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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笑对人生与杜甫的歌哭血泪

2022-05-30孙绍振

语文建设·上 2022年2期
关键词:杜甫李白

孙绍振

语文课程改革提倡高阶思维,针对的是“碎片化”倾向,代之以“情境化思维”,“发掘文本的思想活力”,“唤醒学生的认知体验”,“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认知的发展、思维品质的提高”。

目标可谓天经地义,问题在于如何落实。关键在于,改变“碎片化”的“情境化”,不是抽象的,而是全面的:首先,经典文本的情境是历史的情境,与学生经验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遥远,情境化的首要任务是将之还原出来,缩短心理距离,让学生感觉得到;其次才是学生当下的情境化。

“富有层次的教学设计”应该建立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

超越单篇文本,扩展思维空间,需要比单篇教学更为广博的学养,更需要高度的概括能力。至于深入文本,则需要精细的分析能力。从严格意义上说,二者就是研究能力,这对习惯于碎片化操作性模式的教师无疑是严峻的挑战。

局限于单篇经典教学,可能导致碎片化,缺乏广泛学养准备;概括和分析能力不足,则可能导致高阶思维落空。

为了说明这一点,笔者突破单篇分立的个案,选择一个角度(笑和哭),对李白、杜甫的经典作情境化的解读,至于是否达到“高阶思维”的层次,则有待历史去检验。

李白和杜甫的个性、诗风如此不同,但从根本上而言他们是很一致的,那就是都有安邦定國、拯救黎民的政治抱负。李白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当宰相甚至当军事家,“为君谈笑净胡沙”,轻松地平定叛乱。杜甫则更多希望从道德上,从意识形态上,让帝王和百姓的精神达到最高的境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他们两人又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在科举方面缺乏应试的能耐。李白可能是不屑,而杜甫则是考了两次,同辈的诗人连贾至、李颀、李华都考上了,他却名落孙山。满怀真诚的理想却在现实中被碰得头破血流,杜甫就此流落民间,差不多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让一家子活下去而发愁,写了那么多为国运飘摇民生艰难血泪交流的哀歌。

相比杜甫,李白除了流放那一段时间,其他时间活得很滋润,所以能笑对人生。当然,他也有很深的家国情怀,对百姓的痛苦也感同身受。“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在奔亡途中仍为黎民百姓的痛苦而忧思:“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但是,李白在政治上、军事上碰了两鼻子灰,差一点被判处死刑,幸而有人搭救,成了流放犯,噩运当头之际幸运从天而降,中途遇赦。命运这样悲惨,但李白比杜甫多了一点道家的游仙的念头,活在诗仙的幻想里。可是不到三年,他就一命呜呼了。传说是酒醉之时,水中捉月而死。当然,甚至在去世前不久,李白还要上书李光弼,希望施展才华。在《临终歌》(“终”亦作“路”)中说自己“大鹏飞兮振八裔”,以水击三千里的大鹏自比,当然,不能不承认自己已经筋疲力尽。而杜甫则在最后的作品中写自己:“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沉郁而无奈。垂翅无力的大鹏,漂泊在天地之间的沙鸥,恰好是这两个伟大诗人人生最后的象征。

即便如此,在李白的诗中,这样垂头丧气的心态是很罕见的。不管多么郁闷,他总是很洒脱。不管多么失落、倒霉、郁闷、孤独,他总能与其共处、搏斗。即使孤独对月,他也会举杯邀月,对影而舞;即使没有月亮,只有一座空山,众鸟高飞而去,连云都没有,依然“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哪怕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对着一座空空如也的山,他也会享受与之长久凝视的默契。这就使得他永远笑对人生。从现实的厄运中解脱,在诗化的境界里获得快感。就是对苦难的回忆,他也自有选择,他不大记得自己流放受苦,只记得自己如何得意,流放之后作的《江夏赠韦南陵冰》,显示了他得意时的率性:

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

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

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

李白诗的另一个特点更加与众不同,那就是他的笑,他总是笑对人生的苦闷,而且与潇洒的动作结合在一起:“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举杯向天笑,天回日西照”。

他的人生观就是笑对人生:“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取乐平生年”,好像要笑一辈子。即便被流放了,写了许多诗,他也没有哭,还是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其中所表达的更多是战胜忧愁的勃勃英气。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

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据考此诗写于长安,因政治上不甚得意,他在酒里获得解脱,达到圣贤和神仙的程度:“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无限地饮酒,从字面上看好像是麻醉自己,实际上是自己与环境的对立不能和解,只能在超越现实的境界里安慰自己。一旦他与环境和解了,当他得到皇帝征召的时候,他就“仰天大笑出门去”。《宫中行乐词》之类的诗,他一写就是八首,许多文学史家连提都不愿意提。就算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也还有一条路可走——归隐,“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也比他粉饰太平的诗要精彩得多。本来,他就向往《侠客行》中的那种潇洒:“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因而,“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即使没有动作,他也会笑,笑他人不理解他的心灵境界:他没有与环境和解,退一步,他与自己和解了。这样他就能释放心头的郁闷。不管多么失落,也不妨碍他保持笑对人生的姿态。

