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与中国

2022-05-30

今古传奇·人物版 2022年10期

“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1949年8月1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的著名社论《别了，司徒雷登》。从此，司徒雷登成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历史学者林孟熹说：“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的父亲是一位在中国传教的美国牧师。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曾子承父业，做过牧师;也曾见证辛亥革命，曾聆听孙中山发表愿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的讲演，是现场唯一一位西方记者。

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的主要创办人、首任校长。他主张办学“中国化”，支持学生运动，仅用了十年时间，就使燕大成为当时可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中国名校。燕大在几十年里，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司徒雷登为此不仅得到了燕大教师和学生们的敬重，也在国内外高等教育领域享有盛誉。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时期，司徒雷登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为燕大师生逃离日占区、奔赴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提供过种种掩护和方便，并因此被日寇关进监狱三年零八个月。

1946年7月，已经年届七旬的司徒雷登被来华调停国共两党关系的美国特使马歇尔选中，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因而被深深地卷入了当时的中国政治，成为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

他既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又做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座上客。他执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支持国民党政权，燕大的青年学生为此打出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标语。在调停失败后，司徒雷登站在蒋介石一边，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但当蒋介石下台，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往广州，要求各国使领馆一同南迁时，司徒雷登却坚持留在南京，以务实的态度积极与中国共产党代表联络，并希望美国政府及时承认“共产党中国”这一现实。

这种矛盾性还体现在司徒雷登晚年的回忆录中，例如他既严厉地指责国民党的无能与腐败，又对蒋介石大加褒扬;既称赞共产党人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又毫不掩饰地表达他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司徒雷登明确提出了反对搞“两个中国”的主张，反对一部分人提出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的论调。

回美国后不到四个月，司徒雷登便患上严重的脑血栓，从此在病榻上度过了最后13个春秋，由他的中国秘书傅泾波送终。去世前，他留遗嘱给傅泾波，希望死后骨灰能被运回中国，葬于燕园。

“某种精神上必然的纽带关系，把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以及她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对我的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三个外部因素分别是，宗教信仰、教育事业和中国。”司徒雷登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写道。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一项重要条款就是为西方传教士提供在华居住、建教堂和传教的自由。从此，教会活动完全合法化。

正是在这股大潮中，1868年，司徒雷登的父亲来华传教，从此在中国生活了45年，1913年病故于杭州。

司徒雷登1876年6月24日出生于杭州，从小说杭州话，11岁回美国上学，被同学们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直到1904年初，司徒雷登再次回到中国。第二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形成风潮，司徒雷登所在教会参与组建了一个长老会联合教育委员会，司徒雷登被任命为委员会秘书，他开始了解在中国兴办教育的情况。

1908年，司徒雷登走上金陵神学院的讲坛，他的身份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一名有影响的教育工作者。这为他日后主持创办燕京大学，进而成为一位享誉中外的教育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司徒雷登有三个弟弟。大弟戴维从美国一所医学院毕业后也回中国做了传教士，后来在苏州博习医院当外科医生，1909年打猎时因枪走火意外身亡，安葬于杭州;二弟沃伦在中国长到15岁才回美国读书，在耶鲁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返回中国，先后在杭州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担任教授，直到1927年离开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了32年;小弟罗伯特7岁时因病夭折于中国。司徒雷登的母亲1924年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家中去世。她在中国居住了50年。她去世后，司徒雷登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把她的遗体送回杭州，安葬在父亲和弟弟的墓旁。

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随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了22年，因体弱多病于1926年6月在北京病故。她去世那天正是燕京大学新校园建成搬家的日子。她的灵柩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学校园旁的燕大公墓里。她是这个公墓里的第一个安息者。

司徒雷登一家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晚年在自传中写道：“某种精神上必然的纽带关系，把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以及她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他的报道成为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了解中国革命动向的重要途径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对中国政局一向非常敏感的司徒雷登深感震惊。武昌起义一爆發，他就向美国报道了这条消息，并密切关注着南京局势的变化，随时把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向美国作详细的报道。

在报道中，司徒雷登谈到了自己对这场革命的看法。他称辛亥革命是中国的“独立战争”，希望美国人能像看待美国“独立日”那样对待中国的革命。他写道：“我们国家的诞生，特别是我们进行革命的经历、所确立的制度和我们的华盛顿，都已成为今天中国革命要实现的理想。”他的报道成为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了解中国革命动向的重要途径。

1911年11月中旬，南京的形势进一步恶化，金陵神学院宣布停课，司徒雷登和其他教师一道组织救助委员会，轮流护送学生撤离后，才回到杭州父母的身边。

1911年12月2日，革命军占领南京。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乘专列前往南京就职。一夜之间，南京成为全世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和革命的中心。鉴于前一阶段司徒雷登不断向美国发回有关辛亥革命的报道，美联社特聘他担任该社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的发展态势。他立即动身赶回南京。

在南京，司徒雷登以美联社记者的身份频繁地出入总统府，出席与共和政府有关的各种社交活动，不仅能经常见到孙中山，还结识了不少政府各部门的政要。那时，约见共和政府成员，了解他们的执政方略，成为司徒雷登每天的主要工作。

1912年4月1日下午，孙中山召开临时国民议会，这是司徒雷登第一次出席中华民国政府最高级别的会议。在这次会上，孙中山发表了著名的辞职演说，正式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当时，司徒雷登是在场的唯一一位外国记者，也是唯一一个外国人。

