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言

Dr. Gianluca Pastorelli，柏路可博士。图/ Inger Marie Mulvad

我在一个春日雨天来到了丹麦国家艺术馆。这座百年前的建筑，细雨蒙蒙中显得有点低调，但其雄伟磅礴的躯体，远远看去就给人庄严之感。

9点10分，正门还没对公众开放。我来到工作人员通道，白色的框架，镶嵌着四方玻璃，简单的一扇门，透着现代北欧风格，仿佛从厚重的历史里挖掘出来的通道，人穿过去，就从现代回到了过去。

我向保安报了名字，填好信息表格，拿到访客卡，坐在门口沙发上等候。

员工陆陆续续到达了——他们无需经过任何安检，作为全丹麦安保最严密的博物馆，这里的安全措施都做在细微之处——先刷员工卡，系统确认后才能从旁边的保险箱中取到当天进出所需的钥匙。这只是安保措施中的一项，除此之外，一般员工入职前必须提供来自警察局的无犯罪证明;下班时间一到，所有人必须离开博物馆，不得以任何理由逗留。至于访客到访，是极罕有的事情。

我是幸运的，朋友的丈夫不仅在这间博物馆工作，还是里面最神秘也最有趣的部门。他叫Dr. Gianluca Pastorelli，柏路可博士，也就是这篇故事的主角。

9点40分，柏博士出现了，他在丹麦生活多年，身上依然带着来自意大利的温暖。走向他办公室的路上，他很自然地和我闲聊起来。我们经过的地方就是博物馆的腹地，和公众看到的光亮、有序的陈列相比，“后台”更像仓库，随处能看到一些应该是从艺术品上拆下来的包装用纸和绳索。我们一口气爬了三层楼梯，来到了他所在的部门——CATS，Conservation and Art Technological Studies laboratory（艺术科学研究与保存实验室）。

柏教授的学术背景是考古科学家，专门研究琥珀。琥珀很多来自于波罗的海区域，因此攻读博士学位时，柏教授来到了丹麦。这里“盛产”琥珀，同时又出现了衰退现象，所以需要专业人才来发现更好的保存方法。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接触到除了琥珀以外的物质，例如纸质、塑料、玻璃、人工合成，正是艺术品里所包含的材质。四年前，机缘巧合，柏教授加入了藏在丹麦国家艺术馆里的这个艺术科学研究中心。

柏教授工作的地方比我想象的要简单，我只看到一台显微镜，两台x光分析仪器。柏博士说，这只是实验室的一小部分，博物馆里还藏着更多功能和大小各异的仪器，分散在不同角落。这些机器经手过的艺术品，可都是价值连城的。这里收藏了将近9000件油画和雕塑，世界闻名的画家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彼得·保罗·鲁本斯，又或者北欧本土知名艺术家的作品，都能在这里找到真迹。

实验室一角。

艺术科学家日常所需工具

当天，柏博士正在着手检测的就是来自威尔汉姆·哈莫修依（19世纪丹麦画家，以记录日常生活闻名）的一幅油画。这幅A4大小的油画由戴着手套的艺术保管员从楼下运送至实验室，就算柏博士是工作人员，也只能在旁护驾而不能触碰。保管员按照柏博士指示把油画安放在固定位置上，柏博士开始操控x光仪器。仪器的探头不能触碰到油画画面，但距离也不能太远，找好准确位置后，仪器开始取样，收集数据，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两小时。等数据全部收集完毕，柏博士就开始对数据进行分析。一般来说，他平均每天能完成两幅小型油画的数据处理。

对于外行人如我，柏博士的工作很容易被等同于艺术品鉴定。但柏博士礼貌地更正了这一说法，他说自己的职责更多是通过科学分析艺术作品，从而为艺术历史学家提供答案。

“提供什么样的答案呢？”

柏教授温和地笑了笑，仿佛对任何好奇问题都已习以为常。他解释道，我们平常人看一幅画，可能只看到颜色和形状。艺术历史学家借着书的辅助，对画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例如画家的背景、风格、所用颜料的出处。可是，这些信息都只来自于书籍，又或者只是一种猜想，大部分内容都未经验证。另外，如何维护与保存艺术品，同样需要知道艺术品的成分与组合。

