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先走一步有风险，但国家需要有人去蹚路子，搞好了，为国家以后的改革提供经验”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擘画了福建发展的新蓝图：“希望福建的同志抓住机遇，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努力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带领福建人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生动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厦门，“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

1985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全岛。这年夏天，习近平风尘仆仆从河北南下赴厦履新。赴任那天，习近平说有双重意义：一个是他32岁生日，再一个这是他第一次到沿海城市工作，参与经济特区建设。回忆起到厦门的初衷，习近平说：“我当时很兴奋啊，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

时任厦门市体改委副主任朱丽水回忆，习近平到厦门后分管体制机制改革，直接领导推动了一系列棘手的改革探索。“放水养鱼”就是其中之一，激活了厦门港，也激活许多身处困境的国企。

改革，因问题倒逼。厦门在全国率先出台税利分流措施，全市66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针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上交比例。其核心目的是，尽可能把红利留给企业发展生产。改革第一年，厦门港务局就赚了2000多万元，没几年赚了七亿多。

时任厦门市财政局党组书记沈丹回忆，习近平非常重视这项支持企业发展的利改税政策，事实也证明这项改革非常有效，国企得到迅速发展。那时的厦门，怎么建经济特区，尚无经验可循。习近平曾深情回忆说，“到经济特区工作，是我第一次走上市一级的领导岗位，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第一次亲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这三年是全面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刻苦的学习过程，从中得到了历练。”

1986年，厦门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机构改革试点城市。习近平担任市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设等领导机构负责人，牵头研究制定了推动经济特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平时谦逊随和的习近平，在改革问题上果断干脆、态度坚决。他在不同场合提出，“经济特区的任务就是改革，经济特区应改革而生，我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一次市委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说：“改革，先走一步有风险，但国家需要有人去蹚路子，搞好了，为国家以后的改革提供经验，起纲举目张的作用。”

朱丽水回忆，“当时的改革，只说是社会主义体制的自我完善，以什么为目标，要改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答案。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行政机构改革是拆庙并庙，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搞好对外商、基层、企事业的服务工作。所以，当时的方案力度很大，直接动刀，砍掉很多政府机构”。厦门工业系统的8个专业局被全部砍掉，在全国率先实行大部委制，简化企业审批、放权给企业。“这一刀下去，很多人哇哇叫，但就是要逼着大家解放思想尽快上路，融入市场经济。”

推动厦门实现计划单列，为厦门长远发展争取有利条件;在全国首次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原则，建立精简、高效、廉洁、团结的政府;推动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成立华侨投资公司和地方保险机构，建立厦门外汇调剂中心……习近平在厦门推动的一系列大胆改革，许多思路和举措在全国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磅礴活力。

“厦门，寓意‘大廈之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对外开放之门，衷心希望把这个对外开放之门建设得更快些更好些。”1986年6月，习近平在题为《发展横向联系，加快特区建设》的讲话中说。这一年，他为引资入厦频频飞赴海外，又为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时飞往北京向专家学者请教。来来去去，他发现了两个问题：机场太小，厦门航空的班机太少。

机场扩建刻不容缓，习近平作了很多努力。厦航原副总经理宋成仁回忆：“为了厦航，习近平同志倾注心血。当时地无一寸、房无一间，没飞机、没机组。习近平同志经常跑北京，寻求中央、空军和民航局的支持、支援。”经习近平不懈努力，厦航得到了民航部门的支持，由金融机构担保，向美国波音公司租借了两架波音737飞机用于运营。

1986年，习近平为厦门航空梦奔波的同时，也为另一件事频频向北京专家求教，那就是探索建设自由港。当时，自由港在全国都是个新事物，几乎没人搞得懂。习近平决定先从学习研究入手。他向市委和市政府建议，组织抽调有关职能部门和研究机构精干人员，率先开始了对探索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研究。

时任厦门市计委副主任的郑金沐回忆，“习近平同志经常带我们上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拜访著名学者，虚心求教各种问题，邀请该院经济研究所与厦门合作研究。他勤学好问爱钻研，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

改革开放需要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习近平带课题组到新加坡考察，组织全国第一个关于“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国际研讨会，为厦门积累相关的国际资料和数据。