1912年秋季，鉴于时局已经比较稳定，南京的各个学校都相继重新开学，司徒雷登回校继续教书。这段当记者的短暂经历使他对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密切地关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形势，并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忧心忡忡

1913年6月，“二次革命”爆发，南京在几天之内，成为由黄兴领导的国民党和张勋领导的袁世凯势力交火的战场。司徒雷登再次成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

“二次革命”发生后，英、法、德、日、美等国政府都转而支持袁世凯。司徒雷登与在华的其他外國人一样，首先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加之他那时也很难看清袁世凯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他曾写信敦促美国政府支持袁世凯。他相信，袁世凯的“共和”会面临许多困难，美国应当帮助中国去达到真正的民主。

在司徒雷登看来，在当时的中国，并非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理解什么是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因此，实现民主政府的条件还不成熟。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袁世凯是现实的，而孙中山是理想主义的。司徒雷登认为维持一个国家的法律和秩序，要靠铁腕而不是靠理想。这一观点与美国政府当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1915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白宫召见司徒雷登，向他询问中国的有关情况，还特别提到了中日关系问题。

几天后，关于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谈判的消息传到美国，司徒雷登仔细了解后，感到如果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中国将从此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这对美国的在华利益将造成极大的危害。

为此，司徒雷登求见威尔逊，希望美国政府出面支持中国抵制“二十一条”。威尔逊安排国务卿会见他。那时国务卿正为避免卷入“一战”奔忙，对中日之间的事务没有兴趣，所以并未对司徒雷登等人的建议表明态度。司徒雷登深感失望。

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中提出的几乎全部条款，并严令禁止国人自发的抵制运动，这一举动使司徒雷登对袁世凯的看法有了改变。

1916年新年过后，司徒雷登带着家人回南京，继续从事教学和著书工作。他密切地关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形势，并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忧心忡忡。他在给美国的朋友写信时，反复强调美国对日持强硬政策的重要性。如司徒雷登在1917年12月12日给美国朋友的回信中说：“在人类未来的和平当中，什么也没有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态度重要。美国，也只有美国有能力限制日本在华扩张势力的政策。但如果美国动作得太晚，她将失去遏制日本的机会。”

就在司徒雷登从美国返回中国的路上，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恢复帝制。近四十年后回忆起这一段历史，司徒雷登这样写道：

袁世凯在他家人和朋友的劝导下曾经想当皇帝，但没有成功。我认识袁世凯的一个侄女——袁宝琳，她曾把当时上海报纸上登的一些假社论读给我听。这些假的社论主张袁世凯称帝，并使他认为这是“民意”。

在整个事态的发展中，我得以与那些革命的核心人物保持接触。我坚信孙逸仙先生那时是绝对真诚的，也毫无疑问是大公无私和爱国的，但是他因为离开中国的时间太久而对中国的事情生疏了。他的影响却使共和政体得以在内战期间保持下来。

这些文字道出了司徒雷登曾经所处的矛盾立场和为支持过袁世凯而颇感尴尬的心情。

出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坚持办校“中国化”

1919年夏初，司徒雷登去北京主持筹办燕京大学，并出任校长。适逢五四运动，燕大学生大多参加游行，有学生被捕。司徒雷登多方活动，燕大的学生最终被释放。5月7日，当司徒雷登第一次以校长的身份主持毕业训章典礼时，由于学生们都去迎接刚被释放的同学，以至于偌大的讲堂中竟然几乎看不到学生的身影。这件事使司徒雷登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他第一次认识到中国学生一旦行动起来，其力量和顽强精神是不可小视的。6月16日，司徒雷登在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中说：

我目睹南京、天津、北京三地的学生示威。他们的态度热诚，而且有组织，有纪律，百姓为之动容……这是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学生是中国的希望。燕京大学和南京神学院的学生参加运动，跟公立学校的学生一样积极。希望我们教会学校永远跟随公立学校的步伐……全中国的百姓追随学生，而北京是各地学生运动的中心。此时此刻正值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燕京大学何幸生逢如此意义深远的报国时机。

司徒雷登在心中为燕大设计的目标绝不是一般的教会大学，而是要使其成为一所能与中国的国立大学平分秋色的、名副其实的正规私立大学。抱着这样的目的，他为燕大定下的办学宗旨是“以学术为目的的教育机构，使学生在智、德、体方面得到发展，成为国家领袖人才，以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要”。

司徒雷登在担任燕大校长期间采取的许多不同于其他教会学校的做法，使他在1921年到1926年的五年当中一直受到保守派传教士的批判和攻击。例如一份名为《北京领导人》的英文杂志就曾刊文批评司徒雷登领导的燕京大学违背了教会学校的宗旨，沦为一所普通学校。司徒雷登则坚持办校“中国化”的想法。

“中国化”一词虽然不是司徒雷登的独家创造，但这样的想法，在他就任燕大校长前就已经形成：“我是带着一些想法到北京去的，其中最明确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所新的大学应该立足于中国人的生活基础，而不与任何西方国家的条约或其他任何外来的因素发生关系，只能享有中国人民自己所享有，而且愿意与我们共享的权利。我相信帝国主义和传教是能够，而且也是应当区分开的。在学校事务的每一方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应共享平等，住一样的房子，彼此相邻。”司徒雷登的这种想法在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中是不多见的。

“中国化”是在司徒雷登任燕大校长后的第三年，由到中国考察宗教学校情况的伯顿调查团正式提出。所谓“中国化”，是要求教会学校增加中国籍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比例，课程安排要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等。

