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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芬:记住一个普通人的死亡

2022-05-30聂阳欣曾嘉淇

南方人物周刊 2022年20期
关键词:二宝

聂阳欣 曾嘉淇

杨本芬有灵感时就会拿起平板电脑创作。图/冯海泳,受访者提供

“驼驼扁担耐得挑”

2022年,杨本芬82岁,出版了她的第三本书《我本芬芳》。自2020年起,她每年出一本书。《秋园》主要回忆母亲的一生,《浮木》写底层百姓在时代洪流里的浮沉,《我本芬芳》讲述自己60年的婚姻生活。这些故事都在她61岁以后陆续写出,成为中国上两代人乡土生活的缩影。

有读者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杨本芬的书让他忍不住一口气读完,“那些人和事太过于熟悉,可能我的祖辈有相同的命运故事。”也有读者说,看了这几本书,才知道过去的生活是怎样的。

杨本芬的女儿章红说:“其实那段历史并不遥远,只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很多年轻人不了解,可能是长辈们经历了痛苦后,在日常生活中刻意回避。”杨本芬是坚韧的,尽管有时候边写边哭,眼泪打湿了稿纸,但她不会放下笔。她用一句湖南老话形容自己“驼驼扁担耐得挑”,意思是老竹做成的扁担经用。章红也鼓励她要有面对真实的勇气,“既然打算写东西,就要拿出勇气来;如果没有面对真相的勇气,那就没必要写。”

杨本芬现在回想起母亲讲的偷菩萨经历还是会笑出声。陈家冲(地名,“冲”在湘语方言中意为山谷里的平地)的媳妇二寶,人生得胖,乳房像两只撑在衣服里的大口袋,屁股硕大,走起路来颤颤悠悠。她到四十多岁还没生育,拉上杨本芬的母亲秋园和另一个邻居大婶去庙里偷观音菩萨像,“偷来的菩萨更显灵。”三个女人去庙里拜佛,秋园正叩着头,二宝就说要走,秋园没察觉到任何动静,但见二宝脸上红扑扑的,眼睛放着亮光,料想应该得手了。回程路上,二宝果然从衣摆下掏出一个一尺长的观音菩萨。

二宝想生孩子,因为她觉得她的男人对她很好,“不生个细伢子对他不起。”有一天二宝出门拜佛,她的男人友华牵着老黄牛下地干活,刚拿牛扁担往牛脖子上套时,那公牛突然把长长的牛角顶进友华的肚子。他被发现时已经断气了。二宝悲痛欲绝,不到一年时间,圆润的身体瘦成皮包骨,患上宫颈癌,很快就死了。那尊观音像冷落在屋子里,蒙着一层灰。

秋园在花屋里小学教书时,附近的茅屋新搬来一户人家,女主人贵芸收留了远房亲戚的孤女小泉,预备做儿媳。小泉的妈妈在铲田坎时被疯狗咬了一口,半个月后发了病,最后病逝。

小泉不到16岁就意外生了女儿人王,人王天生发育不良,刚出生时像只老鼠那么小,嘴巴开一条缝,只能把棉花搓成线蘸米汤给她吮吸。人王长大了也是小个子,能在一张八仙桌的横梁上翻去自由,走到哪里,别人都要她钻桌子、翻跟头。有一次秋园去喝喜酒,人们正围看人王表演,秋园不忍,跟小泉说:“叫人王出来吧,这么一个小身子,耍来耍去也蛮累的。”

小小的人王死在水缸里。夏天抢收和抢种水稻的季节,全家人都下到田里,人王一个人在家口渴,去水缸舀水喝,结果一头栽进去了。

这些乡间人物的生死至今压迫在杨本芬的胸口,他们平凡如草芥,多数一生劳碌,不得善终,应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他们的悲剧故事不能给人带来快乐,但杨本芬忘不了,“他们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恍惚间我窥见了他们,画面如此清晰。”

杨本芬几乎如实记录着她回忆里的一切。秋园年轻时候的事情多是她自己讲述的,冬天家里人围坐在一起烤火,秋园会聊起以前的故事。秋园喜欢讲故事,后来她八十多岁了,经常问杨本芬,“你看了这本书吗?没看的话晚上我讲给你听。”89岁那年,秋园还兴致勃勃地和她讲《天龙八部》的情节。杨本芬写的时候,往事自动在她脑海里生成场景。虽然她没见过秋园成长的那间洛阳药店,但她在宜春见过很多家中药铺,她想,秋园应该是在有着许多小抽屉的中药柜前进进出出。