改革开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厦门没有完全参照新加坡的自由港模式，而是立足自身条件，提出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具体构想，明确采取渐进式、经“三步走”，把厦门建设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第一步在象屿建保税区;第二步把保税区扩大到全岛，转为自由贸易区;第三步有限度地在全岛放开自由港。

这是对中国特色的自由港发展之路的最初探索，在全国都具有很强的开创性。厦门成为这套构想最直接的受益者。此后，厦门经济特区实现了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区港联动、保税港区，到自贸试验区的迭代升级，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

1986年7月30日，习近平在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课题专职人员动员和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要长远考虑，统筹全局，不能只顾眼前，临时应付，那样会事倍功半，甚至会迷失方向，把握不住全局的主动权。”

1986年，一场征文活动——《2000年——我心目中的厦门》在《厦门日报》展开，引发全市性大讨论，众多投稿纷至沓来，抒发对未来的畅想。这场梦之旅，是习近平领导制定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时任厦门市委副书记的李秀记回忆，“当时，厦门经济特区经过5年建设，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一个发展战略作为决策指南，以实现更快更好发展。”

习近平迅速组织人马，直接牵头，担起重任。他带领十几家单位、100余位专家教授、实际工作者组成课题组，深入调研，摸清厦门市情家底，写出几十万字的调查材料，分21个专题研究，不断论证，历时一年半，形成20余万字的战略报告。当时正在旅游局工作的彭一万参与了战略编制，他说：“别的地方都是做五年计划，习近平同志要做十五年的城市发展战略，还请来不少国内著名专家参与，这种高瞻远瞩让厦门的同志印象深刻。”

这个发展战略，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在制定发展战略过程中，习近平不断强调，“要尊重城市特色和发展规律”。他把厦门经济特区放在国家改革开放全局和世界经济发展大格局中审视，明确厦门的战略地位、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对策，后来成为指导厦门城市中长期建设发展的战略蓝本。

到省里任职后，熟悉厦门、心系厦门的习近平，没有停止对这座城市发展的战略思考。

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习近平到厦门调研，一针见血点出厦门发展瓶颈：“厦门本岛基本饱和，而岛外发展明显滞后，经济腹地空间小……拓展中心城市发展空间，扩大经济发展腹地，已成厦门建设发展当务之急。”

如何开拓厦门发展的新天地？习近平发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动员令，鼓励厦门加快从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生态城市转变，并指明了“四个结合”的跨岛发展战略思路——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结合。

这一战略的实施，开启了厦门气势如虹的加速跨岛发展、推进岛内外一体化的进程。沿着习近平擘画的蓝图，厦门转型发展不断续写新篇章，城市承载功能、综合实力、区域辐射带动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在福州，推进国企改革，“他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福州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私企等各种类型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因自身体制机制弊端，步履维艰。

如何打破观念枷锁、突破重重障碍，让国有企业真正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通过扎实调研，力排众议，推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成为福州首个“试水”股份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吹响了福州乃至全省国企改革的“冲锋号”。

习近平着力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可在选择首批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时，“卡”住了。

“市里最早筛选出一批国有企业，但大家都不敢试、不愿试。”省政府顾问团成员、时任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明森回忆。

“全民所有制企业还能搞股份制？”“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既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又没有先例可参照，该怎么做？”陈明森说，当时改革开放刚十来年，即便是决策层，也有不少人对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革一时不能理解，也无从下手。

1991年，民營企业福耀玻璃酝酿上市，找陈明森帮忙制订福耀股份制改革方案。“听说福耀谋划上市，习书记想了解情况，即邀请我到他办公室聊聊。”陈明森回忆道，同他一起受邀的还有当时的福州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习书记开门见山，说邀请你们来就是专门研究借鉴福耀争取上市的做法，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显然，他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光福耀还不够，要推动更多的企业改制上市，特别是国有企业，已经不得不改了。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加大改革力度，才能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当时习近平的一席话，让他对习近平推进改革的果敢有了切实感受。

