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悦

内容摘要：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创作有意识地继承了维吉尔式的牧歌形式，但其诗歌中的自然不具备理解、包容人类的属性，呈现出紧张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使得传统牧歌提供的“向自然中逃遁”的路径不再适用。面对这一现代性信念危机，弗罗斯特强调写作作为语言实践，是一种以传统诗歌形式暂时抵御混乱的方式。同时，针对个体隔绝造成的内心孤独，弗罗斯特在诗歌中让主人公用理解力去深入从属关系边界处的媒介物，用隐喻性的诗歌语言，为现代生活中人们由冷漠造成的孤独提供了可能的解决路径。

关键词：罗伯特·弗罗斯特 田园诗 现代性 隐喻

由于坚持使用传统诗歌形式及其变体进行诗歌创作，且诗中常出现具有新英格兰风貌的农村图景——未漆的农舍、霜冻的村落和沉闷的起居室，弗罗斯特常被认为是具有地域风情的传统田园诗人，而被排除在他同时期以奥登、T.S.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之外[1]。但如果将弗罗斯特的诗歌看作是以田园诗（pastoral）传统对现代工业化的抵抗，就容易简化其诗中关于现实性悲剧感的深刻思考，误读其用诗歌语言弥合现代性自我危机的尝试。

本文将弗罗斯特洋溢着田园气息的诗歌放在与牧歌传统充满张力的对话关系中，解读弗罗斯特诗歌对现代人信念危机的表现和相应的反应策略。

一.现代性信念危机：对超验存在的信念丧失

在《波士顿以北》的序言中，弗罗斯特表达了对维吉尔《牧歌》范式影响的自觉，他讲道《波士顿以北》“是作为分散的诗写作的，并采取了维吉尔的牧歌所建议的形式。”[2]牧歌是由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首创，经维吉尔发展形成的一种以乡村田园生活为模仿对象，以自由的牧羊人（牧羊女）为主人公的诗歌传统。牧歌往往讲述自然美好的乡野生活，也不乏理想生活被破坏招致的感伤。维吉尔的十首牧歌在形式上的特点是充斥着牧羊人的对话或戏剧性独白，这一点在《波士顿以北》中被继承，主人公是垒墙、割草、收获的农民，且他们像在不同的独立诗篇中出演一幕幕相似的戏剧或独角戏，[3]例如以夫妻俩的对话探讨即将死去的老雇工的生存困境与意志的叙事诗《雇工之死》，在简洁的篇幅中铺设了戏剧场景，二人的对话推进情节发展，并以老雇工的死亡作为戏剧冲突的高潮。弗罗斯特的诗歌形式有传统牧歌的风格，而他与传统的对话成为了一种创造更多意义的方式。

牧歌本身是一个丰富的传统，不仅是一种类型，也是一套有其完整抒情议论结构的惯例。维吉尔笔下的牧羊人生活在神秘的阿卡迪亚——能够躲避灾难、死神的世外桃源。从维吉尔到弥尔顿、华兹华斯，诗人采用这种诗歌类型去探讨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和自然信仰，探讨理想田园生活的丧失和人的异化。[4]但在弗罗斯特众多以新英格兰乡村为背景的诗歌中，存在对这一传统的不和谐的更新。面对工业化与现代社会的威胁，弗罗斯特诗中没有出现对古老美德的怀旧，也没有对救世主的渴望。弗罗斯特笔下的自然对人的生死悲喜冷眼旁观，乡村生活充满信任、理解的藩篱，自然不断挑战着人类对自由、平等和独立的理想主义构想。这为浪漫的田园诗增加了复杂的现代态度，而不能简单归结为悲观的转向。

超验的阿卡迪亚不复存在，新英格兰白雪与深林共同构成的现实场景扑面而来，黑夜与严寒更是暴力的威胁。美国20世纪著名文学与社会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曾在《关于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演讲：文化插曲》一文中，将弗罗斯特称为“恐怖诗人”。因为弗罗斯特的诗歌再现了生活的恐怖真实，反映了旧的欧洲意识的瓦解，以及对真理和自我的认识。[5]例如，在《荒野》一诗中，恐怖和空白感有着向深处的铺展：