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诗人们都为民族为自己的厄运而悲叹、哭泣甚至流血,但李白是不大会哭的。在他留下的九百多首诗里,只哭过两三次:一次是被皇帝打发出来,不得意了,“泪沾襟”了;另一次是为战乱之中平民的苦难,泪水把衣襟都打湿了;还有一次是回忆自己被流放,“悲作楚地囚,何日秦庭哭”

李白永远自我感觉良好,他是一个被天才的幻想宠坏了的大孩子。

与李白相反,杜甫则是被家国忧患,被民族的灾难,被百姓的痛苦,被自己的责任,压得直不起腰来。

杜甫的诗可以说大部分浸在痛苦的泪水里,原因很多,有个性方面的,还有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方面的。他们两个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在不同时期都在长安生活,但是,李白生活在上层,而杜甫生活在底层。

李白有个朋友叫元丹丘,是跟他一起做道士的,很有钱。李白通过他连接上了玉真公主的关系。李白在长安时并不常常住在城里,而是住在玉真公主的郊区别墅里。通过玉真公主的关系,他在皇帝身边谋得一个职位。就是在流放期间,杜甫以为他惨到“世人皆欲杀”的程度,可在沿途还是有人请他看风景,请他写诗。那时没有稿费制度,但馈赠是少不了的。李白虽然犯了大罪,但他毕竟是郭子仪救过的人,还是高适的朋友,并且受带兵的宋若思赏识。大赦以后,李白游洞庭湖时,陪同他的人都是有一官半职的。

李白从来就没有像杜甫那样为自己的衣食犯愁。李白的家世据说是比较富有的。他从四川出来的时候带了很多钱,他自己说,在扬州不到两年就花了三十万金去救济朋友。当时没有钞票,这么多钱怎么带的呢?这到现在还是个谜。可能是李白的父亲在他出川时给了他一笔钱。我曾经问过电视剧《李白》的编剧北村,他说李白的父亲在各地都有企业,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拿钱。

李白还有一个经济来源,他结了好几次婚,其中头两次是跟宰相的女儿结婚。第一次是跟高宗时期的宰相许圉师的女儿,第二次是跟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宗楚客的女儿,她们肯定都有嫁妆。

另外一个收入来源,他写文写诗应该是有报酬的。当时没有稿费制度,主要看名声大小,有时候代人写首诗、写篇文章,会给作者一些赠品,例如质量非常高的墨,或者送狐皮大衣之类的,这些都不值钱,有的时候也会给钱。李白代人家写文章,题目上多有“代”字,人家求上门的,可能给不少钱。

这里有一个旁证。白居易给他的朋友元稹写墓志,元家给多少钱呢?六十万!李白那么阔气,在扬州不过花了三十万,如果有人请他写墓志,一下就赚回来了。白居易倒是比较清高,把这个钱捐出来,造了个香山寺。由此可见,当时写一篇文章的报酬可以造一座寺庙。

杜甫没有那么高的身价,他的诗作时时为生存而歌哭,被眼泪和民众的鲜血浸透了。李白在长安出入豪门甚至宫廷,而杜甫在长安则活得很狼狈:“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安禄山攻陷长安时,李白正在永王那里被奉为上宾,长安来不及逃走的王公大臣不少被杀害了,王维被俘并押送到了洛阳,而杜甫的官职实在太小,人家没有把他认出来。他对国运感到如此悲痛,“少陵野老吞声哭”。此后杜甫逃到新即位的皇帝那里,衣服都破破烂烂,官至左拾遗,只有空头衔。书呆子气的杜甫不识时务,他的朋友房琯打了败仗,他去辩护,碰了钉子,最后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负责祭祀、礼乐、学校。华州那么小,俸禄之微薄可想而知。杜甫养不活一家老小,只好弃官而去。这以后就颠沛流离,从卖药到拾橡粒,什么都干,能混饱肚子就好,可还是饿死了两个孩子。

李白可以豪情满怀地唱“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而杜甫则只能喝“浊酒”,“酒债寻常行处有”,欠下酒债累累。同样是在岳阳楼,李白飘飘欲仙地饮酒,恨不得洞庭湖水都变成酒——“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而杜甫却伏在栏杆上痛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既为国,也为家、为民哭。与李白相比,杜甫是笑不起来的,他的眼泪太多了,甚至把眼泪都哭干了。这个时代太悲惨了,直接出现在《新安吏》中的,不是眼泪,而是哭声。

白水暮東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山河都在哭,就是花也会哭——“感时花溅泪”。但是,杜甫却劝人不要哭了,再哭,老天都无动于衷,哪怕“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老天也是无能为力的。

