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安庆

【关键词】独感，共感，艺术秘妙，情理相融，《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公认的词作经典。人们对其抒情艺术的探析，多聚焦于语言、词风、形象、间离手法等层面。称其语言“语语高妙闲冷，初不以英气凌人”（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词风豪放，“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徐釚《词苑丛谈·卷三》）;“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续录》）。渲染周瑜形象也很有讲究：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主于宾;是主是宾，离奇变幻，细思方得其主意处（黄苏《蓼园词选》）。还有间离手法的巧妙运用：上阕有意使眼前景物离开它的实际形象（面貌），表达一种“超越性的空间意识”，而下阕则有意用“联想”二字提起，拉开读者与古人的距离，传达一种“自然永恒、功业易逝的历史意识”……[1]

这些解读的确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苏轼艺术表现的秘妙，给人以启发，但仍不够辩证、深透。“高妙闲冷”表现在何处？真的是“语语”皆如此吗？全词真的清一色表现出豪放之风吗？借周瑜抒情，融合中有“离奇”变幻，怎么个“离奇”，又是如何“变幻”的？用间离手法，仅是在表现理性的“空间意识”“历史意识”吗？这种空间意识、历史意识与苏轼所要抒发的情感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联？要回答这些问题，尚须沿着文本的别样抒情处，作更深层次的探析。

一、反事实抒写中所释放的两极情感

《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抒情，一反浅斟低唱、温柔缠绵之风，像火山喷发一般，格外汹涌劲道;又像海潮扑堤，冲天沃日。南宋李耆卿在《文章精义》中谈到苏轼文风“如海”，是为确论。这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力，集中表现在苏轼对现实和历史的反事实抒写中。

反现实抒写，主要体现在上阕对“周郎赤壁”的描写上——“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哪里是“周郎赤壁”，分明是一个叫“赤壁矶”的小土丘。“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壮阔景象，更是无从谈起。这一点，宋代诗人范成大已经指出：“赤壁，小赤土山也，未见所谓‘乱石穿空及‘蒙茸巉岩之境，东坡词赋微夸焉。”（《吴船录》）不过，不是“微夸”，而是“海夸”。

反历史抒写，更显突出，表现有三：

一是小乔并非初嫁。所谓的“瑜纳小乔”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赤壁之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前后相隔近十年。

二是两人并非两情相悦地结合。陈寿《三国志·周瑜传》载：“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乔公二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攻”“拔”“得”“纳”等词已含蓄点明，周瑜娶小乔纯属抢掠，像抢得宝物一样纳入囊中。

三是“樯橹”并未灰飞烟灭。赤壁之战中，曹操兵败不假，但主力尚存。退回北方后，仍留大将曹仁镇守。周瑜与程普进军南郡，和曹仁隔江相持。两军尚未交锋，周瑜先派甘宁前去占据夷陵。曹仁分出五六千兵马包围了甘宁，甘宁向周瑜告急。周瑜采用吕蒙的计谋，留下凌统守卫后方，亲带吕蒙去救甘宁，终于解围。周瑜率兵屯驻北岸，约定日期大战曹仁。周瑜亲自骑马督战，被飞箭射中右胁，伤势严重，退兵回营。公元210年，周瑜在整装取蜀途中病逝于巴丘，年仅36虚岁。也就是说，赤壁之战两年后，灰飞烟灭的不是“樯橹”，而是“周瑜”。

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苏轼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实。他在《与范子丰书》里就说过：“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他也明确点出“人道是”。

知道了，为何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反事实抒写？无他，就是在“别有用心”地抒情，将错就错，酣畅地浇一浇心中的块垒，当然也是为最终的自我精神生命重生蓄势。反现实地突出赤壁矶雄伟壮阔的气势，反历史地突出周瑜的爱情得意、战场得意、人生得意，实际上是在喻示：自己建功立业的渴望是多么执着和强烈。这种渴望通过遥想周瑜表达得越强烈，返回现实看到自己华发早生、命运多舛、壮志难酬，内心的失落和孤独就越巨大、越深重。

不是吗？苏轼理想中的自我应该是笔下的周郎那样：年纪轻轻就爱情、事业、人生皆美。现实中的自我呢？尽管也才华横溢——22岁以绝对优势高中进士，深得宋神宗、欧阳修赏识;尽管也抱负远大，勤恳工作，政绩突出——担任杭州通判以及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的八年时间里可谓政通人和，但是命运几乎处处跟他对着干。中进士后的短短八年间，他先后失去了母亲、妻子、父亲三位重要的亲人;遭遇“乌台诗案”，险些送命;经多方营救，死里逃生，被贬至黄州担任团练副使的虚职，实际上是一个由地方官府看管的犯官，不得签署公事，除了微薄的实物配给之外，并无正常的俸禄，举家生计都遭遇了威脅。《东坡八首·序》里写到了这种窘境：“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这怎么能不让他忧愤、痛心呢？

