝山”，又有中国的和外国的之分，中国的“宝山”就是中国的历史。这些历史包括但不限于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建国史和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历史，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等等，这些历史，对于现在的我们都是一座座“宝山”。学习、了解和把握这些历史，不仅有助于相关行为主体自身心明眼亮，也有助于帮助其传播对象妥善地处理与外部的关系，科学地认知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因为“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从历史中可以照见现实。历史留给我们很多经验，也有很多教训，无论是从吸取经验还是汲取教训的角度，都应当珍重这些历史。遗憾的是，大众传媒的一些从业者，往往对于这些历史或者是采取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或者是虽然每天都享受着这些历史，但却并没把这些历史当成真正的“宝山”，加以很好地开发和利用。也正是有鉴于此，党中央才发出了学习党史的号召，提出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就是要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而外国的“宝山”则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以及其他可资借鉴的外国历史。这些历史虽然发生在“彼地”，但对于“此地”的我们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对于这些历史，也同样应当视为是一种“宝山”。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包括教育传媒在内的某些大众传媒的从业人员，却对这些历史或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采取了一种漠然置之的态度，或者对于这些历史不知道如何加以运用，从而导致他们成为无根之浮萍！他们的传播往往不能与历史沟通起来，既不能与历史沟通，也不能运用学到的历史与其传播对象进行有效沟通，结果往往会使得其传播对象增加对有关方面新出台的政策等的理解难度。其实，中国古人早就注意到了历史对于现实的观照作用，《宋朝事实类苑·卷一》记载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让宰相赵普等人拟定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年号，赵普等人吭哧了半天，拟定了一个年号叫做“乾德”。乾德三年也就是公元965年时北宋灭掉了后蜀，俘获了一批后蜀国的宫女，这些宫女们带来的镜子中有一面的背后赫然有“乾德四年制”的字样，赵匡胤看了后十分不解，当时还没有“穿越”这个词，于是，他就召来赵普等人询问，赵普等人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没办法只好召来当时的饱学之士窦仪、陶谷等询问此事，后者告诉赵匡胤，“乾德”这个年号并非首创，而是早就被后蜀帝国使用过，所以，这面镜子背面才会有“乾德四年制”的字样，赵匡胤让人查询了一下果然如此，于是他忍不住慨叹说：“宰相当用读书人”，⑥言外之意是不了解过去的历史，就会闹出贻笑大方的笑话来。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了解以往历史的重要性。

2.“前向沟通”视角

这里所说的“前向沟通”就是面向未来所进行的沟通。古语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与未来进行沟通的重要与必要。在“前向沟通”方面，大众传媒的某些相关行为主体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分别用两个关键词来加以概括，这两个关键词一个叫作“近视”，一个叫作“短虑”。

所谓“近视”，是一种比较形象的比喻用法，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看的不够远，又可以按照其形成的原因分成“心因性近视”和“生因性近视”两种情况。所谓“生因性近视”顾名思义，就是指人在智力方面是存在着一定的与生俱来的差别的，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世说新语》中曾经记载过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次曹操和他手下的著名才子杨修两个人在路上看到了一块石碑，石碑的背面刻着“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就问杨修知不知道这八个字的意思，杨修说知道。曹操说，你先写下来，但别说出来，我也想一想，结果走了30里之后曹操才想出来这八个字合在一起组成四个字，叫作“绝妙好辞”，而杨修却早就知道了。⑦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差别的。同样面对天下大势，刘备、张飞等人只能疲于奔命，而在诸葛亮眼中，却变成了一幅魏、蜀、吴三分天下的远景图，这就是“隆中对”所揭示的一个深刻含义。所谓“心因性近视”则是指有些人不是看不到，而是不想往远看。这些人其实就是一种选择性的“失明”。在获得奥斯卡奖的众多国外影片中，有一部电影叫作《铁皮鼓》。这部电影由德国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执导，是根据君特·格拉斯的小说《但泽三部曲》的第一部改编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也叫奥斯卡。这个奥斯卡3岁的时候，因为目睹了成年人世界里面的种种丑恶，所以决心拒绝长大，以反抗包括他的父母、纳粹分子等在内的成人世界。⑧这部影片中的奥斯卡实际上就可以视为是因为“心因性”而拒绝长大、拒绝往远看的一个典型案例。《铁皮鼓》中的奥斯卡这一形象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类似奥斯卡这样的人物却并不少见。某些大众传媒的相关从业主体由于患有这种“心因性近视”，所以往往也非常不愿意往远了看，宁愿永远停留在“3岁”这样一个心理年龄，所以，难以很好地沟通未来。