这次聊天后，在习近平推动下，福州市很快决定，由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来“试水”股份制改革。“1992年3月以后，习近平持续推动福州市国有大中型企业陆续推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在几次会议上，他反复强调，国有企业要在市场上大胆去闯去试，政府政策上要予以扶持。当年，福州就选择了近10家符合产业政策、经济效益好、有明确投资项目的大中型国企作为推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陈明森记得很清楚。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曾经说过，改革要有一个‘敢字，‘要勇挑重担，敢于迎难而上;大胆开拓，敢为天下先。当遇到各种各样困难的时候，‘不能老强调条件太差、优惠太少、历史包袱太重、人事关系太复杂等等。”福州市的几位老领导回忆说。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新组建的鑫利森公司，使福州丝绸印染厂彻底跳出了亏损泥潭;福州轧钢厂与济南钢铁总厂联营，进而由松散型合作转为紧密型合资，并引进外资，成立“中中外”企业;福州硫酸厂成功兼并了两家下游企业，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1995年6月15日，习近平在《福州晚报》上发表《福州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一文。文中说，福州国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涌现出一批“拳头产品”“全国单打冠军”和全国同行中的佼佼者。据初步统计，1994年福州市第二产业增加值148.6亿元，增长45.1%。

在改革初显成效的时候，习近平又对国企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做法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习近平的支持下，我们可以说是省内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先行者，公司率先实现股份制改革，率先实现企业兼并重组，率先实现法人股协议转让、股票上市，率先组建企业集团，在现代企业管理与运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时任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建设总公司总经理陈维辉说。

此后数年，通过采取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公有民营、独资、合资、租赁、划小、兼并等多种形式的转换机制，福州的重点国企大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2001年初，习近平在福建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截至2000年底，列入国家520户国有重点企业名单的11户企业已有9户完成公司制改造，列入国家6599户脱困考核的69户企业已有52户扭亏脱困，改制面和脱困率都超过国家的要求，国企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实现。

六年七下晋江，打造县域经济“领头羊”

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专程到晋江市调研。下企业、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在调研中，习近平总结提出“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思路。随后，习近平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发表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的署名文章。“晋江经验”从此成为引领福建加快改革、全面发展的一个标杆。

“晋江经验”提出“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晋江经验”及其启示，至今仍发人深思、启迪心智，它的形成离不开习近平科学严谨的调查研究。

“习近平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福建省省长的6年里，7次来晋江调研，我陪同了4次，受益匪浅。”时任晋江市委副书记陈章进说。

陈章进清晰地记得，他4次陪同调研的时间分别是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2年。

2002年下半年，习近平在《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陈章进说：“这应该是习近平对晋江发展如此关注的原因。”“改革开放前，晋江穷啊，不少人只能靠地瓜、稀饭填肚子。”

改革开放初期，晋江陈埭镇的群众奋起突破“左”的束缚，立足侨乡“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多的特点，联户集资兴办乡镇企业，1984年陳埭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镇，其他乡镇纷纷学习、仿效，在晋江大地上形成了一股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潮。到1989年，晋江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几十个亿，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一个亿。1992年，晋江撤县设市，年均GDP增速近30%。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全国上下一片生机勃勃，晋江市党委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放开手脚搏击商海。

1994年，这个县级市开始领跑福建县域经济，专家学者也提出了“晋江模式”这一经济发展模式。

“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陈章进记得，在1999年的那次调研中，习近平提出这个极具前瞻性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步入新的十字路口：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深度融入全球化体系;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平……以乡村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晋江模式”也遇到了发展瓶颈：“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烟囱比电线杆还多”。多则多矣，然而“只见星星，不见月亮”;富则富矣，却是“低端竞争，富而不强”。

晋江经济快速发展，究竟要走怎样的路子？带来怎样的启示？

“习近平除了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重点走访了恒安、浔兴、亲亲、优兰发、环球等十几家企业，与企业家交流谈心。他问得很细，经常一个厂一呆就是一个多小时。”陈章进回忆起调研时的点点滴滴，“每一回进企业，他都仔细询问有没有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市场是怎么开拓的，企业要怎样才能做大，存在哪些困难。”

晋江市委市政府按习近平在调研中提出的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积极培育了一批专业市场和综合市场，举办各类博览会，开通晋江企业网等，还致力各类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先后建成创意创业创新园、高校科教园等五大创新载体。有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原先小个子的民营企业，就能长得更高，长得更快。

安踏集团的成长轨迹，就是一个缩影。

2001年4月20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览会。开馆仪式后，他便径直来到安踏展馆。在这里，他与安踏体育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丁世忠有了约20分钟的交流。