我琢磨了一下柏教授的话，突然想起《红楼梦》，这本古典巨著就像一幅历史名画，学者们写了无数评论，可到底大观园的具体地址在哪儿？里面的菜谱如糟鹅掌鸭信味道果然那么好吗？这些疑问只能通过考证和实验来解答。

柏教授就是这种做考证和实验的角色，只不过他用的是化学和物理知识。例如某位法国画家，历史书上说他某一时期用的顏料来自德国，柏教授就会分析画家作品的颜料成分，最后发现果然产于德国，这就验证了艺术历史学家的猜想。

可不要小看这样的技术，因为艺术大师们都喜欢在作品里留下连串密码，要不是有柏博士这样的科技人员，也许秘密就会一直被藏起来呢。拿毕加索创作于1902的作品《蜷坐的乞丐》为例，艺术历史学家早已知道这幅画下面还藏着另一幅画。可是底下那幅是谁的作品？为什么毕加索要这样做呢？

柏教授就是当时解开这个谜底的研究人员之一。他和团队一起用最先进的x光仪器扫描画面，再分析研究数据显示的物质，最终发现原来底下那幅画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位不知名画家——这位画家的画给了毕加索灵感，所以他在原来的风景画基础上画了一位驼背的妇人。数据还显示，在妇人的大衣底下，毕加索曾画了一只揣着面包的手臂，后来因为不满意而涂掉。艺术科学家们的参与不仅让这位不知名西班牙画家的作品公诸天下，同时也让人们窥探到毕加索创作时的想法和思考过程。

化学物质在显微镜下呈现的颜色与图案

柏博士正在用电脑收集X光仪器反馈的数据

油画化学物质样本采集，柏博士从油画里提取比头屑还小的样本，从而达到分析颜料层次的目的

类似的发现在柏教授的职业生涯里不计其数，倘若非要选其中最难忘的一次，那一定是叙利亚巴尔米拉古城的神像。2015年，该地区遭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蓄意破坏，残垣断壁被送到柏教授所在实验室进行检测。经过千年岁月的洗礼，神像的颜色早已被侵蚀，肉眼能看到的，只是石头原本的白灰色。本来，柏教授也认为不会在这些遗骸里找到任何颜色，可就在他把一片比头皮屑还小的样本放在显微镜下时，竟然发现了一抹蓝色，主要成分为群青。

要知道，当时只有阿富汗生产这种群青。这就意味着，制造神像的艺术家们，从叙利亚出发，途经伊朗、伊拉克，到达阿富汗取群青后又原路返回。在道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样的旅途堪比《西游记》唐僧取经。那些艺术家就为了这一抹蓝，克服了如此艰辛。

不过，发现再惊人，再轰动世界，柏教授自嘲自己依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这个领域不同于生物学或物理学，所有研究都冲着诺贝尔奖，以至于科学家之间存在激烈竞争。柏博士说，在他这一行，圈子很小，每年的国际研讨会来来去去还是那么几百号人，因此大家很团结，也互相帮助，有什么新发现都乐意共享。

“这份工作给你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呢？”

柏博士想了想，说，“可能是学生写信来答谢，我写过的论文对他们有帮助吧。”

尽管博物馆都意识到科技能对艺术品鉴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柏博士所在的实验室直到2020年才正式归入博物馆。据我所知，北欧四国中，也只有丹麦这个博物馆自带实验室。不过他和团队正努力让更多人明白科技与艺术结合的重要性。新冠疫情前他们就举办过公众开放日，邀请民众与学生来参观实验室。

随着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逐步发展，柏博士也遇到越来越多来自亚洲的艺术科学家。去年的国际研讨会原本计划在北京举行，无奈赶上疫情，大家只能在网上碰面。柏博士還是很期待以后能有机会和更多亚洲同行交流意见。

采访结束，我们离开柏博士的办公室，经过博物馆后台“仓库”，向出口走去。柏教授说，自从开始在博物馆工作，他才知道民众看到的展览只是冰山一角，博物馆85%的收藏都放在幕后，那才是更让人惊叹的宝藏。

交还了访客卡，我感谢了柏博士的宝贵时间。随着博物馆庞大的身躯渐渐从我的后方消失，我一直想起柏博士提到的那一抹珍贵的群青，微弱地、轻盈地飘动，就像一个火种，让人类文明始终存在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