说完了“近视”，我们不妨再来说说“短虑”。之所以出现“短虑”，其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可能就是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错误认知所导致。具体来说，这种“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错误认知”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其一是“过于放大”，其二是“过于缩小”。下面分别展开加以阐述。所谓“過于放大”，就是相关行为主体在从事相关传播活动的过程中，过于夸大了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因而错误地认为未来是不可知的，因而也不必对未来做长远性思考。司马迁的《史记》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说的公元前195年，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病情加重，他的夫人询问：陛下百年后，倘若开国宰相萧何也不幸病逝，谁能够接替萧何？刘邦说，曹参可以，吕后又接着问，曹参之后谁可以继任宰相？刘邦说王陵，但是王陵这个人有点不太聪明，所以可以让陈平做他的助手，陈平这个人智慧有余，但是不能够独当一面，所以还需要辅之于周勃。吕后接着又问，这些人之后谁还可以接着做宰相？刘邦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此后亦非乃所知也！”。⑨这话的意思说，再往后的事情不是你所能够预测的。这段话虽然谈的是政治，但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也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或者比喻意义，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或多或少的怀有这种“此后非所知”心态。这些人甚至可能连刘邦都还不如，因为《史记》中记载的刘邦毕竟还对未来做了一些预先思考，而在有些人看来，因为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就没有必要对未来做相关的思考！所谓“过于缩小”顾名思义就是将未来的不确定性极力缩小。在这些人看来，未来其实就是“明天的现在”，和“今天的现在”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没有必要去对未来做一些长远性的战略性思考。《三国志》中曾经记载过一个故事，说的是蜀汉后主刘禅国破之后被司马昭俘虏到魏国的首都洛阳，到了之后整天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司马昭不放心，就派人试探他想不想回到蜀汉故地去。刘禅说了一句话，叫作“此间乐，不思蜀”——这也是成语“乐不思蜀”这一典故的由来。⑩以往人们更多的是从这个典故揭示了刘禅的不可救药来解读，实际上，它从另外一个侧面展示了刘禅的另外一种心理，那就是他可能认为即使是回到蜀汉帝国，也只不过是把过去的事情再重新来过一遍，其结果仍然还得到洛阳当俘虏，与其那样，还不如“此间乐，不思蜀”呢！

（二）空间维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另一种方式，一般通过物与物的位置差异来加以区别。这里所说的“物与物的位置差异”中的“差异”又可以进一步分成因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差异”以及因为知识储备、术业专攻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差异”。前一种差异所区隔的空间，人们一般将其称为不同的“区域”，后一种差异所造成的空间，人们一般称其为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领域”都存在着一些沟通不到位的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区域”沟通的不到位。

1.“区域”沟通的不到位

区域沟通不到位的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可能主要是“知、思错位”。这里所说的“知、思错位”又可以具体分成“知”的错位和“思”的错位，不妨分别展开略加阐述。我们先来看一下“知”的错位，所谓“知”的错位，实际上就是“应知而未知”。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记得著名杂文家也是著名报人，曾经长期担任过《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新闻工作者都应成为杂家。所谓杂家，就是虽然不一定能够“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但是，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历史、地理等等各个方面都要有所涉猎，虽然不一定能达到专家级别，但是仍要尽量不说外行话，以免犯常识性的错误。这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经验和教训的，民国初年有一家媒体招聘编辑，出了一道考试题，叫作《项羽拿破仑论》。有一名考生看了之后不知道“拿破仑”为何物，于是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文章。将拿破仑当成“拿起破轮”，他在文章中洋洋洒洒地写道，“项羽力能扛鼎，岂有破轮而不能拿！”这可能是一个笑话，但是其实对于今天的我们也不无警醒作用。我们今天的某些新闻工作者，对于来自不同区域的相关内容，往往可能并不一定应知尽知，反倒存在着想当然的错误。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是俯拾皆是。说完了“知”的错位，我们再来看一下“思”的错位。所谓“思”的错位？实际上就是一种思虑上的想当然，本来不应该如此，却认为是如此。这方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经验和教训的。其中最典型的当推所谓“西点军校悬挂雷锋画像”的“新闻”，这一“新闻”的始作俑者是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其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的1981年，因为“外电播发消息，西点军校学雷锋，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于是，不假思索就写了一篇文章”，言之凿凿地认为美国西点军校校史荣誉室里悬挂着雷锋的画像，“直到1997年在《读书》杂志上看到李慎之揭露谎言的文章，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于是他专门发表文章就此表示歉意。这个真实的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应知而不知”固然很可怕，“想当然”其实也十分可怕。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所说的“应知而不知”和“本来不应该如此，却认为是如此”其实都可能造成对于不同空间传播上的“误传”和“不传”。