当时安踏成立9年，只生产运动鞋。习近平听完介绍，对企业发展提了三点要求：把好质量关，创出自己的品牌，要有自己的创新产品。而品牌意识、创新意识，在晋江企业家中相当欠缺，为“大牌”代工是晋江鞋服企业赖以为生的生存模式，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

鞋博会后，安踏决策层开始反思：既然做品牌，就一定要打响，要与双星、李宁等当时国内一线体育品牌一决高低。安踏决定，力邀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为企业代言。很快，央视播出了安踏广告。

习近平对于创品牌的要求，在晋江企业家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晋江企业的品牌意识开始觉醒。紧跟安踏之后，晋江企业纷纷邀请中国的体育明星代言，打出自己的品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创新已成为深入安踏骨髓的重要元素，亦是安踏崛起为国内体育品牌龙头的关键。

对晋江的战略研究，习近平始终注重科学性、严谨性。2002年6月，习近平到泉州进行专题调研。就究竟是“晋江模式”还是“晋江经验”的话题，习近平说：“除了晋江这种模式以外，其实泉州所有县也都在借鉴‘三为主一共同的思路，但在借鉴过程中又各有各的发展特色，并不是照搬晋江原有的模式，以后其他地区再来借鉴这种思路，也不会照搬模式。所以我们还是叫‘晋江经验比较好。”

时任福建省副省长陈芸曾陪同习近平进行这次专题调研，他清楚地记得，那次调研的最后，习近平把原来讲话稿中的“晋江模式”都改成了“晋江经验”。

习近平对自己的想法作了进一步阐述：“模式总带有一种固定的架构，我总觉得我们晋江发展的实践还在继续，创造的经验还在不断地成熟，还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可能我们叫‘晋江经验，更符合晋江这些年来走过的道路与付出的汗水，也更符合我们对它将来做得更好、走得更快的一种期待。”

2019年3月，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我到省里工作以后，多次到晋江做了调研，全省推进‘晋江经验。福建省如果有若干个晋江，福建就不一样了。应该说，‘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

“晋江经验”始于晋江，但不止于晋江。“晋江经验”提出20年来，晋江地区生产总值从277亿元增长至2986亿元，年均增长11.6%，财政总收入从20亿元提高到257亿元，年均增长14.4%，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子。

林改改的是制度，更是呼应“百姓的期盼”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称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的又一场伟大革命”。

福建山多、林多、树多，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古以来，福建人靠山吃山。

“林改前，福建林业发展面临种种窘境，广大林农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时任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记忆犹新，福建是南方集体林区，当时的问题也恰恰出现在“集体”二字上。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集体山林的产权主体没有明显界定，林农作为集体山林真正的所有权主体被虚置，林权归属不清、机制不活、分配不合理，出现了“乱砍滥伐难制止、林火扑救难动员、造林育林难投入、林业产业难发展、农民望着青山难收益”的“五难”困局。

早在主政宁德时，习近平就萌发了林业体制改革的思想。在1989年1月撰写的《闽东的振兴在于“林”——试谈闽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一文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如何抓住机遇，把闽东林业推上一个更高的层次？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深化林业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林业自我发展能力。”

担任省委副书记后，习近平多次深入林区开展调研，了解福建林业面临的困难和群众的期盼。通过调研，习近平对林改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林改改的是制度，更是呼应“百姓的期盼”。1998年4月21日，从福州到龙岩调研的路上，习近平对当时还在省委办公厅工作的黄建兴等同行者畅谈起“土地关乎民心”的话题：“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改朝换代都因土地问题而起，自古以来始终演绎着土地兼并和抑制兼并的历史发展过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黄建兴知道，经过一系列调研，如何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设想已经在习近平心中成熟了起来。可他也着实为这位年轻的省领导捏了一把汗——林权制度改革没有先例，这可是个敏感的问题。

2002年5月，黄建兴刚担任省林业厅厅长，习近平就专门找他谈话。“当时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加快林业体制改革。”习近平的话，黄建兴至今难忘：“他说，‘我们干林业，很多人只见林，不见人。但林是人种出来的，人对林的关注、感受、利益关联却往往被忽略。你们要抓紧做好调研，尽快开展工作。”