大雪和夜一道降临，那么迅速，

压向我路过时凝望的一片田野，

田野几乎被雪盖成白茫茫一片，

只有些许荒草和麦茬探出积雪。[6]

第一节中白雪和夜色的渲染展开了一个被大雪覆盖的原野景象，仍有少量的杂草和残茬留存在地面，似乎暗示这仍不是最差的情况。第二节中出现的“孤独”，在第三节中变换了词形反复出现（loneliness、lonely），可见首先是面对毫无生机的旷野时，孤独感向人袭来，紧接着孤独感在重叠的韵词中不断膨胀：

尽管孤独乃寂寞，但那种孤寂

在其减弱之前还将会变本加厉——

白茫茫的雪夜将变成一片空白，

沒有任何内容可以表露或显示。[7]

第三段最后落在了表露、显示（express），通过韵律的传递，将孤独感与表达能力的丧失联系起来。谜底在第四节末尾处揭开：

我能用自己的荒野来吓唬自己，

这片荒野离我家近在咫尺之中。[8]

前几节苍白雪原意象的铺排是为了观照人的内心世界，外在世界中掩盖一切生机的雪夜带给人的孤独无助感不是最可怕的，真正令人恐惧的是人处于自己内心的荒野中，没有什么可以信赖和言说。人的内在堕入失去信仰的黑暗，人就成了自身的荒漠。自然界作为人内心的外在对照是弗罗斯特常用的诗歌处理手法，如《我窗前的树》一诗中始终存在的“外面”和“里面”的对立，人和自然物的理解与相知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弗罗斯特笔下的自然不具备理解、包容人类的能力，甚至充满威胁性。于是传统牧歌为人提供的向自然中逃遁的路径不再适用，人最终还是要回到自身的真实境遇，独自面对内在的危机。且真正的危机不在于自然的强力，毁灭性的力量来自于人自身的内在世界。

二.“往后退一步”：暂时抵御混乱

二十世纪的著名比较文学学者雷纳多·博格力曾对“田园诗”有这样的定义：“对纯真与幸福的双重渴望，要恢复它，不是通过重生而是通过退却”。[9]因为传统的田园诗不是为乡下人写作的，而是为渴望逃离混乱的文明世界，撤退到“美丽的地方”[10]的人写作的。对希腊人来说，这个“美丽的地方”就是被潘神统治的“阿卡迪亚”，在阿卡迪亚，人能够恢复被文明束缚前的纯洁自然状态。

到了弗罗斯特写作田园诗的时代，这种对“阿卡迪亚”的质疑就变得尤为突出了。现代主义兴起以来，自然对混乱人世超验的复原力量受到质疑，幻想中的可供遁世的美好小岛不复存在，因此，回归自然不再是解决信念危机的办法。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语境中的诗人们，为无序和混沌的信仰危机寻找解药。T.S.艾略特找到的是基督教，庞德找到的是中国古典哲学，而弗罗斯特找到的是借诗歌语言抵御时间，暂时后退一步的策略。在他后期的诗集《绒毛绣线菊》中有一首诗名为《后退一步》，弗罗斯特在具体的情境中讲述了面对分崩离析的世界时“往后退一步”的智慧：

我感到脚下大地在晃动。

但凭着后退一步，

我避免了坠入深渊。[11]