在当时为数众多的教会大学中，燕大在实行“中国化”的办学方针方面是起步最早的一所学校。以教学和管理人员为例，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燕大几乎所有的院系领导都由华人担任。1927年，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已由创办时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二。1934年，燕大的111名正副教授中，外国教授有44人，中国教授有67人。

至1929年，司徒雷登完成向中国教育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做法，使燕大在其推进“中国化”的进程中，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同年，为了执行中国教育部关于教会学校应由中国人任校长的规定，经董事会批准，吴雷川被正式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

在对燕大进行“中国化”改造的同时，司徒雷登没有忽视推进燕大的“国际化”。他认为，为了增进学生对国际社会的了解，保障世界和平，“各大學应当成为推动实现‘天下共一家理想的中心。燕京（大学）创造的氛围也许能成为一种长期的保障，用来发展与各国的关系。我的梦想正在慢慢实现，但完全实现尚待时日。我期望它在比现在更为“中国化”的同时，也应更具有广泛的国际性”。

16年十次赴美国筹款，募捐时不管对方是否捐钱，都要使他成为燕大和中国的朋友

筹办燕大之初，司徒雷登不得不一次次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往返于中国和美国，在各个城市演讲或举行招待会，向一切有可能捐钱的人宣传燕大。为了筹款，他还必须经常拜访那些可能的捐款人，尽力说服他们出一些钱。30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司徒雷登这样写道：

在以后几年里，我不断奔走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做着非我所长的工作……在中日战争前（1937年前），我先后十次回到美国。我的一位同事至今还记得我有一次参加募捐回来后说的一句话：“我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到自己同他们是一类人。”那真是一件长期而艰难的工作。

通过一次次的演讲、招待会和登门拜访，司徒雷登成功地使燕京大学在美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一笔又一笔捐款源源不断地汇到燕京大学的账上。

历时数载的筹款也使司徒雷登与很多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和友谊。在募捐活动中，他始终掌握这样两个原则：一是不管对方是否捐钱，都要使他成为燕大和中国的朋友;二是只要捐款人不向燕大提出钱的使用权限，赞成燕大的办学方针，燕大决不过问钱的来源，一律接受。

除了回美国筹款外，司徒雷登也盯上了中国政府要员的钱包。在燕京大学建造新校舍的几年中，在司徒雷登的说服下向燕大捐款的官员有段祺瑞、孙传芳、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冯玉祥、陈树藩等。1926年，司徒雷登在北京以私人名义举行募捐会，特意请来梁启超、顾维钧等社会名人在会上讲话，替燕京大学作宣传，使到会的各界人士纷纷为燕大慷慨解囊。

据清华大学教授史静寰回忆，在1920年至1936年的16年当中，司徒雷登通过各种渠道，为燕京大学筹款总额达2000万元。

1926年6月，燕大从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迁入面貌焕然一新的海淀校园。由北大校长蔡元培亲笔书写的“燕京大学”匾额，高悬在燕大庄严而华美的校门之上。燕大师生搬入新校址后，校舍的建设工程并没有停下来，直到1929年，一座整整用了七年时间，耗资约360万元建成的燕京大学新校园才在北平西郊的海淀正式落成，并从此被冠以“燕园”的美称。

在司徒雷登的领导和燕大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在“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校训精神的鼓舞下，只用了十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迅速崛起。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燕京大学已发展成为能与北大、清华鼎足而立的中国著名高等学府。燕大严谨的治学方针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造就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专家和学者，新中国诞生后评选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学部委员中，就有56人曾是燕大师生。

日军将燕大视为华北的“抗日大本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的国立大学相继迁到大后方，司徒雷登决定留下来，为华北青年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对于沦陷区里那些渴望上大学的年轻人来说，燕京大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吸引力。一批不愿意接受日本奴化教育的青年抱着“燕大存在一日，华北一日不亡”的信念报考燕大。据燕大的档案记载，1938年7月，有1594人报名参加燕大的招生考试，其中605人被燕大录取，到秋季开学时注册学生却达945人，比1937年几乎多了一倍。到1941年9月，燕大学生的注册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128人。

为了确保学校的安全，司徒雷登采取了几项应对措施。如为了强调燕大是一所美国学校，司徒雷登不仅重新担任校长一职，还嘱咐校工把原先挂在旗杆上的中国国旗换成美国国旗，又特别在学校大门口张贴告示，不准日本军人随便进入校园。此外，为了避免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误会，司徒雷登特意找了一个从小在日本长大、会说一口流利日语的燕大毕业生萧正谊当他的秘书，并经常款待日本的军政官员，进行感情投资。

日本人并没有放松对燕大地下抵抗运动的监视，在校园里安插了不少密探和特务。虽说校方为了保护师生的安全明确规定不能进行抗日活动，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燕大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一天也没有中断过他们的活动，经常会有一些学生遭到逮捕。日本人不能随便进学校抓人，所以往往是趁周末学校放假时，在送学生进城的校车上抓人。每当发生这样的事之后，司徒雷登都要从中斡旋，争取把被捕的学生保释出来。

在这段时期里，相对于日占领区的其他地方而言，燕京大学像一处世外桃源，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能够安心读书的地方。但同时，司徒雷登并不要求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提倡学生们关心国家大事，不要被日寇的反面宣传所蒙蔽。

1939年2月9日，司徒雷登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话时，对燕大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大学应与其所在社会和国家發生密切关系……校训中有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可改为因自由、得真理，因为当前有一种势力赖武力及宣传，曲解真理。所以欲保存真理必须有自由，切望每一位燕京学生能对此有清楚认识。