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很讲究优美、含蓄,不是什么语言都可以入诗的,入诗的话就要用委婉语,温柔敦厚,实在要写就用典故。哭泣,是可以写的,叫作泪沾襟。可以写泪,但是很少写哭,如《诗经》“涕泗滂沱”,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白居易“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当然,可以在典故里写到哭,可以写到“泪沾襟”,但很奇怪的是,哭偶尔在典故里出现,往往是没有声音的,最多是呜咽,“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而杜甫敢于把哭声大张旗鼓地写出来:“野哭千家闻战伐”“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万古一骸骨,邻家递歌哭”“应沈数州没,如听万室哭”“战场冤魂每夜哭,空令野营猛士悲”“恸哭苍烟根,山门万重闭”“上有行云愁,老弱哭道路”“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宵泪沾臆”“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这些哭声,都是国运的飘摇,生民的血泪,难得的是,他自己也哭:“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临风欲恸哭,声出已复吞”。

杜甫之所以被誉为诗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诗篇浸透了平民的血泪和他自己的悲痛。

为什么杜甫的眼泪这么多?这实在是个不能不令他长歌当哭的时代。“安史之乱”之前,唐朝已经有五千二百多万人口,七年之后,“安史之乱”结束,只剩下不到一千七百万。(《唐书·代宗纪》)七年多时间死了三千多万人。这么多人可能并不都是战死的,还有很多是饿死的。而活着的人,什么时候饿死都很难说。

在我们的印象中,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朝代,但就是在这顶峰时代,发生了“安史之乱”。从中央王朝的角度看到的是英雄豪杰平定叛乱的丰功伟绩,而从平民百姓的角度看,这是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在这个灾难当中,平民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命运。这血与火的民族灾难中,杜甫和百姓一起在煎熬忍受,写出了“三吏三别”那样真正的诗史。杜甫作诗史,他的家国情怀并不仅仅停留在家上,他更把国运放在第一位。在《新安吏》中,官军打了败仗,人口骤减,降低征兵年龄。在这种情境下,杜甫忍住内心的悲郁,出于民族大义,对这些孩子强颜勉励: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在《垂老别》中,杜甫写及他年老而主动从军,虽悲且壮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

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

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

虽然家庭残破了,但是,还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对国家的责任。忍悲而壮,悲中有义,惨而有志。杜甫颠沛流离多年,到了成都,幸有高适、严武的照顾,安定下来,在成都建了个草堂,很破,屋顶还经常被风吹掉。他依靠的官员严武不在了以后,他就待不住了,想沿途下江回到长江下游,到江苏、浙江、安徽一带过太平日子。他日日夜夜考虑粮价,“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流”。

杜甫与李白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一个是穷得要饿死的人,一个是把喝酒当作职业的人,生命体验不同,诗歌的风格当然也就不可能相同:一个是现实主义的诗人,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幻想家。

如此不同的杜甫与李白,代表着我国诗歌史上的盛唐气象,是两座无可逾越的高峰,在当时世界文化的天宇上如日月并出。其时,阿拉伯帝国正经历着改朝换代和分裂,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为唐军所战败;拜占庭帝国苟延残喘;西欧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印度仍然处于分裂。8世纪中叶,盛唐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文化天宇上星汉灿烂。绘画有吴道子、李思训、阎立本、韩干、王维、孟浩然……特别是雕塑,洛阳龙门石窟最西部无名氏所雕的卢舍那大佛像,至今仍然是中国古代雕塑的最高标志。书法家有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音乐更是融合了西域的乐曲,唐明皇、王维都是音乐家,歌唱家李龟年、雷海青皆名噪一时。中国诗的格律绝句、律诗已经高度成熟,诗人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鬼李贺,诗国的天宇上灿如星海。此时,欧洲还处在中世纪的黑暗中。而东亚朝鲜、越南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知识分子只能到中国来考取功名,因而他们的古典诗歌就是汉语诗歌,日本的留学生在汉字基础上建构了日语文字,以汉字写诗蔚为大观。

几百年以后,在地中海的一个西西里小岛上,才出现文化的一线曙光,后来盛行于欧洲的十四行诗才用西西里方言草创,到但丁、彼得拉克那样的巨星冉冉升起,历史还要等待好几百年。直到20 世纪初,美国诗人惊异于汉语诗歌不是像他们那样长篇大论地追求哲理升华,而是以密集的意象思维写就,于是师承中国古典诗歌,产生了意象派,其旗帜性人物庞德还成了美国的伟大诗人。虽然意象派时间不长,但是美国最富有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大诗人弗罗斯特在 1965 年之前,就曾总结了中国诗学文化对美国诗人的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波及欧美三代诗人:第一代以庞德为代表,第二代以他自己为代表,第三代则以金斯伯格为代表。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写作的诗人,他们继承了前人已采用的中国诗歌的话语范式。历史的发展有时很怪异,20 世纪初,当意象派和欧美诗歌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的时候,我们的新诗开拓者胡适却把古典诗歌当作镣铐打碎,把西方意象派當作典范来学习。一百年来,新诗至今仍然不被国人普遍接受,古典诗歌经典仍然保持着不朽的生命力,千秋功罪有待具备古典诗歌修养的人们作科学的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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