2.“领域”沟通的不到位

领域沟通不到位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怀有不懂装懂的“懂王”心态而导致的“乱沟通”，还有一种是因怀有恐惧一切新生事物的“徐桐”心态而导致的“不沟通”。下面分别展开加以阐述。首先，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因为怀有不懂装懂的“懂王”心态所导致的“乱沟通”，这方面当以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为代表。这位美国第45任总统登上美利坚大统领宝座之后，自以为随着身份和地位的改变，自己对于所有的领域都有发言权，都所知甚多，甚至比相关领域的专家还更懂该领域！他的一个口头禅是，“这方面没有比我更懂的”，所以就落下了一个“懂王”的绰号。特朗普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所谓“懂王”心态，实际上就是将身份、地位的改变与其自身相关知识的增加与具备画上了等号，非常自信地认为，一旦坐上了某个位置，就如同“开了外挂”一样，自然而然就应该而且能够对所有的事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可谓上知500年，下知500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没有不知道，没有不懂的。这种“自我赋能”，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特朗普这样的“懂王”身上，在某些大众传媒的从业者身上，我们往往也能够看到其影子。这些大众传媒工作者虽然不是美国总统，出行时也没有“空军一号”供其乘坐，但是他们却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乃是“无冕之王”，并且往往把别人对他们的尊称当成了实际上的职务，将“无冕之王”與自己的知识水平、知识储备画上了等号。想当然地认为，一旦成为新闻工作者，那就拥有对所有领域指手画脚、随意发表评论的发言权。这方面其实是有很多教训的。前些年，有些媒体在涉案报道时，往往都是未审先定罪，在司法机构还没有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理的时候，就板上钉钉般地在报道中将“犯罪嫌疑人”称为“罪犯”，并且随意对司法机构的司法审判妄加评论，其结果常常影响正常的司法程序。还有个别大众传媒从业者，对于国家的教育政策说三道四，以自己并不专业的知识储备，凌驾于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之上，对国家的教育政策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身为媒体从业人员，应当想办法把理论上应该懂的和实际上能够懂的联系起来，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到二者合一，如果做不到，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充分发挥自身所处平台的作用，善于借助那些懂的人来做他们懂的事，这样才能够变不懂为懂，从而避免因不懂装懂而造成的乱沟通。说完了“懂王”心态，我们不妨再来说说“徐桐”心态。徐桐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家，也是著名的顽固派，此人曾经当过清朝政府的大学士，据相关史料记载，徐桐非常守旧，竟然“每见西人，以扇掩面”。光绪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88年的时候，他作为主考官，批阅参加那一年科举考试的戊戌变法领军人物康有为的试卷时，就极其厌恶康有为，说“如此狂生，不可中”。他多次声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在担任清朝翰林院主管的时候，他对手下的翰林们要求极严，严禁他们学习西方的“奇技淫巧”，“日戒所属，勿用洋货”！他家住在北京的东交民巷，与当时的西方各国驻华使馆邻近，他就在大门贴上“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对子来表示对洋人的憎恶，此人对于所有的新知识、新科学、新技术一概嗤之以鼻，偏偏他本人又不具备相关的知识，结果就闹出了很多笑话。据说他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国名的由来颇为不解，曾经发过这样一段议论“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徐桐身上所具有的对于所有的外来新生事物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反对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不少人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其实不仅仅是徐桐本人所独有，某些大众传媒的从业者在从事相关传播的时候，往往也对于很多新生事物、新的科学技术、新的发明创造，采取一种实际上的消极抵制甚至主观排斥的态度，用所谓的安全、稳妥、保险的名义做借口，拒绝对这些新东西予以沟通，结果就导致了“不沟通”情况的存在。

三、应对策略

在充分观察某些大众传媒的相关行为主体在“沟通”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的基础上，笔者经过认真思考，提出以下应对建议：

