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薇

去年采访防止地铁猥亵的选题时，上海铁检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金莺告诉我，其实她们接触的案子里有相当一部分关于偷拍，可是由于法律上入刑困难，针对偷拍的打击也一直困难。这便成 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选题。

偷拍不是什么新鲜事。上网多年，间或在一些贴吧小组里看到相关讨论：卫生间、酒店或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偷拍最为常见。以我们的邻国为例，2021年，韩国警察厅公布的数据显示，近10年间警察厅受理的偷拍案件达4.7万件，其中受害者多为女性。许多人对此深恶痛绝，却束手无策。

办案时，金莺听公安人员说“之前抓过一个用鞋子偷拍的人”——他们巡逻时发现嫌疑人鞋子总是往前伸，后来检查发现对方在用手机控制着鞋子上的摄像头进行偷拍。“一般人怎么会想到把偷拍工具藏到鞋子里？”金莺想。后来我采访反偷拍猎人何志会，与他聊起这个案例，他说，这种偷拍设备实际上十年前就出现了。我大为震撼。

偷拍选题的操作时间横跨了几个月，期间我出差住酒店时，心里总隐隐有个念头：要是这个房间有针孔怎么办？我不敢多想，也疲于测试，糊涂着度日蛮好。

一度，网上流传一种简易版测试酒店摄像头的方法：只消打开手机的拍照界面，对着不开灯的房间扫描，如果在画面中发现红点，便可能是针孔摄像头。

我问何志会，对普通人来说，防止偷拍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对方答，除了购买专业检测设备，还要多加练习检测摄像头的角度与方法。最近几年，其公司安防产品的客户群逐渐由公司变为个体，“出差住酒店、民宿的都会备一个。”我想，其实这些本不该是必需品。

说回采访对象。5月底，一则关于偷拍的新闻登上微博热搜，被各个平台转载，甚至被自媒体画成漫画。新闻里讲，女主播收到“朋友”送的化妆镜，里面却藏着摄像头，她将此经历分享在网络上，却遭到网暴。

被偷拍，被网暴，实在典型。我联系当事人约访，她一开始拒绝了我。在几次三番恳切的劝说后，对方终于答应，却坚决拒绝面访。她年纪很小，采访时多次聊到容貌焦虑，“挺不自信的。”是那个企图偷拍她的人在不断地给她安慰。

我们聊了很久，我试图问出她不自信的原因：13岁时常因外貌被同学嘲笑;青春期，被同桌猥亵，告诉老师也没得到妥善处理——这件事却像压在情绪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她从此患上抑郁症。

采訪至末尾，她感慨，生活还是挺危险的。两年前她和朋友逛街，被一位莫名而至的陌生男子掌掴，后来男子被证实患有精神疾病。那是她第一次报警。“什么事都让我碰上了。”

写社会报道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尽量避免让自己怀抱着“希望......”这类念头，寄希望于一篇稿子解决某个社会顽疾，当然不现实。可这次，在那些鲜活的伤痛背后，我诚心期盼，人人都能免于这样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