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月

“半片去痛片加一片土霉素，一天三次，几天就能好利索。”说这话的是房管局卫生所的周大夫。那次我感冒发烧，父亲带着我找到和他熟悉的周大夫，在卫生所拿了药，我吃了后很快就退烧了。父亲自言自语地说：“果然好使啊！”以后我们家里或者周围的人但凡有个头疼脑热的，父亲就用这个方子，屡试不爽。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周大夫，那時我还在上小学。

房管局卫生所就在我们住的那条街上，离我家很近，在一个地下室里。周大夫是这个诊所的主治医生。大家都喊他“老周大夫”，其实他并不老，也就四十多岁。周大夫瘦瘦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常年在地下室工作，他的脸色有点儿苍白，还有点儿沧桑。他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镜，平时不爱说话，没有患者时就坐那儿看书。听父亲说，周大夫毕业于名牌医科大学，后来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这个小卫生所工作。

周大夫的家也在我们这条街上。每到下班时，常看到脱下工作服、穿戴整齐的周大夫昂着头，背着手，不急不缓地往家走，见到熟人就矜持地点点头。

父亲是怎么和周大夫相识的，我不知道。后来由于跟父亲去卫生所的次数多了，我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有惺惺相惜的成分。周大夫是“右派”分子，父亲出身地主家庭，都是改造对象，难免互相同情。他们之间还有相互利用的因素。我父亲在医药系统工作，那个时候弄点儿消炎用的青链霉素针剂是需要特批的，可是我父亲却能给周大夫弄一些。周大夫手里有了“特效药”，在治疗急重病患时，能立竿见影。痊愈的患者对周大夫感激不尽，每每提着礼物表示感谢时，周大夫都是一脸严肃地拒收。若是逼急了，周大夫就轻轻地抬起头，看看墙上写着“妙手回春 华佗再世”的锦旗，患者立马心领神会。渐渐地，周大夫的诊室挂满了锦旗。周大夫就在这些锦旗的簇拥下，拿着听诊器看病，或者静静地看着医学书籍。不得不说，周大夫的这些锦旗后面，也有我父亲的功劳，所以他对我父亲是另眼相看的。

每当我们生病时，平日对我们严肃的父亲也是很关心的。有一天晚上我又发烧了，这次病情来得急，父亲就带着我直接去了周大夫家。周大夫有三个儿子，他的家很小，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一铺大炕，一家五口人就挤在这个大炕上睡觉。我们走进周大夫家时，只见炕里面背朝着我们躺着一个小伙子。周大夫略有些尴尬，轻轻地对我父亲说，这是他老儿子，白天干活儿累了。我们在他家里唠着嗑儿，他的儿子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躺着。这个情景我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此前有一次我大爷来我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一看是我大爷，打个招呼就没动。我父亲进屋朝我一声怒吼：“起来！”吓得我一骨碌爬了起来。从此，家里来人时，我再也不敢躺着了。周大夫的儿子也许是真累了，也许就是娇惯的，这正应了东北一句老话，“老儿子大孙子，老人的命根子”。

过了不几天，我听父亲和母亲在厨房里嘀咕，说周大夫的老儿子被抓起来了，说是犯了“强奸罪”，要判刑的。周大夫正在四处奔波，希望儿子被判得轻一些。

再在街上看到周大夫，他低着头，匆匆地走着，似乎不想和任何人打招呼。

最后一次去卫生所还是因为感冒发烧，这次我的嗓子疼得说不出话了。进到诊室见周大夫正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书被撇在一边。看见我父亲，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算是打招呼了。他让我坐在对面，用压舌板压住我的舌头，看了看嗓子。父亲担忧地说：“都烧两天了，不行就打点儿消炎针吧。”周大夫放下压舌板，摸摸我的额头，然后慵懒地靠在椅背上，冲父亲摆了摆手：“问题不大，还是吃去痛片加土霉素吧，这孩子打青霉素过敏。等她长大了，记住把扁桃体割了吧，那玩意儿总发炎，对孩子的心脏和肾都没好处。”

不久，听父亲说，周大夫搬家了，他也调到另一个卫生院工作了。

上中学后，因为扁桃体经常发炎，父亲便带我到省医院，找了熟悉的医生将扁桃体彻底地切除了。切掉扁桃体后，发烧的次数明显少了，我在心里一直很感激周大夫。

多年以后我成了医生，想想周大夫给我用的那个配方很有道理，去痛片含有退烧、缓解疼痛、镇静的成分，而土霉素具有消炎作用。现在土霉素在医药市场很少见了，偶尔周围有感冒发烧的，我总是推荐“去痛片加先锋霉素”试试，别说，还挺顶用。

切记，服这个方不能喝酒。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