（一）努力化解时间维度“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

1.充分感悟唐太宗李世民关于历史的相关感慨，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学习，努力化解相关行为主体在“后向沟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李世民生前有过很多言论和感慨，这里指的是他对阅读历史的一些相关感慨。这些感慨许多大家都耳熟能详，比如最著名的那句“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虽然大家都很熟悉李世民的这两句话，但是却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深刻领会这两句话的深刻内涵。从理论上说，“以古为镜”至少可以有三种理解。第一种理解就是只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一个了解，并不知道这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背后所隐含的相关哲理。换句话说，就是对于历史知识只是知道“是什么”，但却并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人充其量也就是像南北朝时刘宋王朝的那位陆澄那样，“当世称为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所以被他的同时代人王俭戏称为“书橱”——这就是后来的“两脚书橱”这个成语的来历。“两脚书橱”这个称呼可能未免有些极端，但是许多人对于历史知识的把握，可能甚至连“两脚书橱”都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往往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从理论上说，“以古为镜”的第二种含义就是既知道“是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这种情况比只知道“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自然是有很大的进步。如果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教书匠”，可能也就够了。但是，正像马克思当年曾经说过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大众传媒的从业者们虽不是政治家，但也应当像历届领导人所要求的那样“政治家办报”，自觉地肩负起“改变世界”的重任，所以，对于有追求的大众传媒从业者来说，“以古为镜”的第三重境界应该是既知道“是什么”，又知道“为什么”，还知道如何联系当下，让历史照进现实，对当下发挥借鉴、引领、指导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朝大学者司马光的那部历史巨著编纂完成之后，上呈御览时，当时的宋神宗才亲笔为这部巨著取名《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这四个字实际上就是昭示历史对现实的借鉴、引领、指导作用。在“以古为镜”时既知“是什么”，也知道“为什么”，更知道这些历史对于现实有何借鉴、指导和引领作用，如果想要化解大众传播过程中“反向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就应当而且必须从第一层境界开始，达到第三层境界，真正弄清楚“以古为镜”的重要性，从而激发对历史的兴趣，激活相关行为主体内在的潜能，使得他们拿出宝贵的时间来了解历史、把握历史、借鉴历史。所谓“向大成至圣先师”学习，指的是向孔子学习。据相关史料记载，孔子到了一个地方采取了一种“每事问”的态度。这个地方就是周朝的太庙。据相关史料记载，孔子“进太庙，每事问”。孔子进太庙，为什么每件事情都要向别人请教呢？在笔者看来，就是因为孔子认为太庙是一座“宝山”，这里面的每一件器物都是宝物。面对这些宝物，其实有三种态度，第一种就是认为这只是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器物，与当下的“我”毫不相关，第二种是把这些历史器物当成珍宝，但是没有将其与当下的“我”，当下的事联系在一起，而第三种则是将这些宝物不仅仅看成历史的遗存，而且还将其看成历史对现实的一种馈赠，从每一件器物背后发现其隐藏的深刻哲理，换句话说，就是充分认识到太庙这座“宝山”里面的每一件宝贝的真正价值，从而避免犯“身在宝山不识宝”，“端着金饭碗要饭”等等不应该犯的错误。