山林承包到户，这在当时还没有先例。习近平的要求是“既要慎而又慎，又要积极推进。他说，‘为官一任，我们必须考虑老百姓的诉求和期盼，就要不怕冒险，但要试点逐步推进。”

试点，选择了林改先行一步的武平县。

2001年，武平在两个村进行试点。针对“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万安乡捷文村提出了“山要平均分、山要群众自己分”的思路，把所有集体山林按照“耕者有其山”的原则落实到户。此后，武平在全县17个乡镇各选一两个村进行试点，开启集体林权“分山到户、家庭承包”的新路。2002年4月，县委县政府成立林改领导小组，并制定《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虽然没人反对，但结果如何，时任武平县县委书记的严金静没把握。武平县37万人，改革涉及的林农就有35万人。“改革稍有闪失，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从30多个村到200多个村，随着改革推开，问题也在增多，比如这个村山场几十块，地块怎么分，历史上的所有权难以界定;有的干部认识不到位，方法欠科学，分山的程序不到位，群众意见很大，认为“分得不公平”。

这一年，涉及林改的上访增多，愈发让县委县政府头疼。在改革最关键的时候，习近平到武平县调研农业农村工作。

2002年6月20日晚，在下榻的宾馆，武平县县委书记严金静怀着忐忑的心情向习近平汇报工作。他回忆道，当时汇报的内容，主要包括武平县正在推进的一系列改革事项，林改只是其中一点。听完汇报，习近平特别把林改“拎”出來，语重心长地说：“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

第二天，习近平亲自到试点察看。“林怎么分，老百姓有什么意见，他看得很细，也问得很细。”严金静回忆说。

通过调研，习近平充分肯定了该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作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重要指示。7月初，武平县便召开全县改革动员大会，全力推进林改。

2003年4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充分总结武平等地经验基础上，出台了《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旨在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林改如何持续推进？黄建兴回忆说，习近平当时向全省林业部门提出，要解决好“钱从哪里来、树要怎么砍、一家一户怎么办”这三大问题。

“这些话通俗明了，直指林改如何深入推进。”黄建兴说，根据这三个问题，福建省做了不少尝试，也取得了很好的实效。“针对钱从哪里来，永安首创了林权抵押贷款，让林农实现了‘撬开银行门，盘活万重山;针对树要怎么砍，当年习近平就提出要做到‘农民得实惠、生态得保护，根据这一思路，我们改革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提倡在依规依法的前提下自主采伐;针对一家一户经营，我省探索以亲情、友情、资金、技术为纽带组建林业新型合作经营组织，实现规模化经营。”

200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把“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作为文件的核心内容，林改上升为国家决策。林改星火，迅疾成燎原之势。

2012年3月7日，已到中央任职的习近平，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福建代表团代表时，对武平林改予以充分肯定。他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多年来，在全省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这项改革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021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明考察时再提林改。他说，要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积极稳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创新，探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力争实现新的突破。

推动闽台经贸交流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与台湾距离最近的福建工作了17年半的习近平，高度重视做好对台工作，不遗余力推动闽台交流合作、努力增进两岸人民福祉。

1990年5月10日，习近平在福州市对台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我们必须意识到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真正把对台工作摆到特殊的位置上来，从而促进两岸经济的发展，推动统一大业的进程。”

在对台经贸往来中，习近平非常重视软环境建设，悉心打造招商平台。那时候大部分台商对大陆不熟悉，需要更多的沟通。习近平特别看重返乡台商的情谊，重要客商来的时候，他都是亲自接见，和他们交换对福州经济发展的看法，不少与他打过交道的台商都称赞他低调、亲和、愿意倾听。

福州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习近平强调要筑巢引凤，引了凤要筑巢。1994年6月21日，福州市台资企业现场办公会在鼓山镇召开，现场解决台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当场宣布，在市外商投资企业领导小组中，专门建立对台经济工作会议制度，协调解决对台经济工作有关问题;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类似的现场办公会，协调解决台商投资、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1994年7月，习近平提出“我们自己来办展”，招商引资。他谈了两点设想：一是招商展会不能搞形式，热闹几天就过了，要办就要常态化，拉长时间，搞个招商月，让投资方有充分的时间接触和洽谈;二是不要单纯办成福州的招商对接会，建成一个平台，同时邀请国内其他省会城市一起参加，既能聚人气，也能实现资源共享。