日军将燕大视为华北的“抗日大本营”，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给燕大制造麻烦。

毛泽东：“你就是司徒雷登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京的学生在我们那边（指延安）工作很努力”

燕大的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相继离校，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司徒雷登为燕大师生投奔解放区和大后方力所能及地提供了种种帮助，给师生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燕大社会学系学生、英籍教授林迈可先生的夫人李效黎女士回忆说：

司徒校务长是个美国人，但他支持中国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1937年9月末举行的迎新会上第一次听到他讲话，他表示坚决把学校办下去，能办多久就办多久。另外还谈了句类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成语，使我很惊讶。这说出了我们中国人的心里话。随后几年的事实证明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对被日本逮捕的学生，他想尽办法营救，使他们免遭迫害;对想去解放区进行抗日或想去重庆大后方的学生，他都予以支持和帮助。他不出面，由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持人是夏仁德、侯仁之）秘密进行，以防止日本特务的捣乱。就是教职员工有类似活动的，他也支持，如林迈可先生在校期间利用假期曾两次到华北抗日根据地访问，1938年是和戴德华先生一起去的，1939年是和赖朴吾先生一起去的。当时林迈可和司徒校务长同住临湖轩，司徒对林的行动都知道，也很支持。

后来，林迈可多次借用司徒雷登的小汽车为抗日根据地运送急需的通讯器材和药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林迈可夫妇也是乘坐司徒雷登的汽车逃往解放区的。

侯仁之后来也回忆道：

由于学校处在沦陷区，敌伪的统治使很多家境贫寒的学生难以继续他们的学业，也使一些学生无法安心读书，要求“北上”或“南下”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为了帮助这部分同学，司徒校长决定成立“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由深受学生爱戴的美籍教授夏仁德先生任主席，我做副主席，便于和同学联络。我们的职责除了帮助生活困难的学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之外，还必须想方设法地协助那些要参加抗日活动的学生秘密、安全地转移到根据地和大后方去。

司徒校长有一个原则，只要是因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而停学，无论是去大后方（即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到解放区（即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区）的，都一律对待，予以支持，还帮助联系路线和提供路费补助。至于要求转学或就业的，就不在此列。司徒雷登的这一设想和做法，既体现了燕京大学“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也反映出他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与深切的关怀……

凡是要走的学生，临行前他都要在临湖轩设宴送行。我记得一次设宴送行的会上，他说他希望燕京大学的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解放区，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

1939年7月，有几位到大后方的燕京学生想转到西南联大继续读书。但当他们几经辗转赶到昆明时，已是8月中旬，过了西南联大规定的转学日期。正当学生们焦急万分之际，恰巧司徒雷登来到昆明。他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与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联系，请他务必收下这些燕大学子。西南联大果然网开一面，同意所有的燕大学生只要有转学证明和成绩单，无论何时来，均可转入联大。随后，司徒雷登勉励转入联大的燕大学生：在新环境中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另据司徒雷登的中国秘书傅泾波回忆，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只身独闯陕北抗日根据地采访之前，曾与司徒雷登有过一次秘密长谈。斯诺从陕北回京后，多次在司徒雷登的住宅临湖轩为燕大和清华的教师及学生代表放映他摄制的反映苏区情况的影片和幻灯片，并将他在苏区拍摄的一百多张照片拿给学生传看。青年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使陕北红军和苏区生活成为燕大公开谈论的话题。而且，燕大校刊《燕京周刊》首先连续发表了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等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司徒雷登还曾亲自向学生介绍来自根据地的联络人员，并为他们饯行。燕大校友方大慈在《有待定论》一文中写道：

1941年6月毕业后，走向何方尚无定论时，司徒雷登校长把孙以宽、陈培昌和我找到临湖轩，介绍给一位操北平口音、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来的、学生打扮的苏珊女士。她翻来覆去地说根据地生活如何艰苦，怕我们这些学生受不了。当时，我们关心的是到那里能干什么？国都要亡了，还有什么苦不苦？临行时，司徒雷登校长为我们饯行，并谆谆叮咐我们：“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日战争前途寄希望于中共。中共实行民主，美国政府支持中共抗日，你们到那里为我问候毛泽东先生。要是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回来找我。”我们到了太行山，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接见我们，形同父兄。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等八路军豪杰，一一与我们相见。真是上上下下一律平等，个个艰苦朴素。

司徒雷登坚定地支持燕大师生抗日，不仅被燕大师生传为美谈，也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评价。1945年9月19日，在庆祝抗战胜利期间，毛泽东在重庆遇到司徒雷登时对他说：“你就是司徒雷登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京的学生在我们那边（指延安）工作很努力！”

与国民党政府的接触越来越频繁

司徒雷登真正卷入中国的政治生活，是从劝说张学良“东北易帜”开始的。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不久，蒋介石派傅泾波去沈阳说服张学良归顺，谁料傅泾波几次都无功而返。在这种情况下，傅泾波向蒋介石推荐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有过交往。此次，张学良在家中热情地接待了司徒雷登，并将自父亲遇害后日本人如何相要挟的情景一一向他倾诉。司徒雷登则以旁观者的身份从中华民族的利益讲起，耐心地为张学良剖析时局，晓以利害，劝他归顺中央政府，避免内战，以粉碎日本人坐收渔翁之利的美梦。

司徒雷登的东北之行究竟对日后张学良选择易帜起了多大作用，因为缺少有关资料，难以评估。但毋庸置疑的是，从此之后，司徒雷登與张学良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被撤职，在北平居住期间，两人经常互相拜访。为了支持燕大的发展，张学良还把自己名下的蔚秀园低价卖给了燕大。