其他人的故事来自于杨本芬和他们交往的经历。她喜欢观察人,身边人的生活总能引起她的注意,而且她足够友善,互相能说说真心话。在汽车公司工作时,有一回她陪一个出事故的女生去北京安装假肢,在假肢厂附近看见一对父子,父亲没有双手,儿子没有双脚。来来往往的人没有理他们的,但杨本芬主动上前聊天,得知他们是遭遇瓦斯爆炸的煤矿工人。在北京的日子,杨本芬帮他们买饭、洗衣服,离开北京前把丈夫的刮胡刀和镜子留给他们,“他们胡子拉碴,看上去邋遢,但其实长得都有男子汉的样子,牙齿整齐。”

很多事回首时和经历时的感受大有不同。1960年代“成分”不好的人生活得很苦,杨本芬尝尽了低人一等的滋味,但那时候她也懵懵懂懂,村民们“斗”四老倌时,她还跟着去看,大冬天让他脱光衣服去水缸里摸泥鳅。“那时候很少有脑子去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不对,哪怕是成分不好,都不应该这样。”

杨本芬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写出来发现那么苦,以前却觉得再苦也过得去,真正难过的是三四天吃不到饭的时候,“饿饭的日子里活下来的人真是不容易。”在穷苦的时候,杨本芬的三妹妹病死了,爸爸饿死了,最小的弟弟杨锐在13个月大时受寒引发肺炎,死在她的怀抱中。

文学的安慰

杨本芬自己的人生也不容易,她觉得自己是个背运的人,“命运对我确实有点残酷。”

1950年代初,秋园在学校当教师。1952年,杨本芬长到12岁,同村的女孩子都快读完小学了,她还没进过学校的门。家里没钱,饭都吃不饱,弟弟妹妹也需要人照料,父母实在无力送她去学校。为此,父亲曾愧疚地跪在她面前。

她从此当了三四年小农民,还给人补衣服纳鞋底补贴家用。1957年,她17岁,考上岳阳工业学校,自己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然而距离毕业还有两三个月时,学校停办了,学生一律回原籍。因为饥荒,这时秋园已带着杨本芬的弟弟去湖北找活干。杨本芬想要自谋出路,她只有三块钱,只能买一张就近去江西宜春的车票。到了宜春,她走了一天没找到工作,“我怎么找呢,我说我能吃苦,别人不信,‘你这个样子怎么吃苦?”

一名老乡介绍杨本芬去铜鼓县建筑工地打零工,挑了几天沙后,她听说附近有一所“劳动大学”,兴奋地报名。在学校里,她被下放到了农村。为了能继续读书、寻找出路,她在仓促之下选择了结婚。

年轻时的杨本芬。图/受访者提供

章红觉得,杨本芬在年轻时显然承受了太多生活的重担。有次他们家机缘巧合得了一瓶竹叶青,杨本芬出出进进时要喝上一口酒,不知不觉就喝完了。那段时间她一直头疼,直到多年后回想起来,才想到那瓶酒应该是劣质的勾兑酒。章红由此想到:“她为什么出出进进要喝那一口酒?可能是精神上要有一个抒发的渠道。”

尽管生活艰苦,杨本芬一直没有放下书本,“我喜欢观察人,不仅仅在生活中观察,还从书里观察。”文学能给她带来一点安慰,读到喜欢的书是安慰,读到书里写的人生艰苦也是安慰。

杨本芬不仅自己看书,像秋园一样,她也喜欢讲故事,经常给儿女、周围的邻居、工厂女工们讲。“那时候书很有限,她讲《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暴风骤雨》,这些当代小说在书店有售,其他要借阅或手抄,像古典小说《三言二拍》《今古奇观》。”

在婚后劳碌奔忙的间隙,有那么一次,杨本芬写了几首小诗,是女人们背着背篓在茶树间采茶的情境,“那场景实在美极了。”几天后,县文化馆录用了她的诗稿,请她去领稿费,她觉得自己“结婚以来头一次变得如此愉悦”,背着满周岁的女儿喜滋滋地去领稿费。不料回家后发现家中遭火灾了,风把火炉里零星的余火吹起来,点燃蚊帐,火在无人的屋子里烧了起来。“我就觉得我是个倒霉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倒霉。”

那場火灾平息后,杨本芬的创作热情也熄灭了。直到退休后去南京,帮身为作家的二女儿章红带孩子,看到章红家排满了墙壁的书架,她再一次产生创作的冲动。在三平方米的厨房里,她铺开了稿纸。。