杰伊·帕里尼在《弗罗斯特传》一书中介绍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1927年，弗罗斯特从亚利桑那州到阿姆斯特镇的途中，透过火车车窗，看到一座桥被洪水冲走，一辆汽车在塌方的堤岸边缘小心翼翼地后退。每退一点，就有一块地面从轮子下掉落进洪水。[12]这一经历被弗罗斯特写进了这首诗中。洪水场景成为时代普遍危机的隐喻，谨慎地后退一步是自我保全的方法，后退的程度是有节制而审慎的。弗罗斯特认为诗歌写作也是一种“向后退一步”，作为一种语言实践，是以传统诗歌形式暂时抵御混乱的方式。[13]在《十月》一诗中，诗人为秋日出主意，极力建议时间放慢;在《春日祈祷》一诗中，诗人以古老的祈祷形式，向自然神灵诚恳地求索快乐。诗人想要通过诗歌这种语言形式达到某种效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神秘主义的诅咒、祈祷仪式有关。可以追溯到的《圣经》开头，上帝说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最初是通过命名万物的方式来创造万物的。在词与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连接，在某种特定的言语仪式下，说出事物的语言形式可以促成事物本身的达成。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作为一种语言形式，有了在无序的世界中重新组织现实的力量。

因此，尽管外界自然以其不可撼动的必然性让人感到渺小和无能为力，但弗罗斯特是一位以诗歌作为栖居方式的存在型诗人，诗歌实践有干预现实的力量。面对自我危机，如果说传统牧歌给出的路径是远遁尘世，那么弗罗斯特则认为可以借助诗歌的语言形式进行暂时性的撤退，短暂地逃离混乱世界的困扰，就像《白桦树》一诗中著名的精妙隐喻——“暂时爬上白桦树，离开地球一小会儿。”

三.通过理解媒介物来建立新的联系

在田园诗的传统中，文明对自然伦理的侵入导致人际关系的异化也是常见的主题。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加深了现代生活的孤独感和不安感。尽管弗罗斯特在政治上反对罗斯福“新政”，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崇尚自立，认为加强集体只会削弱个人。[14]但弗罗斯特并不极端，在诗歌中既不向往邻里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也不赞成的卢梭般躲避他人坚守私人领地。弗罗斯特的许多诗中都流露出对隔绝的抗拒，比如《启示》一诗中的：

因此就算隐藏得很好，

也必须告诉别人我在哪里。[15]

就算隐居避世，也要留下线索来让人发现，渴望理解、渴望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现在关上窗子吧》一诗中，窗户是人抵御外界风雪侵袭的屏障，但与墙壁相比，窗户是透明的，对视觉并不封闭：

所以关上窗吧，别听风声

且看被风搅动的一切。[16]

或许这首诗更能代表弗罗斯特对于避世的态度，即在无情、无常的环境中人需要自我保护，有时候是关上窗子，有时候是暂时离开地面，有时候仅仅是往后退一步，但不能完全消极地与世隔绝，应该保留对外界的感知力，并尝试去与人建立联系。

弗罗斯特常用微小的媒介物作为重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桥梁。如在《一堆木柴》一诗中，远离家园的行人无法确定自己身在何处，只觉得周围白茫茫一片，在一只通行而心怀戒备的小鸟的引导下，行人看到了一堆整整齐齐的木堆，“标准的四乘四乘八”的木堆象征着无序环境中的秩序感，就像在沙漠中发现人烟，孤独的心灵得到慰藉。这些媒介物的共同点是——它们在社会属性的从属上是别人的，别人对方整齐的木堆、雪夜赶路时别人家的树林（《雪夜林中驻足》）、清晨劳作时别人未割的花丛（《花丛》）……作者、诗歌的主人公和诗歌里的陌生人，就是通过这些媒介物产生的情感联系。

但能够重建人际关系的不是媒介物本身，而是需要人自己去关注和理解媒介物。对于媒介物缺乏理解力是无法与他人建立情感聯系的，如同《修墙》一诗中，修墙的行为已发生了多年，邻里之间对“篱笆牢实邻居情久长”的谚语不求甚解地奉行，但实际上好篱笆和好邻居的关系远不止这么简单。[17]弗罗斯特诗中，主人公理解媒介物的过程和重建与他人联系的过程是同构的，如《花丛》一诗中，“我”通过对上一个割草人未割的一簇野花的关注，扭转了“正如人都注定孤单/ 不管他们是一起干活还是分开单干”的悲观念头。诗中“我”在黎明时刻去接班翻晒割下的草时，前一位割草的劳作者已经离开，正当“我”开始感慨每个人都注定孤独劳作时，一只蝴蝶将“我”的实现引向上一位劳作者有意留下的野花上，河边的芦苇被割得干干净净，但却保留下一簇野花，成全它们自在盛开。“我”通过关注和理解，看到了这簇未割的野花背后，有另一个劳作者善良、审美的心灵，与“我”是精神上的同伴。于是在诗歌结尾：