2.深刻领会“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深刻含义，从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斗智斗法中获得深刻的启发，努力化解“前向沟通”过程中存在的“近视”和“短虑”等问题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话是一个名叫陈澹然的清代学者所说，是他所写的一篇题为《迁都建藩议》的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原本是用来上书给当时的清朝廷请求迁都的，但是其中却蕴含着颇为深刻的哲理，所以经常为后世的人所引用。人非神仙，每个人其实生而俱来就都具有“具身性”，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当下，但是怎么样更好地活在当下，却是每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每时每刻可能都无不在思兹念兹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够更好地活在当下呢？可选的路径当然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利用好“彼时”“彼地”的资源。我们先来看看如何更好地利用好“彼时”的资源。这里所说的“彼时”，既包括已经发生过的并非此时的“彼时”，也包括尚未发生的并非此时的“彼时”。前者我们一般称其为“过去”，后者我们一般称其为“未来”。每一个既想在当下活得比较好又想在未来活得好的人，可能都会要充分地借助和利用这两個并非当下的“彼时”。俗话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怎么样才能努力化解未来的不确定性呢？那么可能就要充分借助已经过去了的“彼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过去”。具体说来，就是要在对“过去”情况进行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对尚未发生的“彼时”进行前瞻性观察和前瞻性思考，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关判断和决断，这样才能努力化解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方面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三国演义》中有一个“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桥段，大意是说，诸葛亮临终前曾经留下遗言给他的手下，让他们在他去世之后撤军时，在路上预先埋伏下一支部队，让这支部队的士兵推着一辆刻有诸葛亮木质雕像的手推车，等到司马懿率领大军追来的时候，一声炮响伏军四起，当中推出那辆小木车，司马懿见到诸葛亮仍然端坐在手推车上，不禁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败走。死诸葛为什么能够吓走活仲达呢？究其原因，就是诸葛亮生前充分地利用了两个“彼时”，就是他知道过去的司马懿，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而过去的诸葛亮也一向不喜欢弄险，所以他推断，如果他作出一个冒险的举动，而一向认为诸葛亮不会冒险，而自身也很谨慎的司马懿，就会对诸葛亮去世之后尚未发生的“彼时”的情况作出错误的判断，误认为诸葛亮并没有死，还坐在那辆手推车上！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已经发生的“彼时”必须很好把握，而未曾发生的“彼时”也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如果充分把握并充分运用过去的“彼时”，就有可能由“彼”及“彼”，从而化解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下好先手棋”才能够“打好主动仗”的道理和原因之所在。

（二）努力化解空间维度“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

1.深刻认识到承认、重视，寻找、用好“他山之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深刻感悟“放下即实地”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努力化解相关行为主体传播过程中在空间区域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他山之石”，顾名思义乃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对于这种“他山之石”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承认“他山之石”。我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子曾经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段话虽然说的是“天行”，也就是自然规律，但是用来形容“他山之石”也未尝不可，套用一句很多人可能都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台词，那就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山之石都在那里”。承认“他山之石”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在承认的基础上才能谈到接下来的重视、寻找和使用。当然了，承认“他山之石”并不一定意味着就重视“他山之石”，有的人可能口头上也承认“他山之石”的存在，但是却对“他山之石”并不一定有多重视，往往可能把“他山之石”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却没有放在心上，就是没有意识到“他山之石”的重要性。我们这里所说的“他山之石”，包括来自异域空间的人、事、经验和教训，这些人、事、经验和教训，如果运用得好，可以对相关行为主体有利，如果对其漠然置之，不加以重视，可能会对相关行为主体有害，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可能都存在着某些联系，如果对那只在亚马逊森林中的蝴蝶“扇动翅膀”的行为不加以应有的重视的话，就可能会引发远在天边的一场暴风雨。所以，对于“他山之石”必须非常重视，重视了才能够发自内心地愿意去寻找。找到“他山之石”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并不一定每一个都“可以攻玉”，所以，要找到真正的“他山之石”，还要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当然了，找到“他山之石”也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更好地使用“他山之石”，以“攻我之玉”。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借助“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来“攻我之玉”呢？笔者认为，一个是将“他山之石”作为一个“搅局者”，一个是将“他山之石”作为“参照系”来分别加以运用。这里所说的“搅局者”，是指要通过“他山之石”的引入，带来所谓的“鲶鱼效应”，激活相关行为主体所在空间区域的相关对象，让相关行为主体周围的人都能够积极振奋起来，活跃起来，去做好各自应该做的工作，这里所说的“参照系”就是要把“他山之石”当成“邻居家的孩子”，用来警示、激励相关行为主体所在空间区域的相关对象，促使他们不断奋进。说完了“他山之石”，我们不妨再来说说“放下即实地”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放下即实地”乃是明代学者刘元卿所著的《应谐录》中的一个典故，说的是有一个盲人，有一次走到了一座低矮的小桥上，一不留神滑到了桥边，他用双手攀着栏杆，以为桥下是万丈深渊，其实桥上离地面很近，而且下面也没有水，周围的人纷纷让他放下栏杆，告诉他“放下即实地”，但他却很长时间不敢放手。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很多人确实是像清末民初那个北大怪才辜鸿铭老先生所说的“头上无辫子，心中有辫子”，这种“头上无辫子，心中有辫子”的情况，其实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先生才非常感慨地说，“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所以，我们要深刻领会“放下即实地”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去除“心中的辫子”和“心中之贼”，避免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不断解放思想，积极吸纳来自异域空间的经验，汲取其相关教训，以便做好我们的相关传播工作。

