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诚信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我国有很深的文化根基。加强诚信文化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之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的主体力量是治理共同体，共治的重心在于基层治理，共享的对象是人民创造的实体和智力成果。新时代背景下，传统诚信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社会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社会治理成果的共享具有促进作用，有助于探索社会治理新范式。

[关键词]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诚信文化；社会信用体系

[中图分类号] B82_05；D6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529-1445（2022）12-0050-03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各方参与、多措并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作为推进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诚信文化在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社会；《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提出，要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崇尚诚信、践行诚信的良好风尚。诚信文化与社会治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互动性，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诚信文化能够发挥出法律或制度规范不具有的优势。可见，树立诚信文化理念、弘扬诚信美德对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共建：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凝神聚气

共建在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共建回答的是社会治理依靠谁的问题，是指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最大的区别在于社会治理主体多元。社会治理不仅是党委和政府的责任，而是社会各方的责任，需要拓展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形成多样化、多渠道、多层次参与社会治理的局面。社会治理主体多元还意味着利益的多元化，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在形成共建合力时需要强有力的手段和措施来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更加频繁。这使得熟人社会模式被打破，原有依赖熟人形成的社会关系有所弱化，陌生人社会的特点日益凸显。近年来，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了熟人社会的约束，诚信意识的淡泊、失信得利等情况屡屡发生，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诚信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对于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具有天然优势。

一方面，诚信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孔子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更是对中华文明产生深远影响。在古代中国，诚信文化作为社会道德的核心内容深入人心，崇尚诚信逐渐固化为一种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在整个社会营造诚信氛围，以此来凝聚社会治理合力，在我国有着很深的文化根基。

另一方面，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高度重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文化的最高层次表现是价值观，而特定的价值观也是这一文化的核心所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诚信作为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和社会建设、个人成长发展中所处的根本性、基础性地位，这是我们党对传统诚信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诚信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通过整合社会治理共同体来谋求民心相通的最大合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共治：为社会治理的开展提供新方案

共治是有效开展社会治理的客观需要。共治回答的是社会治理如何开展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在社会治理领域，多元主体共同行使治理权利的局面已初步形成。然而，多元主体的参与并不必然达到理想的治理状态，各方治理主体都有自身的利益所在，很容易在治理过程中产生冲突。因此，在共同治理的过程中弘扬诚信文化，保持各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促进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为进行源头治理提供新方案。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三治融合”的根本目的在于善治。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或对立的，而是要在有机结合和互动中探寻出一种协同机制，而这种协同机制产生的前提是具有统一导向。诚信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自治是建立在治理参与主体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基础之上的，自治的主体性意味着在治理过程中，每一个治理主体都具有自身的价值观、认知、理念、标准和利益诉求，要达到善治，就需要遵循共同原则。诚信能为各个层面参与治理的主体提供方向指引。法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诚信文化作为法治的支撑，首先体现在治理主体对法律规范的“诚”和“信”上。德治意味着对传统诚信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诚信，既是自治的基础，也是法治的支撑。

誠信文化建设对于源头治理具有一定优势，为化解处在潜伏期或萌芽期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新的可能。法律法规通过对失信行为惩治，最终达到公众不敢失信、不能失信的效果。这些都是对已经发生的行为进行的规范。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而文化约束的是人的内心。对诚信文化的认同是塑造公民诚信人格的过程。通过认同诚信文化而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选择，使得公众从因遵守法律而被动不能失信、不敢失信到最终认同诚信的价值选择主动不愿失信，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可以使一些社会矛盾在可管可控的范围内得到有效化解，避免升级成为社会事件。

共享：浸润出美好新生活

共享是衡量社会治理成效的最终依据。共享回答的是社会治理为了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其目标一定是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区别于西方社会治理的最明显优势。弘扬诚信文化，能够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美好生活更容易被人民群众感知，同时也能够促进社会治理共享目标的实现。

共享的成果既包括物质成果也包括精神成果。社会治理的共享目标是社会发展的成果，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都要惠及全体人民，是普惠全民的共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体现在收入的提高，还体现在对公平的制度、安全的环境、宜居的状态、和谐的关系的追求和渴望。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社会秩序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来源，也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所以，共享社会治理成果既包括物质发展成果的共享，还包括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公共精神的共享。

诚信的社会氛围是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的精神成果。在诚信的社会环境中，失信的人会受到伦理道德的谴责甚至法律法规的制裁，守信的人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积极反馈，其积极性和能动性被充分调动。润物细无声的引导方式通过渗透式的、隐性的引导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的行为，比起单纯依靠外在的法律规范进行强制性约束，更容易被公众所认可和接受。树立了诚信意识的社会公众又会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发挥正向助推作用。以诚信为内核的公序良俗的建立，有利于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助推社会治理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ZD199〉阶段性成果、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项目“新时代诚信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作者简介：刘菁，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焕宇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38页。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