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向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发出邀请，请他们到西安做客。他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说：“返国之后，戎马匆匆，不克来平把晤。尔来诸事不顺，而国仇家恨集于一身，益添烦恼，亟盼知己前来一吐肺腑。”可是，正当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准备经洛阳去西安之际，张学良手下的一位军官带来张学良的口信，请他们暂停西行。不久，就发生了西安事变。

司徒雷登后来还曾出面为蒋介石协调与各省之间的关系。1936年6月1日，以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西南政务委员会致电南京，批评中央政府的对日政策软弱无力，并于7日向全国发出通电。两天后，两广数十名军队将领集体签名，通电拥护西南政务委员会对南京中央政府的批评，表示他们愿意率领所属部队为国雪耻。

司徒雷登与李宗仁、白崇禧二人的私交不错，对他们坚决抗日的精神十分钦佩。为此，他两次主动去广西做李宗仁的工作，希望他转变立场。对于此事，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还引述了几段当时他与李宗仁的谈话：

我说：“如果你相信蒋先生不会向你进攻，而将会抗日，那么你愿意支持他吗？”

“是的。”

我又说：“我相信他是会抗日的。白将军的态度会怎么样呢？”

“他比较固执一些，但最终也会同意的。”

“那好，”我最后说，“我会以事实使你们二位心悦诚服的。”

此后，南京政府用金钱收买了陈济棠手下的一些得力骨干，迫使陈济棠于当年7月18日从广州仓皇出逃，没费一枪一弹便夺回了广东的控制权。在如何解决广西的问题上，蒋介石周围的一些人主张趁机向广西进攻，彻底除掉心头之患。但谁都知道，这样一来势必遭到桂系军阀的顽强抵抗，一场战争将在所难免。司徒雷登等人力主讲和，认为大敌当前，中国人不能自相残杀。最终，蒋介石还是听从了司徒雷登等人的建议，于9月17日亲自赴广州与李宗仁、白崇禧见面，双方言归于好。司徒雷登总结道：“从此以后，蒋与李、白二人成为至交，在抗战期间一直合作得很好。1948年，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上当选为总统，李宗仁被选为副总统。”

此时的司徒雷登不但卷入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旋涡，而且已经成为能够帮蒋介石出谋划策的人物。如果说司徒雷登的上述调停工作完全是出于自愿，那么不久，蒋介石就开始正式委托他做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队首领之间的调停人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于1937年1月3日回奉化溪口老家休养。不久，他便通过宋子文捎信给司徒雷登，让司徒雷登立即到溪口去见他。会见时，张学良也在场。蒋介石请司徒雷登担任密使，亲自将两封信转交给驻守华北的宋哲元和驻守山东的韩复榘。蒋介石希望司徒雷登能够运用他个人对宋哲元和韩复榘的影响，达到使他们服从和支持南京中央政府的目的。

随着与国民党政府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司徒雷登对蒋介石个人的评价越来越高，西安事变之后，司徒雷登称张学良扣押蒋介石的做法是“愚蠢和不当的”，并称蒋介石作为精神领袖已获得全中国人民“自发的仰慕”。

四次充当中日调停人

1938年至1941年，司徒雷登曾应日本政界和军界主和派的委托，在中国政府和日本军队之间，扮演过战争调停人的角色。

司徒雷登第一次为日本人充当和谈使者的时间，是在1938年春季。时任“华北临时政府”主席王克敏是司徒雷登的老朋友，他和驻守北平的一些日本军官都知道司徒雷登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于是由王克敏出面请司徒雷登设法传话。尽管司徒雷登对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否能被蒋介石接受持怀疑态度，但他认为可以借此机会探探国民党政府对和谈的想法。

当时，美国政府还无意介入中日之间的战争，美国国务院得知司徒雷登要去面见蒋介石的消息后，国务卿科戴尔通知驻汉口的美国大使纳尔逊·约翰逊阻止司徒雷登，同时通报国民党政府，司徒雷登此行不代表美国政府。司徒雷登表示自己只是想以私人身份做些斡旋，并就燕大在北平的存亡问题探个虚实。

不久，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经国内外报刊披露，遭到蒋介石政府的拒绝。然而，以汪精卫为首的少数国民党右翼分子却在日本人的诱降下，答应与其合作。1939年6月，汪精卫集团通过王克敏找到司徒雷登，希望他再做一次和谈使者。这一次调停同样失败了。

1940年3月，就在司徒雷登要到重庆参加洛克菲勒基金会召集的乡村重建会议之前，王克敏又向他转达了驻华北日军的两个新的和谈条件，蒋介石依然没有答应。

同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汪伪政权，并放弃了与蒋介石达成合作的打算，命令驻华日军加强军事进攻，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但是，早已对中日战争失去信心的驻华日军却违背日本政府的意图，宁愿做出重大让步，继续谋求与蒋介石和谈。这一次，他们又决定寻求司徒雷登的帮助。

1941年春，司徒雷登虽然如期到达了重庆，也见到了蒋介石，但只字未提和谈之事。

司徒雷登几次为侵华日军传口信，其出发点都是为了促使两国之间早日结束战争状态，而当他看出双方不可能达成一致时，即使见到蒋介石，也绝口不提日本的和谈条件。司徒雷登在1941年2月写给燕大董事会的一封信中，就如何看待中日战争这个问题阐述道，作为一个传教士和教育工作者，他对战争的关注完全是从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出发的。因此，他要尽自己的努力促使中日双方恢复友好关系，以实现中、日、美的多边合作。