2.科学把握“自我赋能”的“时”“度”“效”，避免“乱作为”和“不作为”，从而努力化解相关行为主体传播过程中在领域“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自我赋能”，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为了更好地开展某一专业领域的传播而对与该领域相关的知识和经验习得的过程。这种习得过程至少有三个考察指标，这三个考察指标分别可以用“时”“度”“效”来加以概括。这里所说的“时”指的是“时机”，也可以理解为“时间”，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对于习得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时机和时间的把握。从理论上说，相关行为主体在进入一个相对陌生的知识领域时，在对于习得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时间或者时机的把握上，至少有以下四种选项，这四种选项分别是“事先习得”“事中习得”“事后习得”和“不习得”。所谓“事先习得”，就是预先对于所要涉足的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开展学习。这种学习也可以有多种路径，一种是“全面、深入地习得”，还有一种是“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从完美主义的角度说，当然希望“全面、深入地习得”，但大众传播从业人员毕竟不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像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那样，对该领域的所有专业知识都有非常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比较可行的办法还是带着相关问题去学，将所要习得的内容分一下轻重缓急，着急要用的先学，这样才可能做到知识习得与大众传播两不误，而且不断增强自信和他信！所谓“事中习得”，是指边干边学，这种边干边学，理论上说也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事先没有任何习得仅仅依靠“临时抱佛脚”，另外一个是事先已经有了一些习得，通过“事中习得”对“事先习得”进行检验。笔者认为还是后一种选项可能更好。所谓“事后习得”至少也有两种选项，一种是既没有“事先习得”，也没有“事中习得”做基础，只是在相关传播完成之后，为了应对上边的检查，或者是为了增加自身的一点谈资，而再回过头来去浮光掠影地涉猎一点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或者经验，以充作谈资，还有一种就是在“事先习得”和“事中习得”的基础上，事后对前两种“习得”来一个复习式的总结，笔者认为，后一种才是“事后习得”的正确打开方式。所谓“不习得”，实际上就是前文提到的“徐桐”式的人物普遍采取的一种态度，他们对于相关专业领域的内容、知识和经验，往往采取一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不仅不利于其自身的成长，而且更不利于其所进行的大众传播工作，久而久之，必将会受到上、下两个方面的整肃或唾弃！说了“时”，我们再来说说“度”，这里所说的“度”是指“程度”，或者“尺度”“深度”等。相关行为主体在开展大众传播活动的过程中，对于以往未曾涉及的专业领域的相关知识和经验进行习得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恰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定不能把自己等同于相关领域真正的专家和学者，不要“用力过猛”，认为自己就像美国那位著名的“懂王”那样，所有的东西都懂，而不把真正的专家、学者放在眼里，这是非常不可取的。真正可取的态度应该是够用即可。“效”指的就是“效果”，实际上就是要树立一种“结果导向”的意识，就是检验“自我赋能”的好坏，不能光看相关行为主体自身以为如何，还要看其传播对象和社会各界觉得其做得如何，从而让相关行为主体对于“自我赋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把握好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所说的“时”“度”“效”的基础上还要努力避免不懂装懂式的“乱作为”，和不懂更不想懂的“不作為”，这样才能有效化解大众传播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在相关专业领域空间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确保相关媒体和相关行为主体都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金家年：《江淮水道疏证》，《安徽史学》1984年第3期。

②孟洁：《习近平向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致贺信》，新华社客户端2021年11月23日。

③钟恺琳：《新兴·禅域小镇风动？幡动？心动！》，《房地产导刊》2018年第5期。

④邓桦：《论金庸小说寓意手法的运用技巧》，《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⑤庄骏：《气死历史学家的“戏说”》，《咬文嚼字》2003年第10期。

⑥颜怡：《宋太祖宋太宗皆喜读书》，《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9期。

⑦刘亦冰：《绝妙好辞〈曹娥碑〉》，《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⑧王颖茹：《反成长小说视野下的〈铁皮鼓〉》，《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8期。

⑨叶万忠：《“安刘氏者必勃也”——读史扎记》，《江苏师院学报》1977年第1期。

⑩刘涛：《刘禅真的“乐不思蜀”吗？》，《语文天地》2009年第17期。

丁言鸣：《广博——记者必具的素质》，《新疆新闻界》198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