当年10月，在习近平的直接推动下，首届“福州国际招商月”隆重举行，22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客商参会，前所未有的开放大平台吸引了全球目光。1999年，福州国际招商月拓展、提升为“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即“海交会”），这是祖国大陆最早举办的海峡两岸经贸展会之一，一直延续至今。中华映管、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闽台重点合作项目都在这个平台上孕育而出。

为了这些重大台资投资项目顺利落地，习近平倾注心力，亲自关心和推动。海峡两岸汽车业合作的典范——东南汽车，在1995年8月签约，落户闽侯县青口镇。为了洽谈这个项目，习近平仅1995年一年内就三次会见该项目的相关负责人。

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对两岸交流始终高度重视，推动两岸实现“三通”。1986年，习近平组织编写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对台专题部分占据了重要篇幅。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把厦门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实施对台政策的实验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是厦门首先提出来的。”

在宁德地委书记任上，习近平抓住当时两岸重启交流和商贸往来的机遇期，重新搞活宁德对台贸易，并借此推动两地的直接通商。在福州市委书记任上，习近平同时兼任市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张打好“台牌”，创造性地提出“以侨引台、以台引台”等招商引资思路。很快，福州迎来了第一波台商“登陆热”。当年投资的台商感慨：“当时，台湾尚未开放对大陆投资，到福州投资还是有很大风险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福州市的开放意识和行动非常领先。”1992年，除夕之夜。习近平通过《海峡之声》发表广播讲话，向台湾同胞致以新年祝福。他说：“新的一年，我们期待着进一步扩大榕台文化、科技、体育、学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并愿积极推进两岸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此番讲话前后，以福州、厦门等地的前期准备为基础，福建省提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的建议，呼吁率先实现闽台直接“三通”。

被任命为福建省代省长的第二天，习近平就在福州召开台商代表座谈会，强调“切实依法保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并继续推动闽台人员往来，进一步扩大闽台各项交流”，让与会台商代表深受鼓舞。座谈会后，习近平马不停蹄地走访了福州马尾、闽侯、福清等地的大型台资企业，进一步推动两岸经贸合作。

在他任上，厦门设立了大陆首家台商会馆，福州也建立了第一个以台资企业为主的工业村。不仅是经贸合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央的决策部署下，习近平等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积极推动闽台直航，方便两岸民众往来。1997年，福州、厦门港被指定为两岸直航试点港口并正式启动试点直航，结束了两岸48年来没有商船直接往来的历史。

新世纪，随着两岸船舶进出、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通关、检疫等方面的业务多了起来，衍生出许多新的问题，相关指导、协调工作都落在了省台办。对此状况，习近平支持成立了省台办“三通处”。福建省委、省政府连续五年为省台办增加编制和经费，有关两岸“三通”的事务逐渐理顺。

2001年1月28日，福州馬尾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中心与马祖经贸联谊会，在福州签署《福州马尾—马祖关于加强民间交流与合作的协议》（即“两马协议”）;3月2日，厦门市两岸交流协会与金马地区两岸交流协会，在厦门签署《关于加强厦门与金门民间交流合作协议》（即“两门协议”）。

厦门与金门、马尾与马祖的海上直接往来，以及“两马”与“两门”关于民间交流与合作协议的签订，使闽台经贸交流翻开了新的一页。

2002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发表新春祝词。习近平指出，福建省为促进两岸直接“三通”，先后投入巨额资金，对机场、港口、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并对两岸“三通”相关的业务、技术等问题进行深入论证、研究，包括台风、潮汐、水文等有关资料也准备齐全，可以说已经为两岸“三通”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希望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早日实现两岸直接‘三通。”他通过媒体向台湾同胞宣告。此后，习近平虽然调离福建，但对于两岸“三通”一直念兹在兹。福建也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

从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晋江经验”总结，到推动国企改革、林改，再到开拓两岸交流合作，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对于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实践，是不断推进福建发展的宝贵财富和巨大动力。而这些经验对于全国改革开放实践也极具借鉴意义。

（责编/张超 责校/李希萌、赵雪纯 来源/《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上、下册），本书编写组著，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