简言之，反事实的抒写，将得意与失意这两股情感巨浪撞击到一起，非常真切而独特地揭示了苏轼彼时跌宕起伏、奔腾澎湃的情感世界，也将诗词文类的“极化情感”特征揭示得淋漓尽致，从而“使感情负荷达到超常的强量”，形成一种个性化表达之美。[2]

这种冰火两重天式的抒情结构，在后世诗文中亦能见到。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一个劲地抒写自己的辛苦、破败、惶恐、孤独之情，本以为要沉沦下去了，没想到在这些灰色情感的煎熬中竟然诞生出了华美的精神凤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夏丏尊的随笔《无奈》从朋友的无奈说起——“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再到基督的无奈、释迦牟尼的无奈，本以为要无奈到尘埃里去了，没想到他竟然反弹出一个坚定的信念——“用了‘死罪犯人打仗的态度，在绝望之中杀出一条希望的血路来”！[3]只不过相比于《念奴娇·赤壁怀古》从激昂断崖式下跌到失落，这两篇文本的情感势头正好相反;情感表现手法上也有明显不同，这二者非常明朗，而《念奴娇·赤壁怀古》表现得非常隐蔽。

二、抒情的文体，哲理生发如影随形

词主情致，“是一个跟中国过去的载道的传统相脱离，而并不被它限制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突破了伦理道德、政治观念的限制，完全是唯美的艺术的歌词”，追求“带有修饰性的非常精巧的一种美”[4]，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

不管是李清照欣赏的“情韵兼胜”（《四库提要·淮海词提要》），还是张惠言倡导的“表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词选·序》），抑或王国维界定的“词之为体，要眇宜修”（《人间词话》），基本上都是在“情”的范畴下论词的。言理是论、说、对策、奏疏等实用文体追求的表达功能，言志的诗，尤其是宋诗，也会表现。

但是，《念奴娇·赤壁怀古》竟然也言理了。不管是首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触发，还是尾句“人生如梦”的咏叹，抒情的同时也是在言理。

其间连贯的笔墨，无论是状写周郎赤壁的壮丽景观，还是渲染周瑜爱情、志业的完满，实际上同时完成了自然永恒、人生如梦的哲理传达，这使整首词在不知不觉间笼上了一层悲情的色彩，当然也为“一尊还酹江月”中的思想洞彻与精神新生埋下了伏笔。

客观来说，苏轼表达的理有一定的偏颇处和矛盾性：长江之浪确可淘尽风流人物的肉体生命，却无法淘尽他们的精神生命，因为精神生命仍会在后人的精神血液里流淌。苏轼憧憬周瑜的风流洒脱，志得意满，不也说明周瑜的精神生命在苏轼身上得到了延续吗？荣辱交替，世事无常，确会有人生如梦之感。但是，如果坚定理想，不放弃，不沉沦，继续坚韧奋斗，一样可以在艰难厄运中活出自己的精彩。苏轼不就是这样的卓越之士吗？对他来说，人生如梦，亦如诗如歌。因此，他才会说出惊艳世界、惊艳历史的一句话——“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不过，这并不妨碍读者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因为这种个性化的感悟，与词人真切、激越、悲痛、无奈进而升华出的释然、豁达之情，像太极图上的阴阳鱼一样，非常自然地融为一体且不断生发，形成了抒情与言理的绝配，很能打动人心。又因为是用宏大的物理空间，还有历史长镜头中的风流人物来抒情言理，使得悲情更悲，而精神新生后的通达、旷逸更显高贵。辅之以“物、壁、雪、杰”等入声韵的不断点击，更是令人有一种荡气回肠的代入感而欲罢不能。但这种如同鼓点击中心扉的共鸣，与深陷缠绵悱恻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中的共情，还是有所不同。总体上看，一刚一柔，清晰可辨。

融理入情，情理相生的艺术表现秘妙，必然使情感的抒发带有一定的普適性和象征性。亦即《念奴娇·赤壁怀古》抒发的并非仅仅是苏轼的一己之情，同时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影子，甚至表达了一类人的共同情感命运。拿壮志难酬的失落或忧愤来说，很多诗人的作品不都有过表现吗？“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杜甫《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岑参《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从这个角度说，苏轼反事实的尖锐抒情，还有如影随形的哲理思考，很好地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熟悉与陌生的相乘，进而也完美实现了独感与共感的相乘，因此更能引发超越地域、超越时代的共鸣。王国维盛赞苏轼“东坡之旷在神”，或缘于此。