成为作家

虽然没有多少写作的经验,但杨本芬有自己的语言直觉。她尽量精练,不喜欢过多的修饰和铺陈,“如果你看了老半天还不晓得讲什么,这就没意思了。”她也更倾向于使用方言,“我觉得方言更能表达人的感情。”

章红是杨本芬的第一读者,也是她文学上的老师。杨本芬写完一篇作品,第一时间给章红看,“她说要得,我就高兴得恨不得蹦起来,她说不行,那就要改,好严格的。”她用“铁面无私”来形容章红。

章红修改时,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是删,“她是感情很充沛的人,比如她叙述一件事,我认为这件事本身就能激起读者的情感,便会删掉抒情化的描写,因为过于直白的情感表达反而会削减文字内在的张力。”

杨本芬保留的《 秋园》 手稿,稿纸已经泛黄。图/冯海泳,受访者提供

杨本芬和女儿章红 图/受访者提供

《秋园》原稿修改的地方多,因为叙事时间跨度大,章红从结构上进行了一点调整,明确各个生活阶段,再以居住的空间作为故事的框架。到了《浮木》时,章红帮杨本芬的地方就很少了,只在个别字句上有改动,“像《江西柴刀》《晚年小景》这些作品,虽然看不出华丽的辞藻,但我觉得是很好的文字。”2022年计划出第四本书,第一篇的内容是秋园去世前最后的日子,章红删减了很多情感强烈的文字,杨本芬对出版人涂涂说:“你还是按照我的原版(编辑)好不好,你相信我不会写那么多没用的字。”涂涂觉得,这是她作家身份的逐渐自觉。

2003年《秋园》完成后,章红将小说发布在天涯论坛上,杨本芬原以为不会有人看,结果很多读者在帖子下面留言,她感到高兴和欣慰。为了能及时回复读者留言,杨本芬学会了打字和上网。留言激励了她继续写作,“那么多人看,催更,我再不写对人家不住。”

近17年里,作品在论坛的反响很好,却一直没有机会出版。2019年,出版人涂涂看到了,震惊于作品中的乡土世界,以及对生死的直接描摹。“当时感觉她的文字有一点冷峻,冷峻下面又有热切的疼痛,疼痛用冷的方式表达出来,更疼了。”

当时出版经营的大环境低落,有没有同事可以编辑、能不能顺利出版,涂涂心里都没底,但他还是很想出这本书。

他觉得杨本芬是有自己语言的作家,“她使用方言是因为她必须使用,她用白描的手法,如果场景是方言化的,她只能方言化,在这个方面,她不像专业作家。但她比专业作家好的地方是,她能写出这样的句子——非常朴素,却有力量,就像传统文学中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她已经抵达了很深的地方,沉浸其中,但对外也有理解和同情。”

杨本芬经常会跟小区的老人聊天,但是有共同话题的人并不多。图/冯海泳,受访者提供

“她自己的生命体验,跟家国、时代联系在一起。”涂涂说,“我们过去读反映这段时期的书,会感觉到无力。杨奶奶书里的人更底层,反而表达出最强韧的力量,就是人的力量。”

面对死亡

回顾往事,杨本芬有表达的冲动,但章红觉得,母亲并没有在作品中释怀,比如,“她好像更想念她的母亲了。”

杨本芬现在依然感到很遗憾,她没有机会问秋园一个问题:在父亲死后,秋园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留在身边帮忙,而是选择让她去考学校?“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她也依然对父亲对她的那一跪耿耿于怀,“为什么我当时愣住了,没有上前去扶起他?”

写完《我本芬芳》后,她也没有对婚姻释怀,章红说:“她始终觉得没有得到来自于我父亲的情感滋养,这种遗憾一直存在。”有一次章红和先生谈论起牛仔裤,说到很多人是怎么养牛仔裤的,事后当作趣谈告诉杨本芬,“她觉得很羡慕——我还可以跟先生谈论这些事情。”

杨本芬还会为了那些村民的死唏嘘不已,她说:“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死的都是‘好人,‘坏人活得好好的呢,因为我们对‘好人的死难以忘怀,他们应该被记住。”

“死亡对死人来讲并没有什么,他们什么都不晓得,难过的是活人,像我老是放不下自己的感情,我多想念他们。”杨本芬说。

现在,杨本芬觉得自己离死亡不远了。她的膝盖自从做手术以后就开始疼痛,每天早上起床都提心吊胆,“今天脚会痛吗?”状态好的时候,她一天能写几行字,有时候一行字都写不了。她长期吃的药物也对她的眼睛产生了副作用,看东西时有些模糊。

但她并不畏惧死亡。“我回想这一生没留下什么遗憾,死就死吧,无所谓,早点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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