与以往一样，在日占领区坚持办学的司徒雷登并没有忘记随时把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看法报告给美国，并对美国在中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建议和忠告。

由于司徒雷登不仅经常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同时与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华北伪政权的各色人物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能够对抗战局势的发展作出较为客观的分析和判断。他的许多报告和备忘录被递交到美国国会后，成为负责远东事务官员的必读物，有时甚至成为包括国务卿在内的高级官员的参阅文件。

司徒雷登的报告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举行的美日谈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由此拒绝接受日本在贸易、中国局势及欧洲战场等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原定的美日高峰会谈胎死腹中。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官员约翰·戴维斯认为，司徒雷登的观点对美日谈判是“一个特别深刻而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

1941年12月7日晨（夏威夷当地时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早已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在获知美国对日宣战的当天早晨8时便派兵开进燕大校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闭。

事发当天，司徒雷登不在学校。他应天津校友会的邀请在前一天到天津度周末。12月9日一早，正当他在准备回校时，两个日本宪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送回北平。从此，65岁的司徒雷登开始了他三年零八个月的囚徒生活，直到1945年8月17日获释。

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参与国共谈判

在美国休养了一段时间，并成功地为复校后的燕大募集到一大笔经费的司徒雷登，于1946年4月28日回到上海。在他准备返回燕大之前，傅泾波建议他趁此机会去南京拜访一下蒋介石。司徒雷登答应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此番南京之行改变了他晚年的人生轨迹。司徒雷登后来回忆：

我在蒋主席和蒋夫人的鼓励下拜访了马歇尔将军。我并不认为他曾听说过我的名字，我主要是出于好奇心，想去见见这位曾立下过赫赫战功并在中国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人。在约定的时间里，他跟我谈了一个半小时，对迄今为止的全部谈判过程进行了回顾。我只是偶尔提几个问题，其余时间则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讲。最后，他说他之所以告诉我这些，是因为想得到我的帮助。我向他保证说，只要他需要，我乐意随时回到南京见他。

与马歇尔会面后，司徒雷登回到北平，集中精力处理校务。按司徒雷登的想法，他将在燕大再创办一所融汇美国最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工学院。

7月4日，马歇尔请司徒雷登一叙。一见面，马歇尔便开门见山地告诉司徒雷登，他已经向杜鲁门总统举荐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第二天，马歇尔在發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文中就他之所以建议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写了如下一段话：

我需要这样一位大使人物的帮助，他能够立即在谈判双方产生一种高度的信任感……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抑或是中国人之反应，他是一位占有独一无二位置的、高度受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他五十年来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西方世界最好的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不久前为他70岁寿辰在北平举行的庆祝成了一项盛大的活动。他大公无私，心中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利益。

果然不出马歇尔的预料，消息传出后，中国各界对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一事好评如潮。据联合社电讯报道，周恩来称：“余本人对司徒博士极其尊敬，并热烈欢迎其任命，此项任命，邀得中国全体人民之深刻信赖。”

1946年7月15日，司徒雷登告别燕京大学，到南京走马上任，从此被彻底抛进中国政治的旋涡之中。临行前，他向燕大递交辞呈，没想到燕大校务委员会一致拒绝接受他的辞呈，只允许他请一年长假。在与两百多名留校的学生话别时，学生们提出了三点希望：一，制止美国因片面援华而助长中国的内战;二，要做中美大多数人民的代表，不要做少数人的代表;三，促成中美、中苏、美苏的友好关系。

司徒雷登参与国共谈判后不久，由于蒋介石提出五项荒谬的停战条件，谈判陷入僵局。这次经历使司徒雷登对国民党政权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月13日至19日，司徒雷登在回燕大小住期间，曾于8月18日晚在燕大校友为他召开的“崇拜会”上发言，公开表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

国民政府腐败之弊病，各方面种种官僚习气，贪官污吏，自私自利，因此失去人民之信任……且此种消息已逐渐传至国外，对中国国际地位及前途颇多妨碍。我的话，诸位不要见怪，我现在非以美外交官身份说话，乃以差不多一中国人之立场而言，故我心中很悲伤……目前中共的问题（指共产党日益赢得人心）并非完全是中共的问题，而是国民党内部贪污腐化的问题。

这期间，唯一能给司徒雷登带来安慰的是燕大校友的频繁到访。南京同学会和其他燕京人士不断出入他的住所，以至于有人戏称：“大使馆成了燕京分校”。

1947年1月8日，在得知马歇尔回国的消息后，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立即致电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欢迎司徒雷登返校。电报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最热烈之欢迎——燕京需要你！”司徒雷登没有回应。

马歇尔走后，司徒雷登成为美国政府在华的唯一代表，比参与国共和谈期间更为繁忙。各个党派的人士都希望从他那里了解到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并想通过他对即将出台的政策施加影响，蒋介石更是每次见面时都向他追问华盛顿在对华援助方面有什么消息。

司徒雷登意识到国民党政权已成了“扶不起的阿斗”，但他不愿意看到蒋介石一败涂地

在各个战场所遭受的一连串失败，使国民党部队的士气一落千丈。1948年3月17日，司徒雷登在致马歇尔的报告中描述：“政治与军事的崩溃现在正迅速地接近早已预料的高潮。”在同一份报告中，司徒雷登还向马歇尔报告了蒋介石政权因美国政府迟迟没有兑现许诺的援助而产生抱怨。