三、“灰色尾巴”，依然成就千古绝唱

《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别样抒情，还体现在所谓的“灰色尾巴”上——“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但被有些人视为充满了消极思想。

充满消极思想，为何还能成为经典呢？这是需要进一步审辨和剖析的。

联系苏轼的人生命运看：一个抱负远大、满腹经纶、与民同乐、政绩突出的人，却在人生路上屡遭诬告，备受打击，这不就像梦幻一样令人恍惚吗？就像鲁迅从小康之家陷入困顿，感受到世态炎凉，看清了世人之真面目，苏轼从光鲜的湖州知州沦为黄州穷困潦倒的犯官，他感到人生如梦不纯属正常吗？忠于内心而写，修辞立其诚，有何不可？

联系历史上的风流人物周瑜来看：生前何其叱咤风云，而今安在哉？不都是像杂质一样，被无情的江水淘洗得一干二净吗？在滔滔无穷的长江面前，须臾的人生不就像短暂而缥缈的梦幻吗？这种思想，在《赤壁赋》中被苏轼借曹操生命的短暂与明月、长江的永恒对比，再次奏响。从特定的人与自然关系思考，这也是真理。

联系苏轼谙熟的道家文化看，他的感叹更不足为怪。因为“人生如梦”本就是道家文化的宣言，“由道家宗师庄子蝴蝶梦为首发，沈既济黄粱梦、李公佐南柯梦继之，文学中的代表作有李白诗歌游天姥梦、汤显祖戏剧临川四梦、曹雪芹小说《红楼梦》等许多作品”[5]。苏轼受其浸淫，遭遇命运重创时，心灵发生感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这种感悟与苏轼在黄州定慧寺与僧人的交往、习染，应该也有一定的关系。

基于此，“人生如梦”的慨叹，既可以说是苏轼对自我人生命运的真实体验和认知，对冷酷社会现实的揭示和批判，也可以说是他对个体与宇宙关系的一种重新体认与思考。

那么，“人生如梦”是否真的充满了消极思想呢？联系后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显然不是。尊，通“樽”，是商周时代盛行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青铜制品，圆腹或方腹，长颈，敞口，口径较大，春秋后期已经少见。苏轼这里没有用“杯”，而有意用“尊”，自有一种非常庄重的仪式感在，非常坚定的决心在。联系后面的动作“还”（通“环”，环绕之意）、“酹”，还有祭奠的对象——永恒的长江、明月，更能见出其精神的脱胎换骨——对永恒江月的尊崇，对名缰利锁、世事纷争的告别，对昔日梦想的放下，还有看透生活真相，顺命自适的释然和旷达。感伤和无奈应该也有，但绝无人生如梦的消极和绝望。这从《赤壁赋》中的感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流露的澄明、豁达心态——“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不难得到验证。

至于说联系他后来融入生活、热爱生活的事实——制作东坡肉、东坡饼，与家人躬耕东坡，与朋友诗词往还，更不能说他“人生如梦”的感慨中充满了消极思想。恰恰相反，他在荒寒的岁月，用扎扎实实的劳作，与天地相参，与自我对话，硬是将苦难人生慢慢活成了一首诗，活成了一曲歌。面对如梦人生，生发无奈感、渺小感纯属正常，关键是看他认识了生活真相后的态度和行动。如果一味沉沦，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得如同行尸走肉，那么人生如梦之感慨的确充满了消极思想。反之，依然热爱生活，在黑暗中开垦光明，在绝望中种植希望，那么人生如梦的慨叹，充其量只是他别样的精神新生的前奏罢了。虽然看上去不那么英勇，不那么豪气干云，但一样真诚、有力、感人。

英国小说家伍尔夫“双性同体”创作观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6]强调不同性别的力量在同一部作品中“差异化”共存。如果用这种理论来观照《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何尝不具备双性同体特色？豪放、旷逸体现了男性力量的一面，感伤、无奈体现了女性力量的一面。因此，《念奴娇·赤壁怀古》不仅具有双风（豪放与婉约）同体的特色，也具有双性同体的特色。如果将建功立业的渴望视为词作中情感的光明色，将人生如梦的感叹视为情感的暗淡色，这篇词作还具有“双色同体”的奇观，更加强化了抒情上独感与共感的相乘。

这些抒情特色，或许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光耀千古，引发无数人共鸣、称颂的主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