“人们共同劳动”我由衷地对他说，

“不管他们是单干还是在一起干活。”[18]

诗中的“我”不再自言自语、感到孑然一身的孤独，而是由衷地对没见过面的“他”讲述从一簇未割的野花中获得的温暖启示：无论客观上是否有人陪伴，人都并非独自劳作。诗中的主人公走出了独白的状态，有了交谈的对象。在如上的对话关系中，建构了正面的、积极的情感通路。

因此，弗罗斯特诗中人对媒介物的理解能力，与人互相理解的能力密不可分。那么现实中人际关系的隔膜状态就往往是因为人囿于自己的事情和见识，对他人的事情漠不关心、缺乏理解力导致的。人们需要通过关心彼此的事情，来走出自我内心隔绝的荒漠，个人与外部世界积极的联系也在这个过程中重建。

综上所述，弗罗斯特田园风格的诗歌创作有意识地继承了维吉尔式的牧歌多用对话和戏剧性独白的形式特点，但相较于牧歌稳定的抒情模式，弗罗斯特诗歌中的自然不具备理解、包容人类的属性，而呈现出紧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超验的“阿卡迪亚”不复存在，因此传统牧歌提供的向自然中逃遁的路径不再适用。弗罗斯特与田园诗传统充满异质性的对话，严肃而真诚地探向人的生存现实：面对信仰危机，弗罗斯特强调写作作为一种语言实践，是以传统诗歌形式暂时抵御混乱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语言形式“及物”的能力，和诗歌干预现实的可能性。同时，针对个体隔绝造成的内心孤独，弗罗斯特在诗歌中让主人公用理解力去深入从属关系边界处的媒介物，用隐喻性的诗歌语言，为现代生活中人们由冷漠造成的孤独提供了可能的解决路径，即应通过关心彼此的事情，来重建与他人的情感通路。

注 释

[1]例如克林斯·布鲁克斯称弗罗斯特为“一个地区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 [美]克林斯·布鲁克斯，现代诗歌与传统[M]，北卡罗来那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110-135页

[2]“它是以维吉尔的圣歌所建议的形式写成的零散的诗。”自译自诗集《波士顿以北》的序言，[美]罗伯特·弗罗斯特（著），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散文和戏剧集[M]，纽约：美国图书馆版，1995年，第849页

[3]参考诗集《波士顿以北》的序言，同[2]

[4]参考[英]罗伯特·法根：剑桥罗伯特·弗罗斯特简介[M]，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5]参考[美]考克斯，詹姆斯·M等（编），罗伯特·弗罗斯特：评论文章集[M]，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普伦蒂斯出版社，1961年，第151-158页

[6]同4，第166页

[7]同4，第166页

[8]同4，第167页

[9][英]雷纳多·博格力（著）， 燕麦长笛：田园诗和田园理想随笔[M]。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页

[10]拉丁语locus amoenus，英语“lovely place”，美丽的地方，参考[英]雷纳多·博格力（著），燕麦长笛：田园诗和田园理想随笔[M]。同10，第3页。

[11]同4，第217-218页

[12][美]杰伊·帕里尼，罗伯特·弗罗斯特：一种生活[M]，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90年。第694页

[13][美]尼娜·贝姆主编，《诺顿美国文学选集》（D卷）[M]，W.W.诺顿公司，2016年，第281页

[14]同15，第281页

[15]自译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散文和戏剧集[M]，第27頁

[16]自译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散文和戏剧集[M]，第36页

[17]同4，第33-35页

[18]自译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散文和戏剧集[M]，第30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