就在大批美援物资将到未到之时，1948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各界人士针对美国战后扶植日本的政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北平的437名大学教师联名致信司徒雷登，对美国的扶日政策提出抗议。

司徒雷登于6月4日发表了一份声明，认为这次运动将严重损害中美间的传统友谊，并表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在“美国现正着手于广泛而郑重的计划以协助陷于悲惨环境中之中国时”发生这类针对美国的抗议事件。同时，他还为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进行辩解，指出如果日本人“成为饥饿不安之人民，则日本亦将续为和平之威胁”，并认为“反美扶日”运动的爆发，纯属学生和教授们对美国政策的误解。司徒雷登的这个声明在参加运动的各界人士中招来非议。

1948年6月中旬，美国援华使团抵达南京，整日忙于协助使团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间接洽的司徒雷登，连回燕大过生日都是来去匆匆，也没来得及参加燕大学生的毕业典礼。但就是在这次回燕大期间，38名在清华、北大和燕大工作的校友联名上书司徒雷登，对他6月4日的声明发表看法。信中说：“我们都是以前在燕京大学读过书的学生，对于先生，素所爱戴，基于‘燕大一家的心理，常常把燕京人——尤其是先生——的荣辱当作自己的荣辱。先生这一次声明，使全国多少敬爱先生的友好和学生，衷心为先生惋惜……”

从1948年7月中旬起，大批的美国援华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的各个港口。而现实情况是，不论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军援，都已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蒋介石政权垮台的命运了。

司徒雷登意识到国民党政权已成了“扶不起的阿斗”，但他不愿意看到蒋介石一败涂地。1948年7月16日，司徒雷登一早就去拜访蒋介石，想向他提出忠告。事后，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这样评价他的这次拜访：“总结这次访问的情形，最显著的印象还是徒然白费。”

对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无能，当时在中国的美军顾问团的作战专家和司徒雷登都非常清楚，济南战役失利后，司徒雷登甚至为此上门劝蒋介石不要再去独自指挥作战，而应把战争的指挥权交给那些经过严格训练和挑选的人。蒋介石当时虽然答应考虑司徒雷登的意见，但事后还是突然飞到北平，指挥国民党军队争夺东北，直到国民党军队被一一歼灭，丧失了东北的最后一块地盘。

在三大战役进行之前，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意识到无论对蒋介石提供多少援助都是徒劳的，丝毫改变不了国民党覆灭的下场。但蒋介石依然幻想靠美国的援助继续支撑下去。1948年9月，蒋介石多次试图说服司徒雷登，亲自跑一趟华盛顿，为南京政府再争取一些军援，被司徒雷登婉言拒绝。

他希望经过自己的努力，使中美关系问题得到完满解决

1949年4月18日，李宗仁劝司徒雷登赶快撤到广州去，遭到拒绝。4月27日，南京被人民解放军接管后的第三天，司徒雷登开始在家中起草关于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备忘录。此时，共产党的领袖并没有忘记司徒雷登。就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周恩来亲自点将，把司徒雷登从前的学生黄华派到南京军事管制委員会任外事处处长，并交代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5月13日晚8时，黄华以私人身份来到美国大使官邸，拜访司徒雷登。其间，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随后在司徒雷登的安排下，美国舰队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以后解放军打到哪里，美国军舰就从哪里撤走。

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第二次会晤。其间，司徒雷登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他希望经过自己的努力，使中美关系问题得到完满解决。这样无论是对苏美关系，还是对世界和平，都是一大贡献。

5月18日，时任《新民报》副总编的钱辛波（中共党员）也以燕大校友的身份前来看望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向钱辛波询问了有关共产党筹备成立政府的情况。据钱辛波回忆，在5月6日到6月6日的一个月当中，黄华与司徒雷登之间的实际互访达五次之多。这种与共产党军管会干部的频繁会面，对当时留在南京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使节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

当黄华把司徒雷登想去北平的要求向中央汇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致同意邀请司徒雷登北上。但鉴于美国政府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此次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必须绝对保密。司徒雷登获悉后极为高兴，在日记中写下“黄氏说毛、周会诚意欢迎我的”。随即，他将消息传回华盛顿，同时作好了旅行的准备，只等国务院的指令一到，立即动身。

7月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来电，指示司徒雷登必须于7月25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同时让他不要去北平。7月20日，司徒雷登再次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允许他去北平。第二天，司徒雷登从黄华那里得知，中共领导人仍希望他去一趟北平，便随即作好了北上的准备，《纽约时报》也就此发了消息。

7月25日，美国国务院电催司徒雷登务必于8月2日之前离开中国。8月2日上午7时45分，司徒雷登与傅泾波等一行八人乘坐一架美国运输机，飞离南京。

毛泽东亲笔撰写《别了，司徒雷登》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部重点介绍从1944年到1949年期间美国对华关系的白皮书，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

与白皮书同时公开的还有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一封信。从这封信中，人们可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用心所在。例如在谈到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使华的原因时，艾奇逊指出：

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党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事实证明，第一个目的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实现的。在中共方面，他们拒不接受将削弱他们一贯坚持的目的——全中国共产主义化——之自由的条件;在国民党方面，他们不顾美国军事代表的屡次忠告，仍然抱着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幻想。

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其二，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其三，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爱好者的形象。

白皮书一经问世，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包括那些美国政府内部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都对白皮书的发表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

8月12日，新华社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

紧接着，从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又亲笔撰写了包括《别了，司徒雷登》在内的五篇评论文章，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

