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中

你眼中的洛阳有什么？是河图洛书，还是龙门石窟？是洛阳纸贵，还是白马驮经？是洛阳三彩，还是河洛风情？也许，洛阳民俗文化才是洛阳最平凡却最明艳的底色。

洛阳是我国十三朝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在漫长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了以河洛大鼓、牡丹花会、关公信俗等为代表的独特地方民俗文化。

河洛大鼓

河洛大鼓起源于清末民初，早期又称“大鼓书”“鼓碰弦”“钢板书”，是在洛阳琴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洛阳琴书词曲典雅，旧称“琴音”，最初多在官宦、商绅和文人之间传唱，流入民间后，改称“琴书”。19世纪初，洛阳琴书与“单大鼓”结合，并吸收了河南坠子的一些曲调，而形成河洛大鼓。

河洛大鼓最初流行于洛阳周边的农村地区，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洛阳、偃师等城市盛行，当时的洛阳城区已经具有较为稳定的曲艺市场。到20世纪50年代初，河洛大鼓才被正式定名。2006年，“河洛大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河洛大鼓受到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听众越来越少，老艺人或已谢世，或不再从事表演活动。随着洛阳周边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河洛大鼓的演出空间也越来越小，许多仪式性和娱乐性演出场合正在慢慢消失。这种状况令人担忧，幸好有一批非遗传承人仍在默默坚守，比如河南洛阳偃师人陆四辈，艺名“陆杏林”，10岁起跟随父亲学艺，后师从河洛大鼓大师张天培，为河洛大鼓第四代传人。陆四辈对河洛大鼓的伴奏体制进行了改革，在传统乐器坠胡、三弦之外，增加了二胡、板胡和琵琶等，丰富了河洛大鼓的伴奏音乐。

在一代代大鼓艺人的坚守和创新下，河洛大鼓形成了欢快活泼、个性鲜明、表现力丰富的地方表演风格。

其一，河洛大鼓集多种河南地方音乐为一体，形成了豫西地区独特的曲调形态。河洛大鼓艺人对地方曲调中相关的音乐素材进行吸收与融合，形成新的音乐语言，使唱腔板式更加鲜活，使叙述故事情节与描写人物性格的方式更加丰富，同时增强了河洛大鼓的艺术表现力。

其二，河洛大鼓以河南方言音韵为基础，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旋律形态。河南方言是河洛大鼓的音韵基础，其独特的语音系统对河洛大鼓的音调旋律发展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河洛大鼓因此具有了独特的音乐色彩和浓郁的地方风格。

其三，河洛大鼓以多种唱腔板式组合为体系，形成了多变的结构形态。河洛大鼓艺人可以根据故事的篇幅、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板腔序列进行组合，在叙述故事情节、描写人物性格及刻画人物心理等方面产生了独特且多样化的艺术效果。

其四，河洛大鼓以宫调式为基础，融合离调与转调，形成丰富的调式结构，从而使表演更加细腻灵活，加强表现力的同时，也显示出民间音乐自然纯朴的艺术魅力。

牡丹花会

“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牡丹是我国传统名花，素有“花中之王”的美稱，其富丽端庄、艳冠群芳，自古为人们所叹赏。它的栽培历史也很悠久。牡丹栽培起源于河洛，至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洛阳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加之其作为中原古都所独有的人文环境，使它与牡丹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牡丹的栽培中心之一，早在唐宋时期，洛阳即已具备系统、成熟的栽花技艺，形成赏花习俗，出现了与牡丹有关的诗词、书画、传说、服饰等，由此衍生出洛阳牡丹文化。

唐代，洛阳作为东都，交通便利，贸易兴隆，城内园圃林立，几乎家家种植牡丹，赏花之风亦盛极一时。白居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牡丹芳》）和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的诗句，正是对当时洛阳品赏牡丹习俗的生动写照。宋代以来，赏牡丹习俗在民间更为盛行，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描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并张幄帘，笙歌之声相闻……至花落乃罢”，并有诗句“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宋代洛阳牡丹有100多个品种，不少品种名贵非凡，其中“姚黄”“魏紫”被誉为“牡丹之王”和“牡丹之后”，尤受人们青睐。

1982年起，牡丹花成为洛阳“市花”，每年四五月，当地都要结合牡丹花期（谷雨时节）举办“洛阳牡丹花会”。2010年其更名为“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集赏花观灯、旅游观光、经贸合作与交流为一体，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型综合性经济文化活动，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国“四大名会”之一。花会期间，观赏者围绕牡丹开展赏花、观灯、作画、赋诗等文化活动，使洛阳牡丹文化不断发扬光大。如今，牡丹已经成为洛阳重要的城市形象代表，花会不仅是洛阳发展经济的平台和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更是洛阳走向世界的桥梁和世界了解洛阳的名片。

牡丹具有代表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优秀品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富贵花”牡丹并不娇嫩脆弱，无论是在悬崖峭壁，还是在黄土高原，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周总理曾经在洛阳夸赞牡丹“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是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今天，牡丹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不仅代表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前程似锦、国泰民安的美好形象，还代表了全国人民共同致富的生活理想和美好愿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公信俗

河南洛阳的关林，是冢、庙、林三祀合一的古代建筑群，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关林在汉代关庙的原址上形成了今天关林的基本规模。关林的祭祀仪式汇集了狮舞、鼓舞、武术、杂技、面塑、海神、高跷曲子等洛阳地方民间艺术，同各种关公的信俗传说融为一体。

关公信俗源远流长，以关公“忠、义、仁、勇、礼、智、信”精神为内核，以传统信俗、祭祀典仪、祈福活动等为载体，历年来为海内外中华儿女所推崇。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关羽败走麦城，为江东孙权所杀，曹操以王侯之礼埋葬关羽首级于洛阳，并建庙祭祀。百姓因崇尚关公忠义，纷纷自发地对其虔诚祭拜，再加上历代统治者对关公的推崇和不断加封，让关公由一员武将逐渐变成受人尊崇、佑人平安的“武圣”，甚至与“文圣”孔子齐名。

隋唐以来，以各地关帝庙为场所，发展出了关公祭祀典礼、关公庙会等活动，形成关公信俗。千余年来，关公信俗兴盛不衰，关公成为一个圆融三教、跨越时代阻隔的历史人物，甚至被不断神化成为“关圣帝君”。“庙宇盈寰中，姓名走妇孺”，关公信众来自于社会各阶层，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均对其十分尊崇。通过对关公的祭拜及庙会、戏文演艺等活动，关公信仰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群体信仰。2008年，关公信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洛阳关林在海内外关帝庙中等级最高，是古往今来关公信众重要的祭拜场所。关公信俗以洛阳为中心，沿京杭大运河与丝绸之路向四周辐射，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乃至中亚、东南亚等地区，都有大量关庙或关公文化遗迹。“当时义勇倾三国，万古祠堂遍九州”，就是对关公信俗发展盛况的最好写照。在他乡，关公信俗中的信义为本、惩恶扬善、恩待同侪、同患难共富贵等精神滋养了艰难困苦中的游子，成为海内外华人世界观、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

关公信俗在千余年的传播和演化中代代相承，影响深远，虽历经动乱离散，但其信仰核心始终保持未变，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性。人们信仰关公、敬拜关公，本质上是关公的精神文化承载了民众的美好愿景，契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公的忠义精神为历代统治阶层和社会主流所推崇，诚信精神被奉为经商信条，礼、智、仁是儒家的人伦典范，勇猛神武为平民百姓所敬仰。

如今，关公的精神更是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高度契合。人们对关公能带来财运和吉祥平安的认同，对关公信俗的尊崇和推广，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感，凝聚了民族精神。

当然，洛阳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胜数，以上只是管中窥豹，择其一角而言之。与洛阳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迹相比，洛阳民俗文化更具有民间性和传统性，为洛阳增添了几分独特的文化色彩，这也是洛阳最平凡却最明艳的底色。