《别了，司徒雷登》全文共三千多字，其中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有三段，字数不足五百，约占全文的六分之一。第一段在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驻在中国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刻，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从第二段开始，在连续十四个自然段中，毛泽东再也没提“司徒雷登”这四个字，而是将矛头直接转向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一樁桩、一件件地揭发抗战胜利后美国如何出钱出枪，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事实，对艾奇逊致杜鲁门信中的观点展开进一步的批判。直到全文快结束时，毛泽东才重新将话锋转回司徒雷登：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唤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就在两个月前，当毛泽东得知司徒雷登想去北平，以便与共产党领导人共同探讨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时，还宣称他“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为什么在短短两个月之后，司徒雷登在共产党眼中的形象就变了？答案很明显：司徒雷登其实是在替美国政府担骂名。可以说，《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与其他几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一样，它真正的批判对象是美国政府，以及白皮书的炮制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司徒雷登对中美关系及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

当司徒雷登在檀香山读到白皮书的内容时，大感震惊，以至于若干年后在写回忆录时仍对白皮书给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无法释怀。

司徒雷登认为，白皮书“是1949年8月国务院在美中关系的历史和现状问题上造成混乱认识的关键所在”。美国政府在这种时候发表白皮书的做法，特别是白皮书中刊登的抨击中国的内容，是违反国际惯例的，也是世界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他认为白皮书中虽罗列了大量的资料，但都是经过筛选的，因此该书“正文的叙述是片面的”。他无法容忍该书在第六章“司徒雷登大使任内”中披露的东西，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全书引用了许多过去一直被我视为“绝密”的资料和文件。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以及与此有关的附录中（后者达333页之多），有许多是引用了驻华大使馆发回的函电，或从中摘出来的一部分内容……

艾奇逊的信已经令我惊诧不已，可白皮书的内容及发表的秘密材料更使我震惊。我的不安有增无减。我常想，这一切将对美国、中国和美中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我还经常问自己，这对于那些名字被发表、言论被引述的中国人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对于那些提供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的美国人（他们的话被逐字逐句地引用），包括我自己在内，将产生什么影响？对美国的外交和领事官员未来向国内打报告又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白皮书中选登的许多他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和评论，将不可弥补地损坏他本人的形象和声誉，使得许多过去的老朋友与他反目成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使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把他视作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而备加唾弃;与他有着十几年交情的蒋介石则公开表示不欢迎他被派到台湾任“大使”。

司徒雷登于8月10日下午飞抵华盛顿，奉召到国务院述职。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思出面接待了他。这名官员一见面就劝他不要随便接见新闻记者和其他来访的人，最好闭门不出，或是暂时离开华盛顿。司徒雷登顿时明白，政府不希望他就中美关系问题随便发表看法。

司徒雷登没有完全听从，他在很多内部会议和半公开的场合依然毫无顾忌地谈了不少他个人对中美关系及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据时任国民党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回忆，1949年8月，司徒雷登到华盛顿后不久，在一次燕大校友为他举办的招待会上曾就美中关系问题谈了自己的六点看法：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第一个实行其主义的政党，而国民党虽有宏伟的主义却不奉行;

二，共产党将继续执行国家主义政策，而不会使他们自己从属于莫斯科;

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曾有过意见分歧，但不会出现分裂;

四，满洲将参加共产党中央政权，但要受苏俄控制;

五，共产党人具有组织的才能，但管理经济上有困难;

六，一旦整个中国被共产党征服，美国也将承认它。

10月6日至8日，为讨论对中国的政策问题，美国国务院举行了一个有国务院官员、原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和部分学者参加的圆桌会议。在这个会上，司徒雷登发表了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见解。他认为，就长远而言，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将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力将使中国的共产主义具有“完全的中国特色”。他提醒人们，虽然“目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决心实行他们从俄国学习到的正统共产主义的所有方法”，但最终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肯定会出现。

1949年11月下旬，司徒雷登病倒。随着司徒雷登身患重病和辞去大使职务，他在美国政坛上逐渐被人淡忘。只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燕大校友依然关心他、惦念他，每年6月24日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庆生。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长达44年，司徒雷登说“他就像我的儿子”。在美国，司徒雷登与傅泾波一家住在一起，直至去世。

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司徒雷登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立下遗嘱，请傅泾波在他去世后，如有可能，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原燕京大学他妻子的墓地旁。同時，他还多次叮嘱傅泾波，设法把1946年11月周恩来送给他留作纪念的一只中国明代的五色花瓶物归原主。

1986年1月29日，傅泾波找到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托他将两封信带回国转交有关方面，其中有一封信是直接写给邓小平的。信中再次提出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的问题和将五色花瓶归还中国的问题。这年6月底，中国有关部门经过协商，并报中央书记处批准，对司徒雷登的遗愿作出答复，同意接收周恩来1946年赠给司徒雷登的花瓶，将其存放在南京梅园新村;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

2008年11月17日，经过许多波折，司徒雷登的骨灰魂归故里，被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责编/陈小婷责校/张超、李希萌来源/《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著，李晶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等）

司徒雷登大事年表

1876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杭州。

1887年：回美国上学。

1902年：成为牧师。

1904年：回中国传教。

1908年：到金陵神学院任教。

1912年：任美国联合通讯社驻南京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的发展态势，得以进出南京总统府。

1919年：任燕京大学校长，适逢五四运动，出面营救被捕学生。

1928年：途经沈阳时恰逢“皇姑屯”事件;说服张学良归顺中央政府;访问南京，初识蒋介石。

1929年：改任燕京大学校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